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四年（1110年），胡安国复官。宣和年间（1119——1125年），提举江东路学事，不久辞职。宣和末年（1125年），出任尚书员外郎及起居郎。徽宗皇帝召对，任中书舍人，但为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南宋高宗即位后召为给事中，命校点《左传》，并兼侍读，专讲左氏《春秋》。他极力反对前宰相朱胜非出任江、淮、荆都督，弹劾朱与黄潜善、汪伯彦重用张邦昌，结好金国，天下愤抑，不宜重用。不久又落职退居衡山，著《春秋传》，授宝文阁直学士。
绍兴元年（1131年），上诏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当时有右司谏陈公辅奏请朝廷查禁二程学说。胡安国上疏说：“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可学而至；今学者师孔孟而禁程，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还献上《时政论》，擘划军国大计，建议高宗“当立于恢复中原”、“必至于扫平仇敌”，积极主张抗金，收复失地。
绍兴五年，朝廷召胡安国为经筵旧臣，令其纂修《春秋传》。绍兴八年书成，高宗称之为“深得圣人之旨”，擢升宝文阁直学士。同年四月十三日病逝，享年65岁。谥文定。
胡安国一生，虽历官40年，而在职不及6载。谢良佐常说：“康侯（安国）正如大冬严雪，百花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也。”他为人处事素重操守，讲忠信，性格耿直，不趋炎附势。钦宗曾问中丞许翰“识胡安国否？”许答：“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鲜。”胡安国不但不与权贵为伍，而且每逢排斥和打击；他事无巨细，从不苟且。有人劝他“事之小者，盍姑置之”？他说：“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事而可言也。”胡安国少年时已有出尘脱俗之想，登科第后，安贫乐道，不求闻达，辗转流徙，宦囊羞涩，曾告诫学子：“对人言贫者。其意将何求？”
《春秋传》为其传世之作，他从潜心攻读《春秋》到著作《春秋传》30卷，历时30载，宋高宗诏令经筵读本。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行科举新制，《春秋传》被钦定为经文，与《春秋》齐名，《春秋传》遂风行天下。遗著还有《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理学以“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辩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作为理学一个重要流派的湖湘学派，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长沙地区形成，并对湖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宋代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又称源溪先生，他在自己的早期作《太极图说》中把“无极”作为宇宙的本源，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论；又在晚期著作《通书》中提出了以“诚”核心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后人称他为理学宗主。程颖、程颐都曾受学于敦颐。周敦颐的理论是以后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不过在他生前影响不大，所以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派别。
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有意思的是，这个以“湖湘”命名的学派，创始者却不是湖南籍人，而是原籍福建崇安的胡安国、胡宏父子。胡安国从小就聪慧好学，刚学会说话时就能背诵部分《训童蒙韵语》，使家中父母非常惊讶，预言：“这个小孩一定可以广大我们家的门户。”15岁那年，胡安国到州学就读。一天，一个戏班子在州学前演出，州学学生都弃学外出看热闹，仅剩胡安国一人还留在书斋中诵读，州学教授发现后非常感动，赏赠他纸笔佳砚。两年
胡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