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书写上，第二行多出个“命”字，更大的失误在于后面签写的年号上。高宗赵构是“靖康”后偏安东南的南宋王朝第一代君主，在位三十六年，两次改元。公元1127年4月采用“建炎”作年号，共历四年，到第五年再改元“绍兴”，在纪年上没有“建炎五年”的说法，这对古代读书人说应是常识。因为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五十年间忧患不断，先后有金、元的侵衅和替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的时代段，读书人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更何况朝廷的昭命文书怎么能把自家的年号书写出错误呢，这可能是明末清初的仿制者有意为之，故意在这里设个“关子”，暗暗提醒人们注意，巧妙地弱化自己造假的恶名。
《胡氏族谱》还附有一篇胡铨的《启后录》和宋代诸多名人的题词、题跋，岳飞和文天祥是最著名的提识人。族谱并未显示出胡安国和胡铨是何时完成自家族谱并合二为一的。不过岳飞和胡安国、胡铨共同生活在南宋初年，岳飞二十九岁遇害前三年胡安国过世，所以能有岳飞题词。胡铨的情况更特殊，胡铨长岳飞一岁，岳飞为武将，胡铨担文职，任枢密院编修，曾与主和派进行长期斗争，以“冒渎天威，甘俟斤斧”的气魄，申明“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高宗砍下秦桧等人的头颅，不然宁赴东海而死，决不处小朝廷求活。岳飞遇害后胡铨被贬斥放逐南方偏远地区，可见岳飞与胡铨为一武一文抗金复国的同僚。胡氏二公渊博的学识，出众的理政才能，和引领主战舆论的坚强斗争精神，令人仰慕，胡氏后人自然引以为荣。令人生疑的是胡铨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写出的《启后录》，嘱托后人续志、立碑。这时岳飞遇害已五十多年，胡铨也年过九十，估计胡铨完成自家一支的族谱在他的晚年，这样看岳飞为胡铨题词就让人疑惑，与其他人的题识不同，岳飞单书“至宝”二字，也让人思考。这里又扯出一个胡铨生卒年代的问题，人物介绍说胡铨公元1102年―1180在世，《启后录》却在公元1194年完成，那么胡铨卒年当在这之后，宋史列传中还有“铨归……（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召归经筵，铨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薨，谥忠简”的话，几种说法让人难辨。
提识的另一著名人物文天祥，南宋末年的抗元英雄，也为庐陵人，还在幼小时看到乡贤祠里欧阳修、胡铨等地方贤良的事迹，非常景仰，立志要效仿先贤，做一番事业。文天祥抗元失利，被俘后宁死不屈被杀于元大都柴市。文天祥生前应胡氏后人之请，为胡氏族谱写跋当是很自然的。
其他提识者如王十朋、谢谔、张九成、杨时等人，有的与胡铨为志同道合的同僚，有的为著名学者。提识中大多称赞族谱对联络族人，增进亲情，承继先代业绩的作用。也有说法不当的，如谢谔在跋文中说到武王封舜后胡公满于陈，子孙以国为氏。可是所有子孙并未姓陈，却姓胡，这该怎么说呢。还是胡氏后人说得清楚，唐代御史中丞胡学颜考证胡族《世谱》说“满公庶子丹以父谥胡为姓，为胡姓始祖”。跋文还说，“吾始祖关内侯胡质公―――”，谢姓人怎么能称胡氏先人为自家始祖呢？身为太学博士、监察御史的谢谔不会糊涂到这步田地而轻率信口吧。这显然是仿制者的粗心大意造成的。
《胡氏族谱》于当今仍有实际意义，人们为继承传统文化，不少家族在溯源追根，有举行寻根认亲仪式的，有编制家族谱书的。这册《胡氏族谱》正好为人们展示一个范本。它的编写特点在于血统承续清楚明了，垂直看是祖、父、孙直系血亲代代相连，分出辈份；横看分伯仲兄弟序年龄大小；纵观整体则辨别家族成员血统关系的亲疏远近。不足在于族内成员留下的信息太少，在二十五世中，只有极少数成员留有官职功名一些极微量信息。大多数成员只留个名字，连个生活时代，活动地域这样极普通的内容也看不到。尽管如此，它依然为我们编写谱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感怀帖和族谱》出版之后，市档案局又在策划出版市档案馆馆藏清道光《直隶定州志》，这部由当时的州官宝琳主持编写的木板旧志，共二十三卷，记述历代定州的沿革变迁，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古往定州的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