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贵
胡适是一个复杂而有影响的近现代历史人物。五四时期，他提倡白话文和新诗，主张文学革命，曾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后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九一八事变后，他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壤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筇。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晚年从事学术研究，颇多建树。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等。
喜读小说的塾童
胡适原名嗣麋，行名洪 。到上海求新学后，因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更名为适，字适之。他出身在一个小官僚兼小工商业者家庭。祖籍安徽省绩溪县上庄。
上庄是绩溪县最大的村落之一，四周群山环绕，层峦选嶂，村前流水潺潺，景色优美。胡适常借南宋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来表达自己爱乡、思乡之情。杨诗曰：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上庄的景色，恰似这般。他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锅”，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但是，上庄并不是他的出生地。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一1895)是上庄胡家第一个走上仕途的人。他24岁考中秀才。后因兵部主事胡宝铎的举荐，得以结识饮差吴大瀓，遂长期随吴东奔西走，充当吴的幕僚。1892年，尚在凇沪厘卡总巡任上的胡传，因有“能吏”之誉，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到台，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甲午战争后，他主持后山防务，率部抗日，兵败后回大陆，不久即因病死于厦门。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上庄邻村中屯的农家女，是胡传两次丧妻后续娶的填房。1889年3月，她嫁给胡传时才16岁，比胡传小32岁。婚后第二年，胡传便把她接到上海同住。1891年12月17日，上海大东门外胡家，一个男婴呱呱落地，他就是胡适，不过当时叫“糜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冯顺弟的独生子。
糜儿出世后不久，胡传奉命到台湾供职。1893年春天，糜儿随母到台。胡传公务之余，教妻子识字，夫妻俩又一起教两岁的糜儿认字。甲午海战失利后，台湾吃紧，胡传便打发妻儿先期回到上庄。这时，糜儿已认了700多字。
从台湾回到上庄后，糜儿入家塾，拜四叔胡芥和族兄胡观象为师，开始念书。他才3岁多，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还得别人抱下来。胡传死后，冯顺弟谨遵先夫嘱咐，要糜儿好好读书。她严格管教，望子成才心切，每年都以高出人家孩子几倍的学费，厚待先生，望其认真教好糜儿。糜儿也不负母望，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既不贪玩，也不逃学，往往一个人读到天黑方回家。
进学堂前，他已认了不少字．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的启蒙读物。他开始学的是父亲自编手写的《学为人诗》和《原学》。以后又读了四书五经和《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录》、《资治通鉴》等。
少年时代，胡适虽也玩一些文静的游戏，象玩纸牌、掷铜钱等，但他的最大的兴趣还是读书。9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四叔家的一只破箱子里，见到《水浒传》的残本，便一口气看完。31年后，他追忆道；就是“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从此，他到处借阅小说。到上海求新学前，他已读完了包括《红楼梦》、《儒林外电》、《正德皇帝下江南》、《薛仁贵征东》在内的30多种小说，还第一次读了《经国美谈》这样的外国小说的汉译本。
由此，他获得了取材小说讲故事的本领。他经常给年龄相仿的本家姐妹讲《聊斋》故事，使她们听得津津有味。
在上海求学的六年
1904年春天，胡适同父异母的三哥胡洪 （马＋丕）肺病严重，需到上海求医。母亲决定让他跟三哥到上海求新学。
打这以后，胡适在上海呆了6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上过学。
在梅溪学堂，他由于国文成绩好，在几个月内，从末班升到头班。学堂原打算送他和另外3个同学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而他们由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恨透了上海道袁海观，曾联名写长信去痛骂他，因而不愿到官厅应试。于是未到毕业，就都以退学名义离开了学堂。
1906年夏，胡适考进了开办不久的中国公学。他和来自江西、湖南的几个学生同住一屋。其中一个叫钟文恢的同学介绍他参加了学生自己组织的竞业学会。学会还办了个刊物叫《竞业旬报》，刊用当时不多见的白话文章。在创刊号上，胡适以“期自胜生”的笔名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白话文《地理学》，主要说明“地球是圆的”。
胡适这年才15岁，这篇文章的发表，提高了他写作白话文的信心和勇气，从此，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竟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自己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真如岛》，连载到第6回时，因《竞业旬报》停刊而终止。1908年3月11日，《竞业旬报》复刊。从7月起，第24—38期都由他编辑，《真如岛》也就从第24期起续作下去，续到第11回，《旬报》再次停刊，他的小说创作也就宣告结束。这期间，他写了很多文章，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写的。
1908年9月，中国公学发生学潮。起因是学校当局取消校内颇有民主色彩的评议部和执行部，并开除了一批学生领袖。i60多名学生为此集体退学，另组“中国新公学”相对抗。开始时，胡适因病在老家休养，未能参加。回校以后，正值学潮激烈时期，他被推举为大会书记，作记录并起草宣言。事后，他虽然不在开除之列，也在被迫退学者之中。
在他到上海求新学不久，他家经营的店业一年不如一年，亏空越来越大．只得把上海的店业让给债权人。尚在求学的胡适的经济来源断了，全靠自己卖文为生。
中国新公学开学后，聘请胡适担任低年级的英文老师，每周授课30节，月薪80元。他拼死拼活地教了一年，到新老公学重新合并，只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几个名人，如杨杏佛、严庄、张奚若等，都是这个时期的青年胡适的学生。
也就在这一年，他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主张分析家产。他的母亲因为痛悼去世的弟妹，也病倒了。在前途茫茫、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他决定寄居上海，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差事。
经老师王云五介绍，胡适在华童公学谋了一个教国文的教席。在这忧愁苦闷的时候，胡适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从打牌、喝酒、叫局到吃花酒，都学会了，成天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一天晚上，醉酒后用皮鞋打外国巡捕，被关了一夜，罚款5元。发生了这桩丢脸的事情之后，胡适万分懊悔。他觉得这都是交友不慎的报应，对不住时时刻刻期望自己的慈母，下决心痛改前非，早日结束这“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他辞了华童公学的教职，打算到北京投考第二批留美庚款官费生。他当时穷得叮当响，夏天连蚊帐都买不起，还欠了一屁股债，哪里有钱去应考呢?即使考上出洋了，哪里又有钱供养母亲呢?
这时，他的同乡、莫逆之交许怡荪来了，劝他摆脱一切去报考，答应代他筹措经费。他的另一个同乡好友程乐亭也来了，赠他200块银圆作应考路费。资助他的还有他的族叔祖胡节甫先生。在长辈、好友的支持、鼓励下，胡适专心致志地读了两个月书，然后北上，参加留美生考试。
两场考试结束后，胡适得了个55名，幸亏留美名额为70名，总算考中了。
1910年8月1 6日，他来不及拜别慈母，便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开赴美国的远洋大轮，告别他学习、生活了6年的大上海，开始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在美国康乃尔大学
1910年9月，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70名留学生终于登上太平洋彼岸那块陌生的土地。随后，胡适改乘火车，横穿新大陆，来到纽约州的绮色佳城，进了康乃尔大学。
他先在农学院学农科，为的是迎合时尚，不辜负兄长的叮嘱，同时也为能节省些钱，尽其赡养寡母的孝心，试图做个以农报国的农学家。
但是，以树木、土壤、牛马为伴的农学，实在引不起他的兴趣。第二年春，他终于转学文学院。从此，他和文、史、哲、政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各界人士渴望了解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胡适应邀作了几次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也迫使他去研宽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领袖人物的生平，激发了他对政抬和政治史的兴趣。
1911年3月9日，胡适第一次读了《美国独立檄文》和《林肯演说》．大为惊叹：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辞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
惊叹之余，他以极大的热情直接投身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他崇拜美国的政治生活制度，对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宪法及法律制度等等，都有了相当的了解。40多年后，胡适在口述自传时还饶有兴味地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14年春，胡适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他写了《论英国诗人勃朗宁之乐观主义》的应征论文，一炮打响，获得了征文奖和50美元奖金。这在外国留学生中是少有的，一些相识的人都来祝贺他。设在文化重镇波士顿市的“勃朗宁学会”，也于第二年的1月中旬，请他去发表演说。这对青年胡适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誉。值得称道的是，他能把个人荣誉跟祖国荣誉联在一起。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区区50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早在读本科三年级时，他就把法国作家都德的优秀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成中文．改题《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五四之后，又恢复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文译出，在中国传诵数十年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爱国之情的名篇。
拜师杜威，接受实用主义
胡适弃农学文后，如鱼得水，1913年夏就学完了本科应修的全部课程。第二年2月，正式拿到文学学士学位。以后又在康大研究院学习。1915年9月，他离开生活了5年的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拜约翰•杜威教授为师。
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声望很高，尤以为不发达国家培养官僚和学者著称于世。在辛亥革命至大陆解放这30多年闻，从该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就达1万多人。当时的留学生，除胡适之外，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回国以后都成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胡适的业师约翰•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被胡适誉为“实验主义的领袖”和哲学史上的“大革命家”。胡适之所以转学哥大，一是仰慕哥大的声誉，二是对杜威和他的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说：“在我进哥伦比亚前，我已读过约翰•杜威、查理•皮尔士和威廉•詹姆士等实验主义大师的著作。……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的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在这些实验主义的宗师和领袖中，詹姆士和皮尔士已在胡适进哥大前逝世，杜威是仅存者。进校后，胡适选了他开的两门课；“论理学之宗派”和“社会政治哲学”。他非常欢喜第一门课，进而启发他敲定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此后，他和杜威过从甚密，经常出席杜威夫妇举行的家庭茶会“星期三下午家庭招待会”。
1919年5月1日，杜威自东京抵上海。这是胡适和陶行知、蒋梦麟以及杜氏的其他学生促成的。杜威本来预定在中国讲学几个月，后来在中国住了两年，到处作演讲。
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即胡适所谓的实验主义是19世纪末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当时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时代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内部普遍存在着不稳定感，中小资产阶级在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拼命挣扎，垄断资产阶级则要应付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还面临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于是，实用主义哲学便应运而生了。他们把主观臆想的所谓“纯粹经验”当作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最初又称“经验主义”；他们认为“实践”只是个人被动地应付环境的括动，这种“实践”的标准则是所谓“兑现价值”和“效用”，并认为这也就是真理的标准。由此得出，真理不是观念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是“有报酬”、“有效用”、“能满足我的需要”就是“真理”；他们还认为一切思想认识都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因此，杜威直截了当地宣称他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的工具主义”。
胡适那时正对孔老夫子的那一套充满怀疑和失望，急欲向西方“乞医国术”，乍闻杜威的实用主义．且惊且喜，五体投地。他那兼官兼商的家庭所遭遇的坎坷与挫折，使他也有一种不安全、不稳定之感，再加上他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崇拜与羡慕，于是一拍即合，成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他把“美国的工具主义”搬到中国，提出“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怀疑论，把一切真理说成是“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胡适从实用主义出发，以庸俗进化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主张“只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的进化”。他还提出了有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后来人们谈到胡适，往往要提及他的这句“名言”。直到他逝世时，还有人送挽联评议说：“胡复何言，当年假设太大胆，适可而止，来生求证要小心。”揶揄之意是显而易见的了。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
在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唐钺、陈衡哲等一班留学生朋友，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时，常常引起激烈的争辩。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光迪，他认为“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其他人也多站在梅的一边，因而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那年暑假过后，梅光迪往哈佛大学去，胡适做了一首长诗送他，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天勘地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
在这首诗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这个庄严的课题，并且抒发了“以此报国”的雄心壮志。第二年他们之间的争论最激烈，也最有效果。从2月至3月，胡适对中外文学史作了回顾和考察，他认识到：“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俗语文学(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因此，他大胆揭示“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的本质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就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他觉得他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
7月以后，胡适全力尝试做白话诗，以作先锋的姿态攻打“诗国”壁垒，先后写了《朋友》(后来改名《蝴蝶》)、《尝试篇》等诗篇。
8月19日，他在给朱经农的信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8个“文学革命”的条件。旋即，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又重复了上述见解：“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事”后来被世人叫做“八不主义”，是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
陈独秀收到胡适这封信后，立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发表，并且大加肯定；“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他希望胡适：“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
可能是受到这位同乡的稀赞和鼓励，胡适于当年11月，又将上述“八事”“衍为一文”，即《文学改良刍议》，在他任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和1917年1月号《新青年》上分别发表。此文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不啻是石破天惊的呐碱。它是胡适几年来矢志不移地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揭示并阐释文学发展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丰富了文学革命的内容。
在《新青年》上发表时，陈独秀特意在文后加了一段跋语：“余恒为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陈独秀言犹未尽，紧接着就推出态度坚决、主张激进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热烈响应。鲁迅则以他的优秀的短篇小说，形象地“论证”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初步“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尽管“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采用各种手段，极力反对，也无济于事。后来，章士钊不得不承认：“天下悦胡君之言而响之者众”，“举国趋之者狂”，大家“以适之为太帝，绩溪为上京，……以至酿成今日的底它吗呢吧咧之文变。”
1917年1月．差不多就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当口，应蔡元培校长邀请，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不久，胡适便束装回国．于8月到北京当了教授。这时。他还不到26岁。
进北大，胡适在哲学系教课。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一年后，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改扩充而成的。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颇受读者欢迎。
课余，他参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务活动，充当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创办的“新潮社”顾问，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其间，除写各种论文以及大量的随感外，他还从事过文学创作。仅1919年，他就写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剧本《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新文学史上较早的传记文章之一《许怡荪传》和开“问题小说”先河的短篇白话小说《一个问题》，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病死的学生李超作传，为弱女子鸣冤叫屈，提出一系列“妇女问题”。当然，他在创作上使劲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白话诗。收进《尝试集》中的多首诗歌，如《应该》、《一颗星儿》、《生查子•爱情与痛苦》、《乐观》、《上山》等，都是这一年写的。此外，还有大量译作。
1919年夏季，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以太他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一问世，就引起了胡适的关注，并热情地给予介绍和支持。胡适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又特别赞扬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指出：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这样的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长抄读书时就读过《新青年》，对胡适有所了解，后来又特意拜访过胡适，希望他能支持湖南的学生运动。
他曾跟埃德加•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粱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可见．当年的胡适把毛泽东看作“好兄弟”，毛泽东更把胡适当作“楷模”。在“开风气”的“五四”时期，他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至于后来分道扬镳，那是由于他们代表的阶级不同，历史使然。
[ 此贴被古戈在2008-07-29 16:0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