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胡哲舜（1890-1939），浙江慈溪观海卫三官殿胡家三房承本公（后改名为承宣）的长子浚元公的三子。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在故乡的观海卫锦堂学校等多个学校任教，后在宁波、杭州等地的中学任教。我知道，在那些学校的现存的资料里是很难找到爷爷的脚印了。
爷爷是出生、成长在三官殿胡家的老屋，在那里结婚成家、养儿育女。即使爷爷去北京大学读书，还是毕业后回家乡先后在观海卫、宁波、杭州多个学校任教，最后转到上海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奶奶和大多数家人是住在胡家的老屋，老屋里是有爷爷和奶奶的脚印的。
我只是在2014年1月的雨天，我回过一次三官殿老屋。独自在老屋的院内和院外凝望着原来属于三房的那一片房子，联想童年时的父亲在树下观察蚂蚁的习性、在房内依偎在奶奶身边聆听家族轶事；少年时的父亲带领族内弟妹扮演“教书先生”的游戏时，是不是有穿着长衫的真的教书先生跨进大门，那该是我的爷爷的身影吧。大院里是有过爷爷、奶奶的身影，也有他们留下的脚印。可是半个多世纪的时空相隔，爷爷奶奶已经不能回答我对于家族史的疑问，我只有回到上海跟着父亲、联合族人一起来解开家史之谜。我一个人在大院内外一边拍照一遍来回踱步近两个小时，我相信自己一定踩踏了爷爷奶奶和先祖的脚印，相信会传递给我继续走木兰从军之路的力量，按现在的话说——“充电”。当我最后以坚定的脚步迈出大门时，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军令状——不把家史弄清，绝不还家。
爷爷去世时父亲才十六岁，我是出生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所建立的小家庭里，从小所知晓的爷爷，就是挂在墙上的画像。那是停留在四十多岁的照片里的爷爷微笑的容貌，是那么英俊、慈祥，这就是我记得的爷爷的身影。父亲告诉我们，爷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是个教师。当然，还有一些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不敢说出来而埋在心里的故事，如今回想起来，我的一生中有两个重大的选择时，是受到了爷爷的影响。
以后随时代的变迁，记不得什么时候起爷爷的画像不再在墙上了。现在才知道，是被爸爸悄悄地收藏起来了，那时有些宝贵的史料只能自己销毁或收藏起来，或许可以躲过劫难。1968年我大学毕业离开上海是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当时有自知之明的话，文字类就是只带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我没有带走父母的相片，更不可能带走其他的家族和先祖的记忆。我们在军垦农场种地的同时接受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利用农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前后几个月，全体学生的来往信件都是要接受检查的，也让我们“自觉地”在解放军的观看下打开自己的所有行李，交出“不利于接受再教育”的物件，以向伟大领袖献忠心。从那些书信和日记里挑出一些词句，很容易可以上纲上线；一些有一定家族背景的同学，就成为军垦农场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只有在这样年代过来的人们才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都被扭曲、国家主席也被打倒了的时候，小小老百姓哪里可有家史和先祖而言？
1976年1月，还是很冷的寒冬，我回上海来过一次，父亲慎重地给我一张照片并小心翼翼地叮嘱——“你们一人一张，自己藏好”。为什么妹妹会回观海卫、为什么拍照片，为什么要给我这张照片，我已经记不清了。
回想起来，那时的父亲是要作阑尾切除手术，我觉得好像父亲的神态有点像要给我们最后嘱托那样地慎重。（说明一下，父亲至今一直很健康，这个阑尾切除手术就是他这辈子所接受的最大的一个手术了。）或许我是在远离上海一千多公里的内地小山沟里工作，回上海一次不容易，来了一次也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所以，一张小小的照片，仅仅十个字的家乡话的叮嘱，在我的心里却是那么重。四十一年来，一直藏在我随手就可以取出来的身边，即使在海外的研究室里。现在我的电脑里已经有了爷爷的那张微笑的遗像，也有了近年修缮过的爷爷奶奶的墓的许多张彩照。我只把四十一年的老照片放在电脑边，看到照片我就会想起爷爷的遗像，也会想起幼年时对奶奶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