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1098—1156），①字明仲，人称致堂先生，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其父胡安国，弟胡宏、胡宁、胡宪合称“五胡”。其学说秉承河南程氏，但独具风格，为宋明理学发展史中重要的一支。胡寅的著作有《斐然集》、《读史管见》、《崇正辩》和《论语详说》（已佚）。
胡寅的政治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除两度隐居外，胡寅毕生的精力皆倾注于对社稷前途、国家命运的关注之上。也因此，胡寅的哲学思想显得淡晦无光，以致门庭冷落，学说不传。但其社会政治思想在当时却是极为活跃的。儒家的忧患意识，修、齐、治、平的理论轨迹，尽在胡寅的身上体现出来，并折射出南宋之初，主战派与议和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研究胡寅的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南宋政治策略的变化、内部党争及新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本文试就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集中反映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他的《上皇帝万言书》中。②他在《进万言书札子》中写道：“臣自扈从以来，日夜忧惧，欲奋然陈论，慕断鞅之为。窃恐宸心积久多畏，在朝议论，决不佥谐，……欲泯默度日，又念数备年侍，存亡休戚，分议所同。反复思之，不能自已。辄以愚鄙之见，条成一书，纲举七策，③别为二十事。论巡幸之失，书拨乱之计。”④但《上皇帝万言书》所献七策、二十事，虽详尽，但显庞杂，笔者仅参考此后胡寅的札子及书信中所反复论述的观点，条理出如下几个方面，以期呈现胡寅较为成熟的社会政治思想之概貌。
一、主战反和
作为一个主战派，胡寅坚决反对议和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在敌我势力相当或我强敌弱的形势下才可以考虑和议之策。在上万言书中，胡寅说道：“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俟所能成也”。①可见胡寅清楚而又理智地看到了当时宋金两国的形势：金兵锐气正盛，必欲吞没中原，独霸天下而后快。而宋王朝只顾远逃，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皆是些弱旅疲师，无法与金兵争锋。因此一味地妥协退让、割地赔款，势必只能纵其气焰，灭己士气，终非长久之计。而高宗却只贪一晌之欢，并决定遣使求和。胡寅遂指出遣使议和的利害：“陛下卑辞厚礼，避地称臣，无所不用其极，乞和之使接武于道，宜其少缓师矣，何乃累年而尚无效耶？”②故不如罢和议之念，开武略之功，“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③然而高宗无心抵抗，只求偏安一隅，甚至避居海上，惟保一命。且，时主战派陈东等被杀，李纲起而复罢，而议和派如吕颐浩、张浚等人又深得高宗宠信，胡寅的上书必定遭到其反对而不能实施。史载：“（建炎三年）庚寅，起居郎胡寅上书言二十事，吕颐浩不悦，罢之。”④
胡寅的罢和主张不被采纳，高宗依然决定遣使议和。胡寅又进《论遣使札子》，从金人、高宗和议和之臣三个角度分别予以论述，权衡利弊，明晰得失。“女真者，惊动陵寝，戕毁宗庙，劫持二帝，涂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仇也”；“（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帝，知中国所恨在劫质，知中国所畏在用兵，则常示欲和之端，增我所重，平我所恨，匿我所畏。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后悟也”。⑤胡寅看到了金人并非诚心议和，其野心已昭然若揭。而宋王朝的腐败无能已完全暴露在金人面前，金人抓住其偷安的苟且心理，志在蚕食鲸吞。然而中原疆域广大，议和之计不失为缓兵之上策。一方面可以损耗南宋国力，挫其士气；另一方面可以使金兵得到喘息整顿的机会。然而胡寅认为宋“所重在二帝”，这也许仅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情绪，高宗等人所想却未必如此。故虽胡寅不惜口舌之费，对高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终不能改变高宗求和的心意。
对于高宗本人来说，胡寅认为议和乃是违背孔子大义之举，不是为君之道。“今（高宗）乃无故蹈庸臣之辙，践阽国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鲁庄之事，忘复仇之义，陈自辱之辞，臣窃为陛下不取也”。⑥而主议之臣子，“自知其才不足以勘定祸乱，而又贪慕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