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永森 胡底与李克农、钱壮飞曾被人们赞为我党初期情报工作战线上的三杰，胡底是“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选择了革命道路 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化名胡马、裳天、伊语等，1905年3月10日出生于舒城县新街乡松园村。
他的父亲胡绪章，早年以贩卖鸦片和生丝发家，置有田产50余亩、房屋40余间，并在县城新街杭埠河边的筏口处开设了几家米行和竹木行，是舒城一个较为显赫的工商业者兼地主。胡绪章有5男2女，胡底居长。
胡底天资聪颖，4岁时就学会拉二胡。不久，他过继给大伯胡继章为嗣子，胡继章是一私塾先生，对这位嗣子十分钟爱，曾在自己所办的私塾内对胡底督课甚严，从而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14岁那年，正值五四风暴席卷全国，胡底在闭塞的小城内也呼吸到了新鲜政治空气，就决意告别私塾，进入了当时舒城县城关的一所洋学堂——私立植民小学高小班就读。1921年，他高小尚未毕业，就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合肥省立第二中学。
在省立二中，胡底对器乐颇为喜爱，曾达到如痴如迷的程度，没几年，风琴、琵琶、鼓、号、箫、笛、古筝，无一不会，吹拉弹唱，样样擅长。时人称之为“舒城才子”。
这期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胡底少年时代就具有的同情劳动人民、愤恨世道不平的品质开始有了升华。他经常劝诫祖母和父亲：“你们一天到晚就是讲搞钱。把钱看得那么贵重干什么？田要买那么多干什么？告诉你们，今后你们送给人，人家都不会要。”在与门口一位木匠闲谈时，他干脆说道：“现在的世道太不平了。我叫我父亲有钱可供给弟妹们念书，或是赠给贫苦乡亲。要钱要田干什么？这个世道迟早要翻过来的。”一个春节前夕，家人要他给竹木行和米行的大门上写副对联。胡底一挥而就，对联竟是：“庶政日非，怎无人革命去；商业萧瑟，谁有空过年来？”父亲和祖母大吃一惊，指责他为“傻孩子”。
类似的“傻事”还很多。一次放假回家，胡底看见一群乞丐来到村上，连忙将他们引到家中，给每人盛上一碗白米饭。祖母事后责备道：“你这样干，我们迟早会败家。”胡底笑着回答道：“有饭总要大家吃，有田总要大家种。”他家与邻居芦家因屋界问题长期不睦，芦家人一次赌气放火烧了胡家的后屋，使胡绪章多年积蓄的细软毁于一旦。官司打到县城，父亲从学校召回胡底。谁知他一归家就从县衙门内抽回状纸，劝说父亲：“人家穷，赔不起，不要告了。”并关照自己的好友，转告舒城县县长：“不用审理这个案件。”
1923年7月，胡底中学刚读了两年，就向校方提出报考大学，结果被北京中国大学录取。大学期间，他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体魄。每次去京，胡底都是先从家步行两天到安庆，每天行走100多华里，然后从安庆乘轮船到南京，再坐火车北上。32公斤重的一对石碓，他两手平举许久而能面不改色、口不喘气。胡底还粗通拳术和剑术，游泳也是他的所长，曾被人称誉为“浪里白条”。
1924年是胡底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年年初，一封“祖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发至北京中国大学。胡底急匆匆地赶回家乡，等待他的是家人的一场骗局：事先未打任何招呼，由祖母和父亲包办，同县的阚店乡横山村的一位张姓农家女子已被娶回家中。胡底痛心疾首，坚不允诺。但家人吵死吵活，硬逼着他完婚。几天后，胡底径自北上，从此再不肯返归故乡，也不给家中通信。这一年，经同学吴鹿鸣介绍，胡底在“安徽会馆”内结识了桐城人张振华姐妹俩，并由姐妹俩介绍，结交了钱壮飞。钱壮飞，原名壮秋，又名钱潮，1895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县。1914年考入北京医科专业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开设诊所，不久与张振华结为伉俪。他擅长书画，爱好文艺，博学多才，且思想倾向革命。胡底和他一见如故，互相引为知己，并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
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这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她的影响和引荐下，1925年，经钱壮飞内弟张暹中介绍，胡底和钱壮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胡底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经常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撰写文章，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1926年，胡底结束了中国大学的学业，住在钱壮飞的家中。钱家住平安里13号。这是一幢较为阔气的西式住宅，当时为中共北京党组织的秘密据点之一。这里外表上相当阔绰，每天出入乘坐的是叮叮当当的包车。门口经常车水马龙，客人来往不绝。但实际上它的主人却十分拮据，党内少量经费和壮飞、振华夫妇俩微薄工资不足以维持如此的排场，于是胡底和钱壮飞一家人只能每天背着人偷偷地吃棒子面窝头，喝白菜疙瘩汤。
这时，北京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盘踞的地方，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党团组织根据形势转入地上斗争。1927年初，奉党组织指示，胡底、钱壮飞和一个名叫许光华的人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利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光华影片公司”厂址设在北京护国寺路东的一所大院子内，院门口高悬一面黑旗，上书“光华”二字。胡底和壮飞一家都化名搬到这里，成了电影公司的导演和演员，“光华”也成为党的秘密联络地点。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名叫《燕山侠隐》，英俊潇洒、多才多艺的胡底担任主要演员。钱壮飞一家也都参加了剧组。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逮捕了李大钊等人，并于4月28日杀害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北京形势迅速逆转，白色恐怖笼罩大地。不久，胡底和钱壮飞的革命者身份被敌人发觉，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和搜捕，舒城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也派出鹰犬监视胡家，并威胁胡绪章到北京召回胡底，前来自首。
同年底，正当党组织通知胡底南下转移到上海时，他的父亲突然跑到北京，劝说他回乡，从此不干共产党。胡底一口回绝：“儿的志向已定，宁可掉头颅，也不作孬种。”胡绪章气得大骂：“你现在不跟我回去，以后你永远也不要回家。”胡底报以无声的冷笑，不久就南下潜入上海。
他奉命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 当时的上海，既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重点，也是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活动中心。由于原先联系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胡底和钱壮飞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为谋生计和寻找党组织，钱壮飞在上海市公共局找到一份填写黄包车执照的临时差事，胡底则化名进入“上海电影公司”任演员，并在“沪江电影院”兼任导演。1928年7、8月间，他们终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络并很快被分配到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的中共法南区委书记是李富春，法租界支部书记是张沈川。
这期间，党组织指示胡底白天在公司内拍摄电影，晚上则与同志们一起到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参加游行示威。为掩护自己的革命者身份，胡底拍摄的影片，大多以侠客等为内容，曾与殷明珠、王引合作，在《盘丝洞》中饰演唐僧；也曾与胡蝶合作，在《大侠白毛腿》内扮演仗义行侠的白毛腿，胡碟饰演他的女儿；又曾在《昆仑大盗》中扮演武艺超群的侠义大盗。人们为此将他与美国武打明星范明克相比，称之为“东方范明克”。一时，胡底饮誉影坛，名声颇大。
1928年底，敌人终于发觉了他的革命者身份，派出大批军警和密探前往上海影片公司抓人。胡底充分展示了他的超群武功，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穿堂走屋，跃出高墙，逃出兜捕圈，潜入到松江和沿海一带村庄，同盐商混在一起。不久，他又化名进入上海江湾“昆仑影片公司”。1929年夏又被敌人发觉，避往温州，隐居几月后，又转移到杭州，住到钱壮飞家中。钱壮飞这时已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徐恩曾担任厅长的浙江省建设厅内任机要秘书。
徐恩曾，号可均，浙江吴兴人，毕业于交通大学，曾留美学习过电机工程，是陈果夫、陈立夫的表亲，归国后获二陈的重用，于1928年秋被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处长。上任伊始，徐恩曾就发现处内担任广告画工作的钱壮飞是他的小同乡，而且业务熟练、聪敏能干，就处处对他拉拢，不久就将他擢升为机要秘书，引为心腹。1929年秋徐调至浙江省建设厅，又将钱壮飞带到杭州，名义上遥领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处长之职，壮飞也自然遥领秘书。
1929年11月间的一天，中共初期情报工作战线上三杰终于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厂摄影棚内会面了。由胡底引荐，钱壮飞和时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互相结识。
1929年12月，胡底和李克农经过组织批准，化名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同月，徐恩曾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主任，实际上是干党务调查科的工作，即负责组建直属国民党中央领导的特务总部及其网络。经中共中央批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3人又进一步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不久，钱壮飞和胡底随徐氏到了南京，李克农则留在上海做CC的工作。
国民党的最高特务总部是以通讯社的名义出现的。它起初设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1930年8月迁到原南京中央饭店4楼，对外叫作长江通讯社。长江通讯社隔壁是一个挂牌为正元实业社的机关。这里是特务总部的实施组织。长江通讯社的社长是徐恩曾，机要秘书为钱壮飞，胡底在社内以编辑的名义出现。
自国民党特务大本营设立之后，深得徐恩曾信任的钱壮飞手中权力更大了。一切绝密文件、特急电报、各地上报的绝密情报，都必须经过他这个机要秘书过目，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才交徐恩曾签字或批复。不久，南京方面又成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名叫民智通讯社，由钱壮飞任社长，胡底任编辑。钱壮飞事忙，社内事务实际上由胡底代拆代行。
胡底体魄健壮，俊逸多才，对文学和艺术造诣颇深，不仅文笔酣畅，而且谈吐诙谐风趣；加之他性格开朗活泼，为人豪爽大方，只要有钱，决不吝啬，甚至典当衣物，资助他人，因而在国民党特务总部内迅速站稳脚跟，取得信任。
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当局的情报工作一部分是针对非嫡系的。1929年蒋冯大战爆发，为迅速掌握张学良东北军情报，南京特务总部奉命派出几个谍报组潜入东北，但均被张学良的特务组织捕灭。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爆发之后，徐恩曾将侦察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内部情报的的任务交给了钱壮飞和胡底，他们两人组织了一个小组，拿着国民党特务总部的钱，肩负着我党交办的任务，在中共驻华北、东北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深入东北。一个多星期后，他们就返回上海，为中共中央带回许多机密情报，并顺利地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人员接上头。为应付徐恩曾，胡底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与李克农躲在上海东方旅馆内，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军事材料和报刊的消息报道剪剪贴贴，拼拼凑凑，写成一份4万余字的情报资料。徐恩曾阅后连连击案称赞：“哪来这么多好材料？！”在见到胡底和钱壮飞时，他还表示对他们的东北之行的成果“钦佩之至”，并在事后挟着皮包到陈立夫和蒋介石处邀功请赏。
这期间，李克农经常从上海到南京，每次来都住进中央饭店4楼“长江通讯社”。3个人表面上在一起研究特务总部的事情，而实际上是讨论我党工作或是过党小组生活。国民党内许多重要战略情报就这样由胡底和钱壮飞汇集到李克农手中，然后再由李克农送到中共中央特科陈赓处。因此，蒋介石反动政权内的许多核心机密，中共都能迅速知悉。
1930年11月 ，南京国民党特务总部批示胡底到天津建立长城通讯社，并任命他为社长。编辑有钱壮飞的内弟张家胧等。长城通讯社表面上是南京国民党特务总部在天津的派出机构，而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情报站。它先设在法租界，后迁移到日本租界的一幢4层楼内。胡底本人就住在4楼。在天津获得国民党当局的重要情报，他都以长城通讯社的名义，用密码电报拍发到钱壮飞处，再转送中共中央。
1931年4月24日，化名“黎明”的原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并被国民党当局用军舰押送南京。当武汉方面连续发给徐恩曾的6封特急绝密电报送达南京时，均被钱壮飞收获并破译。他迅即派其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把这一危及整个党中央机关安全的重大情报送给李克农。4月27日，李克农打破常规，终于通过江苏省委找到陈赓，由陈赓火速报告周恩来。当天晚上，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的所在重要机关都迅速地实行了转移。顾顺章叛卖党中央的罪恶行径遭到可耻失败。
4月28日，胡底在天津分别收到李克农拍来的“克、潮病笃”和钱壮飞的“潮病重，速归”的暗语电报。他临危不惧，在镇定自若地处理完事务后，由张家胧夫妇资助，乘轮船和火车平安抵达上海。中共闸北区委下属一个支部的负责人当即将他秘密送到一个白俄侨民家隐蔽起来。4月30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会同天津日本租界捕房窜到长城通讯社。这时，社内4楼的那个大房间早已人去楼空。钱壮飞和李克农也于4月27日在上海潜藏起来。徐恩曾和陈立夫似输光了赌徒，气急败坏地将胡底、钱壮飞、李克农等人骂为“共匪怪物”。
1931年8月，奉党中央指示，胡底离开上海，由香港绕道潮汕地区，溯韩江而上，冲破广东大埔封锁线，进入闽赣中央苏区根据地。
长征途中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胡底到达江西苏区首都瑞金后，主要从事新闻文教工作和政治保卫工作。
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之后，胡底曾一度被调到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这个在1931年11月7日创设的新闻机构虽是政府的通讯社，但领导它的却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王稼祥。正是王稼祥听说胡底文笔不错，坚持把他调到通讯社，让他参与编辑《红色中华》报。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中共党员赵博生总参谋长和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下，在江西宁都举行震动全国的起义。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使工农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生力量。党中央指示胡底、钱壮飞、李拍钊等为骨干，组织一个演剧队兼宣传队，进驻红五军团。临行前，胡底等人曾去请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说：演剧队和宣传队进驻五军团，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去向他们宣传过去的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底和钱壮飞、李伯钊事后编写了一出《为谁牺牲》的话剧。话剧内容是描述一个白军士兵在当兵前后如何受苦，家中的妻子如何受人欺凌，最后终于觉醒，投奔了为穷人谋福利的队伍——红军。剧中，胡底饰演士兵，李伯钊扮演士兵妻子，钱壮飞因长相酷似蒋介石，所以蒋氏角色非他莫属。由于这出戏能抓住为谁牺牲这一实质性问题，加之胡底等人的高超演技，演出十分成功。当全剧闭幕时，会场内一片寂静，不一会儿，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李伯钊曾深情地回忆道：“这是最成功的一个戏。”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每次演出话剧《为谁牺牲》，都激起士兵们的共鸣，产生很大的反响。
胡底等还根据不同层次的对象演出不同特点的戏。原二十六路军的团长、师长等中高级军官在宁都起义后，曾被调到瑞金叶坪学习。为教育他们，胡底根据外国话剧《黑人吁天录》改编成《黑奴恨》，由他和钱壮飞、李伯钊、何叔衡联衔演出。这个戏描写黑人奴隶与白人奴隶主斗争的故事，揭露了美洲买卖黑人和种族压迫的罪恶。它表面上不关中国和红、白军的事，但由于他们的高水平的演出，一种为黑奴鸣不平的情感在军官们胸中升腾，并由此而联想到当时中国穷苦百姓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所受到的非人折磨，不少人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剧团在红五军团时，演员们还帮助士兵们补衣，为伤病员送水端饭，与官兵促膝谈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几个月后，胡底等完成了毛泽东交办的任务，回到了原单位。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陆续调集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计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这时，胡底奉命调至红一方面军，担任政治保卫局负责人，从事红军政治保卫工作。1933年3月，红军反第四次“围剿”以草台冈战役大捷为标志，取得了巨大胜利。为庆祝胜利，一个名叫“蓝衫团”的文艺团体在江西瑞金组建成功。它的负责人先后是潘汉年和李伯钊。由于胡底和钱壮飞具有编剧和表演才干已在中央苏区内人人皆知，于是他们又被借调出来，在苏区的戏剧事业上一展英姿。胡底在这期间曾与钱壮飞和李克农一起编写和导演了不少话剧、活报剧和双簧剧。它们以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宣传革命乐观主义，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瞿秋白这时由上海秘密进入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他召来委员会下的艺术局局长兼蓝衫团团长的李伯钊，指出他对“蓝衫团”名称不太满意，因为它容易同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相混淆，而且名称免不了有些俗气，建议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
高尔基戏剧学校迅速成立。在瞿秋白和李伯钊的一再要求下，胡底调到学校内，集教员、编剧、导演和演员四重身份于一身。这期间，他忘我工作，勤奋创作，除《为我牺牲》和《黑奴恨》外，还先后编演过《庐山之雪》、《杀上庐上》、《战斗的夏天》和《无论如何要胜利》等话剧，成为红军队 中剧本创作最多的人，与此同时，他还下到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为基层红军组织排演话剧和活报剧，为苏区培养出一大批宣传文化干部。他的文艺天赋和创作、表演才华，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钦佩和赞誉。聂荣臻几十年后仍不忘他的形象，称赞胡底“多才多艺”、“很有创作才能”，“是位好同志”。他的战友李克农则说：“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苏区剧团离开江西根据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长征后不久，胡底奉命又回到了红一方面军，担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他与保卫局执行部的干部们为大军作开路先锋，在侦破敌军暗探投毒、粉碎敌人武装破坏和煽惑沿途民心等阴谋方面，都作出了卓著成绩。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上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一、四方面军合并组成左、右两路军，经茫茫草地北上陕甘。胡底所在的原中共纵队一分为二。他和一部分同志被决定随左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朱德和张国焘分任总指挥和政委，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左路军开始从川北的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挺进。到阿坝后，第国焘突然拒绝北上，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分别南下，企图对抗党中央，在川康边区建立根据地。10月5日，张国焘的狼子野心终于暴露无遗，他擅自成立伪中央，自任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胡底对此愤慨不已，曾公开骂道：“反对中央，是什么东西？！我不怕张国焘。”此事很快被张国焘知悉，他为了铲除异己，竟将曾奉命要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胡底，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抓捕起来。在关押审查期间，胡底铁骨铮铮，大义凛然。1935年10月的一天，胡底和许克坚在四川阿坝的松冈地区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
胡底自1925年入党之后，对党无限忠诚，对敌人无比憎恨，以坚决勇敢、沉着机敏和卓越的才华，致力于党的事业，“建有特殊的功绩”。他是中国共产党初期情报工作战线上的先驱，是红军时期杰出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1981年11月27日，有关部门正式向国家民政部提出意见，“认为胡底同志应追认为革命烈士”。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对这一要求正式予以批准，并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胡底家人及家乡闻讯为之雀跃。遗骨埋葬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松冈地区的胡底，终于恢复了名誉。他战斗在敌人心脏，为党的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本文作者芜湖市党史办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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