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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胡迎建先生提供。
潜心文史，其乐无穷
我从事科研三十余年，而今鬓添星霜，不知老之将至。青年时的蹭蹬不遇，使我倍加珍惜时光。
八十年代初，我调入星子县政府办公室，负责地名办、县志办与宗教事务，曾二次参加省地方志学习班，研阅同治版《星子县志》、康熙版《庐山志》，充实了我对星子与庐山历史地理的知识，养成搜集资料细大不捐的习惯。1983年受命为县志办主任、《星子县志》主编，为了专心致志撰写，我在办公室门口张贴七字：“闲谈不过五分钟”。直到编出县志三稿，县长才同意放行，让我去考研究生。
1985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导师胡守仁、陶今雁在教学之余，督责我们作诗。毕业后分配在省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当时归属省社联。最初我志在研究江西古文献，接触过一些地方文献，主要研读胡思敬《豫章丛书》。不久成立江西省诗词学会，挂靠古籍办，也因而有作诗的动力与压力。
我治学的方向主要在宋代与近代文史两端，在此两端前后进退。关于宋代部分，诸如乐史、欧阳修、李觏、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朱熹、刘辰翁乃至辛弃疾、陆游等人物，我均撰有论文。其中对欧阳修、朱熹、辛弃疾撰有多篇。
治近代文学，则也是因兴趣所趋。九十年代初，有一部《江西历代文艺家大全》问世，然我查找近代诗人，所收甚少，因为此书收集人物所依据的主要为各县县志，而此批志书绝大多数修于同治年间。光绪以后诗人多付诸阙如。为弥补这一缺陷，我开始撰写《近代江西诗话》，复印了一大批诗集，摘抄不少资料。1997年，我申报国家社科项目“民国时期旧体诗研究”成功。即从近代诗的研究下限延展至1949年。此课题填补了这一领域空白，也因而有不少人要编书、审稿而找我，如中山大学黄修己教授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重编《中华文学通史》，均请我写现代诗词这一章。还有《文学遗产》、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史哲集刊》请我审读这方面的稿件。
当年搜集近代江西诗人的过程中，我便决定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赣派作为研究重点。其间便陆续写过一些研究陈三立的论文，1994年还曾搞过一次陈三立研讨会。2006年我申报国家社科项目“陈三立与同光体诗派研究”获通过，相关论文陆续出笼，诸如南社与同光体、陈三立与张之洞、陈三立与文廷式、陈三立与郑孝胥交游、郑珍与陈三立诗的比较。
我除研究诗之外，也爱好作诗。窃以为研究诗而不作诗，终究是一遗憾，所以我在拙集《湖星诗集》自序中说：“研诗与创作，犹如车之有两轮，相辅而成，不知作诗之甘苦，论诗终如隔靴搔痒，难抉其奥，又何以尚友古人。”研读古诗，不仅是为了写论文找资料，而且沉浸其间，可以知人论世，也可为自己作诗提供借鉴。参加某地研讨会，游览名胜，若能以诗纪游，岂非一举数得。
诗是人的心灵史，我曾撰写《独上高楼?陈寅恪》《诗人胡雪抱传》《一代宗师陈三立》等传记，都是依据诗集而还原传主的心境与所处环境。我以为，只要有一部诗集，就能据此而作传记的。
在古籍研究方面，我曾在《文献》《文史》刊物发表文章多篇，其中如《宋墓出土的宋版邵尧夫诗集两种》一文，我以明版书对勘，运用平仄格律来辨识异文的正误，列举 条。北京大学编《全宋诗》中的《邵尧夫诗》，亦寻此版本以校勘。以后程千帆《校雠通义》引用拙文其中的六条，以说明校勘学须具备这方面知识。我在《文献》发表《新发现的颜山农遗集》一文，中国社科院黄宣民据此介绍来江西访书，整理成集，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颜钧集》。这两种书先后由我研究介绍始得面世。我曾撰有《试论四库全书总目归类之得失》、《江西先贤著作刊刻述略》、《江西先贤著作的珍贵汇编——两种〈豫章丛书〉》。参编《两部豫章丛书题记》，完成史部内容。另曾参加《二十四史全译》中的《南史》部分翻译，中华书局本《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