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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xssx/03/13/2006/16302.html 在治学形态上，经学有义理之学，也有训诂之学。近二千年来经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相互斗争而又相互渗透的历史。
义理之学比训诂之学来得古老。自孔子删定六经、创立儒家开始，就非常重视义理之学。比如，孔子删《诗》的原则是“取可施于礼义”。孔子修《春秋》，也是突出“义”，他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六艺删修而成后，人们对六艺的社会功能也有很高的评价，如《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易》著天地阴阳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从经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经学中的义理之学，其发展经历过四个高潮：一是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阐发经学中的义理，提高儒家经典的价值，使儒学摇身一变，变为经学。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经学家，阐发《易经》中的义理，一纠东汉以来训诂之学的流弊，使经学从理论上再次得到升华。三是两宋时期，以程朱为代表的经学家，为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方面挖掘传统经学的理论，另方面又吸收佛学中的理论营养，使经学变为理学。四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经学家，着眼于维新变法，再次挖掘传统经学的意蕴，使义理之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有的学者把经学中的义理之学，说成是魏晋以后，甚至说成是两宋以后才有的事，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变革儒学是宋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变革儒学是以复兴义理之学为先导，为着眼点的。两宋义理之学的复兴，存在两个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一是北宋初期的准备阶段；一是北宋中期以后的理论建树阶段。
北宋初期的经学，是以守旧为其特征的。所谓“守旧”，就是守唐代官学之旧，就是守唐代《五经正义》、《九经正义》之旧。学者的治学与朝廷的明经取士，都存在着守旧的明显特征。但守旧并不是一成不变。事实是，在守旧的掩盖下，存在着立新思潮的逐步涌动。宋初经学中的官学，以经学家邢＠①、孙ｓｈì＠②为代表。他们的经学无疑具有二重色彩。他们都是由汉学而宋学发展的“转关”人物。邢＠①、孙ｓｈì＠②后，这种学术转折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训诂之学进一步衰微，而义理之学则强化了发展势头。其代表人物就是“宋初三先生”，也就是胡瑗、孙复、石介三位经学家。
胡瑗（993—1095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他的经学著作， 有《春秋要义》三十卷、《春秋口义》五卷、《中庸义》一卷、《洪范口义》二卷、《尚书全解》二十八卷。其中《尚书全解》，《宋史·艺文志》有载录，但朱熹认为是伪作，可以存疑。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晋州平阴人。他的经学著作，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三卷、《易说》六十四篇。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符人。他的经学著作，有《易解》五卷、《易口义》十卷。
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有个说法：“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这段话表达了明清时期许多学者们对宋初三先生学术地位的评判。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的先行者，他们实开了宋代理学的先河，这种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宋初三先生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史载，胡瑗“家贫无以自给”，青年往泰山求学时，“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景ｙòｕ＠⑤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注：《宋史·儒林传》。）孙复家亦“贫贱”（注：《宋史·儒林传》。）。石介更贫，“妻子几冻馁”。由于三个人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处世态度敢说敢为，比如石介，史称他“笃学有志向，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又称他“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注：《宋史·儒林传》。）反映在经学上，也相互形成了反传统、反守旧的经学色彩。
宋初三先生的经学各具特色，深浅有别，立意也不尽相同，如《宋史·儒林传》就谈到胡瑗“治经”不如孙复的问题。但是，三先生在如下四个问题上是一致或雷同的：
第一，宋初三先生都重视和褒扬经学中的义理之学。朱熹说：“安定胡先生只据他所知，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无一些玄妙。”（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这主要是就胡瑗的《易》学说的。胡瑗有《易学口义》十二卷，今存《四库全书》中。陈振孙评价说：胡瑗的《易》学继承了王弼以来以义理说《易》的传统，对象数之学进行了一次大扫除。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宋史》本传说，孙复的经学，“其讲说多异先儒”。又说，孙复的《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而增新意。”可见孙复的经学，有个标新立异的问题。“新”在哪里？新在义理，用义理说经，从而开辟了经学的新局面。《尊王发微》是《春秋》之学中的典型的义理之学。他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提出了孔子作《春秋》，实为“无王”而作的问题，这就很有新意。这个新意，很得欧阳修、朱熹等人的肯定。欧阳修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在《睢阳子集》中，孙复说了一段话：“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孙复反对“专守”，主张独创，主张有所作为，主张进一步突破传统经学的蕃篱，进一步阐明经学的义理。这些说教，旨意分明，铿锵有力，昭示着传统经学中新的一代学风行将开创。
第二，宋初三先生在经学中都重视明体达用。宋神宗对胡瑗有这样的题词：“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以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谆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ｚｈｕāｎ＠⑥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这个评价，是对胡瑗学识和学风的赞许。后世学者用“明体用之学”来概括。（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所谓“体用”，就是明体达用。这里的“体”，是指孔孟之学的根本，也就是孔孟之道。这里的“用”，是指实践，是指做人做事。强调明体达用，就是反对不达实际的浮虚。也就是反对不入人事的传统的训诂之学。《安定学案》载录了宋神宗与胡瑗高足刘彝的一段对话：“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刘彝贬王褒胡，过于偏颇，是典型的派别之见；但认为胡瑗之学是明体达用之学，这一点是可取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史载，胡瑗组织教学，分“经义”和“治事”两科，“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分“经义”、“治事”两科，实际上就是明体达用在教学中的贯彻。
胡瑗固然强调明体达用，孙复、石介同样强调体用一致的重要性。石介对孙复作了这样的评价：“孙明复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粟，盖有所待也。古之贤人有隐者，皆避乱世而隐者也。彼所谓隐者，有匹夫之志，守ｋēｎｇ＠⑦ｋēｎｇ＠⑦之节之所为也，圣人之所不与也。先生非隐者也。”石介否认孙复是“隐者”，实际上就是褒扬他体用一致的入世精神。孙复的经学，以阐发《易》和《春秋》为重点，“先生尝以为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突出《易》学和《春秋》之学，着眼点也是在“治世”、在“用”。
第三，宋初三先生，几乎言必称道统。石介字守道，也就是标榜以坚守孔孟之道为己任。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注：石介：《怪说》。）又说：“为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归于海。”（注：石介：《与张秀才书》。）欧阳修称颂他：“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未尝一日不诵于口；思与天下之士皆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亦未尝一日少忘于心。”（注：欧阳修：《徂徕先生墓志铭》。）孙复对于道统也是积极寻求，他说：“孔子而下，称大儒者曰孟轲、荀卿、扬雄。至于董仲舒，则忽而不举，何哉？仲舒对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以尽心于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注：孙复：《睢阳子集》。）宋初三先生推明道统，上与韩愈、李翱的道统说相衔接，下开了宋代以后道学的先河。但是孙复的道统说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赞扬董仲舒、扬雄、王通，把他们也说成是孔孟之道的嫡传。石介的道统说也有自己的深度，那就是把道统跟君统相结合，使道统与君统相辅相成，使道统为现实的专制政治服务。
第四，宋初三先生都重视教育。孙复“应举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书，以治经为教。”（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于泰山之阳，起学舍讲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门人之高第者，有石介、刘牧、姜潜、张洞、李缊等人，多数是当朝名士。石介“以《易》教授生徒，鲁人称徂徕先生。入为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学者从之甚众。”（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最有代表意义的是胡瑗。《宋史·儒林传》载：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母。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又载：“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欧阳修对胡瑗及其苏湖教法作了这样的评价：“自景ｙòｕ＠⑤、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注：欧阳修：《胡先生墓表》，见《欧阳文忠集》卷二十五。）
值得一提的是，宋初三先生的文风都很犀利，充满着批判和战斗的精神，全祖望说他们是“振顽儒，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他们的矛头所向，主要指向佛老，指向虚浮不实之学，指向朝廷的腐朽势力。比如石介，史载他“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三篇及《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忌讳。”在《辨惑》一文中，石介指出：“天地间必然无有者有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大凡穷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贵于一人，天地两间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秦始皇求为仙，汉武帝求为黄金，梁武帝求为佛，勤亦至矣，而始皇远游死，梁武饿死，汉武铸黄金不成。吾故知三者之必无也。”他勇攻佛老，奋笔如挥戈（欧阳修语），指责佛老“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大悖于人伦道德。石介愤恨晚唐五代文风靡鄙，对当朝杨亿之流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他说：“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不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之目，聋天下之耳，不见有周公、孔子、孟子、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今杨亿容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剽镂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注：《徂徕文集》。）他的批判可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孙复也有类似的批判，他说：“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墨乱之于前，申、韩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给我生民，绝灭仁义，屏弃礼乐，以涂塞天下之耳目。……吁，可怪也！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得不鸣鼓而攻之乎！”（注：《睢阳子集》。）胡瑗在《论语说》中褒贬古今取人之道，说：“古之人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与德两得之；今之人两失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宋初三先生是由汉唐经学转向宋明理学的过渡型人物。过渡，就必然存在破和立的问题。但是，无论对传统经学的破，还是对新型经学的立，都存在着理论勇气问题。这就是宋初三先生文风犀利、充满批判色彩的根由。朱熹说宋初三先生治经明道，“凛凛然可畏”，其根子莫外乎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下加丙。
＠②原字为大两旁加百。
＠③原字为亿的左半部右加屋。
＠④原字为亿的左半部右加全。
＠⑤原字为祖的左半部右加右。
＠⑥原字为端的右半部右加页。
＠⑦原字为石右加颈的左半部。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