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宗亲网：胡安国研究专栏（胡志良） [复制链接]

胡宏， 字仁仲， 崇安人， 文定之季子， 悠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 不舍昼夜， 学者称五峰先生。 绍兴诸儒， 所造莫出五峰之上， 卒开湖湘之学統。 关于胡宏的生卒年， 版本之多， 甚无考证也不严谨， 明知不对， 仍以讹传讹， 形成乱象。 经笔者考证，胡宏生卒年为崇宁四年乙酉（公元 1105 年） ——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公元 1162 年） ， 寿年 58 岁。 如有异议， 欢迎与笔者相驳。


一、 关于胡宏出生年


由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所以关于胡宏的生卒年就产生了许多种说法， 有说是崇宁元年（1102 年） 出生的、 有说是崇宁四年（1105 年） 出生的、 有说是崇宁五年（1106 年） 出生的， 还有说是大观二年（1108 年） 出生的， 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崇宁四年， 即公元 1105 年是胡宏的出生年。 主要依据是《五峰集》 卷二《与秦会之书》 记载： “窃伏思念四十三年矣， 先人即世忽已十载。 ……..去年复哭子， 而今年又丧妇。 ”（见《五峰集》 卷二《与秦会之书》 ） 意思就是说： “我暗暗地思想了四十三年， 眨眼间父亲已离世十年了……去年儿子死了，我反复悲伤痛哭， 今年又死了老婆。 ” 要确定胡宏出生年， 只需明确回答两个问题就行了， 那就是胡安国是什么时候离世的？ 胡宏妻子是什么时候死的？ 众所周知， 胡安国是 1138 年去世的，这是无疑义的， 那么在胡安国去世十年后， 即到 1147 年刚好十年， 而胡宏在 1147 年时为 43 岁， 因此推算出胡宏应为公元 1105年出生。“今年又丧妇” 的今年是 1147 年， 因此只需印证下 1147年胡宏妻子是否去世就行了， 史料中确有。 胡宏之兄胡寅在《斐然集》 卷二十七《祭季弟婦唐氏》 “維紹興十七年（1147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伯寅、 姆姆翁氏， 同祭於三十四嬸唐氏……”也就是说 1147 年 12 月 26 日， 胡寅携妻子翁氏一同祭奠了弟弟胡宏的妻子唐氏， 由此可见胡宏妻子是 1147 年去世无疑。


二、 关于胡宏离世年


胡宏的离世年争论更大， 有说是绍兴二十五（1155 年）、 有说是绍兴三十年（1160 年）、 有说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有说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 还有说是绍熙三年（1192 年）。在这里， 笔者提供四条有关史料记载予以说明：第一条记载为《宋史》 卷四三五《胡安国传》“桧死（查《宋史》 列传第二百三十二•奸臣三《秦桧传》， 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 即 1155 年）， 宏被召， 竟以疾辞， 卒于家。” 也就是说秦桧死后， 胡宏被朝廷召命， 胡宏以有疾病为由推辞， 后来在家中离世。 如果理解为秦桧死了， 胡宏也因疾病辞世， 则大谬也。


第二条记载为《宋元学案》 卷四十二《五峰學案》 “籍溪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卒。 謝山謂五峰之卒在紹興之末， 蓋與籍溪前後卒。 ” 绍兴元年为 1131 年， 绍兴末年为 1162 年， 胡宪卒于绍兴之末的 1162 年， 谢山（全祖望） 认为胡宏离世时间大概与胡宪差不多前后， 也即在绍兴之末的 1162 年前后。


第三条记载为张轼《南轩集》 卷一五《五峰集序》 “虽然，以先生之学， 而不得大施於时， 又不幸仅得中寿， 其见於文字间者复止於如此， 岂不甚可叹息！ ” 也就是说张轼感慨胡宏的不幸，仅仅只有中寿。 那么中寿是多少年呢？ 《左传昭公三年》 认为九十以上为中寿， 《庄子.盗跖》 认为八十为中寿， 《淮南子.原道训》 认为七十为中寿， 《吕氏春秋.安死》 认为中寿不过六十。其实中寿的规定并没有一定之规， 但宋以欧阳修为代表普遍以为中寿就是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


第四条记载尤为关键， 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八一、《方舆胜览》 卷一一、《濂洛风雅》 卷五、《两宋名贤小集》 卷一五五均可查找到， 那就是朱熹的《跋胡五峰诗》“初绍兴庚辰（1160年）， 熹卧病山间， 亲友仕於朝者， 以书见招， 熹戏以两诗代书报之曰……或传以语胡子， 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 吾未识此人，然观此诗， 知其庶几能有进矣……明年， 胡子卒。 又四年， 熹始见钦夫而後获闻之” 白话的意思就是： 当初在 1160 年， 朱熹患病卧居山间， 有亲朋好友在朝廷为官， 写信给朱熹告诉他朝廷要召他入临安奏事， 朱熹以两首诗作为回信……或许这两首诗被人传阅并告诉了胡宏先生， 胡宏先生对其学生张轼说： 我不认得这个人， 但是观看这两首诗， 知道朱熹可能大有前途。 第二年胡宏先生就死了， 又到第四年， 朱熹见到张轼后才听到这件事。 于是因“明年”两字， 就有人直接认定胡宏是 1160 年的第二年即 1161年离世的。


笔者以为要从《跋胡五峰诗》的内容来确定胡宏的准确卒年，那就得先确定“明年” 的起算年是哪一年？ 如果明年的起算年是1160 年， 那“明年” 即 1161 年为胡宏先生离世年， 从 1160 年起第四年即 1163 年， 朱熹见到张轼谈起此事。 事实上朱张确实是于隆兴元年（1163 年） 在京城临安首次见面。 表面看来， 以1160 年为“明年” 和“又四年” 的起算点并不为错， 但其实不然！ 笔者以为“明年” 和“又四年” 的起算点应该是“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 发生的那一年才是“明年” 的起算点。 如果“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 发生在 1160 年， 则朱熹的《跋胡五峰诗》 的行文是流畅的， 也是符合时间界定的。 但如果“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 不是发生在 1160 年， 那“明年” 和“又四年” 的起算点也另当别论。

在这里， 笔者再提供几条史料来确定“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笔者认为胡宏对张轼谈起朱熹诗是在 1161年拜师见面时或见面后。

（一） 《宋元学案》 卷四十二《五峰學案》 “初， 南軒見先生， 先生辭以疾。 他日， 見孫正孺而告之。 孫道五峰之言曰： 「渠家好佛， 宏見他說甚！ 」 南軒方悟不見之因。 于是再謁之， 語甚相契， 遂授業焉。 ” 也就是说当初张轼第一次见胡宏先生， 胡宏先生以有病为借口推辞不见， 在不久的再次求见后， 两人相谈甚欢， 情投意合， 胡宏才教授张轼。 可见在胡宏未见到张轼前， 私交并没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在未见面未深交的情况下， 胡宏不可能对张轼说起对朱熹的个人看法。 换言之， 作为现代人， 也不可能对一个未曾谋面之人说起对另一个未曾谋面之人的看法。

（二） 《五峰集》 卷三《与孙正孺》 “敬夫特访陋居， 一见真如故交， 言气契合， 天下之英也。 见其胷中甚正且大， 日进不息， 不可以浅局量也。 河南之门， 有人继起， 幸甚！ 幸甚！ ” 同样在《宋元学案》 卷五十《南轩学案》 中也这样记录： “少长，从五峰胡先生问程学。 五峰一见， 知其大器， 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 先生退而思， 若有得也。 五峰曰圣门有人， 吾道幸矣!” 这两条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胡宏在见到张轼后， 对张轼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给予了张轼极高的评价。

（三） 《南轩集》 卷二十六《答陳平甫》 “始時聞五峯胡先生之名， 見其話言而心服之， 時時以書質疑求益。 辛巳（1161）之歲， 方獲拜之于文定公書堂。 先生顧其愚而誨之， 所以長善救失， 蓋有在言語之外者， 然僅得一再見耳， 而先生没” 。 也就是说 1161 年为张轼第一次见五峰先生， 并在衡山南岳文定公书堂拜师成为胡宏的弟子， 然后仅再见一次面五峰先生就离世了。 有人认为张轼只见过胡宏一次， 就是 1161 年拜师这一次。 如果是这样的话， 张轼的记述应该为“然僅得一見耳， 而先生没” ， 非“然僅得一再見耳， 而先生没” 。那么张轼再见胡宏先生又是什么时候呢？ 《南轩集》 卷三十《五峯先生所着皇王大纪》 有记载“五峯未易箦半年前， 某见之，求观此书。 云： 此书千疮百孔， 未有伦序， 未可拈出， 若病少间当相与考订之， 後来某得本于其家， 殊未成次第， 然其论数十篇可得後便录寄” 。 也就是说张轼第二次见五峰先生是在胡宏离世前半年， 最短时间也应在 1161 年拜师后半年胡宏才离世。


从以上史料记载， 可以认定胡宏至少是在张轼拜师后半年才离世， 也基本可以认定《跋胡五峰诗》 中“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发生在胡宏与张轼见面后， 也就是张轼在文定公书堂拜师后， 即1161 年。 那么“明年” 和“又四年” 的起算点是否还是 1160 年呢？ 显然不是！ 如仍然认定为是的话， 朱熹的《跋胡五峰诗》 应该改为“初绍兴庚辰（1160 年）， 熹卧病山间， 亲友仕於朝者，以书见招， 熹戏以两诗代书报之曰……或传以语胡子， 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 吾未识此人， 然观此诗， 知其庶几能有进矣……同年， 胡子卒。 又四年， 熹始见钦夫而後获闻之” 才符合“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 与“胡子卒” 的时间界定， 否则就得认定“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 是发生在 1160 年， 显然与事实不符， 也就是说“明年” 与“同年” 一字之差。 因此笔者以为“明年” 和“又四年” 的起算点发生了变化， 起算点不是朱熹生病的 1160 年，而是“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 的 1161 年。“明年” 的第二年是1162 年， 胡宏离世。 1161 年的第四年即 1164 年， 朱熹见到张轼谈起此事。 事实上朱张第二次见面确实是隆兴二年（1164 年），这一年张轼的父亲张浚离世， 朱熹千里迢迢赶到豫章， 登船哭祭张浚， 并护灵到丰城， 同张轼畅谈了三天。


综上所述， 胡宏出生于 1105 年， 卒于 1162 年， 寿年 58 岁。

据《清史稿.选举志一》记载：清朝有一种选拔人才的拔贡制度，是读书人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每六年或十二年进行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候选拔贡，有名额限制，一般每府推荐两人、州县学荐一人。贡生又可分为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等几种等级。经朝考合格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其中经朝考合格的一等可任七品京官，二等可任知县，三等可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成为贡生，毕竟很不容易，拔贡更是读书人的骄傲。清同治年间，湖南湘潭胡锡燕一家，四个儿子都是贡生，一时传为美谈。

胡锡燕的父亲胡筠帆担任广东南海县知县，聘请番禺陈兰甫先生在家里办私塾，教授自己的儿子胡锡燕（字伯蓟）、胡同寿（字同生），陈兰甫先生何许人也？陈兰甫生于1810年，道光十二年进士，早年读汉儒术、中年读宋儒书，实事求是，博采众长，以讲学著述终生，是清代著名学者，曾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著述颇丰，达120余种。

胡锡燕比陈老师少15岁，两人既具师生之谊、又有父子之情，感情很深。1872年，胡锡燕在湘潭探亲返回广东投奔老师时，不幸落水溺亡，陈老师听闻这一消息，堂堂一代鸿儒哭得悲天恸地、轰动一时。胡锡燕天资聪明，是一个爱书如命的家伙，曾经，挟遗书数千卷度岭还家。与老师一样终身布衣，是清代鸿儒、书法家。时人评价他的书法作品很有特点，刚健于婀娜之中，遒劲于婉媚之内，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美不胜收。现存著述有《诗古音绎》、《日知斋遗文》、《皇清地理图》及《通鉴校勘记》等。胡锡燕英年早逝，家道中落，但四个儿子个个承东塾之传，崇朱子之学，通经博古，著述等身，成就斐然。

（一）

胡锡燕的大儿子胡元仪（1848—1907）字子威，号兰茝，湘潭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由各省选择品学兼优的参与会试的举人，考取后贡入京师，称为拔贡）。胡元仪传其家学，师事王闿运，尤精《三礼》、《毛诗》、《荀子》。元仪家贫，冬天仍然穿着夹衣御寒，有故人看不过眼，馈送他财物，元仪婉拒不受，甘愿挨冻受饿，艰苦度日。有一年元仪以小博大，中采券得五千金，以偿旧债，余下部分尽数分与其他兄弟，而自己食贫以死。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的陈三立为其作诗哀挽，事后陈三立又与湘乡曾国藩长孙曾广钧、长沙汪诒书为胡元仪遗稿作序。

现存著述有：

《步善词》二卷，清光绪二十年（1894）湘潭胡氏始诵经室刻本；

《词旨畅》二卷，清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1934年铅印《词话丛编》本；

《周书王会篇注》一卷，《图赞》一卷，清抄本，藏国家图书馆；

《毛诗谱订正》一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刻《皇清经解续编》本；

《荀子别传及考异》；

《北海三考》六卷，1926年湖南丛书处刻本；

《瞻阕集虚》一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长沙梁益智书局刻本；

《胡氏世典》十一卷附录一卷（纂），清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胡元仪选拔卷》，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胡子威文钞》，清抄本，藏湖南图书馆；

《始诵经室文录》一卷，1937年铅印《丁丑丛编》本；

《孙卿子注》；

《知非集》，抄本，藏国家图书馆。

（二）

胡锡燕的二儿子胡元常，字子彝，生卒不详，湘潭人。他一生醉心篆法，又擅长考证，以附贡终老。

现存著述有：

《论书绝句》一卷，清光绪间长沙梁益智书局刻《胡氏丛刻》本；通鉴堂刻本；

《新校资治通鉴叙录》三卷（辑），清光绪十七年（1891）长沙杨氏刻本；

《校刊资治通鉴全书》（辑），清光绪十四年（1888）长沙杨氏刻本；

《楚南金石考》十卷，民国抄本，藏国家图书馆。

（三）

胡锡燕的三儿子胡元直（1853—1893），字子正，号介堂，湘潭人。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拔贡，候选教谕，曾主讲四川万县白岩书院，胡元直一生重视教育、关爱学生、勤于教学。当时的户部主事袁绪钦曾评价胡元直“其才隽逸，非一世人也”。1893年年年关将至，胡元直准备返回湘潭过年，一边打发佣人去买舟，一边在书院收拾行李，在毫无征兆情况下，突然暴卒，时年才四十。门徒痛哭，私谥号端敏先生，刻其癸甲试赋经解诗词文笔以为《端敏遗书》。

现存著述有：

《介堂赋录》二卷，稿本，今藏湖南图书馆；

《癸甲试赋》一卷、《介堂诗词》一卷，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文笔》一卷、《经解》一卷，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端敏遗书》，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胡元直选拔卷》，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四）

胡锡燕的小儿子胡元玉，字子瑞，号镜珠斋。光绪戊子（1888年）优贡，是曾国藩幕府王闿运的女婿。胡元玉从小就随诸兄学，家道中落后，仍节衣缩食，矢志为学，终有所成。只是史海沉浮，胡元玉个人资料较少，生卒年已无可考，但其著述却泽被后人。胡元玉客死京师后，是他堂弟胡元倓（长沙明德中学创始人，任明德校长三十八年）护棺返回湘潭归葬祖坟的。

现存著述有：

《驳春秋名字解诂》一卷，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刻，录入《经义述闻》卷二十二、卷二十三；

《璧昭集》，光绪元年,长沙梁益智书局刊本；

《汉音钩沉》；

《郑许字义异同评》；

《镜珠斋汇刻》清光绪十七年(1891)刊印；

《周秦名字解诂补》，录入《聚学轩丛书》；

《声均表》

《东山书院课集》，光绪十八年(1892)冬长沙益智书局刊印；

《雅学考》，清光绪十七年(1891)益智书局铅印本, 《续修四库全书》189册据此本影印,长沙东长街梁益智书局承刊本及北京大学排印本。

感谢总版主为胡氏族谱所作的无私奉献！
谱者，史也。国之史大者，如参天大树之干，族之谱小者，如树干之枝。小者以大者为尊为准，大者以小者为辅为助，史与谱相辅相成，方有相得益彰。窃以为无谱所据之人，如随水之青萍浮荡；有谱可查之人，如迎风之大树安定。基于是识，余愿为胡谱尽绵力，愿随有识之士共奋之。窃以为当今胡谱多错舛，甚而指鹿为马、弄虚为实，既失史之参，又无谱之值，实堪忧之。喜逢今信息开放之大时代，典籍、数据、究错诸方面，较祖辈易如啖汤，祖辈们修谱劳千百，吾辈不足其一，而效可同。生在如斯时代，甚幸！在此借贵平台广而告之，求同心之人，先究错再谱新，徐图文定公系之谱成，吾在衡诚心以待。

    “流宥五刑”首出《尚书·舜典》，而“五”是满掌之数，古人以“五”为数概括主要的刑罚，也包含法令完备之意。“流宥五刑”用白话解释就是用流放的惩罚来宽宥应处“五刑”的人，南宋教育家、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所著的《五峰集》有《流宥五刑》篇（原文附后）。胡宏认为“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是“周公旦之遗法，”是正五刑。“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正五刑的流宥之法。而“墨、劓、剕、宫、大辟”是苗民所作，是五虐之刑，是贼刑。为此胡宏有《吕刑五虐》对此进行了考证。


按胡宏的理解，所谓“象以典刑”就是在犯人的衣服上画其本人的图像，使衣服与常人有异，而使其感到羞耻的处罚；此刑针对的是失行士大夫之流。所谓“鞭作官刑”就是用铜或铁制成的有节硬鞭抽打犯人的背部、臀部或腿部；此刑针对的有过失的府、史、胥等官员。 所谓“扑作教刑”就是用板子用力击打犯人的背部、臀部或腿部；此刑针对的是失去礼教的士农工商等。所谓“金作赎刑”就是用贵重物品铜作赎金进行处罚。所谓“怙终贼刑”就是对有恃无恐屡教不改的施以伤害肉体及生命的刑法。


胡宏理解的五虐之刑均是伤害肉体及生命的贼刑。所谓“墨”就是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刺刻符号或字迹，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刻成为永久性的记号。所谓“劓”就是割掉人犯鼻子的刑罚，所谓“剕”就是断足，以断除人犯左脚或右脚的残酷刑罚。所谓“宫“就是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的刑罚。所谓“大辟”就是剥夺生命的死刑。


胡宏认为：周公旦所作的正五刑，虽然法律条文有缺失，但宅心寛恕，以教化为旨。到残暴的秦王朝，实行诛连三族的酷法后，正五刑之典尽废，五虐之刑开始独行天下，没有轻刑可判，量刑的起步就是伤害肉体的重刑。直到汉代孝文帝悯民起意，才废肉刑而“立笞与弃市之法”，但因不知晓正五刑的立法根本，执行的尺度又不准确，造成笞刑往往也致人死亡，名义上是轻刑，实质与专用肉刑无异。发展到胡宏所在的南宋，有笞、杖、徒、流、绞斩而成的新五刑。


所谓“笞”就是以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的轻刑，是针对轻微犯罪而设，或作为减刑后的刑罚。宋笞刑分五等，以十为一等，即从十到五十下。所谓“杖”就是指用大竹板或大荆条拷打犯人脊背臀腿的刑罚。凡所犯重于五十笞者，则入于杖刑。宋杖刑分五等，均为以十为一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所谓“徒”就是剥夺罪犯一定期限的自由，关押在本地监狱，并强制其服劳役的刑罚。宋徒刑分五等，刑期分别为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所谓“流”就是流放到荒蛮之地。宋流放距离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所谓“绞斩”就是死刑，斩者身首异处，绞者可以保全尸身。


从正五刑发展到宋时的新五刑，胡宏认为总体来说，使人自新之路越来越狭窄，而制裁之法却越来越严重和急迫，这并不是帝王教化民众的立法原意。


接着胡宏建议当时的南宋应当尽快恢复正五刑，进行法治改革，保留宋当时的“笞、杖、徒、流”；并在绞斩之科下増立劓、剕与宫三刑，不执行死刑，即使是鞭、扑这样的轻刑，也要谨慎行之，可以根据罪行的轻重允许以钱财赎罪并流放或监禁。经流放惩罚的人犯，仍然不能改过自新的再判五虐之实刑，对死不悔改的用五虐之实刑残其体肤，哪怕是判死刑也是法之“生道”，这样以来人人心悦诚服。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风气会越来越好。


胡宏在其《五峰集》和《知言》的有关篇章中，对法治也多有论述。我们从《流宥五刑》及其论述中，不难探知胡宏所倡导的法治思想。


一是立法者本身要正，出发点要公。胡宏认为“为天子行法不公，民生悖心矣。行法而有私者，非君道；徇法而不仁者，无君德。”他在《事物》中写道：“欲大变后世之法度，必先大变人主之心术。心术不正，则不能用真儒为大臣。大臣非真儒，则百官不可总已以听。本正，则自身措之百官万民而天下皆正矣。”他在《与张敬夫》中认为“改制立法，出其私意，一世不如一世，至于近世，坏乱极矣。”因此他盛赞商鞅变法，他认为商鞅的井田制有三大好处：“先王之所以沟封田井者，畆数一定不可诡移，一也；邑里阻固，虽有戎车不可超越，二也；道路有制，虽有奸宄不可羣逞，三也。此三利者，絶兼并之端、止狱讼之原、沮寇盗禁奸宄于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风俗、保世永年之大法也。秦一废之及今千六百嵗，而弊日益深，而戎马不可禁矣，可胜叹哉。”而对王安石变法，胡宏却多有诟病，认为“及丞相王安石轻用己私，纷更法令，不能兴教化、弭奸邪心，以来远人，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将，始有富国强兵，窥伺边隅之计。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而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


二是法制与道德相辅相成。他在《修身》中论述：“法制者，道德之显尔。道德者，法制之隐尔。天地之心，生生不穷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节、风雨霜露之变，然后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结于民心，而无法制者为无用，无用者亡。有法制系于民身，而无道德者为无体，热体者灭。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胡宏认为法制是道德的表面体现，而道德却是法制的内部实质，有德无法行不通，无德有法更行不通。


三是法制要健全、统一。他在《汉文》中描述：“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妇之法。夫妇有法，然后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后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后天地泰。泰者，礼乐之所以兴也。礼乐兴，然后赏罚中而庶民安矣。”他认为“上法一而百度张”，法制健全了，“ 待之以诚信，约之以法度，示之以赏罚，谁敢不从？”


四是法治应以教育为主，刑为辅。胡宏始终认为“强 暴感仁义而服者有矣，未闻以强 暴服强 暴而能有终者也。”他提出“治百姓”应该“修崇学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为治之正法也。”因此在《吕刑五虐》、《流宥五刑》中不主张以伤残肉体的五虐之刑，更不主张死刑，对人犯应“以刑弼教”，给予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对那些有恃无恐、屡教不改的才采用五虐之刑。


五是大乱必变法，变法则必依。胡宏在《上光尧皇帝书》中以“故乘大乱之时必变法，法不变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此乃震耳发聩之声。他认为“法令之所在也，纲纪之所凭也。行法令，振纲纪，莫大于举才能，刺奸宄，使盗贼屏息不敢作，刑狱清明，得其情而已。”必须“法则以驭其官”。否则“法禁不行，奸豪得志，暴虐日敷，根本摇动，大命将泛，流荡而不可止。”


总体来说，胡宏的法治思想在其“仁”学、“性心”学中多有体现，研究其法治思想也有很大现实意义，且其《流宥五刑》的许多观点和解释也能给学者以启迪。目前，我国现行刑法也是五种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其中，管制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不断总出来的独创成果，作为一种限制受刑人人身自由的刑罚方式，对犯罪分子实行不关押，而是在公安机关的管束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这足以说明，绵延数千年的五刑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惯性，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值得重视和研究。


摘自《五峰集》卷四之《流宥五刑》原文：


此司寇之书，宅心寛恕；虽条贯缺失，而会刑之意深，殆周公之遗法也欤。春秋之时，郑子产、赵宣子始出，入先王用刑之法作为刑书。末流至于暴秦，以斩、劓人为不足，而夷人之三族。帝王五刑之典尽废，而墨、劓、剕、宫、大辟五虐之刑独行，天下之人摇手触重罪，而无轻刑以当之。汉孝文哀民之无辜，于是废肉刑而立笞与弃市之法，虽会民之意甚至，而未知先王五刑之本。故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虽名为轻刑，其实杀人与专用肉刑无异，故后世不得不更之以轻。至于今有笞、杖、徒、流、绞、斩，虽差善于汉法，然使人自新之路犹狭，绳人以罪之法犹急，非帝王以刑弼教之意也。


《虞书》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剕、宫、大辟者，贼刑之科目也，后世止以是为五刑。故肉刑一废，遂不可复。非不可复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专以贼刑当天下之罪，惨莫甚焉。自非天下之至不仁者，孰忍专用之？若尽复正五刑，于当绞、斩之科増立劓、剕与宫，无遂絶人命而笞、杖。悉行流宥之法，无轻折辱人。


典刑所以待士大夫也，昔人为辅，相士大夫失行，有能不显其过恶者，他人以为愧，至无敢犯者，意其近似典刑流宥之法也。鞭刑所以待府史胥徒在官之有过者。扑刑所以待士农工商从师之不率者。嘉石之役疑其近似鞭刑流宥之法也；朝庠之礼疑其近似扑刑流宥之法也。虽鞭、扑轻刑，圣人犹慎行之。待人如此，其有礼也。人岂得不生愧耻，其能使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无足怪也。流宥之而不改，然后刑之；刑之而不改，然后当之以墨、劓、剕、宫、大辟焉。又审其轻重而许之赎，又流宥之。今之三流圜土之禁，其近之乎。及其终不改也，然后残其体肤，虽杀之亦所谓生道也。其谁不心悦诚服。行之以嵗月，顽钝无耻之风宜亦少逸。


摘自《五峰集》卷四之《吕刑五虐》原文：


考《吕刑》刖、墨、劓、剕、宫、大辟，乃苗民（注：原文苖民）所作五虐之刑也，苗民坐是以絶世，而先王亦遵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终之人。葢五刑之极刑也，贼人肌体而絶其命，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穆王耄荒，德虽不裒然犹曲尽典狱之情，伪以为天下后世之训，戒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与之，故思狂狷之意欤。

古代历史上的皇帝、皇后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在其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高度概括生平事迹，从而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谥号，通俗来讲就是盖棺定论。

《逸周书·谥法解》第五十四上记载：“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这是最早关于谥法制度的文字记载，也就是说谥法制度形成于西周中期。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看到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秦始皇认为是大不敬，从而把谥法废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因此秦朝皇帝无谥号，对大臣也不赐谥。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制度，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废除。

皇帝的谥号是在嗣位皇帝的参与下得到的；末代皇帝的谥号由下一王朝的帝王追赠，或者由遗民政权上谥。比如：周朝姬发，因武力灭商有功，死后被谥为“武”，后人就尊称他为周武王而不叫他姬发了。又如：大汉朝刘协，因把皇位献给了曹丕，死后被谥为“孝献”，称孝献皇帝，史称汉献帝，是不是有点怜悯又无奈的感觉。

其实皇帝除谥号外，还有庙号、年号，有时容易分不清。一般来说凡称某某帝的就是谥号，而称某某祖、某某宗的就是庙号。从中国历史朝代看，我们就能很快发现，唐朝以前一般称谥号，如汉文帝、魏武帝、隋炀帝等等，而唐朝以后就改称庙号了，如唐太宗、宋太祖、明神宗等等。但也有例外，如汉第一个皇帝刘邦，他的庙号是“太祖”，谥号是“高”，所以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汉太祖刘邦，或者叫汉高皇帝刘邦，我们叫汉高祖刘邦其实是错误的，只是后人都叫惯了，将错就错而已。


另外，因为皇帝地位至高无上，加上继位的代数越多，那么获得追谥的赞美之辞就越多，这就造成皇帝的谥号字数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有 20 多个字，特别是唐朝以后，皇帝的谥号就开始膨胀变味了，达不到盖棺定论的功用，叫起来也麻烦，而庙号反而取代了谥号的功用。如宋太祖谥号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如果叫庙号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叫谥号就是宋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赵匡胤，问题是有哪个傻子会这么麻烦地叫呢？

可是即使选简单的叫，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因为谥号和庙号都是皇帝死后才有的，前面已经解释了谥号是盖棺定论，而庙号是写在神位牌子上，放入祖庙供后人祭祀用的，也是死了后的事。

那么在皇帝活的好好的，在位当朝时又怎么叫呢？那就叫年号叭。只是有的皇帝无聊，年号经常变，如女皇帝武则天从太后临朝到称帝，用了16 个年号，怎么办？自然有能人出来，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板拍死，规定一帝一年号。自明到清就使用年号叫法了，如明万历帝、清康熙帝等叫法，用起来多方便呀，还不用担叫错，至此终于解决了这一麻烦。

大臣的谥号却要简单的多，反正都是朝廷赐予的，一般由礼部或礼官主持，在皇帝同意的情况下赐谥，基本上都是客观实在地进行评价。发展到唐代，还产生了议驳制度，即由太常博士议上，若名实不相符，给事中可以驳奏再议。明清则由礼部拟谥，皇帝核定，礼部有时也会多拟几个以备皇帝选择确定。对亲贵、大臣死后赐谥，如果朝廷认为不妥的，谥号亦可追夺，如秦桧死后，宋高宗赐谥忠献，意思是褒扬他危身奉上、智质有圣，至宋宁宗时追夺原谥，改谥缪丑，那是指斥他名实相悖、怙威肆行。

那么哪些人死后可以获得谥号呢？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规定。根据谥法，周朝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及夫人得有谥资格；汉朝规定只有封侯者有得谥资格；唐宋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才有得谥资格；到了清朝，谥法更加完备，规定一品以上官员有得谥号资格。但事实上清朝发现了谥号的另一个作用，那就是用来笼络汉族官僚士大夫的人心，争取支持，以利于建立和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因为饱读诗书的仕大夫们都活要面子，死要名声，于是清政府大张旗鼓地给明代崇祯帝、惠帝上尊谥及给大批明代臣民以专谥、通谥。据统计,从西汉到清末,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 10473 人,明清两代就有 5935 人,占赐谥总人数的56.67%，宋朝得谥者累计 298 人,不及明清的二十分之一。

用于臣子的谥号有一个字的，也有两个字的。古代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分为有褒扬性的美谥、怜惜性的平谥和贬义性的恶谥三种：美谥即表扬类的谥号，《逸周书·谥法解》美谥有 71 字，如: 文、武、昭等。平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逸周书·谥法解》平谥有 7 字，如殇、哀、愍等。恶谥即批评类的谥号，《逸周书·谥法解》恶谥有 17 字，如: 厉、幽、炀等。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在《逸周书·谥法解》的基础上，美谥为 100 字，平谥为20 字，恶谥为30字，增加了 55 字共 150 字。到明朝又增加 210 字，其中美谥为131 字，平谥为 13 字，恶谥为 66 字。

上述三类谥号，一般属于官谥。除了官谥，民间还有私谥。私谥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或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一般都是美谥。如东晋陶渊明的私谥是靖节，北宋林逋的私谥为和靖，清湘潭胡锡燕的私谥为端敏。因为是私谥，也就缺乏权威性。

拟谥虽然是一般性文字工作，但皇帝有时也不完全按阁臣所拟圈定，以体现皇帝对此项权力的操控。如《郎潜纪闻》卷十记载“宝应朱文定公士彦，为冢宰日，尝语家人曰：‘余生平行事过人者，惟见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异日盖棺，得谥为定足矣。’比公薨，礼臣拟谥进呈，上俱未圈出，特旨予谥文定。一时朝士咸服圣主之知人，亦以见公之自信有素云。”可见给谥之权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

那么曾任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清道光十三年升吏部尚书，人称“朱天官”的朱士彦如此珍爱“文定”这个谥号，难道“文定”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 文定”始见于《诗·大雅·大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意思就是卜得吉卦而以纳币之礼定其祥也，后来也因此称订婚为“文定。”但作为谥号却不是这个意思。

据《逸周书·谥法解》载：“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 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 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 ”这是对谥“文”的六种解释。《逸周书·谥法解》上又载：“大虑静民曰定，思树惠；纯行不爽曰定，行一不伤；安民大虑曰定，以虑安民；安民法古曰定，不失旧意。”这是对谥“定”的四种解释。宋苏洵《諡法》卷一载：“施而中理曰文、经纬天地曰文、敏而好学曰文、脩徳来远曰文、忠信接礼曰文、道徳博闻曰文、刚柔相济曰文、修治班制曰文。”这是对谥“文”的八种解释。《諡法》卷二载：“安民大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大虑慈民曰定、纯行不爽曰定、追补前过曰定。”这是对谥“定”的五种解释。从这些解释可知“文定”是一种美谥。

有趣的是明清二代，文臣谥为文的还有特定的等次。《明会典》记载，以文字为第一字的谥号，等级最高的是哪个，因为司马光一句“文正，谥之极也。”确定了文正居首的位置，其次是文贞，正、贞之后，依次与文搭配的字有成、忠、献、端、定、简、懿、肃、毅、宪、庄、敬、裕、节、义、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洁、敏、达、通、介、安、烈、和、僖、荣、愍、思等38字。与此同例，与"武"字搭配组成二字谥号依次为宁、毅、敏、惠、襄、顺、肃、靖、信、康、壮、恒、愍、烈、勇、僖等 16 字。这样一来，谥号不仅具有特定的涵义，而且具有特定的等次。由此可知明清二代，文定这一谥号排在第七位。经查“文定”作为谥号赐予最早见于北宋，有史可考第一个获得“文定”谥号的的是北宋的张齐贤，为相前后二十一年，史称其“四践两府、九居八座，晚岁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时罕其比”。公元 1014 年张齐贤卒，谥“文定”。据统计中国历史上谥号为“文定”的人有 61 人，分别是宋代的张齐贤、赵安仁、石中立、李迪、李燔、韩忠彦、张方平、许将、汪应辰、胡安国、张纲、吴猎、刘克庄、陈宗礼、曾巩、苏辙、慕容彦逢、何基、葛邲、赵雄、叶适、董师中、王淮；元代的王恽、王博文、杜思敬、阿鲁浑.萨理、孟攀鳞、郝天挺、王约、商挺；明代的蒋冕、于慎行、王道、申时行、李春芳、吴宽、徐光启、杨溥、张邦奇、沈淮、王瓒、陆树声、陈敬宗、何瑭、盛讷、邹元标、孙廷铨、何坦。清代的托津、花沙讷、沈桂芬、徐元梦、高斌、李天馥、孙嘉淦、梁国治、杨名时、刘纶、孙玉庭、朱士彦。

也许有人会问赐谥为“文定”的人是不是都有类似的人生事迹呢？显然也不是！按苏洵《諡法》解释，“文”有八种解释，“定”有五种解释，那么谥号“文定”可以组合 40 种释义。下面以南宋理学大儒、徽猷阁待制、宝文阁直学士胡安国为例说明请谥、议谥、赐谥流程及文定确定的意思。南宋绍兴八年四月（1138 年），胡安国在衡山南岳逝世。绍兴八年五月朱震上《乞胡安国赐謚奏》请谥：“安国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时晚归衡山，讲道自乐，遭遇圣明，学遂显行，盖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於永州，寅过衡山，安国已病，徘徊不进，欲留侍疾。安国勉令如期而发，手作书遗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书具在。安国义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节可称，犹褒之以谥，列诸史传，况安国孝於亲，忠於君，好学不倦，安贫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饰其终乎？伏望下太常礼官，特赐以谥，用为儒林守道之勸。”后经礼部拟定的议谥“文定”的呈文是：“ 公当蔡氏专权，弃官不仕，归养膝下，左右无违。靖康绍兴，出入禁闼，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方春秋大禁之时，慨然忧世，心无二虑，穷源阐奥学，遂显行其功，不在先儒之下。昔人有一节可称，犹褒之以谥，列诸史传。况如某孝于亲，忠于君，好学不倦，身死而言立，可不饰其终乎？谨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纯行不爽曰“定”，请谥为文定。”最后宋高宗下诏赐谥“文定”。“制曰：朕悯士大夫高爵禄而下礼义，尚权势而薄廉耻，祸败之衅职此之由，惟予近臣守死善道，服仁体义，老而不衰，生多显名没有遗美，顾此褒恤，岂限彝章。具官某以名世杰出之才，探千载不传之学，穷春秋奥，续前圣微言，旁贯诸经，网罗百氏，优餍饫久自得之，不可以势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来数人而已，是用致尊名之义，广崇徳之风以训后人，以明吾志，凡尔有学尚克继之，可赐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也就是说胡安国因道德广博 、 见闻深刻、言行一致、品行纯正被破格赐谥“文定”。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倾注毕生精力而撰的一部编年体历史巨著，凡二百卷。记载始于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凡高宗一朝共三十六年史事。书中所收材料较多，条理也较精密。直接和间接引用的书籍、篇章达五百五十种之多，为南宋史尤其是宋金战争史的研究者所必备。笔者从《四库全书》本对“胡氏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宏、胡宁、胡宪）记录进行了检索摘录，在诵读中，深为胡氏先辈忠君爱国的思想所感动。现加以句逗，供诸君参考。

建炎元年六月甲子，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国，朝奉郎、提举杭州洞霄宫许景衡并试给事中；朝散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刘珏试中书舍人。景衡，瑞安人；珏，长兴人也。靖康末，三人俱在后省，坐党附李纲斥去，至是并用之。他日谏官潘良贵入对，上谕曰：“朕今不用文华之士，已令召许景衡于海滨矣。”景衡、珏闻命冒暑赴朝，安国辞不至。《景衡附传》云：“上即位之八日，以给事中召。”而日历附此，后省题名亦在六月，不知附传何以不同？当考。（卷6）

建炎元年十有一月戊子，胡安国之疏曰：赏罚政事之纲，必先核实，而核实必自大臣与台谏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贤否？则有公论矣！而言者独攻纲为甚，一言而罢相，再言而罢职，又再言而投诸海岛，施于纲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则以所毁乱真而不核实；如：西防江复令招剌诸州劝纳发招讨司未有以为非者，在纲行之则谓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则独以为可？此不核实者一也。自仲尼大圣犹待三年有成，而乃责纲以一时未闻报政；孙觌尝草《降表》，贬薄二圣，死有余责，得贬轻矣；乃以为杜塞言路，此不核实者二也。纲既放于鄂州渚澧阳之后，若如言者所论，国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张遇、丁进，纵横淮甸，所在如织，此不核实者三也。金陷京城，邀请二帝，乃何桌操权，郭京用事；纲方远贬，不预战守之谋，而固欲黜纲。前日回銮之功，指以为罪，此不核实者四也。纲本以建州御敌守城之策，为孝慈皇帝所知，擢与机政而以为欺君要功不贷之罪，此不核实者五也。劫寨之事，人以为姚平仲讲于帷幄，种师道、李纲之所不与也，而乃谓纲之用心欲寘君于何地，此激怒为不贷之罪，此不核实者六也。胡安国之疏如此，然以亲而庇翁彦国之罪，以怨而抵宋齐愈之死，此不待核实，而纲有余责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卷10）

建炎二年六月己未，诏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国巳除给事中，指挥更不施行。初，安国数上疏乞祠，诏不许，仍趣赴行在。安国因放，免奏有言曰：“臣赋性疏拙，全昧事几，前当赞书，积日虽浅，适缘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词头，茍有未便，不敢观望，迷误本朝，须至尽忠。逐件论执，遂因缴奏，遍触贵权，贻怒既多，几蹈不测。今陛下拨乱返正，将建中兴，而政事人材，弛张升黜，凡关出纳，动系安危。闻之道途，揆以愚见，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况琐闱典司封驳，傥或隐情患失，缄默不言则负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职守，事皆违异，必以戆愚妄发，干犯典刑，徒玷清时，无补国事。臣所以不敢上当恩命者也。”疏入，黄潜善大怒。言者因论“安国被命经年，托疾不至。朝廷之召愈切，而安国之辞愈坚；要流俗之誉，失人臣之礼。臣闻臣之事君，义也；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孟子去齐三宿而王不追，然后浩然有归，志士之所学孔孟之道耳。孔孟之所以事君者如此其钦，而安国如此其慢，何所恃哉？蔡谟有重望于晋，然固拒司徒之命，至免为庶人，况安国素无美名者乎？且朝廷之所以召安国者，不过以其早乞，致仕不就，荐对爵禄，高尚其事而已。然安国当吴敏用事之际，则幡然而起，亟迁给舍，何乡者奉命之速，而今日从命之缓乎？方陛下中兴王业，号令之出，当如雷霆，震动四方，罔不丕应。而不能行于一安国，岂不损国威令之甚。况安国子寅自郎曹谒告不至，已降三官。安国责以臣节，则事君不以礼；责以父道，则教子不以忠。如此而欲成政事、厚风俗，不亦难乎？望罢安国新除，特赐黜责，以为人臣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国遂罢。（卷16）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午，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刘珏复为尚书；吏部侍郎、秘阁修撰、江淮等路发运副使叶份试户部侍郎，仍提举车驾巡幸事务；右司员外郎黄概试兵部侍郎，兼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中书舍人周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国并试给事中，安国仍令所居州以礼津遣。（卷22）

建炎三年六月乙亥诏谕：秘书省著作佐郎富直柔尚书礼部员外郎；承事郎胡寅为驾部员外郎。直柔之除礼部题名在二年五月，秘书省题名在今年五月，与日历不同，当考。（卷24）

建炎三年秋七月庚子,中书舍人汪藻试给事中仍兼权直学士院；尚书左司员外郎李正民、起居郎綦崇礼、太常少卿李公彦并为中书舍人。崇礼、公彦仍召试，公彦已见二年九月。壬辰，尚书驾部员外郎胡寅守起居郎；礼部员外郎富直柔试起居舍人。富直柔除郎才两旬，复有此命，直柔寻迁右谏议大夫，直柔之迁日历，与后省题名皆不载，谏院题名在今年七月。（卷25）

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睹诏书，以敌人侵凌，备御不给，遂有移跸之意。右顾岳、鄂，左趋吴、越，安危利害，下访群臣。臣闻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今臣所陈，不免追咎既往者。盖谓建炎以来，有举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复收人心而图存，则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师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金兵深入陕右，遂破京西。而漫不治军，略无捍御，盗贼横溃，莫之谁何？无辜元元，百万涂地，怨气上格，日昏无光，飞蝗蔽天，动以旬月。方且制造文物，縻费不赀，猥于城中，讲行郊报，朝廷动色，相谓中兴。敌骑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狼狈不堪，淮甸之间又复流血。逮及反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百度頺弛。淮南宣抚卒不遣行，自画大江，轻失形势。一向畏缩，惟务远巡，军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决近在目前。凡此节次十余条，皆所谓举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请以中兴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践、汉光武，莫不任贤使能，修政事、治军旅，而其奋发刻厉，期于必成者，则又本于愤耻恨怒之意，不能报怨，终不苟巳。所以光复旧物，各称贤君，未有乘衰微缺绝之后，窃窃焉因陋以为荣，施施焉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为陛下计当何如？而黄潜善、汪伯彦顾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将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也。”曾不知太祖勤劳取天下，列圣兢业嗣守，不敢坠失。今也宗庙为草莽堙之，陵阙为畚锸警之；堂堂京华荆棘生之，赫赫帝图盗贼营之。然则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又岂燕昭、越践、汉光武之比乎？本初嗣复，既不为迎二帝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至于今，德义不孚而号令不行，刑罚不威而爵赏不劝。巡幸所至，民以淮甸为戒；驻跸所在，人以敌至为忧。东南之州郡几何？翠华之省方无已。若不更策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责，则人心已去，天命难恃。虽欲覊栖山海，跋履崎岖，臣恐非所以为自全之计也。为今之计，愿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则必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巡守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经涉变故，仅免危亡。盖上天警戒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旧物。金人扶立僭伪，俾臣作君。朕义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庙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不敢爱身，决意讲武。然后选将训兵，戎衣临阵，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之士必云合而景从，天下武勇之夫必响应而飈起。国用不足，于此不患无财；甲马不强，于此不患无备。有道多助，孰不顺之。秦陇虽遥，骁骑壮士即可坐致；齐鲁虽失，饶财厚货必自竭输。陛下凡所欲为，孰不如志？其为利害，岂与退保吴、越，日就灭亡，同年而语哉？臣不自量，每切愤叹，既未能被坚执锐，先启戎行，而服业简编，讨论古昔，固当忘其昧陋，少赞经纶。輙为陛下画七策，为中兴之术。


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盖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议则出于耿南仲，何也？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时邦彦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譛，颇曾解纷；亦缘上皇仁慈，本无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渊圣嗣极，递迁前朝大臣，而邦彦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邦彦谐谑小人，乌知远虑，遂献和议。而南仲以宫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闻六飞坚守,至陈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彦，而沮种师道击敌之谋。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党，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巳。机会一去，国论纷然。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二帝远去，宗族尽徙，中原涂炭，至今益甚者。本缘南仲主持,邦彦以报私恩，不为国虑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忮胶结，宁误赵氏、不负耿门之所为也。使其可和，则渊圣执德不回，驯致祸败，而陛下卑词厚礼，避地称臣，无所不用其极。乞和之使接武于道，宜其少缓师矣，何乃累年而尚无效耶？自古中国盛强，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扫灭，以示广大；侮亡取乱，竭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陵弱犹且如此，今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尼玛哈，有是理哉？若以为强弱之势绝不相侔，纵使向前，万不能抗，则自古徒步奋臂，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罢绝和议，刻意讲武。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谋。断而行之，坚确不变。庶几敌国知我有含怒必斗之志，沙漠之驾或有还期。不然则今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帝？饰子女则孰多于中原之佳丽？遣大臣则孰加于异意之宰辅？深思远虑，反复计之，所谓乞和必无可成之理。昔契丹至澶州，王钦若、陈尧佐请幸吴蜀，惟寇准劝亲征。及成功之后，钦若等羞恨，无以藉口，则撼真宗曰：“当时寇准亦岂有好计，但是热血相沃，譬如博钱，以陛下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则钦若之言为爱君，而寇准之功为幸胜。今之议和者，其情状一一。出于此，苟能息绝其议，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宽已责，则必为善后之图矣。


其二曰：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夫事有缓急，治有先后。既定议讲武，则其余庶事有日力不暇给者，当置行台以区处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扫地；百司庶府，殆为虚设，其必不可阙者，惟吏部、户部为急。诚使江、淮、两浙、湖北并依八路法，慎择监司而付之，则吏部铨事亦复减省，不过置侍郎一员、郎官两员、胥吏三十人，则所谓磨勘封叙、奏荐常程之事，可按而举矣。户部所以治天下财赋也，今四方供贡，久不入于王府，往往为州郡以军兴便宜截用，经常一坏，未易复理。窃观行在支费每月无虑八十万，惟以榷货盐利为无穷之源耳。故臣谓宜置行台，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审择一处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谙练大臣总台，谨守成法从事，郎吏而下，不轻移易。量留兵将为营卫，命户部计费调度以给之，其虚名无实、徒费国用之所一切省罢。陛下奉庙社之主，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彼此，不为定居。惟是侍从、臣寮、帅臣、监司、要害守牧，则当加意，以时进退其贤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馈饷之权，自宜专责宰相，而选委发运以佐行于下，如汉委萧何以关中，唐委刘晏以东南，经制得人，加以岁月，量入为出，何患无财？所谓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颠持危，其责甚重，非特早朝晚见，坐政事堂，弊弊然于文具无益之末，移那阙次以处亲旧，济其私欲而巳也。古之人君临政愿治，必委任宰相，岂徒体貌崇重一听其所为，亦必深相提策，务为明白，计日累月以考功绪。陛下视今日国势，孰愈于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鉴照，臣未敢深论也。


其三曰：务实效而去虚文。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躬率而丕变之者，则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将必贤、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为退计者乃孝弟之实也；遣使乞和、广捐金帛，冀幸万一者孝弟之虚文也。屈已致诚，以来天下之士，博访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贤之实也；未见贤若不克见，既见则不能由之，或因苟贱求进之人，遂乃例轻天下之士，姑为礼貌，外示美名者为求贤之虚文也。听受忠鲠、不惮拂逆、非止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者乃纳谏之实也；和颜称善，泛受其说，合意则喜之，不合则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劝，或内恶其切直，而用他事迁徙其人者，为纳谏之虚文也。将帅之材，智必能谋、勇必能战、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后待以恩、御以威、结以诚信，有功必赏、有罪必刑者，乃任将之实也；庸驽下材，本无智勇，见敌輙溃，无异于贼，与之亲厚，等威不立，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听其妄诞张大之语，望其朴实用命之功者，为任将之虚文也。简汰其疲老病弱，升择其壮健骁勇，分屯所在，置营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选众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阶级之制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大抵如周显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后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战获则厚赏、死则恤其妻孥、退溃则诛其身、降敌则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贷者，乃治军之实也；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不悦，幸而无事，则曰大幸矣。教习击剌有如聚戏，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为治军之虚文也。慎选部剌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任于官，惩革弊政、痛刈奸赃、以除民害，虽军旅骚动、盗贼未平、必使宽恤之政，实被于民，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乃爱民之实也；诏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诳以出力自保，则调发其丁夫，诱以犒设赡军，则厚裒其钱谷、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军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办，因缘奸弊，民已不堪，乃复蠲其税租，载之赦令，实不能免，苟以欺之者，为爱民之虚文也。若夫保宗庙、保陵寝、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则为天子之实也。陵庙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为肉为血，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房，雉尾金炉，夹侍两陛，仗马卫兵，俨分仪式，赞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搢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则驾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国势益卑，彼尼玛哈昼夜厉兵，跨河越岱，电扫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躏衡霍之意，吾方挟持虚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则为天子之虚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实效，勿爱虚文，于此七者，奋发慷慨而力图之。


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卫单弱，国威销挫。臣尝言乞早勾发京师卫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四川、二广，抽拣禁军贡发充御营正兵，增厚其月廪，精加训阅，陛下自将之，天子之军既强，则中国之变自弭。昔汉高祖尝大败于成皋矣，与数骑渡河，入张耳、韩信军，夺其印，易置诸将，军遂复振。此得御将之大权，虽智如韩信且莫能测，宜其取秦灭项甚易。陛下今欲于刘、韩、张、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废置，臣知其不能矣。权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谓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骜，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于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无怨怒，相激而不为变乎？苗刘之乱率尔而作者，坐此故也。汉献帝时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将互劫乘舆，至以臰牛之骨与帝进馔，万乘人主为叛臣所质，此既往之鉴也。臣谓今日见，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劲兵，以强御营之势，然后可以弹压悍将骄兵。悍将骄兵既不敢妄动，咸就纪律，则四方横溃之军及群起不逞之盗，必自帖息，犹有披猖不轨者，遣偏师以锐卒往禽灭之。遂罢招安之策，况陛下以雪耻复讎为已任，仗大义而行天下，顽凶不义之徒固将歛衽倒戈，而听驱使之命矣。汉光武为铜马帝者，用此道也。东南之禁卒既起，则又命福建团结枪仗手，建、汀、南剑、邵武四郡，精选万人，各择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处以俟兴发。命两浙募水手，并选发诸州撩湖捍海等兵，尽付水军教习战舰。命江东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闲田给养之，人得一顷正税之外，其余科须一切与免。命广西及辰、沅、鼎、靖于见数峒丁中，实科有技能壮勇者，不取虚数，分番践更，屯戍襄汉，为山林溪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废无主之地为屯田，招集两河、山东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节之，择强武者训习，且耕且战。文武臣中有明习营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凡此六条虽非讲武必为之急，亦不可不为之助。陛下试使执政大臣委弃簿书细故，勿设他说以相论疑，日夜图维，择人而为之必见功绩。于是时而兵不强、敌不畏、盗不息，然后可以归之，天命无所复为矣，不然是自弃也。陛下内有自弃之心，而欲于目前三四庸将，数万溃卒中求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军旅之兴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陈，恐未能有损于强敌，而先已自残其民矣，则臣应之曰自金南侵已来，国家岁岁以和好自处，未尝敢以兵刃北向，凡以爱民恐劳之也，然大河以南连亘数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胜计，岂用兵之罪耶。设有一城一邑能率励兵民，誓以死战，一郡不克一郡继之，不犹愈于束手屈膝毙于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将相使处置合宜，则虽使民以死尚且不怨，况欲用兵以保卫赤子乎？汉光武既灭新莽之后，东征西战尚十余年而后天下大定。当时岂无劳民费财之事，所计者大则有所不暇恤顾，能以军旅扰攘之中常有爱惜生灵之意，故天助而人归之，苟坐视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劳费，则是舜不当征苗，启不当讨扈，高宗不当伐鬼方，宣王不当伐玁狁，以噎废食，非通时务，经国之远猷也。


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图王霸之业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岂非建都之谓也。今都城已失，则必思所以克复旧物者，然考天下之势，莫强于关中。今则力未能至，按南渡之迹莫过于建康。今则事理不可参择，二者欲强进取之资而无形势之失，惟荆、襄为胜。今方城邓林虽非天险，然汉水为池，上下不过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西汗漫，平原旷衍，四通五达，易入而难避也。诚能屯唐邓之田以养新兵，出广西、武陵峒丁，并施黔诸军筑坚垒，列守汉上，阻以州军，防以正军，缭以弓手，兵民牵制江黄，呼吸庐寿，则攻取之计成。然后狭西声气相应而骑卒能至，川广之富皆可拱揖，其比于漂泊大江之南，栖伏东海之滨，险易利害相去远矣。建康固是六朝旧邦，甘守偏隅，迁延国祚，亦何不可。而臣独以为不可者，以陛下之责与晋元不同，故也。今陛下父兄在敌中无恙，其闻陛下登宝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为中国帝王，吾之归庶有日矣。”于今数年，日迫月切，而献谋者方欲导陛下南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而陛下南狩，日远月忘，遂无复国之心，别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东之民知朝廷不复顾思，已甘心从敌，山东、京西、淮甸之民犹冀陛下未忍遽弃，若更迟延岁月无以及之，则怨恨陛下而为敌国者所至皆然，亦何必尼玛哈邪？于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不能矣。臣愿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分部诸将过江，广斥堠，治盗贼，自以精兵二三万为舆卫，于稳密州郡速置营屋，以安存其所谓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缓辔而上，遣使巡问，父老抚绥，挺刃之余民。至于荆襄，规模措置为根本之地。犹汉高之于关中，光武之于河内，虽巡历往来，征伐四出，而所守固必争而勿失者，以荆襄为重。陛下方富于春秋，非如昔人白首举事，觊万一之成者。诚能坚忍耸厉，坐薪尝胆，悠久为之而不能济，则书传所载周宣王、汉光武之事，皆为妄言以欺后世，无足信矣。陛下聪明洞照，必不谓然也。


其六曰：选宗室之贤才者，封建任使之。上世帝王为治之道，惇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巩固基局，绍延祐命。故三代有天下，皆传数十世，而周又特为长久，盖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盖以天下为公，而不以为私。初非如后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虽有骨肉懿亲盻盻，不借以尺寸之权，而恐其伺便轧已，亡秦是巳。汉以为鉴，遂大封同姓，非刘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刘备皆以宗室唱义而起于灭绝之后。夫汉高固欲为久远无穷之虑，非为其一身也。以谓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孙，万世血食。然则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术也。今陛下之族，北辕者众矣，所幸免亦几何。而黄潜善、郑珏小人之见，本无远识，谓陛下以支子入继，又不缘传付之命，国步未夷，恐肺腑之间不无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进言恫疑虚喝，以恐动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维扬，诛窜之刑，疑忌之意，相寻继见。虽其罪戾或自贻戚然，亦恐未必尽出于治亲齐家之美意。审如是，欲以保国而延历，难矣。今宜于同姓中，不间亲疏，选择贤材，布之内外，广加任使，其望实杰然出众者，陛下宜留之宿卫，夹辅王室。其有克敌戡难之功者，宜渐为茅土之制，星罗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以续国家如线之绪，使讎敌知赵氏之居中国者，尚如此其众，既失而复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则其扑炎火之横心，立异姓之谲谋，庶其少息乎？


其七曰：存纪纲以立国体。夫创业垂统之君必立纲纪，以遗子孙；继世承序之君必守纲纪，以法祖宗。纲纪存则存，纲纪亡则亡，所系如此。夫一君子进，众小人未必退；一小人进，则众君子必退矣。势不两立，而于君子为难，盖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著则斥之。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之。故其成当世之功，贻后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今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久且远，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且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时。然则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爱爵禄以待其人，岂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试无堪败事显著之小人，稍稍类聚，其未至则召之，惟恐其不来，其既至则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杂进，其党必集，所谓悔过用贤之意，与陛下反正之初绝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几何，岂堪此辈大言轻舍，尽输之敌国耶。将以汲引豪杰，延致英雄，而标的如此，是犹却行而求前，北辕而适越尔。夫以贤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贤，此熙宁以后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气，充牣于中原，阴长之滋，勃兴于外域，非得希世异材，上下内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复，而否何由倾乎？此纲纪国家之一事也。


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汉高祖用韩信、彭越，不以加于萧、曹；光武用贾复、耿弇，不以加于邓、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于房、杜；蜀先主用关、张诸将，不以加于诸葛孔明；非独其礼文等降不同，其诚心所以待遇之亦异。今儒学衰息，未有巨贤硕德屹乎朝廷，以收运筹指踪之功。陛下所深恃以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将耳。夫此数人者，以近时论之，曾不足以当种师道之厮役，况望古昔明将乎？而偃蹇庞然，当负重寄，使平寇盗，尚或未能，岂敢冀其向强敌发一矢也？自愧无以塞责，则大言诡论，以上欺睿听；慢辞倨礼，以下视朝士。谓今日祸乱皆文臣所致耳。敌人方强，不可与争锋，必以退避自保，乘时而动，又不钤勒其众，动则溃、溃则盗、盗则招、招则官，反复循环无有穷已，其为国家之害又岂浅哉。窃闻陛下推心抚之，失于太厚，出入内禁，不以时节。小人不知义理，习于所熟以谓君臣上下犹朋辈。然恃凭威灵，无有纪极，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臣愿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礼貌，常使南衙朝士气势重于此徒，天下抱才自爱之人必愿立于左右，缓急之际，必有能为陛下竭忠尽节，不愧古人者矣。与樊哙为伍，韩信犹羞之，况儒士乎？臣参奉内朝班缀之后，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气折淮南，尚未多得，羸躯弊舆，惴惴然于长戟犬马之中，卒伍贱人皆得以恶声，谁何之不敢，正色忤视，少怫其势，从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监察御史秩七品衣绿，至卑也。然衔命出使，则节度使具櫜鞬郊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则序位在转运使之上，凡此盖欲尊重天朝，习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军于帘外倒仗，声喏而过。吕夷简为相日，有营军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阶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简上表求去，以为轻及朝廷，其人以此废斥，盖守分之严如此。今见其分庭抗礼矣，推此类，非一日长而不巳。陛下不为之别异表著，是自削堂陛，无复等威，此纲纪国家之二事也。


治天下者，必取笃实躬行之士，而舍浮华轻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风俗。本朝自熙宁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乱周公之实，绝灭史学，倡说虚无，以同天下之习。其习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适于实用，以行事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规矩、守廉隅，稍异于众，则群嘲而族笑之，以为异类，纷纷肆行，以至败国，二帝屈辱，羿莽擅朝，以为是适然耳。仗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此浮华轻薄之为害也。夫欲变风移俗，惟系上所好恶，韩琦、富弼在朝，文武两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许自陈磨勘，皆听检举，所以养劝廉耻，恢张四维。故当时人知自重，风俗忠厚。至今乃有身为从臣，而自陈磨勘，乞覃恩转官不以为耻者矣。推而上之，见利必忘义，贪得必患失，遗其亲，后其君，背叛篡夺，便可驯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万化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则天下忠顺者来矣，好贤远佞则天下名节者出矣，赏清白则贪污者屏矣，崇行义则奔竞者息矣，旌能实则谬诞者惩矣，贵忠厚则残刻者远矣。苟反此道则颓波日漫，必至于糜烂而后已。至于文辞之丽，言语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诚不宜任用，以为浮薄之劝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颜博文佞谀张邦昌，则曰：“非汤、武之干戈，同尧舜之禅让。”及为邦昌作请罪表，则曰：“仲尼从佛肸之召，本为兴周；纪信乘汉王之车，固将诳楚。”博文，近世所谓能文之士也。其操术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维大坏，则社稷随之。陛下有何利焉，此纲纪国家之三事也。


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号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几；而信义者，所以出号令之实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圣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过，鄙夫陋儒，以智诈谲诡为术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与契丹结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轻动。宣和宰相王黼一旦败盟，举兵结金人伐，与国取景德誓书还之天章阁。天地鬼神所临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敌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惎之假手，借兵报灭国之怨耳。失信之祸乃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为过。而近日以来，朝廷失信于民尤甚。臣不能遍举其目，但如所谓“前降指挥，更不施行。”如所谓“已差下人，别与差遣。”此等奏语，必日闻于冕旒之侧矣。陛下何惜，不敕大臣，俾审熟思虑而直为此反汗之失，以欺骇四方之听乎？今外州郡专制，不禀朝命者渐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惟在号令。出之不审则轻，守之不固则疑，轻而且疑则制命之权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数，奉行实难，不曰略与应彼指挥，则谓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风，远而四方从可知矣。陛下纵有真贤实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泽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繇责其功效，百姓虽愚，然习于知见，必谓朝廷之令率皆诳我。是心一萌，奸雄得以诱之矣。此纲纪国家之四事也。


郡守县令者，亲民之官，监司者，统临州县之长，天下之治，起于一县，县治则州治，州无不治，则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择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实，而施赏罚焉。近日以来，朝廷移易郡守监司，无月无之，殆不可胜纪。东南路分不过十数，何乃纷纷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谓其不才而罢之耶，则曷若考慎于未命之前也？顾恐未必然，特出于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财用已竭，溃兵剧贼徜徉乎其间，戎务军需交制乎其上，朝廷忧劳叹息而未能救，尚忍不为择忠信之长，慈惠之师，以抚绥之乎？臣愿深诏，大臣自今以往，于郡守、监司、县令，断以三年为任，非有大过，勿轻移改，县令不许輙从奏辟去官，其有贪污为民害者，举祖宗法痛惩治之，仍许内侍从官举所知堪为令者，岁一人，后不如举，贬秩示诫。留意此事，庶几斯民于鼎沸之中有苏息之望。又今吏部无阙，以待入官之人。士无所得禄，一切苟且，求权摄以度日。见居官者不能胜任，逆避患害，则求差檄干办之名，苟营俸粟，无复夙夜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难矣。今欲乞专委诸路、帅臣、转运、提刑，不以远近，共限一年，申发部内见任及阙官已授未到职位姓名，参三司之实，付吏部为案，抵以行差注诸有以便宜从事辟置官属者，必用曾任令录以上无过犯人。其奏补出官，及曾以不职无治状罢者，不听奏举。奏补人必依旧法试铨，无铨则于逐路运司岁一试之，仍增时议策问各一首，精其选，少其数，中格则出官，以绝请求贿赂冗食之弊，肃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纲纪国家之五事也。


臣禀赋凡下，无大过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论，得此七策，列为十二条，于当世之务，虽未能尽，亦可见其大概矣。惟陛下动心加虑，反覆而求之，隆宽降意，开纳而听之，万一可行，则至诚恻怛奋乾之健而速图之。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以为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后日不又难于今日乎？往者虽不可复追，不当谓无可为者而遂已也。天定胜人，大福不再，深可忧惧。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贯日，中有黑子，钱塘之变，实先垂象。盖以上天之仁眷顾陛下，恳恳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于屯难，侧身怨艾，亲近书史，引对多士，减彻玩好，躬亲庶政，亦非复维扬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诬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强，责至大者忧必深，天下万姓以二帝之故，所望于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乃闰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车驾复有思患预防之行，明堂遂虚，阳德大弱。钱塘受辱之地，岂可再枉六飞，县名柏人，汉祖不宿，若趋会稽，幸三衢，则地形穷僻，扈卫益劳，贡赋不通，财用益窘，道路艰阻，朝觐益稀，邮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无兴复之志，威权日削，无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区区之言，理明事顺，思迎父兄，誓报寇讎，奋志强厉，有进无退，庶足以感发军情，率先将佐于危绝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济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释，是犹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谷之，旋生不绩于麻，露肌以待野蚕之成茧，事理之必无者矣。又惟斯民戴宋无二者，徒以祖宗德泽深厚，人未忍忘，虽甚涂炭，犹未瓦解，虽甚怨怒，犹未反叛。然以比来巡行所过观之，傍道里县之民，一切空尽，以避兵卒，其甚者田畴荒莱，室庐破毁，生聚不保，满目萧条，殊非来苏望幸之美，传示四方，何以彰德？顷在建康，已获金人之觇者，以此知金人，虽负十全之势，而限以长江不敢轻渡，然屯驻山东闻有数路并入之谋，陛下不深委将相，早为防遏，但欲深寻幽远，则回顾州郡复为虚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责我守城？”民心睹此，安能久忍而无变乱？若不望风拜跪以事仇讐，必将推贤择能以自保治。陈胜、吴广因民不忍，而刘、项乘之，秦遂灭亡者，盖本于此。古人称中兴之治者，曰拨乱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乱，汉高祖反之，正而兴焉。王莽不正而甚乱，光武反之，正而兴焉。隋不正而甚乱，唐太宗反之，正而兴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乱，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兴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败亡之由，尽更而易之，犹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乱亦云甚矣，其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凌迟不振亦在陛下。金人虽暴强，未必能久，特恐中国豪杰因之而起，反吾之乱，兴彼之治，则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记之，野史书之，善恶荣辱，垂之方来，后人观之亦犹今之视昔。夫汤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为讐人役。今尼玛哈之强未如秦，其得罪中国，无人不怨，则有甚于始皇之于六国也。东南形势控带江山，兼有吴楚之地，坤维岭海，提封自如，非如汤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怜偷生之势，乃甚于楚之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愤懑，为陛下痛惜，而伤大臣过计也。昔宗泽留守京师，一老从官耳，犹能致诚鼓动群贼，北连怀、卫之民，誓与同迎二帝，皆相听许克期密应者，无虑数十万人。不幸为黄潜善所恶，百方沮抑，愤悒而死，其志不就，群臣亦无敢以泽所谋达于宸听者。以此知人心未厌二帝之德，何况陛下身为子弟，责孰加焉，诚欲北向而有为，臣将见锄耰惨于长铩，奋臂威于甲胄，举四海惟陛下之用，决不为失策，惟在陛下断与不断，为与不为耳。五路事宜，张浚巳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应，山东合从，则金人所守者数千里之地，兵分势离，批亢捣虚，攻其不备，多方以误之，不厌不倦。以十年为期，陛下必能扫除祲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庙貌，拜巩雒之神皋，远迓父兄，归安凤阙，再新仪物，永固皇图。陛下于时忧责方已，巍然南面，称宋中兴，永永万年，欣怀无斁。其与惕息遁藏，蹈尾负耻，有如今日，岂不万万相悬，绝哉！疏入，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按：原本此疏传写舛错，殆不可读，今据《历代名臣奏议》校正。（卷27）

绍兴元年秋七月庚寅，银青光禄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复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许翰，中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邴，并复端明殿学士。初纲既奉祠，久之未叙。右文殿修撰胡安国尝献《核实论》言：如纲才气亦不易得，特以疎直，几至杀身。望行辨雪，稍复故官。庶使后来宰相赤心为国者不惧不报。至是以改元德音，而有此命。（卷46）

绍兴元年十有一月乙未，右文殿修撰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胡安国试中书舍人兼侍讲，秦桧荐之也。（卷49）

绍兴二年岁次庚午，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为观文殿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秘阁知道州向子忞奏曹成犯道、贺二州。宰相吕颐浩、秦桧因陈天下大计，当用二广财力，葺荆、湖两路，使通京西，接狭右，此天下右。臂如京东诸州为叛臣所据，正如国初河东，且留以蔽敌，诸路先定，他时并力图之，似为未晚。桧请身至湖外，自当一面，效羊祜、襄阳之体。上曰：“卿等当居中运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纲仍令福建等路，宣抚副使韩世忠以所部统制官任仕安一军三千人授纲，由汀、道州之任。又命权湖东安抚使岳飞率湖东副总管马友及诸将李宏、韩京、吴锡等共击之。新除中书舍人胡安国避地湖东，亦以书遗桧言：“吴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为之副俾，歼殄群寇，收拾遗民。人言向子諲忠节，在今日可以扶持纲常，愿怜其无救而陷于贼，复加任用，俾收后效。”


辛巳，直秘阁知道州向子忞落职放罢，以湖东提点刑狱公事周随亨劾其不法及弃城故也。新除中书舍人胡安国自全州遗尚书左仆射吕颐浩书曰：“昔韩忠献公秉政十年，勋盖一时，权震天下。然议者亦或排之，则孙公沔、李公参、吕公诲、王公陶与司马公光是也，众人常情，睚眦必报。而忠献公于此数人皆引用之，各尽所长，不以为怨。而近世诸人借国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时，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间均逸亦有异同之议。今公衮言，归进退，贤否赏，罢功罪，固当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讎为戒。然比于忠献犹有未及，不免天下之疑，以贵者言之，如旧相吴观文起帅长沙，继除三路宣抚，吴虽辞免，而军书羽檄辐凑门巷，又以剧盗方集境中，恐失事机，惶恐拜命，鸠兵选将，夙夜究心亦（卷51）

绍兴二年夏四月甲申，宣抚处置使张浚言已运米五万斛至荆南，欲理川口与行在相接。上曰：“一二日前犹有言者谓当遣人副浚治军，朕念委之不专，难以责成。”秦桧、翟汝文皆曰：“诚如圣训。”时中书舍人胡安国上《制国论》，大略谓“陛下登极六年，谋议纷纭，未有一定。昨尝降诏定都建康，而六飞蹔驻杭越，乃以湖北为分镇，恐非设险守邦之意。且朝廷近弃湖北，远留川狭者，谓蜀货可以富国，秦兵可以强国也。万一有桀黠得之，守峡江之崄则蜀货不得东，塞武关之阻则秦甲不得南，犹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卫矣。臣谓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为分镇，则全据上流，出秦甲、下蜀货，而气血周流矣。又近者分镇，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错杂居之，独安陆命文臣陈规，荆渚命武帅解潜，若降指挥以湖北，与诸镇不同，宜有更张。考二人之绩，规宜因任，潜宜改移，无不可者仍复。漕、宪二司以理财治盗。若襄阳虽已分镇，然时方用兵，乘便分割，亦岂无机会？然后上流之势全矣。”安国又言“今日之势，宜以襄阳隶湖北，岳阳隶湖南，而鄂渚隶江西。盖祖宗都汴其势，当自内而制外。今都江左当自南而制北，与祖宗事虽殊而意则同，此复中原之势也。”左宣教郎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公事吕祉亦言“荆楚乃行朝上游，宜于沿江措置，使与吴会相接，庶几可以一统东南。”时已命刘洪道镇武昌，而洪道未至也。（卷53）


绍兴二年六月丙午，中书舍人兼侍读胡安国试给事中；起居郎修政局参详官胡世将、起居舍人王昂并试中书舍人；右司谏方孟卿权尚书；兵部侍郎、太常少卿王居正试起居郎；尚书司勋员外郎张焘守起居舍人；左司员外郎黄龟年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礼部员外郎林待聘兵部员外郎；楼炤为左右司员外郎。时安国在道，未至也。昂以疾不拜，后二日改徽猷阁待制知台州。（卷55）

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给事中胡安国入对，上曰；“闻卿大名，何为累召不至？”安国再拜辞谢，进曰：臣闻保国必先定计，定计必先定都，建都择地必先设险，设险分土必先遵制，制国以守必先恤民。夫国之有斯民，犹人之有元气，不可不恤也。除乱贼、选县令、轻赋歛、更毙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经必先核实，核实者是非毁誉，各不乱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实而后赏罚，当赏罚当而后号令行。人心顺从，惟上所命，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以攻则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顾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决事也，养气所以制敌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宽隐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备矣。乞以《核实》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参酌施行。先是安国为《时政论》二十篇以献。其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御敌则未有必掺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论《建都》谓：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数动，与敌人逐水草无异。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此不可易者。论《正心》谓：在先致其知而诚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学，愿更选正臣，多闻识、有智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强弱，将帅之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何如？愿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曲失，可得指议。论《宏度》谓：人主以天下为度，不可以私劳行赏，私怨用刑。论《宽隐》谓：创业兴衰之君，柔逊谦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砺其节；独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敌，内拂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谗说殄行之臣，则天下归心，而治道成。其大旨如此，至是又申言之。安国又有《制国论》已附。绍兴六年四月甲申，张浚言运米至荆南之后，《核实论》已附。李纲复官时，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上称善。安国因荐司勋员外郎朱震。


甲戌，给事胡安国进兼侍读，给事中程瑀，中书舍人陈与义并兼侍讲。上令安国兼读《春秋》，仍谕以：“随事解释，不必作义。朕将咨询，中兴圣政。”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继之曰：“君德也，盖人君之德，莫大于学问，宽也者所以居，是学问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学问者也。学则必有思，思则必有疑，疑而问，问而辨，辨而明，明而广大昭彻，与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为之乱，贤否忠佞不能为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择而用之，无不如意，夫是之谓。”（卷56）

绍兴二年八月壬辰，参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抚使孟庾兼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观文殿学士朱胜非复知绍兴府。先是吕颐浩自江上还，欲倾秦桧而未得其要，过平江守臣席益谓之曰：“目为党可也，然党魁在琐闼，当先去之。”颐浩大喜，乃引胜非为助，故以胜非同都督诸军事。给事中胡安国言：“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驯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仓皇，国势岌岌。凡下诏令，当本至公，以收溃散之情，冀安天步。乃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许其子孙皆得叙录，沦灭三纲，天下愤郁。若谓事由潜善，已不与知此大事也，亦可从乎？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观之，胜非忠邪贤否，断可见矣。方今敌伪交窥，不忘东向，沿江都督极天下之选，用人得失系国家之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上亲劄谕以用胜非之意，且谓“昨逆傅作乱，而胜非卒调护于内，使勤王之师得以致力，矧今诸将皆同功一体之人，必能为朕克济事功。”丁宁虽至，而论者未巳。侍御史江跻亦奏胜非不知兵。是日安国入对，因论京都围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荐李纲可用。上问安国所以知纲？安国曰：“纲为小官，宣政间敢言水灾事。”上曰：“纲固以此得时望，然尝用为宰相矣。如：纲昔拥重兵解太原围，与官属只在怀州，相去千余里。纲多掠世俗虚美，协比成朋，朕今畀以方面，于纲任亦不轻。”翌日，上以语辅臣颐浩曰：“朋比之风自蔡京始，靖康伏阙。荐纲亦本其党，鼓倡乃至杀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风不可再也。”


甲午，诏：“韩世忠荡平诸寇，连奏大捷，已加优擢，其告内外诸军统制官各务立功报国，共济中兴，以光史册。”时言者以为今日理财治兵最为急务。如镇江、建康、江、湖，皆以大帅总重兵，又命宰执都督诸路措置，规模巳渐可观。望陛下乘此机会，更遣侍从官提振江上，与大将周旋于金鼓矢石之间，同力捍御。诏：“侍从官愿行者，听于是。”给事中胡安国言：“提振者，提领振举之称，必有事权乃可。今长江表里悉命宰臣、都督、执政权领，次则有宣抚。刘光世在镇江，韩世忠在建康，侍从官往诣军前，若只遵约朿即为虚行，若别授事权又非特命，宰执专制阃外之意，况人主近臣，入则陪侍，出则扈从，今远去观阙，诚非所宜，以臣所见，其说不可用也。” 给事中程瑀论事不合，以亲老求去，罢为龙图阁待制知信州。给事中胡安国言：“今国势未安，朝廷微弱，所赖以振颓纲、消隐慝者众君子耳。如瑀志节特持，议论刚正，有补于时。盖知臣莫若君，不待臣言而后谕也，陛下方将与多士图维，万务共济艰难，怜瑀之侍，处以便郡，使养其亲，为瑀计则厚矣，其为陛下计无乃失乎。况瑀兄弟数人家居，侍奉乡邦，非远安问易通，移孝为忠，于义无阙。”诏瑀令：“日下依旧供职。”


戊戌，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朱胜非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是日，吕颐浩进呈，胜非还任。上曰：“胜非入相三日，值苗、刘作乱，当时调护有力，朕岂不知？近因罢同都督，士人疏论胜非功甚多，惟一二台谏不与，可除在京宫观，留侍经筵。”盖颐浩必欲引胜非，故有此命。颐浩恐胡安国持录黄不下，特命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书行。安国言：“由臣愚陋，致朝廷过举，侵紊官制，隳坏纪纲。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待罪五旬，毫发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其处苗、刘时能调护圣躬，即与向来诏旨责词，是非乖异。昔公羊氏以蔡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自建炎改元，凡失节者非特释而不问，又加进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奖，方俾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傥贪禄位，不顾旷官，纵臣无耻，公论谓何？”不报。遂卧家不出。


己亥，吕颐浩奏谍报敌中造舟，签军若果来侵，其山东江北人岂有战心？如使刘光世、张荣设伏兵于承楚要害地邀击，可以大破敌众。上曰：“可招可击？”秦桧曰：“不战何以休兵？”上曰：“朕观自古中兴之主，何尝坐致成功？” 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言：“自古圣王虽用文德，必有亲兵专掌宿卫。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贲与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贲者，犹今侍卫亲军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齐侯吕伋以虎贲百人逆于南门。吕伋者，太公望子。自诸侯入典亲兵，犹今殿前马步军都帅也。勋德世臣，总司禁旅，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其为国家虑深远矣。本朝鉴观前代，命三衙分掌亲军，虽崇宁间旧规犹在，及至高俅得用，军政废弛，遂以陵替。陛下嗣承宝位，谋国者不思复古，亲兵寡弱，宿卫单少，岂尊君强本，消患预防之计也？伏望考祖宗选择禁旅之法，修明军政，威服四方，上严宸极。”诏：“三衙措置。”


戊申，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罢。安国以论朱胜非不从，力求去。胜非皇恐，亦上会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诏曰：“礼义不愆于人言，而奚恤君臣无间于大体，以何伤章十数？”上卒不许。吕颐浩言于上，是日，诏：“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方艰难不肯致身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为谋则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国计何？可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右仆射秦桧三上章乞留安国，不报，遂家居不出。


己酉，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尚书右司员外郎刘棐行右司谏，颐浩用二人将以逐桧也。


庚戌，侍御史江跻入对，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上不听。左司谏吴表臣上疏言“安国扶疾见君，亦欲行其所学，今无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寝。是日，给事中兼侍讲程瑀亦罢为龙图阁待制、知信州，自是台省相继出矣。


壬子，龙图阁待制新知信州程瑀、中书舍人胡世将、起居郎刘一止、起居舍人张焘、尚书左司员外郎林待聘、右司员外郎楼炤并落职与宫观，皆坐秦桧党，为吕颐浩所斥也。自是台省一空矣。此以胡寅撰其父安国行状参修，但寅云“颐浩出瑀等二十余人以应天变，除旧布新之意。”恐误。盖彗出在甲寅夜，此时彗未出也。朱胜非家传云言路论公不知兵，胡安国亦以为非所宜，上怒与封驳者俱逐凡十三人。以日历考之，胡安国、程瑀、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张觷、潘特竦、郑朴、陈渊与秦桧，凡十二人。此外更有杨愿、王鈇、王焕、王昺、王守道五人，而愿、守道为计议官，或通指此二人为十三，而桧又不在其数也。当考。 （卷57）

绍兴二年九月癸亥，执政进呈胡安国请益卫兵。上曰：“一卫士所给可赡三四兵，朕命杨沂中治神武中军，此皆宿卫兵也。卿等可修鞍马、备器械，乃为先务。”熊克《小历》于此下书：“遂命杨沂中兼提举宿卫亲兵。”按史沂中今年三月己酉除中军统制已兼带矣,非在安国建请之后，克盖误也。（卷58）

绍兴二年冬十月癸巳，左宣义郎直龙图阁胡寅应诏上书，论修政事、备边陲、治军旅、用人才、除盗贼、信赏罚、理财用、核名实、屏佞谀、去奸慝十事。大略谓：今政事之大莫甚于敌国强盛而兵甲不振，以爵禄与人而人莫肯用命，抑又有甚焉者。今年以来，大政几变矣，内则立修政之司，外则开都督之府；今日讲议而明日并废，今日出师而明日召还；庙谟成筭，其果安在？今国步虽日蹙，譬人之身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江左虽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唇亡齿寒，其理明甚。金人遁三年矣，边备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数十州，地方二千里，孙权以来所恃以为障塞者，今不过置一二镇抚使以处盗贼，一旦有急，安知不并力助敌，为彼先驱，藩篱何赖焉？军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选将，二曰搜练，三曰教阅。今王室危甚，繄诸将是赖，宜得慷慨知兵之士，付之重权，庶几能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习战斗，内不能与士卒同甘苦而得群下之死志，外不能詟服贼盗而书尺寸之功，平居趦趄，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唱奔溃，岂不痛哉。今国内空虚，养众非得已也，而偷惰冗食，十常三四，为将帅者以动摇军情为畏，专务姑息，故常败事。为今之计，宜无恤纷纷之论，而惟实效是图。兵不可用者，悉搜去之，猝有抢攘之变，驱以赴敌，何患不致死？今养兵虽众，独不闻暇时以教阅为事者，而贵游近戚大臣权要，拘占役使，动以百数，军政一坏，缓急之际，何可复理？战而不捷，彼之肉其足食乎？臣愿修此十事，以承天意，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乙未，诏：起复徽猷阁直学士王庶，语言轻率，用意倾险，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本州居住。始用张浚奏也，右文殿修撰刘观复徽猷阁待制；责授中大夫秘书少监黄潜厚落分司，提举江州太平观便居；左朝散郎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胡安国、左朝奉大夫提举建州武夷山冲祐观胡世将并更，俟一赦取旨，皆以刑部检举也。既而右司谏刘棐奏潜厚聚歛苛细，卖官鬻爵等四事，命遂格棐，奏在十月丙午。（卷59）

绍兴三年五月戊寅，新除尚书司勋员外郎朱震依旧主管江州太平观，震初为胡安国所荐，故引疾而有是命。（卷65）

绍兴三年十有一月壬子朔，太常博士兼权宗正丞赵霈行尚书祠部员外郎；直龙图阁胡寅知永州。（卷70）

绍兴四年二月己丑，左朝奉郎黄祖舜守军器监丞。祖舜，福清人。尝从胡安国学，自衢州州学教授召见，改京官而有是命。
绍兴四年三月辛未，直龙图阁知永州胡寅试起居郎，右文殿修撰新知饶州王居正试太常少卿。（卷74）

绍兴四年五月癸亥，殿中侍御史常同守起居郎，新除起居郎胡寅，别与差遣。（卷76）

绍兴四年九月辛未，左从事郎喻樗、王居修并为左宣教郎。樗，桐庐人。居修，中书舍人居正弟也。二人并以赵鼎辟为江西制置大使司准备差遣，随府罢。至是上召对，而命之樗之制曰：“自熙宁用事之臣，托儒为奸，而斯文几丧五十余年，其间不以一时之是非毁誉，动其心而能审是其所学，以不失其正者，岂非豪杰之士欤？尔少禀异才，辅之笃学，谋道力久，卒用有成。既穷伊洛之渊源，遂见古人之大体，蔼然令闻达于朕闻燕见便朝有嘉献纳，改锡京秩，将试尔能。夫大学之道，由诚意正心，以至于治天下国家。此尔昔之所闻于师，而成已成物之要在是也，勉行汝知，无负所学。”居正之词也。徽猷阁待制胡安国闻之，语人曰：“伊洛渊源，古人大体，虽其高第游酢、杨时、谢良佐诸人，尚难言之，而况于樗乎？”居正又言：草居修词有嫌，乃命都司官权中书舍人，命词行下都司摄词命以二史皆阙，而检正又权给事中，故也。此事十月五日得旨，按：周纲除右司在此后二日，故今不出其名。（卷80）

绍兴四年十有二月乙酉，直龙图阁、新知永州胡寅试起居郎；尚书左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晏敦复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朝请郎通判漳州江跻守司农少卿，跻先坐秦桧党斥去，至是赵鼎用之。（卷83）

绍兴五年二月丁亥，左朝散郎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胡安国复徽猷阁待制、知永州，不许辞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读圣人之书，学先王之道，岂独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巳，成巳成物，易地则皆然。世俗之儒，名师孔孟，实蹈杨墨，可与论中庸者鲜矣。安国学优而仕，行顾于言，通经为儒者之宗，论事识治道之体。顷从时望，召寘琐闱，方喜便于咨询，顾何嫌于封驳，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尔，安得独善于巳。零陵虽小，有社有民，竹马欢迎，相望数舍，往读中兴之颂，无忌平日之言，亟怀印章，祇我明命。”安国闻诏问旧宰执攻战等四事，以书遗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诏问旧宰执，即是国论未定，正要博谋。若赞得国是，其绩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时政论》二十篇，虽未详，大纲举矣，诸葛复生，不能易此也。”
丁酉，诏：参知政事孟庾、沈与求，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各进官一等，以措置防秋之功也。于是徽猷阁待制胡安国与其子起居郎胡寅书曰：“昔裴度平淮西功亦大矣，制辞不过曰燕弧载櫜，楚广旋轸，锡阶旌德，胙土执勤而已。李继隆澶渊奇绩，止进一阶。比观二揆制词，四将赏典颇未晓也。”又曰：“元镇非大手，亦得一半，恨佐之者弱。”元镇，赵鼎字也。诏：自今旬休日，令宰执摘按神武中军事艺精熟人，量行激赏，令枢密院榜谕。吏部奏武臣升朝官已上赏，立战功人遇大礼并加勋，乞著为令。用大理寺丞韩仲通奏也。事见去年七月辛未，后亦不果行。都督府奏，改详议官为咨议军事。又奏右朝议大夫知常州詹至主管机宜文字司农寺丞盖谅干办公事，皆从之。（卷85）

绍兴五年三月丁丑，是时刘大中、胡寅并为舍人。（卷87）

绍兴五年夏四月甲辰，新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胡安国乞以本官奉祠。诏：“安国经筵旧臣，引疾，辞。君重悯劳之，可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春秋传》，俟成书进入，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
辛亥，永州防御使张思正复随州观察使，左朝议大夫王子献复直徽猷阁，左朝散大夫闾邱升右朝奉大夫，晁公为并复直秘阁，皆以赦叙也。既而，权中书舍人胡寅论：“公为因妻受赇，请托出，入死罪。当权贵庇奸之时，尚不能自免，于勒停其人，可见今复旧职，稽之公论，大不为允。”公为命遂格。直秘阁秦梓知袁州。（卷88）

绍兴五年五月丙戌，诏：“中书舍人胡寅论使事，辞旨剀切详明，深得论思之体。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时既用尚书右仆射张浚，议遣问安使何藓入云中。寅上疏言：“女真者惊动陵寝，戕毁宗庙，劫质二帝，涂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顷者，误国之臣自知其才术不足以戡定祸乱，而又贪慕富贵，是故诪张为幻，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窃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圣德，国家大计，亏丧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跻，灼然独见于邪言，久惑之后奉将天讨罪状，刘豫再安国步，渐图兴复天下，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万里，登车出门；又如枝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乱，寔系此时。今乃蹈庸臣之辙，践已失之谋，犯孔子之戒，循鲁庄之事，忘复讎之义，陈自辱之辞，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或谓不少有贬屈，其如二帝何？臣应之曰：自建炎丁未至于绍兴甲寅，所谓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者谁欤？因讲和而能息敌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次失险矣。臣但闻去年冬使者还，言豪长贴服，国势奠安，形于章奏，传播远近，曾未数月，而刘豫称兵犯顺矣。女真者知中国所重在二帝，知中国所恨在劫质，知中国所畏在用兵，则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后悟也。天下其谓自是改图必矣。何为复出此谬计耶？苟曰姑为是耳，岂有修书称臣，厚费金帛而成就一姑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则前效可考矣。况岁月益久，敌情益閟，必无可通之理也。臣尝思之，陛下与女真绝，则臣下无所得，而人主为义举。若通和则利归臣下，而人主受其恶。故凡愿奉使通和，皆身谋非国计也。陛下可不据孔子之论而决此策乎？苟为不然，以中国万乘之尊，而称臣于外国，则宰辅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讲解，以一将军数万众驻兵泗水之上，愿陛下面相结约，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试加采择，或合圣意即以此讎当复，无可通和之义，明降指挥。”寝罢。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纳。命宰相赵鼎召至都堂谕旨，仍赐诏奖谕。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论，违正论、拂公心，以行其邪说，虽当时不悟，及事已败，世已陵迟，然后悔之则无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托大有为之说。大有为之说者，孟子之言也。岂不美哉，当时元勋旧德，皆以祖宗旧法不可变改，安石斥之为流俗，而其说盛行。自今观之，其所谓大有为者乃所以召乱，其所谓流俗者皆贤才也。使神祖照之，于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之时，而退王安石，罢新法，则尚有崇观之乱乎？及蔡京秉政，托继志述事之说，继志述事者，孔子之言也，岂不美哉。当时忠臣义士皆以新法害民，蔡京名之为谤讪，而其说盛行，自今观之，其所谓继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谓谤讪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于陈瓘论列之时，而退蔡京，复元祐，则尚有宣靖之祸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于是则入非，出于非则入是，理不并立，人无两存，此人材邪正之所由分，而国家治乱之所由判，自古如此，岂惟今哉。女真入犯以来，和、战两议，肇于孝慈在位之日，两议不决，驯致北狩。自今观之，其不可与和，亦易见也。而和议之说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刘豫，和之一字，寔怀二心，以国与人，亦所不恤，岂不过甚矣哉。原其所本，起于耿南仲，昌言之正犹王安石大有为之论，蔡京继志述事之说，而尊主庇民，疾讎殄恶，不欲和者，亦犹司马光不以王安石为然，陈瓘不以蔡京为是。八年于此，正论不胜，监观前事，识者忧之，尚赖陛下险阻备尝，照知情伪，于和议事皆已试用，了无功效，此策不足中兴。断自宸衷，舍非从是，遂严降诏旨罪状反叛，声罪致讨，一振国威，岂于女真尚肯通使？臣姿禀素愚，误以文字上简圣知，擢置纶闱，仍使献纳，适睹何藓之事，恐和说复行，国论倾危，士气沮丧，所系不细，遂具陈奏，陛下宪天聪明，灼见忠志，曲赐褒谕，以来众言，使天下忠义之士，皆知陛下雪耻复讎之意。用贤才，修政事，厉兵选将，骎骎北向，以为迎二帝之实。大计一定，邪说不行，中兴可期，宗社之福，岂独微臣忝窃恩诏，以为今日美谈而已。”
丁酉，中书舍人胡寅言：“设官分职，凡以为民，此治世之道，士大夫之守也。兵兴以来，衣冠转徙失所者众。于是开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阙，广宫庙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竞日昌，不安义命，方在责籍则乞叙雪，已得叙雪则乞祠禄，已得祠禄则乞差遣，已得差遣则乞改替，已得改替则乞近阙，已得近阙则乞见阙，已在见任则乞超擢，攀缘进取，肩摩辇下，士风之弊，莫甚此时。人以私计，不便为言，岂有体国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则阙少员多，势难均及，漠然弗顾，则造为讥谣，有害政道。伏见旧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贬谪者，不得輙入国门。’所以杜贪躁，清仕路，存纲纪也。伏望明诏宰执，举行成宪，有驰骛不悛者，仍委御史台觉察弹奏。”从之。寅又言：“近来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言，未免玩人丧德之失。伏望申命外制之臣，以饰情相悦，含怒相訾为戒，褒嘉贬黜，务合至公，词贵简严，体归典重。”诏：以付中书后省。（卷89）

绍兴五年秋七月甲戌，诏：中书舍人胡寅权直学士院。时江西制置使胡世将请奉祠，而直院胡交修引亲嫌乞暂时差官撰述答，诏故有是命。（卷90）

绍兴五年八月壬子，左通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冯躬厚，请以明堂恩任其子。吏部言系责降人取裁，诏特许荫补。中书舍人胡寅言：“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窃侍从之人也。况有条制，责降未叙复，人不许奏荐。躬厚未尝复职，其为责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许之荫补哉？比年有从臣，系自陈宫观法该奏荐者吏部观望，权臣反谓法不当得。今躬厚法不当得，而反许之，非惟无以昭示好恶。且如躬厚辈，寔繁有徒必相视效益，长侥幸人心，不服公论，谓何命？”遂寝。（卷91）

绍兴五年九月乙亥，上御射殿，赐进士汪洋等，洋初见三年三月。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时右修职郎黄中对策言：“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两宫北狩阙然，温凊之奉者，十年于此矣。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十年者，岂可多得？陛下思念及此，岂不为之痛然臣心？恐陛下有思念忧惧之言，而未有思念忧惧之诚心也。故凡有是诚者，必有是事，臣不识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耶？今天下之弊可谓极矣，臣不能以遍举要之，非蹈常袭故者所能为也。臣愚以为独在于陛下，安之以诚，益之以刚健，明诏二三执政大臣，思有所矫拂于世俗，事事刮磨整齐之，必尽去天下之宿弊，而为之一新其耳目，然后治效将有可观，祖宗之烈为可复，父兄之耻为可雪也。陛下欲实惠及民，当先为省财之术，宜约祖宗兵数立为定制，自今募兵皆以年二十以上至年五十，而罢遣之痛削任子之法，纵未能如祖宗之数，要亦不可过三岁取士之制，此省财之一端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诸巳而已。臣不知陛下之志将行帝王之道耶，抑将为霸者之事耶，今圣策乃以正心诚意，为言则帝王之道陛下固知之矣，臣愿陛下以帝王之道为可以必至，以圣人之言为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夫都邑之迁徙，宰臣之废置，进取之前却，政事之措划，人才之进退，皆当今之大事而不可不为者，乃纷纷不定，则陛下所以为自治之计，从可知矣。臣恐敌国之有以窥陛下也，彼刘豫之为逆臣，神人共愤，固不当与之较彼此之势然，使彼一旦遽，能迁善而改过，发政而施仁，有以深服于人心，则陛下之势岂不危哉，愿陛下以混一区宇为心，使施设措置，莫不当理。从谏如转圜，见善如不及，纯而不已，盛德日进。使海内皆有归往之心。然后大举六师。削平蕃伪。所谓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今日之事陛下将责之宰相，兴利而除害耶，苟非陛下信之笃而用之专，如齐小白之于管仲，则宰相之贤者，方且畏惧而避嫌，而其不贤者又将因循以败事矣，将责之台谏，使之进贤而退奸耶，苟非陛下谏则必行，言则必听，如唐太宗之于魏郑公，则台谏之贤者，方且量力而就规，而其不贤者又将观望而言事矣，又将责之山林特起之士使之献，可而替否耶，苟非陛下尽礼以致之，克巳以从之，若蜀先主之于诸葛亮，则山林之士其贤者方且奉身而退，而其不贤者又将谄谀以求进矣。”详定官中书舍人胡寅等，定中为首选。辅臣奏：“中系有官人。”上问：“故事如何？”沈与求曰：“臣闻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贵胄，先天下寒畯。’遂以冯京为第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为第一。朱胜非《闲居录》云：“赵鼎作相，殿试策，不问程文善否，但用程颐书多者为上科。”是岁，状元汪洋按：黄中策乃不用颐书，与胜非所云不合。时新复诗赋，上欲重其选，策试日谓大臣曰：“诗赋取士累年，未闻有卓然可称者，俟唱名日，可将省试诗赋高等人特与升甲，以劝多士。”遂诏省试魁赋郑厚、循二资与升擢差遣。中潜善族孙厚，莆田人也，同日赐特奏名进士，汪乔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助教。诏五路人依祖宗故事与升等，而取应宗子不尤等四人武举正奏名进士张深等五人亦次第补官，自是以为例。熊克《小历》云：“郑厚特依第三名。”今从厚所上辞免劄子，按日历厚绍兴八年十月以左从事郎上殿，十年正月戊午以左从事郎泉州观察推官冲替。克实甚误。（卷92）



绍兴五年冬十月庚子朔，赐宰相赵鼎银帛五百匹，两对衣，金带一，子六品服。鼎力辞，进书转官，故用元丰旧制而有是赐。殿中侍御史谢祖信试宗正少卿。 诏：“户部镂板下江浙、荆湖，旱伤州县，奉行宽恤指挥。”御史劾其违者窜责。先是禁屠以祷晴，而并及鸡鸭。右谏议大夫赵霈奏疏称诵上德，以为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比患在州县，不能推广德意，而加实惠于民，故有是旨。中书舍人胡寅读疏笑曰：“谏职乃及此乎？闻金中统兵有号‘龙虎大王’者，脱或入犯，当以‘鸡鸭谏议’拒之。”熊克《小历》载此事于今年六月，又云时诏禁屠以祷雨。霈言自来止禁猪羊，而不及鹅鸭，请并禁之。皆小误，此事非霈建请，兼霈六月间亦未为谏议也。


九月乙丑，中书舍人胡寅言：“陛下加惠元祐勋贤之族，既昭雪其党锢之冤，又录用其子孙，以至公之义，照临百官，风励天下，非为利也。凡预录用者所宜激昂节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称陛下之意，而乃乘时侥幸犯义营私无所不至外台耳目之寄率劝列城，非鲜廉寡耻者之所宜处也。昔者纯仁生存之时，所得恩泽先及异姓，次及疎族，比其薨谢，子孙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国陈乞先世恩泽凡四资尽欲官，其诸子之在襁褓者，而亲兄之子年已长大，贫窭不能自存反不及焉，其行已处事如是亦可谓不肖子矣。夫陛下以义行，而正国以利报，何其轻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余风相傚，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门户，彰勋贤之遗烈也。”疏奏，诏正国与宫观。


甲寅，手诏抚谕江淮诸大帅、尚书右司员外郎何悫与太常少卿董弅两易，以悫引张浚亲嫌故也。右迪功郎陈渊充枢密院编修官，给事中廖刚、中书舍人胡寅、朱震权户部侍郎。（卷95）

绍兴六年二月甲寅，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折彦质充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云：堂馔自艰难以来，至为菲薄。赵鼎增厚十倍，日有会集侍从诸将，下逮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厨公吏云：“日费香直且数十缗，酒馔不计也。”如：执政折彦质、刘大中辈，从官范冲、朱震、胡寅、魏矼辈，每酣饮必抵暮方出省，创为巨杯，号升敝咓，一杯容酒一升，谓盏，为敝咓者俚语也。至是宰相不逮郡守都堂成酒肆矣。胜非所云，不得其时，今且附彦质执政之后，其曲折当考。（卷98）

绍兴六年夏四月丙午，集英殿修撰新知邵州胡寅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三省勘会寅自除中书舍人巳及一年，故有是命。寅时留婺州未去，乃就用之。《秀水闲居录》称：“寅不省父病，求改除事。”见八年六月戊寅注。 （卷102）

绍兴六年九月己丑，建州布衣胡宪特赐进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学教授。宪，安国从兄子也，有学行，累召不至。（卷105）

绍兴七年岁次壬申，翰林学士兼侍读朱震引疾乞在外宫观，不许。先是董弅免官，震乃白张浚求去。徽猷阁待制胡安国闻之，以书遗其子徽猷阁待制寅曰：“子发求去，晚矣。当公辅之说才上，若据正论力争，则进退之义明。今不发一言，默然而去，岂不负平日所学？惜哉！且复问宰相云：‘某当去否？’既数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语？遇缓急则是偷生免死计，岂能为国远虑，平生读《易》何为也？”于是安国自上奏曰：“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颐之文，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语，岂其文哉？颐之行，则孝弟显于家，忠诚动于乡，非其道义，一介不以取予，则高视阔步，岂其行哉？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卷108）

绍兴七年二月辛巳，召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赴行在，时安国上所纂《春秋传》，翰林学士朱震乞降诏嘉奖。上曰：“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向来偶缘留程瑀而出，可令召来。”张浚曰：“若安国乃君子之过，过于厚耳；小人必须观望求合，岂肯咈旨？”上曰：“安国岂得为小人俟？其来当寘之讲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递行。安国自言所著《传》事按《左氏》义，取《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辞多以程氏之说为据，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书今行于世。（卷109）

绍兴七年五月甲戌，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疾速赴行在。


壬寅，诏：“徽猷阁待制新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胡安国，累上章引疾，可与便郡。”以右司谏陈公辅等有言也，乃以安国知永州。（卷111）

绍兴七年九月壬申，特进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监修国史张浚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诏张浚特免辞。 给事中兼侍讲直学士院胡世将试尚书兵部侍郎。先是赵鼎言臣蒙恩召还经帷，方再辞而复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兴又奉宸翰促行，且谕以图治之意，臣无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则不敢昧，盖进退人才，乃其职分，今之清议所与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贤党恶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此或难，则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献之明皇，终致开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怀不敢自隐，惟陛下择之。疏入，上为徙世将，于是公辅等相继补外。 （卷114）

绍兴七年冬十月丁酉，徽猷阁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从所请也。赵鼎进呈因言安国昨进《春秋解》，必尝经圣览。上曰：“安国所解，朕置之座右，虽间用传注，颇能明经旨。朕喜《春秋》之学，率二十四日读一过。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课，早朝退省阅臣僚上殿章疏，食后读《春秋》、《史记》，晚食后阅内外章奏，夜读《尚书》，率以二鼓。”鼎曰：“今寒素之士岂能穷日力以观书，陛下圣学如此，非异代帝王所及。”上曰：“顷陈公辅尝谏朕学书，谓字画不必甚留意。朕以谓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猎，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蛊惑性情，废时乱政。朕自以学书，贤于他好，然亦不至废事也。”


    甲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胡寅移知永州。先是寅父徽猷阁待制安国自衡山以书训寅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从官作郡，一年未迁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计，日勤一日，思远大之业，若有迁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觊也。”至是寅言：“父病初愈，迎侍不来；近者妻室丧亡，乞湖南一小郡。”乃改命焉。（卷115）


绍兴八年二月丙寅，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充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帛三百匹两。安国以衰疾乞致仕，上将许之。乃诏：“以安国解释《春秋》成书，进职加赐。”翌日，诏：“安国进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国卒矣。安国风度凝远，言必有教，动必有法。燕居独处，未尝有怠慢；而与人谈论，气恬词简，若中无所有；性本刚急，晚更冲澹；年寖高，加以疾病，而谨礼无异乎平时，家居食不过兼味。病中值岁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请稍近城郭便药饵。安国曰：“死生有命，岂以口体移不赀之躯哉？”虽转徙屡空，取舍一介，必度于义。少从游酢、谢良佐、邹浩游，与向子韶、曾开、唐恕、朱震情义最笃。又尝曰：“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君曼者，清河刘奕也。震被命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世间惟讲学论政，则当切切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语默之机，如人饮食，其饥渴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故其出处，自崇宁以来皆内断于心，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实历不登六载。虽数以罪去，其爱君之心远而逾笃。由中兴以来，诸儒之进退最合于义者，安国与尹焞而已。（卷118）

绍兴八年夏四月癸酉，徽猷阁待制新知承州胡寅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寻又兼直学士院；徽猷阁待制知明州仇悆充徽猷阁直学士知潭州。（卷119）

绍兴八年六月丁丑，翰林学士兼侍读兼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荐尹焞代为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达旦不寐。戊寅，辅臣奏事，上惨然曰：“杨时既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同学之人今无存者，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焞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上指奏牍曰：“震亦荐焞代资善之职，但焞微瞆，恐教儿童费力俟，国公稍长则用之。”乃诏：国公往奠，赐其家银帛二百匹两，例外官子孙一人。又命户部侍郎向子諲治其丧事。（卷120）

绍兴八年秋七月癸丑，左从事郎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范如圭特改左宣义郎。如圭，胡安国姊子也。


壬午，诏右宣义郎李良辅已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指挥勿行。良辅，河南人。大观间为零陵簿，以告讦胡安国荐范纯仁之客，由是改官。至是来临安得宫观。而中书舍人吕本中论其宿负以为邪正之间，有伤事体，伏望特行贬窜，故复夺之。《王明清挥麈后录》：李良辅者，憸人也。（卷121）

绍兴九年岁次丁酉，手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时胡寅丁父丧居衡州，以书抵张俊曰：“闻敌人果欲以河南地授我，则应接当谨。始十余年间，凡有诏令必以恢复中原为言，所以系百姓心也。今乃于临安增修母后渊圣宫殿，是不为北迁之计也。然则居杭者，乃实情而恢复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税，五年徭役，军兵依元来营分招收，不知何处运物支给，及官吏所请应有从出。若取于民则赦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于民何以给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敌人强 暴所向凭陵；二是世间人不知有三纲，动则投拜，甚则僣叛，号令之初要当申明大义，以示劝戒，而张楚刘齐并以本非获己处之，自今而后谁不利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为何？”如寅此书必在二月已后，今因降旨建渊圣宫殿附书之，太常少卿曾统为殿中侍御史。（卷125）

绍兴十年六月戊寅，左奉议郎胡寅充徽猷阁直学士知永州。（卷136）

绍兴十年秋七月，尚书省奏禫服人胡寅状：寅于先父谥文定，为世适长子，服母李氏、继母王氏丧，各齐衰；服祖父、母丧，合期；今来服先父丧禫服。昨绍兴六年正月，先父得微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于四月内收建州乡人刘勉之书，责寅不归见世母升堂而拜以尽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辩论一篇，以授寅二弟及三兄之子见任建州教授宪；又授大指，令寅答书以晓勉之。寅请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离间吾父子也，汝祖母于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时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无子？而洎尔母氏劬劳顾复，以逮长立，遂承宗祀，亦惟不违汝祖母爱怜付托之重。于汝之大义，本末如此，汝他日于世母，当厚有以将意而已”。寅自是请问：情义曲折至于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闻而信则以勉之离间之言为是乎？”今来寅禫制将毕，遂还建州省觐世母以遵先训，又闻诸道途，得乡曲议论，谓寅于此时当为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禀于先父者也。若据而行之，则士大夫谓寅伸其私意，干贰正统，非为人后之实。若断而不用，则士大夫谓寅忘其世父，故匿服纪，将加以不孝之名。虽仰奉义方，不敢违背，而参稽众说必有折衷，伏望敷奏取旨，下礼部太常寺定夺，明降指挥。诏：礼部定夺。申尚书省或曰：寅之始生也，其母拯而字之。故寅有收存之语，云勉之已见。（卷137）

绍兴十有四年岁次壬申，太师秦桧言：“陛下文德诞敷，干戈载戢，乃者祗谒先圣，遂幸太学，躬行之化，乃在斯举，臣不胜庆幸，乞宣付史馆。”仍许。拜表称贺。上曰：“非卿力主和议，兵革休息则学校何由兴？所请宜依故事。”熊克《小历》云：“上幸太学，言者以为盛事，乞宣付史馆。”盖误。权尚书礼部侍郎兼权实录院修撰、兼资善堂翊善叚拂试中书舍人兼职如故。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资善堂赞读高闶权尚书。礼部侍郎、徽猷阁直学士胡寅闻之，移书责闶曰：太学者明人伦之所在也，阁下召自闲废，有成均之命。窃自计曰：今天下方无三纲，斯人之所以来乎？及见请视太学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阁下有所请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敌国，怀王不还，楚人怜之，如悲亲戚，盖忿秦之以强力奸诈加于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胜于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强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为大恩乎？昔宋公为楚所执，楚子释之。孔子笔削《春秋》乃曰：“诸侯盟于薄，释宋公，不许外国之人得制中国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外国之君，此中华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为大恩乎？大宋基业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恤民隐，躬擐甲胄，与天下士夫劳苦以得之人累圣严恭，寅畏不敢荒宁而守之者也。今关河重地悉为敌封，园陵暴露不得瞻守，宗族拘隔不得相见。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鸠集，冤恨之气、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诬天下，自以为有大功乎？阁下受其知遇，何不勤勤恳恳而为之言乎？言而或听天下国家实幸甚也。晋朝废太后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则远引而去，今阁下目睹忘讎逆理，北面事敌以苟晏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文具之典又为之词曰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党其恶也。人皆谓阁下平生志业扫地去矣，数十年积之而一朝毁之乎。春秋之业诛国贼者，必先诛其党。历观往古人君，以无道行者犹不能终。况人臣而敢肆然以无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监乱亡之祸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呜呼，危哉！岂不与董养异哉！阁下不及今翻然改图，则必与之俱矣。（卷151）

绍兴十有七年岁次癸酉，徽猷阁直学士、左奉议郎胡寅引疾告老。诏：迁一官仍旧职致仕。（卷156）

绍兴十有八年岁次壬午，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秦熺知枢密院事。一日太师秦桧问敕令所删定官胡宁曰：“儿子近除，外议如何？”宁曰：“外议以为公相，必不袭蔡京之迹。”宁，寅弟也。熊克《小历》称：宁为祠部郎官。按：宁此时为选人，克盖误也。克又称宁对云云，于是桧怒。以日历考，宁引对改官在此后七日，则桧未应怒，今不取。中兴圣政《吕中大事记》曰：以其子熺为枢密，欲以代居相位，而两府合为一矣。（卷157）

绍兴十有九年岁次癸酉，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米友仁升直学士，太常丞胡宁守尚书祠部员外郎。（卷159）

绍兴十有九年秋七月壬子，祠部员外郎胡宁面对，论州县受夏秋二税，遇输绢之时则不受绢而使输钱，遇输米之时则不受米而使折色，望自今并输正色，毋得折变见钱，诏：户部看详。（卷160）

绍兴二十年岁次丙申，诏：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永不检举。右承务郎李孟坚特除名，峡州编管。于是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坐与光通书，朋附交结，讥讪朝政。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程瑀坐，初除兵部侍郎，日以缣帛遗光，且贻书云比来无知，愚皆以视前为戒，可为叹息。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潘良贵坐，尝以团茶寄光，光贻良贵书其别纸云：“仲晖不敢作书，患难至，能出一只手乎？”仲晖，楼炤字也。良贵答书曰：“参政患难至此极矣，更以道自处，仲晖别纸巳付之，但恐时未可耳。”直秘阁宗頴坐，尝寄光书云：“孤寒寡援，方赖钧庇，忽闻远适，岂胜惶骇，本欲追路一见，失于探伺，不果如愿。”宝文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张焘、左承议郎新知邵州许忻、左朝奉大夫新福建路安抚使参议官贺充中、左奉议郎福建路安抚主管机宜文字吴元美坐，各与光相知密熟，书劄往来，委曲存问，意光再用更相荐引。诏：寅特落职；瑀、良贵、頴并降三官；焘、忻、充中、元美并降二官。


壬寅，右正言章厦奏：“右承议郎致仕胡寅天资凶悖，敢为不义。寅非胡安国之子，不肯为亲母持服，士论沸腾，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会李纲，后又从赵鼎。建明不通邻国之问，其视两宫播迁，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后来梓宫既还，皇太后获就孝养。寅自知前言狂率，乃阴结异意之人，相与睥睨，作为记文，以为今日仕进之人，将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伏望陛下为宗庙社稷长虑，特赐威断。”诏：“寅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寅建明使事，已见绍兴六年五月。寅申明追服事，已见绍兴十年七月。
丁丑，尚书祠部员外郎胡宁、秘书省著作佐郎刘章并罢。章有士望，太师秦桧疑其不附已，而宁本因其父兄与桧厚，故召用之。至是，桧知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寅之贫因其往剑州省觐世母，遗以白金。寅报书曰：“愿公脩政任贤，勿替初志，安内攘外，以开后功。”桧以为讥已，始怒之。寅尝游岳麓寺，大书壁间云：“是何南海之鳄鱼，来作长沙之鹏鸟？”于是帅臣刘旦方欲捃摭张浚诸人之罪，而旦潮阳人也，亦大怒，复讼寅于桧。侍御史曹筠即奏：宁兄阿附赵鼎。章居衢州，与鼎宾客交通，故二人私相朋比，众所指目，不知每怀异意，欲以何为？若不罢斥，无以安众心。乃以章通判均州，而宁充夔州路安抚司参议。熊克《小历》：“二人之罢在今年九月。”盖误。（卷161）

绍兴二十有一年二月，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魏矼卒于衢州。自秦桧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祸輙不测。当始议和时，矼与桧异论。桧尝欲除近郡，矼逊辞不就，奉祠十余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萧然卒，免于祸焉。初，赵鼎既谪居，尝谓其客。左奉议郎方畴曰：自鼎再相，除正府外，所引从官如：常同、胡寅、张致远、张九成、潘良贵、吕本中、魏矼，皆有士望，异日决可保其无他。畴曰：“愿公徐观之。”其后诸人流落之久，虽死不变，畴乃信服。（卷162）

绍兴二十有二年是岁，宗室子赐名授官者十有八人， 诸路断大辟十六人。 福州旧法，民岁输钱而受盐。于官其后，不得盐而输钱，如故民多私鬻以给食，而官亦不问。至是龙图阁直学士张宗元知州事，始再榷盐，犯法者滋多，人不以为是，二十七年三月甲申所书。可参考安抚司属官胡宪上书于宗元，告以为政大体，宗元不悦。久之，宪请岳祠而去。（卷163）

绍兴二十有三年秋七月甲午，右正言郑仲熊言：工部员外郎杨迥、监察御史胡襄，心向胡寅之门，有识之士为之切齿。盖自赵鼎妄立专门，互相标榜，大开交结，诡计周密，朝事一切，不恤一时，群小所聚，而寅为之魁。及今事巳败，而人犹惟寅是向。不知国家何负此辈，而迥与襄甘心从之。凡有从东南来者，逈必首诣之，访其踪迹，略无顾避。襄比当秋闱监试，题目众巳议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党。初赵鼎立专门之后，有司附会，专务徇私，不论才与不才，有是说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兹今襄又为之倡，欲使人人尽归于赵鼎、胡寅之门而后巳。臣所以为国家虑之，欲望亟赐罢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惧，于是迥、襄并罢。（卷165）

绍兴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乙酉，右正言张扶言谨按：“右承议郎张祁，本农家子，缘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致有娠，于蓐中阴杀以灭口，胡寅从而庇之。邵归，因此失心，不复视为兄弟。前此孝祥新第而归，终不敢往见。且寅之为人凶悖险诈、专事胁持，范宗尹、赵鼎之徒，畏之如鬼，虽在谪籍，其势力犹可以造张祁父子之大福，又能使举世不敢言祁，此其力不小，若不治之则轻儇之徒观望。胡寅虽不附丽，一朝为国生事，悔之无及。臣身任言责，岂敢避忌，不为国家远虑。伏望付于有司，正其罪名，以快天下公论。”诏：“大理寺根治。”


辛卯，太师、尚书左仆射秦桧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惙，伏望许臣同男熺致仕，二孙埙、堪改差在外宫观。”上赐诏曰：“卿比失调护日冀勿药之喜遽览封奏深骇听闻其专意保摄以遂平复副朕所望。”桧秉政十八年，富贵且极，老病日侵，将除异己者。故使徐嚞、张扶论赵汾、张祁交结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无全肤，令汾自诬与特进永州居住张浚、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责授果州团练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上而桧已病，不能书矣。此以朱熹所撰《张浚行状》修入。臣尝见前校书郎魏了翁言在馆中时，闻今敷文阁直学士吴猎言：“秦桧病时，大理寺官以赵汾等狱案上省。桧夫人王氏却之，语家吏曰：‘太师病势如此，且休将这般文字来激恼他。’如此者再三，桧死，事遂已。”故以桧之恶如此，而其子孙未尽绝灭，盖王氏此举能全数十家性命故也。臣又尝见蜀之老士人有为薛仲邕馆客者言；“仲邕时持案牍入桧卧内，是时已拟定刑名，只取桧一押字，会其疾笃，乃巳。”所谓五十三人：赵令衿、胡铨、汪应辰、张孝祥之徒皆是也。臣按：此时仲邕以枢密院编修官兼权检详，仲邕乃曹泳甥，与秦桧有连，故得出入卧内也。但五十三人不能尽得其名，惜哉。 《中兴圣政大事记》曰：甚矣，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摭、赵鼎之子汾、王庶之子之荀、之奇，皆不免焉。盖桧之心大狠愎尤甚于章、蔡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瑀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桧已病不能书，可畏哉。（卷169）

绍兴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癸巳，责授果州团练副使致仕胡寅复徽猷阁直学士致仕。（卷170）

绍兴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壬子，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卒于衡州。寅既退居，乃著《读史管见》三十卷，论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论甚正，盖于蔡京、秦桧之事数寄意焉，其书今行于世。（卷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