明朝胡惟庸案专题 [复制链接]

胡惟庸（?～13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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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开国谋臣之一，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 在明朝创建、发展的初期，胡惟庸得到朱元璋的信任，被任命为丞相，独揽中书省大权。在他任相期间，凭借皇帝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有恃无恐，并结党营私，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罢中书省、废丞相，朱元璋经过缜密的考虑和多方面的改革，逐渐削弱胡惟庸手中的权力， 相权和皇权的斗争不断激化。 胡惟庸为此密谋起事，后被告发，朱元璋借此诛杀胡惟庸及其家人。此后，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多人，株连蔓引，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设丞相。  

2008-04-28  人教网


胡惟庸案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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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蓝之狱，也称胡蓝党案，是胡党之狱和蓝党之狱的合称，“胡”指胡惟庸，“蓝”指蓝玉。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对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历史上宰相篡夺皇权的并不罕见。朱元璋历尽艰险登上大位，他决不能容忍别人

与他分享权力，他对身边的任何权臣都会严加防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身边的任何权臣都面临着危险。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是中书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

　　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呢？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这叫天人感应。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家里来观看祥瑞，朱元璋就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少监，以示旌表。

　　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问题。长时期以来，胡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人对其表示怀疑。

　　但仔细读历史，《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状像故事传说一样，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时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属捕风捉影之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胡惟庸罪状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谈迁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那么，既然胡惟庸没有正当罪名，又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消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我们说，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说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到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在胡惟庸案中被牵连的李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负责山林绿化的官员）王国用就上书为他鸣冤，意思是说李善长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即使帮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会更高，李善长不会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李善长这样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场，将会令天下人寒心。

　　据说，王国用的这封信是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虽然批评尖锐直白，但入情入理，无可辩驳。朱元璋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前面我们说了，此案还牵连到辅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韩国公李善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人说李善长跟胡惟庸的关系不错，李善长弟弟的儿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们是亲戚。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长介绍来的，所以应该惩治李善长。朱元璋说，李善长跟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能处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胡惟庸案发十年以后，有人又告发说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而不揭发，因此他就是“胡党”。于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长抓来杀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被处死。李善长从朱元璋一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在他的左右给他出谋划策，并供给军饷。但朱元璋在集权问题上从不手软，终将李善长处死，这就是所谓的“胡惟庸案”。杀了李善长后，胡惟庸案宣告结束，此案的后果是废除了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将近两千年之久，中书省撤消以后，中国的丞相制度从此取消。明朝从此不再有丞相，什么“救时宰相”于谦、“奸相”严嵩、张居正，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丞相或宰相，所谓的“崇祯五十宰相”，也不是真宰相。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依然没有设宰相。大家耳熟能详的“宰相”刘罗锅，实际也不是宰相，只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真的追究起来，这些大臣是连宰相的名也没有的——所谓宰相，不过是内阁大学士或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习惯上把所有的大学士都叫宰相，那只是沿袭以前的说法。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以后，改变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的权力增大了，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廷臣说：“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与废除丞相制度同时，朱元璋对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机构也加以改组，他下令解散原来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大都督府，因为大都督的兵权太大了。他把大都督府划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即五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都有一个掌握着一定兵权的都督。这样，统领天下兵马的大都督兵权就被瓜分了。每个都督的权力只有原来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对皇帝构成威胁。并且五个都督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听命于皇帝，如果一个都督要造反，其他四个将会形成牵制；退一步说，即使有两个或三个都督串联起来要造反，也不太容易。

　　总之，将这些举动联系起来，都可以看作是朱元璋集中皇帝权力的一个完整过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稳了。从此，皇帝不再允许自己的权力分散，中国君主宗法制的专制制度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朱元璋对于权力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因而对于权臣的防范也就没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这种心态也就越严重。他感到年老体衰，他要为未来的继承者留下一个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开杀戒。

大明王朝1380——朱元璋与胡惟庸[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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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伯牛  《mang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7期

    汉高帝和明太祖，是国史上出身平民而贵为天子的“绝代双骄”，二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则是对功臣痛下杀手。汉高帝杀韩信，杀彭越，杀黥布，囚樊哙，走卢绾……将汉初分封的异姓王赶尽杀绝——仅馀偏处一隅的长沙王吴芮能够善终。

    试将明与汉作比较，则有两点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杀规模，远迈汉代；二是朱元璋的杀人手段，远较刘邦高明。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而，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余，万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看来，朱元璋对宰相制度并无成见，乐以沿用。

    但是，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均不得善终。尤其是“胡惟庸案”，牵连之广，史上罕见。为什么？

    有人说胡惟庸这个人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

    据《明史》本传，胡惟庸于官吏之“生杀黜陟”，有时“不奏径行”；这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也许有点过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统领，偶有过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错。让朱元璋恼火的，则是他隐瞒不利于己的报告，不让皇帝看到；至于收受贿赂、提拔私人等，与上述相较还算小过。尽管如此，仍不足因此致命。胡惟庸终至惹上杀身之祸，则因他与仕途受挫的陆仲亨、费聚等人深相结纳，怂使李善长、陈宁、毛骧、李存义、林贤、涂节等文官武将，在国内组成反帝集团，对外则联络蒙古、日本，意图不轨；孰料明太祖洞烛其奸，先发制人，将“胡党”一网打尽。因牵及此案被杀者共计三万余人，其中，封侯者二十馀人，五品以上大员不胜其数，为二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见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叙之“胡惟庸案”。

    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设丞相。

    然而，掩卷而思，不能无疑。

    胡惟庸投奔朱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权始于洪武六年（右相汪广洋被黜，胡惟庸成为“独相”），被诛则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说朱元璋不知胡惟庸是个“奸臣”，难以为信，因为朱元璋不可能花二十年的时间才认清胡惟庸的真面目。否则，朱元璋哪有资格开创一个时代？此处可疑。

  更令人起疑的是，胡惟庸于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狱，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因为刑事案件（怒杀家仆）和行政上的絓误（将罪妇分配给文臣为妾）。蹊跷的是，入狱后，突然有人出来指控他谋反，胡惟庸遂以此论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头，也还是“反状犹未尽露”。要等到十年之后，因审讯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获，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谋”，开始执行连带的清洗。试问，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办得太具戏剧色彩了？

    读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为开创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干大事业的人），理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那就是能够最迅速最透彻发现人性的弱点；还应有一种与之相辅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点。曹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举才，勿拘于品行”，说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无缺，不怕你好名、贪利、沉迷于醇酒妇人，只要你有济物应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御之”之“道”，没什么玄虚，不过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轻利，重利则不恤于名，敢做风流鬼的也不怕马革裹尸还，那么，分别委诸讽谏、征税和治军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于好名太过，乃至苛责帝王；搜刮务尽，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战胜后纵兵淫掠，不免有损于军纪。这都不算大问题。因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谓解释、裁判与赏罚之权——三者是权力的最高级形式——尽在掌握，只须折冲权衡，损有余，补不足，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说，观察人性的弱点，可谓“知人”；利用人性的弱点，堪称“善任”。斯二者，朱元璋无疑兼而有之。他既能欣赏惟庸的便给任事之才，也必察觉他专宠恃才的弱点。但是，用他干什么，用他到什么时候，这才真正体现朱元璋的手段。

    国家草创，外患略尽，而内忧方起。试想，与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觉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从前呼兄道弟，好不亲热，转眼之间，你是九五之尊，我却要北面称臣，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心内自会生出几句不堪也不足为外人道的说话。话憋久了，就会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则觊觎之心油然生矣。这套逻辑不一定对每个功臣都产生效力，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想，朱元璋就会感觉不踏实。

    这个人是谁呢？怎么让这个人自己蹦出来呢？此题极难解，或曰无解。因为，若不公然反叛，谁也找不出这个人。难道等这个人主动献身再对付他？此计大谬。因为，一旦这个人明昭大号起而造反，朱元璋大半已经对付不了他。于是，为了不致被动，只好“有杀错，勿放过”；于是，朱元璋不得不假定所有功臣都要篡位；于是，杀尽功臣才是开国之后内政方面的当务之急。但是，也不能对着功臣簿一通乱杀，要讲次序；讲次序，自然先杀名列前茅的；刘基与徐达，一文一武，功勋卓著，名次最前，杀之必不谬。只是，这两人根正苗红，只要其人不首先造反，绝不可能找到理由杀他。怎么办？借刀杀人。

    且读《明史》。胡惟庸尝诱使徐达家人福寿诬告徐达，孰知福寿不吃他这一套，反而举报他。中伤元勋，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书上说徐达知而“不问”，朱元璋亦未对此表态，遂不了了之。

  洪武八年，刘基病，胡惟庸请了医生去看他，刘基遵嘱服药，旋即暴毙。也不见朱元璋追究，胡惟庸照样做宰相。这算借刀杀人么？惜不能起朱元璋于地下问他的口供。然徐、刘经此一遭，一废一死，俱不足威胁帝座，可以说，以胡惟庸为刀震慑甚而杀害功臣的客观效果达到了。

    首功既不足为患，接下来要铲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击面太大，单靠胡惟庸去联系家丁、配制毒药，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点带面，大兴冤狱了。这也是借刀杀人。不过与前有别的是，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熔了；套用今语，可说，胡惟庸过了“保质期”。于是，“胡惟庸案”发生了。当然，功臣如草共芥，一拨割不干净。十二年后，朱元璋抓着凉国公蓝玉的毛病，借题发挥，再办一回大案，牵连入案者，“族诛万五千人”。其中，封公封侯者十五人，品官亦不胜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至此，再问为什么杀人、杀人解决什么问题，余或可从容作答。然而回过头来，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想推倒旧君、自我做主、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迫使他非如此不可。此乃人之天性。

《百家讲坛》毛佩琦讲：朱元璋之胡蓝冤狱[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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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  

　　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十大后妃》、《百卷本中国通史••明史10卷》、《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中国状元大典》、《四库全书大辞典•史部》等。  

　　朱元璋做了皇上以后，他怎样面对和他一起打天下这些大臣？这里面既有个人性格、品德的影响，又有当时政治的需要。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苦的一个人最后登上了皇帝大位，这样的出身，给没给他在执政当中留下烙印呢？  

　　有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行，他走到民间去，听说别人在议论自己，这些人提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个老头如何如何。朱元璋心里头非常不高兴，他就来到徐达家里头，在徐达家里头走来走去，暴躁不安，徐达这时候没在家，他的夫人在家，徐达夫人说，是不是徐达犯什么事了，惹了皇帝大怒？朱元璋说，不是，说你看，张士诚这个家伙当过几天王，老百姓至今都叫他东王，可是我做了皇帝了老百姓叫我老头，这行吗？朱元璋马上叫五城兵马司把军队调来，把这附近的很多家就抄斩了。他把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在老百姓当中尊重的程度看得非常重。  

　　在朱元璋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反贪风暴中，无数贪官污吏应声倒下，但也有更多并非贪官的人被陷害，造成了众多的冤假错案。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成为了朱元璋的刀下冤魂？胡惟庸案、蓝玉案，同时有如此多的冤案发生，是因为朱元璋不善于处理案件，还是案件太多，让他草菅人命了呢？抑或是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琦教授，将为我们揭开这一桩桩冤案背后的真相  

　　（在朱元璋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反贪风暴中，无数贪官污吏应声倒下，但也有更多并非贪官的人被陷害，造成了众多的冤假错案。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成为了朱元璋的刀下冤魂呢？同时，有如此诸多的冤案发生，是因为朱元璋不善于处理案件？还是案件太多，让他草菅人命了呢？抑或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呢？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教授，毛佩琦将为我们揭开这一桩桩冤案背后的真相。《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苦的一个人，最后登上了皇帝大位。这样的出身，给没给他在执政当中留下烙印呢？我们先讲几个小故事：有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行。他走到民间去，听说别人在议论自己。（这些人）提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个老头如何如何，朱元璋心里头非常不高兴。他就来到徐达家里头，在徐达家里头走来走去，暴躁不安。徐达这时候没在家，他的夫人在家。徐达夫人说：“是不是徐达犯什么事了，惹得皇帝大怒？”朱元璋说：“不是。你看张士诚这个家伙当过几天王，老百姓至今都叫他东王。可是我做了皇帝了，老百姓叫我老头，这行吗！”朱元璋马上叫五城兵马司把军队调来，把这附近的很多家就抄斩了。他把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在老百姓当中尊重的程度看得非常重。

　　这是一个故事，再讲一个故事：朱元璋曾经下诏，免除江南的赋税。到了秋天的时候，朱元璋把这个事忽略了，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又下令征收赋税。旁边一个官员叫右正言周衡。周衡说：“皇帝你已经下了诏了，说不征收赋税，怎么到秋天又来征收？是失信于民！”这说得很对。朱元璋虽然不高兴，但毕竟自己心里有短处，没说什么。过些日子，这个周衡家里有事请假回家。他的家离南京不远，他的家乡是在无锡，南京到无锡很近。跟朱元璋约好了是六天回来，再朝拜皇帝。可是，这个周衡到第七天才回来。朱元璋说：“我征收赋税，是失信于天下；你说六天回来，你不（按时）回来是失信于我,（失信于）天子，（必须）处罚！”就这样就把这个周衡处死了。所以我们看，朱元璋他的心胸很狭窄。就是他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穷的游方僧，最后登上大位，非常在乎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地位、别人对他的评价。

　　（朱元璋对王朝最底层的这些小官员们都是这样不惜耗费精力去打击。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和他一起打江山的高官们，朱元璋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他的屠刀会不会砍向他曾经的左膀右臂呢？）  

　　下面我们讲一个大案：胡党之案。胡是谁？是胡惟庸。胡惟庸是什么人？胡惟庸是丞相。俗话说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非常之大。朱元璋对于跟他一起起兵的将领实际上早就在提防了。他在夺取天下的过程当中，在驾驭群雄的过程当中，练就了自己的残忍和残暴。没有亲情，没有兄弟之情。到洪武十三年，就发生了胡惟庸狱，也叫胡党之狱。刚才说胡惟庸就是丞相，是他建国之初掌握大权的最高文臣。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二这一天，朱元璋驾出皇宫西华门。到哪儿去呢？到丞相胡惟庸家去。为什么去呢？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到他家里观看祥瑞。什么是祥瑞？就是出了很好的事情，象征天下吉祥的事。胡惟庸家里头出了澧泉了，井里头冒出的水很特别。他邀请朱元璋到他家里去观看。地下出祥瑞，显然是上天有感应，为什么有感应呢？是因为你皇帝做的好，或者是国家要出好事了，朱元璋为此到胡惟庸家去看。可是刚出到西华门，迎驾冲过来一个人，拦着朱元璋的大驾，挡住最前面的御马。周围的武士冲上去就打，这冲驾是冒犯，是大逆，这个人跑过来急得说不出话来，乱锤打下去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但是他还是举着手指着胡惟庸家。朱元璋想：这个人冒犯皇驾、不怕死一定是想有事情对我说。什么事情呢？（朱元璋）他一看所指的地方是胡惟庸家。登上西华门城楼一看呢，胡惟庸家是刀枪林立，士兵裹甲埋藏。来报案的人是谁？叫做云奇，是西华门内史，是看守西华门的一个太监。这件事在历史上就叫做“云奇告变”。云奇这个人告诉发生事变了，举报了。朱元璋发现这是胡惟庸要造反啊，于是下令查抄胡惟庸家，把一家人全杀了。这就是胡惟庸案。胡惟庸案到此完了么？没有。朱元璋所依据的胡惟庸造反不过是云奇的告变，而且自己亲自到了西华门城楼上往胡惟庸家一看，发现埋藏有刀兵。这件事是确实的吗？明朝人对这件事情有怀疑，清朝人对这件事情也有怀疑，说云奇告变这件事叫“凿空说鬼”，根本没有这回事。

　　（此时，胡惟庸一案的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真相究竟是什么？胡惟庸究竟有没有谋反？清朝人为什么会对朱元璋的定论表示怀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胡惟庸造反？证据呢？他要造反能让你在西华门站在城墙上头一看就能看见吗？这是看不见（的）。虽然他们家离西华门很近，但是也不可能站在城楼上一看就看见。《明史》还记载说，胡惟庸谋反被发现被处死的时候“反迹尚未暴露”。就是说他造反的事实还没有充分暴露。那么后来又有什么样的造反事实呢？一是说他通蒙古。这件事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发现的，十年以后了。一是说他通倭寇，说勾结日本人。这是在洪武十九年发现的，也是在六年后发现的。所以胡惟庸造反的事实在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没有发现。是他被定罪以后被处死以后才在洪武十九年、洪武二十三年逐渐发现的。而这些事实也都经不起推敲。

　　最重要的是，胡惟庸被处死以后，朱元璋采取了一个很特别的措施，就是从此取消丞相这个官职的设置。明朝初年皇帝下边设立中书省。中书省是丞相办公的衙门。胡惟庸被处死以后中书省被撤销，丞相这个职务被撤销。由皇帝来直接统辖六部。也就是说从朱元璋洪武十三年以后，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丞相了，以后就没有丞相了。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有人说，清朝还有宰相刘罗锅，怎么还是宰相？不是宰相，这是一种习惯称呼，没有这种统辖所有军政部门这样一个在皇帝之下的这样的个权力机构。比如后来明朝有张居正，有严嵩，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都是内阁首辅，就是大学士当中的首席大学士，都被称做为宰相。这些人名义上是宰相，实际上没有宰相之实。所以通过胡惟庸案，朱元璋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消除了一个大权集中的权臣，取消了这个制度，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归皇帝统辖。皇帝的权力集中了。  

　　我们再往前看，实际上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就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当时人们没有注意。采取什么措施呢？第一就是他把当时的大都督府分割成了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府是干什么呢？大都督府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部门。大都督府设一个大都督，掌管全天下兵马，三军总司令。这个军权应该控制在谁手里？应该在皇帝手里头！朱元璋认为控制在一个大都督手里头不行，就把大都督府撤销，分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设五个都督。这五个大都督互相制约，有一个想造反其他还有四个还要监督他，两个人串联起来也很难。

　　洪武十一年同时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已经向中书省下手了。当时中书省的权力非常之大，皇帝之下丞相的权力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天下奏章要给朱元璋一份，同时要给丞相一份。这叫做“关白”，相关报告（的意思），“关白”。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下令：天下奏章不得关白中书省。实际上当时已经对中书省的权力加以削减。于是到了洪武十三年就发生了胡惟庸案。

　　所以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为什么？就是胡惟庸没有谋反的事迹，但是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真正的目的是朱元璋要加强皇帝的权力。但是我们说胡惟庸这个案子就一点也不真实么？就是完完全全的冤案么？也不是。说胡惟庸冤案是因为以谋反的名义杀他是冤案的，如果说以也专权的名义杀他，他就不冤。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他经常自己收受贿赂，任意提升、罢免其他官员。很多的大臣官员为了拉关系天天到他那儿去跑，很张扬。朱元璋不杀他行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必须杀他，为了集权。胡惟庸一家三族被诛，他家三族全部被诛杀，被杀的人达到15000人。  

   　　（胡惟庸案的一万五千人做了朱元璋皇权扩张的冤魂。时间似乎抹去了所有的血痕和仇恨。但仅仅就在十三年后，又一场更加血腥、更加恐怖的大案正在悄悄地向更多朱元璋昔日的功臣们逼近。这一次又将有多少人死在朱元璋的刀下呢？）

　　到洪武二十六年，又发生了一个大案，这个案叫蓝玉案，也叫蓝玉党案。蓝玉是什么人？是洪武后期最重要的一位将领。他也是定远人，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曾经带兵征打蒙古、攻打西蕃、讨伐西南，立有重要战功。被封为梁国公，地位很高了。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多次统领大军出征。蓝玉这个人本身也有很多毛病，因为受到朱元璋的宠信，很横暴。（蓝玉）北征蒙古回到关里，天色晚了，守关的将领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打开城门。蓝玉非常不满，我打仗回来了，我是侯爷，不给我开门毁关而入，把门拆了进去。虽然你有功，地位很高但是这种做法也是犯法的，是大逆的。还有打蒙古以后，私自占有了元朝皇帝的妃子，后来这个妃子惭愧自尽，自杀而死了。皇帝的妃子一般人不能动的，你动皇帝的妃子也是大逆的行为。在当时也是有野心的一种表现。这让朱元璋知道了，非常不满。另外他在军队里头也是任意处置人，任意提拨人、任意处罚人。

　　蓝玉和冯胜、傅友德一起征云南。从云南打仗回来以后，傅友德、冯胜都被封为了太师，蓝玉却被封为太傅。蓝玉对此非常不满，说我的功劳难道不比他们大么，他们两个封为太师，我就封为太傅。发牢骚不满。这个牢骚不满就让朱元璋听见了，朱元璋就以此为借口，把蓝玉抓来杀了，说他造反，有不轨之心想要造反。造反的原由是什么呢？说他和一些人商量好了，要趁着朱元璋耕种耤田的机会，要把朱元璋杀了。什么是耕种耤田呢？大家知道北京有一个先农坛，先农坛这个地方是祭祀农神的地方。每年到要春耕的时候，皇帝在这儿都要扶着犁去耕一耕地，就代表劝农，希望全天下的老百姓好好种地，皇帝做个榜样，耕种耤田。蓝玉和一些人谋划好了要趁朱元璋出宫耕种耤田的时候要谋反杀害他。实际上这是一种子虚乌有的罪名。朱元璋借口把蓝玉除掉。

　　这一次蓝玉案朱元璋又杀了一万多人，高级官员都有哪些人呢？一公十三侯两个伯。公侯伯是国家地位最高的功臣。这些个能征善战的悍将，一下子束手就擒，毫无防备，老老实实地被朱元璋处死，正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谋反的准备。要有谋反的准备，怎么样也会有一点反抗。

　　（两起大案，几万人的性命被白白葬送。朱元璋为什么如此冷酷、凶狠？如果只是为了夺取功臣手中的军权，他完全可以像北宋的赵匡胤一样“杯酒释兵权”，为何如此大开杀戒呢？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朱元璋到了晚年，已经经过胡惟庸案杀了很多人，又经过蓝玉案把这些公侯伯杀了，他出于什么想法呢？原来在宫里面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一病不起，太子朱标死了。朱元璋打天下、坐天下为的是谁？为的是子孙万代，朱家子孙代代相传。太子作为皇帝的接班人死了，谁来继位？太子的孩子还很小，这样的小皇帝，将来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大臣能够伏得住吗？这些如狼似虎的大臣，将来就没有野心吗？于是就有了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为了给将来的、年轻的皇帝继承人扫平道路，不惜大开杀戒。所以蓝玉反得杀，不反也得杀。

　　蓝玉的案是冤案。和胡惟庸案一样，我们说他冤案，是因为他的谋反迹象没有实据，说他不是冤案，那么他（们）专权、横暴、目无皇上、经常心怀不满，这就不冤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几乎就把这些功臣宿将全部杀尽了。

　　（通过胡惟庸和蓝玉这两起大案，朱元璋已经收拾了不少开国的功臣。但放眼望去，似乎还有几位大臣手握重兵。朱元璋能够容忍吗？他又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些大臣的命运又将是怎样的呢？）

　　一个是徐达。朱元璋知道徐达功劳很大，又很能干，他不希望徐达在建国以后仍然掌握大权，但他的话又说不出来。有一次朱元璋跟徐达坐着说闲话。朱元璋说：“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说你功劳很大，到现在你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房子，我愿意把我的旧房子赐给你住。徐达听到这儿，哎呀，害怕，不敢要。为什么？这个旧房子是吴王府，吴王府你敢随便住吗？你也想当王呀？马上趴到地下，说不敢要，不能要。徐达心里也很清楚，他知道朱元璋非常忌讳这件事情。朱元璋其实是想来来试探试探他。朱元璋于是就请徐达喝酒，让徐达喝醉了，把徐达就抬到这个吴王府睡下了。徐达睡醒了觉一看在吴王府里头，赶快就起来谢罪，不敢居住。朱元璋这么一试探，（知道）徐达是忠臣，没有谋反之心。于是就在中都给他建立了大房子，就是安徽凤阳。徐达死的时候是54岁，他死在安徽凤阳，为什么呢？他交出兵权了，他把兵权交了回家了。跟朱元璋没有矛盾冲突。但是徐达在临死的时候，朱元璋曾经派人来看望。徐达得的什么病呢？叫做背疽，后背长了一个大疮。朱元璋派人看病给他送来点吃的。什么吃的？是蒸鹅。徐达看见蒸鹅，满面流涕，告诉医生你们赶快逃跑，然后吃下去就死了。为什么？徐达知道背上长疮不能吃发物，这个蒸鹅是发的，一吃这个东西，病毒发出来这个人就死了。他明白了朱元璋还是要让他一死。为什么让医生逃跑？你们医生赶快躲得远远的。如果你们不走，朱元璋就会把你们都杀了当替罪羊，说你们没给我治好病。这是传说中的徐达之死，见于很多的记载。  

　　还有一个朱元璋小时候的伙伴，一块放牛的伙伴叫汤和，也是最早朱元璋做和尚的时候，汤和送了信，邀请（朱元璋）投奔红巾军。汤和功大，徐达、常遇春在前面都已经死了，但是朱元璋也还是不愿意汤和来掌握大兵，不愿意让他掌握兵权。汤和也明白朱元璋的心思。他对朱元璋说：“臣老矣，愿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我想有那么一块墓穴，把我的尸骨埋在里头就满足了。《明史》记载：“帝大悦。”朱元璋特别高兴，没等朱元璋说话，汤和主动交出兵权要回家。最后朱元璋也是给他在中都盖了房子，他就死在中都。

　　还有一个就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刘基。刘基是多聪明的人啊，朱元璋说：你就是我的张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朱元璋说：刘基，刘先生你的功大。他（刘基）说自己没有功，都是皇上得到了天命。刘基也是在功成以后，请求回到老家，不要官，要回家退休。刘基回到老家以后一天到晚就是下棋、就是饮酒，从此不再言朝中之事，也不愿意接见客人。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说一定要见刘先生。刘先生正在洗脚，看见来人，赶快让孩子赶快招待，沏茶，招待。那个人说了一会儿话，说我是本县县令。刘基一看又见了官了，刘基就马上起来，称：我是民，我是您的子民。因为刘基虽然在乡里只是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但毕竟是开国功臣啊，县令很尊敬他。可是他不以功臣自居，马上下拜称民。从此刘基不见任何人。据说刘基的死也是让朱元璋施了一计而死。胡惟庸要专权，他和刘基之间有矛盾，他忌恨刘基。于是在刘基有病的时候，朱元璋就让胡惟庸去上刘基家里探望，给他送医送药。最后刘基吃了胡惟庸送来的药，心中有一块东西像拳头似的一块大石头老下不去，最后死了。所以也有说法刘基之死跟朱元璋也有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冷酷的朱元璋已经把他的功臣处理的差不多了。没有了总理朝政的宰相，没有了总管天下兵马的大都督，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一个朝代的皇帝像朱元璋这样拥有如此巨大、集中的权力。但杀死如此众多的人，对朱元璋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朱元璋一个人能够完成吗？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机构在帮助他？如果有，这个恐怖的杀人机器又是什么呢？）

　　朱元璋通过杀戮功臣，通过改变明朝的政治制度，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是也留下了很恶劣的先例。一个就是“诏狱”。什么叫“诏狱”？“诏狱”就是锦衣卫狱。锦衣卫是什么？是皇帝的亲军。亲军里面有一个镇抚司，这个镇抚司就是专门管监狱、刑狱事务。但是锦衣卫的镇抚司由皇帝直接统管。所谓“诏狱”就是皇帝直接管的监狱，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处置人，这是第一个恶劣影响。第二个就是留下了“廷杖”的恶习。什么是“廷杖”？就是公开在殿廷上给大臣打棍子，大臣没有一点尊严，当着百官的面扒下衣服打棍子，廷杖。他（朱元璋）的集权已经到了极端化的程度。朱元璋集权的结果有两点。一个就是他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机器，这一个统治机器有助于他实现明朝初年的统一；有助于他在明朝初年抵御外患；有助于他在明朝初年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二个就是他留下了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走向僵化。

欢迎发表意见和看法。

胡惟庸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第一战役；由此案始，人头落地如砍树木似层出不穷了；

即使晚后些日子，其实反正逃不脱肆无忌惮有权就是理朱元璋的魔掌。

这是他们的必然结局。除了个不醒事的汤和，开国大臣没谁会得善终。

这就是明朝的血腥创家史。这又是部经典教科书，

它为后来中国的专制独裁和权利争斗的不择手段树立了仿效样板；

可民主开明之路自然愈加艰难不及。

这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斤斤计较的小家气平民底色全曝露了。

朱元璋曾经与陈友谅的争夺江山，所以疯狂报复江西等地平民百姓，尤其是文化人，

所以造成元末明初江西，浙江等地人口大量向湖南，湖北，两广逃浪。

姓陈的，首当其冲，走慢点，死路一条。

更重要的是：为保政权不易主，唯我独尊，排除异己；

也为儿孙避免遭遇强劲对手，同他一起打天下的文才，武将，

从胡惟庸开刀，李善长，徐达，蓝玉等一概清除。前后诛连无辜达十万人以上。

连智慧大师刘伯温传说都没逃脱毒害。

心黑手狠，历朝之最。老子带头大动干戈，后代所以要么治于人，要么被人治。

内部叔赶跑侄，兄弟相互仇杀。宦官，奶娘欺昏君，弘治后个个迷信丹药长生之术，

可16位帝王仅二个活过满花甲。外敌压境二百年未安宁过。上天报应。

这专制体制之弊病达极至矣。社会和谐，文明法治当然出现不了。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真真的朋友不仅仅是共苦，更重要的是同甘。

对“胡蓝之狱”，明清人各有议论。明代臣僚说：“惟庸在相多不法，惧上（指朱元璋）英明欲反”；或曰：“惟庸非叛也，素作威福，怵于汪广洋之斩首，积疑成狱”；谈迁认为：“胡惟庸通倭虏颇有迹。”清人赵翼评论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就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标，看到功臣宿将相继被杀，也很难过，向皇帝劝谏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未作声。明史专家吴晗教授在《朱元璋传》中，说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以前，“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上述所言，就是对“胡蓝之狱”的结论。

在各朝代中明朝是最为衰弱的一个朝代,历朝皇帝中明朝皇帝是最为无能的一群。这些与朱元璋大杀功臣，滥杀无辜，政治上僵化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