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照片前排正中者为校长胡哲齐先生，观海卫三官殿胡氏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杭州博物馆馆长。
以下资料来源： 《溪上轶事》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童银舫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年 263—266页 回忆三北同济学社宓洽群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入敌手。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为日寇唱戏。三年后，有一批浙东学人不甘为汪伪效力，离开租界，相约回家乡慈溪办学。当时，宁波城里的中学强迫学生念日文，大家不愿意去，正好进入这批浙东学人办的“同济学社”。没有经费，学生们把大米挑到学校；没有电灯，夜自修点起盏盏菜油灯。
皖南事变后，谭启龙受命来浙东开展敌后斗争。日伪军轮番扫荡，一日数惊。可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这所民办初中学校靠着师生之间的同气相求和同舟共济，凭着教师们的高远旨意和人品学识，取得了今天人们称之为“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语文老师是一位善于古为今用的前清秀才，面对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对蒋的逼降，选《扬州十日记》和《史可法答多尔衮书》为范文。课堂上讲者声泪俱下，听者义愤填膺。课本中有一篇记述中唐年间一老农为逃避征战而自残的《新丰折臂翁》，读完后学生们自发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是否所有的战争都该抵制？”结论是：要以正义的战争去反对侵略战争。课后不久，有几个同学毅然参加了新四军浙东纵队。
数学老师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土木工程师，原在浙赣路局任职，铁路落入敌手后转来培养人才。他教欧几里德几何学，重在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要求学生不轻信世上一切未经演绎推理证明过的所谓“真理”。谁要是在习题求证过程中混进了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即使这个前提多么地显而易见，也难逃他的严厉批语：“武断！”为了学会论证，同学们把《三S几何学》中的几百道证明题都做遍了，他仍嫌不够，还别出心裁地拟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几何命题，来考验大家的证伪能力。这种训练自然而然地迁移到了对时局的判断。西安事变前，那位委员长曾以中国工业和武器不如日本为由，断言中日交战中国必亡。大家认为这个推理连大前提都站不住，实属荒谬。课程结束时，老师谆谆告诫学生：敌强我弱，我未必败：不懂得证伪，摆脱不了迷信，接近不了科学，这个民族才真的无药可救。时隔半个多世纪，部分同学在上海聚会，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那两次因神化领袖、夸大主观意志招致的失误时，无不为自己能牢记师训，保持理性而庆幸。尽管有的曾被划为“右”倾，关进了牛棚。
化学老师早年就学于东京帝大，与数学老师一样注重理性思辩。他的口头禅是：“一切经过实验”。他布置的实验，你不亲手做一遍，就过不了关。可在敌堡林立、水陆封锁的乡村，到哪里去找药品和器皿呢？幸好，20年代我的父亲曾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家里还能翻出一些化学药品和试管、酒精灯之类的东西。就这样，我边看书边做，到初中二年级结束时，基本上学会了制氧气、沤沼气、配汽水，甚至制炸药。期间出现过两次险情：一次汽水瓶裂了口，碎片擦耳飞过，嵌入墙壁，险些伤了弟弟；另一次把硫磺、炭粉、氯酸钾塞进一只体温计的金属套内，点燃引信，一声巨响，金属套炸成两截。人倒没有伤着，刚进村的鬼子兵闻声冲来，吓得我拔脚躲进后门外的稻田里。
动植物课程由校长兼任，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杭州博物馆馆长，也是一个“实验迷”。有一年，钱塘江边搁浅一条死鲸鱼，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拖到西湖白堤馆址，可是死鲸已经发臭，于是他就亲自解剖，制成了标本。有一次，他讲遗传定律，为了证明孟德尔关于后天获得性难以遗传的学说，他叫我们把母老鼠的尾巴剪掉，观察其下一代是否还会长出尾巴来。课后才知道，他自己就曾经连续剪过十代母鼠的尾巴！前年校友碰面，几个搞工程、管理的同学谈到自己因乐于动手、勤于调研而有所成就时，都忘不了老校长那股对待科学的“傻劲”给予的熏陶。
校长胡哲齐先生（观海卫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