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传胜
南宋末年，溪头龙坦胡氏（以下简称“龙坦胡氏”），由婺源始迁皖南泾县溪头都。在这山清水秀的黄子（音，其字是“山”字下加一“兑”字）山下，在没有战乱的干扰下，历经元、明两代，龙坦胡氏秉行“读书育人，以德立人”的祖训，辛勤耕种，勤奋读书，加之以严厉的族规和家规的约束，经过了近400年的敷衍和发展，到了明末清初已有相当规模，尤其是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经乾隆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发展更是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作者称之为“康嘉时期”（下同）。这114年中溪头都以文化为核心的快速发展引人注目，在当时引领了全县乃至皖南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可定为龙坦胡氏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
为什么作者将这一段时期化分为龙坦胡氏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经查阅《泾县志》（清•嘉庆的《泾县志》和1996年的《泾县志》），史料从三个方面佐证了笔者这一观点。现归纳整理如下：
首先，在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中，龙坦胡氏人才辈出。从清代顺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652——1898），这246年中泾县全县考中进士的共64人，其中，龙坦胡氏考中进士的就有14人，占到全县的20%以上。而此时溪头胡氏的总人口仅占全县总人口的2%不到，说明整个清代龙坦胡氏在科举考试中一直遥遥领先。更为突出的是康嘉时期的114年中，全县考中进士的28人，而其中龙坦胡氏中进士竟达到11人之多，占到了全县的40%。我们再从龙坦胡氏自身发展来看，在整个清代265年中龙坦胡氏中进士的有14人，而康嘉时期中进士的达到了11人，占到80%，说明龙坦胡氏中进士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里，几乎每十年就出一个进士。这不要说一般的乡镇达不到，就是一般的县也难以企及。在当时的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读书都在当地的私塾、书屋、义校之类的地方完成，不象现在可以外出读书，所以，这些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学校培养出来的，科举考试的成果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教育和文化的规模和水平。由此，可以推断龙坦胡氏在教育、文化上的投入是很大的，而且是长期的，所产生的规模和水平也是一流的，否则，不可能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
其次，文化的繁荣表现在写书立著方面。这一阶段，龙坦胡氏所出的著作是令人惊叹的。泾县全县从汉代到清代有史料记载的各类著作1019部（因《泾县志》没有按朝代统计，故清代著作数无考），而其中龙坦胡氏仅清代就有74部著作问世，即使这个数字和全县汉代至清代（206——1909）的1019部著作没有可比性（时间不是同口径）。但是，如果以一个小小村落在清代265年的历史中所诞生著作占到全县1703年中诞生著作的7%，那么，这个比例是多么的让人刮目相看。而在康嘉时期，龙坦胡氏问世的著作达到了19部，占龙坦胡氏清代著作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龙坦胡氏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是诞生在这个时期。如：胡承珙的《小尔雅义疏》（被收入《四部备要》）、《毛诗后笺》、《求是堂文集》；胡世琦的《小尔雅义证考》、《立经堂诗钞》等文集，这些文集大多数都是十卷以上的大部头。它们的问世，对当时的中国文化、文字等方面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再次，龙坦胡氏文化的发展繁荣，还反映在这一时期溪头都的古建筑上。文化的发展，人才的辈出，反哺了溪头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于经济的发展，康熙十年（1671）将原来简陋的木桥改建成石制的大溪桥，坚固、宽敞、雄伟。
为了显赫龙坦胡氏文化的繁荣和胡氏宗族的兴旺，先是在村口大溪桥的北端盖起了造型独特的无比精美的魁星阁。具体建筑时间尚无考，但是在大溪桥建成之后，才建的魁星阁和文昌宫是无疑的。）接着不久，又在大溪桥的南端盖起了占地近20亩的文昌宫，也是很雄伟气派。在村口盖上这二处标志性建筑物，一是体现了龙坦胡氏对主宰文章兴衰的魁星神的虔诚和敬畏，以求魁星菩萨保佑更多的学子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二是把两个都具有文化性质的大型建筑物建在村口也是为了摆显龙坦胡氏以文化兴邦，教育兴族的成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