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的星妈”
胡丽天最想参加全国性听证会，“别人一说，这个人参加过国家级会议，多有地位”。
2007年，胡丽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将在北京举办，正在征集报名，但只能网上报名。胡丽天不会上网，只好花了5块钱，请楼下名片店帮忙。
这次，胡丽天被选为旁听员，一切费用自理，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北上，机票、打车、住宿，几天花了3000多元，是她三个月的退休金。
但胡丽天觉得值。她发现北京听证会的讨论比成都激烈，因故没出席的听证代表，还请代言人或律师代替发言，“档次很高哦”。
听证会上没能发言，听证会后，有十来家媒体采访胡丽天，会上没能说出的话，对着媒体都说了，她找到了“明星般的感觉”。
不过，这位明星第一时间就赶回成都了，因为“参加听证会不能顺便旅游，万一出了事，会给承办方增添麻烦”。她强调：“遵守纪律，才有可能被选上，才再有机会继续参加。”
听证会纪律胡丽天背得滚瓜烂熟。比如：准时出席；深思熟虑后发言；无论同意与否，都不能侮辱申请方。按规定，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她仔细数出自己一分钟能说130个字，于是按这个语速写相应字数的发言稿。
但她抱怨国家级的听证会太少。她始终关注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希望能有个听证会；她也关注个税改革，一直期望能参加有关听证，但个税改革方案最终采取网上征求意见的方式。所以，目前除了多参加听证会外，胡丽天的梦想又多了一个“学会电脑”。
频繁地出现在各个媒体上，胡丽天享受这种“明星”般的感受。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早就火了，“火了几次了”。
点这几次“火”的，除了去北京参加听证会，还有担当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成都赛区大众评委；受东方卫视邀请，担当“加油好男儿”的评审；因为给低保儿童每天一个鸡蛋，被当地媒体评选为“十大爱心市民”等。她对女儿说，“我现在就是你的星妈啊！”
指桑骂槐
胡丽天明白对她的指责都是指桑骂槐，实际是对听证会制度的不满。“我就是那棵桑树。”
1996年，中国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听证制度，根据这部法律，如果被处以数额较大的罚款，或者被吊销驾照，任何中国公民都可以向主管机关要求听证。
1998年，听证会制度写进了《价格法》：在对公共事业或自然垄断的商品进行定价之前，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举行听证会。2000年起，人大在制定法规时也要进行立法听证。
然而，时至今日，听证会有变成“听涨会”的趋势，人们感慨听证缺乏透明，流于形式。这也导致报名人数越来越少，摇号常常是从报名者中9选8，或5选4，“你报名也会被摇中。”胡丽天说。
成都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点：每场20～50人报名是常态，中老年人居多。比如，7月刚刚举行的成都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临时占道停放差别收费方案听证会，只有7人报名，胡丽天是其中之一； “成都限车听证会”的网页评论有26.5万篇，但报名参加听证的市民仅有15人。
该负责人说，最初的听证代表通常由市消协征集并推荐产生，经常会出现“熟面孔”；后来的听证会多由其他部门组织，采取随机抽签方式确定听证代表，“还是有很多熟面孔”。
同被网友称为成都听证会“四大金刚”的廖冰虹参加了至少17次听证会，对于“支持涨价”的批评，廖冰虹说，“因为有很多问题无法回避，比如很多利益很难平衡。”他也认同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应尽可能不涨或少涨，但有时“涨价也能促使节约”。
胡丽天计算过，自己共有过5次力挺涨价，分别是武侯祠、杜甫草堂门票涨价；四川省义务教育“一费制”方案听证会；成都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调整；成都有线电视收费以及成都机动车临时占道停车收费调整。
比如杜甫草堂门票涨价，胡丽天看到申请方列出北京、上海等地的景点门票都高达近百元，而这两大景点只有30元，“确实太低了”。很多行业涨价，胡丽天认为“都在涨价，不能不让它涨，消费者是上帝，但是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