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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品评三国人物:谁是诸葛亮“封神”的最大推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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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17-03-04
王立新品评三国人物:谁是诸葛亮“封神”的最大推手?
2017年03月02日 10:59:01
凤凰国学 作者:王立新
导读:三国是在汉末乱世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乱世是豪杰蜂起,也是混账横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物往往很多,正负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档次,够重量等级的其实并不多,大多也只是浑水摸鱼,侥幸获利而已。三国时期,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智谋人物、人文人物,隐逸、医巫、怪妖等等,什么人物都有,忠奸杂陈,能否相间,正邪各有其场,人鬼俱现江湖。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得世界斑驳陆离。
诸葛亮在《三国志》里的形象,只是一个善于治理日常政务的“能吏”,因为安抚了南蛮孟获,从而又被论定为有“治戎”之才。但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却并不认为诸葛亮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军事家。而作为宰相或者丞相,有史以来多如牛毛,本亦不足为奇。正如《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中哼唱的那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仅汉武帝一朝就往复更换了十几个宰相。后世宰相更换的频率有时更高。宰相,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诸葛亮
但是诸葛亮这位宰相,却在中国人心目中高居榜首,地位至高无上,几乎达到了圣人的地位,永垂竹帛,恒为世范了。这是为什么,又是从何时起开始的呢?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于汉献帝建安十二(207)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山辅佐刘备,至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病逝于北伐曹魏的进军途中。后主赠予“武乡侯印绶”,赐谥为“忠武侯”。
诸葛亮病逝前,将退兵事宜全部安顿妥当,司马懿率兵尾随,陈寿只说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就是仔细查看诸葛亮的屯军修整地点,见诸葛亮行军有法,无懈可击,赞叹说:“天下奇才也!”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对这件事情描述得更为细致:“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迫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活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三国演义》写这段故事,显然不是仅仅依据《三国志》的说法,而是整合了陈寿的《三国志》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评价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着,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平心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也。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隆中对
诸葛亮作为宰相,确实出类拔萃。从诸葛亮过世,直到唐代,虽然一直不乏对诸葛亮的赞美之词,包括东晋的习凿齿、南朝宋的裴松之、唐宪宗的宰相裴度等。但究其大略,不出于陈寿上述的评价。只是说他是个优秀的宰相,大致属于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宰相管仲、汉代初年的萧何那种,是个有本事、有成就的宰相,而且比这两位可能还略逊一筹。东吴张俨说“仲达之才,减于孔明”,说诸葛亮“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以为管仲和晏婴,也未必强于诸葛亮。晋朝张辅评价虽然稍高,说诸葛亮岂止是乐毅能比,简直可以和伊尹与吕尚相提并论。(“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可其实还只在治能上说,没有在理想目标和仁德用心,以及内在修养和学识的角度说。
这些从魏晋一直到唐代的评价,基本还是从治理的能力方面来评价诸葛亮,没有脱离事功评价标准,所论诸葛亮与管仲、乐毅等高低的不同,也只是量上的多寡而已,不足以在正大和彻底的意义上抬高诸葛亮。
直至北宋的仁宗至神宗的时代,因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事件,北宋士大夫阶层,越加对宰相的品、学、能,还有客观成就等综合人生指标发生重大兴趣。这才使关注古代人物的目标发生根本转移,这种“价值评估指标”的悄然转移,表明了宋代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管理的热情和对国家的责任意识,远远高出于从前所有的历史时期,是大宋朝“君臣共治”的崭新政治格局,给历史的评估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程颐评价诸葛亮说:“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则未尽。”这个评价,虽然还没有把诸葛亮抬高到天上去,但已经跨越晋、唐时代的所有评价,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程颐
程颐是大理学家,理学家评价人和事物,显然跟普通的文化人或者政要,甚至此前的儒者们,都有极其重要的不同。虽然他们面对的事实都是一样的,甚至使用的词汇也相差不多,但即便是使用了相同的词汇,意义却已经有了原则的不同。
理学家抓意义、抓本质、抓用心,不像一般的历史学家或者普通的儒者、政要等,这些人评价人物和问题,往往只是停留在功过、效果和才能等方面。
程颐说“孔明有王佐之心”,这可不是个一般的评价,就是说孔明想成就王者之业,而不是仅仅要帮助君主成就霸业。“王”与“霸”,虽然在客观事实上,都可能是控管统一的版图,但是用心和效果,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王者是亮金,霸者是锈铁。要真正理解这一点,我们还得先放下对诸葛亮评价本身,回到孟子那里去,看看孟子是如何界定“王”与“霸”的区别的。
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分了王道和霸道。孟子以行仁政为王者之志业,行仁政,就是抱着仁民爱物的情怀,去“摆平”天下。而不是像一些霸道的君主那样,拿着刀枪去恐吓和慑服天下。王者靠仁义“得”天下,用教化安天下;霸者用武力“夺”天下,用刑罚治天下;王者养民、教民,教民为善,导民互帮互助,使大家都能安居乐业;霸者欺民、榨民,诱民崇利,令民互相告奸,制造人间不和谐,谁都别想过安生日子;王者求义之正,霸者贪利之大;王者宽厚,霸者蛮横。请各位注意,我在上面评价王者和霸者的时候,把“得”和“夺”用了引号,不是表达另外的意义,只是着重提醒大家,“得”和“夺”是有原则不同的。“得”是因为你的德行到了,天下人就把天下“给”你了。“夺”的意思是我有强大的武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都能把天下“抢”到手里。
孟子面对梁惠王、齐宣王和滕文公时,奉劝他们的,都是行仁政,爱民,养民、教民之类的话语。
程颐虽然说诸葛亮未能“尽道”,可是把诸葛亮说成是“有王佐之心”,这就已经在质的意义上,实现了对诸葛亮评价的历史性跨越。诸葛亮从此不再是管仲、乐毅,也不再是萧何和张良之类,只是能力强,功业大,而是跟伊尹、周公同类的“大贤”一样,是用心正大,行事光明,不是用伎俩做事,而是以诚信待人、待事了。
虽然程颐对诸葛亮的评价已经超越了常规,但在北宋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并没有引起众多的响应。
靖康之难以后,宋室南渡,士大夫在江山社稷只剩半壁的历史情势之下,他们为了恢复中原失地,不使华夏文明的神圣领地,被沾满腥膻之气的女真所占据,迎请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回归故国,拼命鼓荡文化伦理情感。他们在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的同时,又在历史上努力找寻正面的楷模,以为现实的执政者效法之用。诸葛亮由此被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出来,重新审视的结果,正可以成为当代的楷模。于是就借助对诸葛亮的大肆宣传,斥责当时主和的执政者秦桧等,说诸葛亮在西蜀那样孱弱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断出师北伐,而南宋的执政要臣,却忘记国家民族还有皇室的耻辱,偏安江南,有什么颜面去面对差不多一千年前的贤相孔明?同时,南宋士大夫对宰相弄权也深恶痛绝,胡寅在评价诸葛亮时,借机指桑骂槐说:“使曹操而闻孔明事幼主之规,得不羞愧而入地乎!”这哪里是在辱骂曹操,分明是在咒责擅权误国、抑制主战抗金的当朝宰相秦桧!
当然,他们痛诋宰相弄权,虽然表面上是在维护君权,而实际上有更深的心里隐衷,那就是维护仁宗以后渐渐形成的“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他们想把中国历史真正带入到古典的“君主立宪”式的民主政治途程中去。
南北宋之交,朝臣李刚等既借上书之机,表彰诸葛亮的“北伐”、抗敌,而程门弟子杨时,也接续其师程颐,称颂孔明“有伊尹之风”。最典型、最集中的,要数春秋学大家胡安国。他为了大宋朝的复兴与安定,坚忍30年,苦著《春秋》,强调“尊王攘夷”,为“驱除金虏”,复兴大宋,鼓荡理论锐气。同时,胡安国又给刚刚当上宰相的秦桧写信,告诫他“《春秋》尊王室,恶臣下分权。”希望秦桧推尊高宗皇帝,不要贪恋权力,努力佐助高宗皇帝,争取创造大宋朝的中兴伟业。
胡安国的幼子胡宏自幼聪颖过人,十五岁上就编纂了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的语录精选,还自作了俨然已是理学家的前言和后记。胡安国唯恐胡宏过于重视思想本身,而忽视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使学问渐渐落入玄虚之中。于是就选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重新整合为100卷,取名为《资治通鉴举要补遗》,这是他专门写给胡宏等几个儿子和侄子使用的历史教材。宋人对子侄教育的用心、用力,由此可见一斑。
就在这部专门用作给儿子当教材用的重要历史学著述中,胡安国把西蜀定位为正统,将诸葛亮定位为古今贤相之首。胡安国平日里跟朋友们论说古人物时,也经常称道诸葛亮为古今贤相第一。
胡安国的长子胡寅,继续其父,进一步大肆张扬诸葛亮。胡寅作《读史管见》30卷,盛赞诸葛亮“贤哉远矣,亦何愧于伊尹、周公耶!”胡氏父子将诸葛亮比作伊尹、周公,跟从前人接受诸葛亮自己的说法,把他比作管仲、乐毅是有根本不同的。管仲、乐毅都是霸者的辅相,而伊尹、周公则是王者的宰臣。霸者的辅相,只知在功利上求进取;而王者的宰臣,却是在用心上显至诚。“霸相”只谋求建功立业,以获取自己的高爵厚禄;“王宰”则立心为天下谋太平,不计个人利害得失。

胡寅
胡寅不仅在自己的历史学力著《读史管见》中推尊诸葛亮,而且还单独为诸葛亮另作了一篇传记。在《诸葛孔明传》中,胡寅大肆表彰诸葛亮说:“亮体资文武,明睿笃诚。英略绝时,而行治纯懿;直方守正,而应变无穷。……及夫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政由己出,而不失臣礼;身握强兵,而中外无间;行法峻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劳。死之日,百姓追思,如丧考妣。庶几哉,帝王之辅,伊、吕之俦,度越管、萧远矣!”在这篇诸葛亮的传记中,胡寅把诸葛亮《出师表》的内容,一字不落的全都录在了里面。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诸葛亮的《出师表》,那确实是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文字。因为太能使人心受到激荡了,所以但凡有点理想、有点正义感的学生们,无不喜欢那篇文字。南宋的士大夫更是如此,很多人都喜欢并且能够背诵。朱子十几岁的时候,胡寅回到自己的老家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朱熹幸运的得以见到胡寅,并作为正式的参宴者,出席胡寅跟胡宪、刘屏山(这两位都是朱子的老师)等长辈儒者们的宴会。席间,胡寅微醺,朗然起身,慷慨吟诵《出师表》。胡寅激情满怀,热血沸腾的吟诵,给朱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数十年以后,朱子还在对自己的学生赞叹胡寅说:“胡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尝侍之坐,见其数盃后,歌孔明《出师表》”,是真正的豪杰型的人物。
胡寅尽显孔明美德于世间,之所以要甩开陈寿在《三国志》中为诸葛亮所做的传记,另行为诸葛亮作传,根本原因就在于认定陈寿根本就不了解诸葛亮,而自己才是诸葛亮的隔世知音。陈寿只把诸葛亮当成一个治理日常事务的能手,而胡寅则坚决认定,诸葛亮是不世出的贤相楷模。
胡寅的弟弟大理学家胡宏,跟自己的父兄一样,极力推尊孔明,说孔明“其志大,其量弘”,说诸葛亮死后,“蜀人久而歌之,犹周人之思召公也。”胡宏还说诸葛亮平生的做法,都“深得《春秋》之旨”。

武侯祠
胡宏的大弟子张栻,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尊诸葛亮,连胡寅所作的《诸葛孔明传》都不满意,又为诸葛亮另作了一个传记,叫做《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在张栻给诸葛亮所作的这部传记中,超越胡寅的如实反映诸葛亮人生实际的“做法”,把诸葛亮年青时“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的话语,以及诸葛亮为后主刘禅写作《申韩》、《管子》和《六韬》的事情隐没不提,却添上了诸葛亮娶丑女为妻一段。
这是个质的变化,连诸葛亮自己说自己的话语都去掉了,为什么?因为诸葛亮拿自己跟管仲乐毅相比,管仲、乐毅,是春秋战国时期霸者的辅相,而张栻和胡氏父子们要把孔明树立成王者的贤宰。所以胡寅才把他比成伊尹、周公和姜太公,胡宏才跟他的哥哥胡寅一起,说蜀人思念诸葛亮,就像周人思念召公一样。其实有关这种说法,在西蜀被曹操灭掉不久,东晋张辅就曾说过:“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但是,张俨虽然也把诸葛亮表彰到了与胡寅、张栻同样的高度,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超越管仲乐毅,而与伊尹和姜尚比肩的深刻含义,他还只是在重量等级上,在与历史人物的对比中看待诸葛亮,而不像胡寅和张栻,已经跨越量上的对比,进入了质的飞升。
张栻删掉“自比管仲、乐毅”,还有诸葛亮给后主写作《申韩》、《管子》和《六韬》的事实,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把诸葛亮身上“不够纯正”的东西抹掉,好让他变得精而又精,纯而又纯,没有一丝一毫杂质。张栻把诸葛亮娶丑女为妻的事情写在传记里,是为了表彰诸葛亮不迷惑于色相,而专注于美德。至于诸葛亮的妻子,到底是不是后世因为张栻的写法而盛传的那样貌丑,这事儿恐怕是没有办法证实了。反正为了反衬诸葛亮的盛大光辉,他的夫人丑点也没关系。而且人早就不在了,无论俊、丑,都已无关她的生存幸福与否了。

张栻
张栻为什么这样写?为了匡正世风,为了大宋朝的重新振兴,为了圣贤之道能够在人间流行:“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说盈天下,谋国者不复知正义、明道之为贵。”这个说法,跟胡寅在《读史管见》中的“王迹既息,人欲肆行,熙熙攘攘,惟利是竟”的担忧,完全出于理学家想要拯斯文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共同心态。这是宋儒推崇诸葛亮,努力把诸葛亮打造成纯粹的圣贤的最好说明。他们忧虑人间日渐功利化,正道不能在天底下顺畅流行,所以才在历史中找寻根据,并把诸葛亮这个基本初具形貌的“树根”,用无数大师巨匠们精美的手法,历时差不多整整一个南宋时代,终于把诸葛亮雕刻成为一架精美无比的“根雕”!
张栻极尽对诸葛亮“正大之体”的表彰,张栻把自己给诸葛亮重新作的这份传记送给好友朱熹欣赏,朱熹却不同意张栻把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那段,还有他给后主刘禅写的《申韩》、《管子》和《六韬》等的事实去掉,说是这些正是诸葛亮“其学不纯”的证明。还有诸葛亮劝刘备占据荆州、益州以成霸业之类,都在表明诸葛亮学得很驳杂,本来就不是纯儒。
张栻却说:诸葛亮唯一的不足,确实是学得很驳杂,要是他能得以深学孔孟,跟朋友经常讲论,那就更不知道他的造诣会有多高了。张栻承认朱熹的“批评”有道理,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写法,认为尽管诸葛亮“其学”不纯,但诸葛亮的胸中所存,绝不是三代以下的宰辅们可以比拟的,岂止限于管仲和乐毅?管仲和乐毅,只求建立事功,哪知扶持王室?哪知匡正世道人心?他们根本就没有跟诸葛亮的可比性。自己之所以非要把“自比管仲、乐毅”和为后主写作《申韩》、《管子》和《六韬》那些事情去掉,就是为了避免世人误读,受迷惑而把诸葛亮仅仅看成是像管仲、乐毅那种“霸者”的宰相,甚至“帮凶”。
张栻的意思,就是说凭借自己的感觉,诸葛亮的确有圣贤的自知和用心,尽管其学驳杂,但也不应该轻易肯认他“自比管仲乐毅”,就应该把他当成圣贤式的宰相来看待。是不是或者像不像管仲、乐毅,不能由诸葛亮自己说了算,必须从他的实际做法中,给他以重新评价和定位。张栻还说明了自己没有把诸葛亮给后主写《申韩》、《管子》和《六韬》的理由,是他怀疑这些未必真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味道跟《出师表》完全不一致。张栻对朱熹的解释说:我既然存有怀疑,所以就可以不写这些事情。
张栻甚至说自己就是看中并欣赏诸葛亮的“以兴复汉室为己任”,我不写那些,只写这些,正是想要用诸葛亮的“以兴复汉室为己任”,来正名、讨伐那些“天下诸侯内怀他图者。”
张栻的这种说法,其实表达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整个南宋所有主张北伐金兵,心系大宋朝重新复兴的优秀士大夫的共同心声。朱子虽然提醒张栻,要注意书写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但是朱子完全理解,并同样具有跟张栻和胡氏父子的同种“心怀”。只是朱子觉得,不能把“圣贤”这样的“名器”轻易许给别人,这样会降低圣贤的品质。
张栻面对朱熹,一向温润,经常于“义理论辩”上,稍让朱熹一筹。但在写作《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的取舍材料问题上,却丝毫没有退让。因为自己认定诸葛亮是可以佐助人主,创立王道事业的,所以才“推明其本心,证以平生大节,而削史之说有近于霸术者。区区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过也。”张栻对诸葛亮,除了在正文写作时,必须尊重历史的书写规范,直呼姓名之外,其余场合谈到诸葛亮,张口闭口都是一个“侯”字(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受谥忠武侯),尊崇敬重,已经无以复加。
张栻之后,南宋贤士大夫,纷纷加入到提升诸葛亮历史地位的队伍中来,几乎众口一词,一致推尊诸葛亮。朱熹、陈傅良、陈亮、叶适、吕祖谦、陆九渊、杨万里、真德秀等都在其列,陈亮写了两大篇关于诸葛亮与司马懿高下评判的文字,历史学家郑樵又作了一篇《诸葛亮传》,而儒者萧常,不仅完全同意张栻的做法,而且又做了一篇《诸葛亮传》。
萧常在这篇自作的《诸葛亮传》的末尾,用《赞》的方式,完全接受张栻的说法,把张栻对于诸葛亮的崇高评价的话语,全部辑录在自己所写的《诸葛亮传》的后面:
广汉张栻曰:“三代衰,五霸起,而功利之说盈天下,谋国者不复知正义、明道之为贵……若亮者,可谓有正大之体矣。……其君臣相与,一以道义而忘势。”
诸葛亮一改在《三国志》中的霸者辅相的面貌,彻底地变成了王者的宰臣!
萧常引用张栻的话语说:“呜呼,秦、汉以来,士狃于战国余习,张子房号为豪杰者,而犹未免杂于霸术。若亮,真豪杰之士,无文王犹兴者。使得游于洙汜,讲学以终之,则其所致又当若何!《传》称:‘始亮在隆中,以管、乐自许’,余谓亮王者之佐,岂与管、乐同在功利之域哉!臆者,《传》之误耳。”
其他诸儒,虽认识各有高低,但都同样主动站进高抬孔明的时代行列中,尽管陈亮主要还在强调诸葛亮的事功成就和实际才能,叶适对诸葛亮并不完全赞赏,朱熹始终坚持说诸葛亮“其学驳杂”,“病于粗疏”,“出于申商”,但却依然肯认“诸葛亮有儒者之风,后世诚无他比。”
诸葛亮已然被南宋儒者彻底“重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贤相之首,从此永远高居在中国后世历史中“宰相贤能评比”的人心榜首,地位如日中天般崇高,从此再也没有走下圣坛。传世的文学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之下,顺势把诸葛亮的伟大而崇高的形象,镶嵌在了后世的人心之中,再历千年万世,也不会变动,真正是名标竹帛,永垂不朽了。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演义》作者在诸葛亮仙逝于五丈原的时候,引用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上面的诗句,读到此处,让人忍不住啜泣成声。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像陆游一样的南宋志士仁人,借诸葛亮的《出师表》,以宣泄被主和派宰相秦桧压抑的强烈而沸腾的抗战复国激情,抒发“弗与女真共天下”的豪情壮志,他们绝不会被敌人所吓倒,誓死不会向强敌女真屈辱臣服!
诸葛亮成了他们的替身,也成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化身;他们也使得诸葛亮不屈不挠,坚决抗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昭然于人间,传流于后世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在下,你既然这样赞扬诸葛亮,对他那样动情,为什么还要否定刘备的正统地位?为什么还要同时表彰曹操?
这是两回事。咱是学者,不是信徒。所以必须抑制自己的个人情绪,而争取坚持住客观的理性精神。
诸葛亮之作为贤相,虽然不能不说跟刘备的是否正统关系重大,但毕竟不是一个问题。中国历史要是永远都以姓刘的为正统,那我们两千多年内的所有中国人,就都是他们刘氏的家奴了。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和结果吗?就算永远打工,咱们也得换两个老板,好有个对比、权衡,以备自己做选择时作参考是不是?
曹操在古今帝王中,确实是少有的典范,他跟诸葛亮对待皇帝的态度不同,是因为汉献帝是在曹操扶持下存活下来的,如果没有曹操,汉献帝早就被各种董卓、李傕、郭汜、韩暹、杨奉、袁术、袁绍们折磨死了。是曹操,把他的性命和“权力”——至少是名义上的权力,还有个人生活待遇,一直保持到自然死亡。刘禅虽然庸懦,但诸葛亮是因为跟随刘备,才得以展现才能,施展抱负的。假使曹操起初就追随有权有势的汉献帝,一路依附汉献帝成长起来,然后再架空、取代汉献帝,那老王自然也就不会这样评价他,不会表彰他有性情,有仁心,反倒会像骂司马氏父子一样骂他,太残忍,太不厚道了。司马氏父子,完全是依托人家曹魏成长起来的,在人家还没有没落的时候,强行窃夺了人家的政权;而曹操完全不一样,要是没有曹操,汉献帝早就不知道去哪里找寻自己的魂灵了。
*本文系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品评三国人物》系列第十二部分,凤凰国学获独家授权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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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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