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原本就不大的国家，分裂成更多更小的诸侯国。由于日本国内各地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不断的战争，破产的农民，失职的官吏，失业的流民，战败的武士，无业的浪人，在各地领主的支持下，纷纷向海外寻求出路。我国沿海一带全面遭受倭寇的骚扰，“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使沿海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受极大的损失，严重破坏了沿海一带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明政府在沿海各地建有备倭都司府。是明代海防抗倭一线军事指挥机关，下文提到的备倭熊恩应为海州抗倭指挥官或称守备熊恩其人。
海州位于海州湾西南岸，我国南北走向海岸线的脐部。据《隆庆海州志》载：“（海州）东滨海道，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沧海洸漾，茫无际汇。高丽、百济、日本诸国直其东，风帆之便，不测可至。”正是出于这样的地理位置，明朝曾一再采取措施，加强海州的防卫。城东山上有多处标有“嘉靖十三年”（1534）由“淮安卫军政掌印改守备指挥蒋继爵”留下的题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嘉靖年间的海州地区正处于抗倭海防的前沿阵地。
《云台新志》载：“嘉靖乙酉夏至，海州郡守王同，公出到此题名，备倭熊恩，胡思忠也。”该石刻位于今天连云港港附近的孙家山上。孙家山又称“桅尖山”，从此处记载可知，嘉靖己酉年（1549）前后，六世祖思忠公在郡守王同，备倭熊恩，等人陪同下，在孙家山附近视察御倭哨所和游历。这也是思忠祖晚年留下的最后记录。 (图)茂东录于墩瑯胡家谱
王同比思忠祖小许多，他们怎么会有交往呢？这里要提到王同之父王尚絅，思忠祖1532在户部任河南清吏司主事，在王同家乡任职，其父也在户部主事。后任陕西参政。两人为同僚故交，后其子王同又到思忠祖家乡任职，且两人都为一代清官属同道中人。代父邀请看望老友实属正常不过。
不解的是，既然王同在嘉靖壬午年（1522）就已中举，为何直到嘉靖甲辰年（1544）才由“铨司”推荐到了海州任知州，这之间的二十二年他究竟做了什么？从现有的史料，我们不得而知。身为宦门之后的他，为何不借助父亲王尚絅的势力扶摇直上，而是甘愿被派往了穷乡僻壤、土地贫瘠的海州。这一切的一切，都与父亲王尚絅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据光绪《郏县志》载：“王尚絅，郏县人，性颖悟，童日即有志圣贤之学。弘治壬戌登进士，官吏部郎中，持诠，以平允称。出为陕西参政，至官即请归养。家居十九年，安贫乐道。读书苍谷山中。养粹学醇，累迁浙江右布政使。卒於官。”另据咸丰《汝州志》载，王尚絅学识渊博，王尚絅不仅是一代学者，还是一个正直廉洁的官吏，其为政刚直不阿、不附炎趋势、严而能恕。能体恤民情、惜民爱民。后不忍宦官当道、官场龌龊，上疏朝廷恳请辞官乞养。在野敢冒斧钺之险上疏，如实陈述灾情，并列举赈灾建议十余条，恳请为民赈灾。因此，其长子王同在海州任职期间的种种德行也就不难理解了。王尚絅晚年时，将一生所作诗词整理成册，名曰《苍谷集》，共十二卷。该书著录“赋四篇、诗诸体八百零四首、十二章文诸体一百四十六篇”，体裁千状万态，无所不包。嘉靖辛亥年（1551年）王尚絅辞世。
根据思忠祖任职履历显示1549年应为刚刚退休闲赋在家，此时王同也将卸任，当年海州作为淮安府的一个县级市(郡)，且两家有私交，此时王同邀请父亲故交且为前辈思忠公出游并考察海州也合情合理了。 图片发自简书App
附:河南《郏县志》载：“王同字一之，负奇气，承家学，弱冠举于乡。晚就拣铨司，授海州知州。海地荒民流，极力抚之。疏通河道，振兴学校，以蠲税粮，折马价，并里分，力请于朝，具蒙俞允。擢都督府经历，调随州，致仕归，屏事息虑，超然物外。著谦忍图说，永感类集、义方堂集，乐归园集，书法端庄道劲，动与古会，碑碣摩榻，艺林宝重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