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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溪头龙坦胡氏来源探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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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11-09-18
— 本帖被 南山 执行合并操作(2012-05-07) —
泾县溪头龙坦胡氏来源探讨----转自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562cb0100m1bj.html

泾县城东龙坦村始迁祖德四公,宋元间由婺源迁来,为清华常侍学后裔.德四(汪公次子泾县十六世,移居龙坦,一图五甲,取吴氏福孺人,系出一图八甲。墓六甲屋后,生于大元至治,生二子)以下分六房,时按保甲制度分三甲、五甲、六甲、七甲、八甲,七甲分上七甲、下七甲,合建宗祠一所,各有支祠一所,有20字世派是:“天尚一麒麟,承先世泽贞。有道传家永,贤良奕载兴。”下一轮二十个字辈由胡怀琛的长子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拟定:“经纶帮国懋,树义仰高功。善习文典敏,勤求福盛隆。”天字辈始明末清初,到新中国成立,最大字辈为“世”同时有“良”的出生。

自始祖德四传至十九世朴安。住龙坦村约千户,从清顺治到光绪,登文进士十三人:尚衡工部主事、承谋湖州知府、承赞福安知县、蛟龄户科给事中、承嶙云南补道署布政司、承垫展守知府、世科始兴知县、秀森福建即用知县、世墉吉水知县、鸿泽上饶知县及承珙、世琦、疏材三进士,贡明武进士,尚有许多贡生、举人、秀才。尤其近代,朴安和寄尘,更是族中之骄子,均为国内才子名流荟萃之南社前辈之一,海内闻名国学大师。朴安主要主要著述《太古政法考》、《墨子解法》、《荀子说法》、《周秦诸子学略》等二十余种,又辑有《国学汇编》、《朴学斋丛书》、《清文观止》等多种,所著宏富计有六十余种。弟寄尘,更是才华横溢,南社名流柳亚子撰《亡友胡寄尘传》称:“治诗古文辞,兼及诸子百家皆有很深造旨,著述涉及哲学、伦理学、佛学、文字学、诗歌小说、考据等各方面。”主要著述《古书今读法》、《国学概论》、《墨子学辨》、《老子学辨》、《周秦伦理学史》等数十种。

朴安寄尘成才,主要在父母引导下克苦自学,自小从父学八股试帖、古文、古诗、四书五经、兼及诸史百家。朴安说他与寄尘所以有所成就“皆自幼受教于先父”其父鼎成成教书为业“性喜抄书藏书” 自秦汉至清、文集、诗词、各家四书注解抄下数十册,偶有余资就购书。积书七八千卷,朴安继承父亲传统,积至十余万卷,朴安母朱氏有贤行,鼎成在外教书,他主持家务之余,便教儿女读书识字。朴安说“先母明大义也,约束子女甚严,虽疾言厉色,时而慈祥之态自在也”。

朴安生于1878年,名有忭,经历芜湖万顷圩开垦,上海裕源纱厂会计,“国粹学报”编辑,多间大学教授,1916年任交通部秘书,后任民国考试院专门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2年夏任大学教授、1946年逝世,子三:沄、沁、泠讳道彦,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留学美国,从事机车设计研究。1948年前往台湾,最近三年斥资重印朴学斋丛书。

寄尘名有关怀,三岁能识百余字,四岁能诵唐诗百余首,七岁能做五言诗,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进“神州日报”任编辑,鼓吹辛亥革命与朴安一同加入南社,1911年在“太平洋报”“中华民报”任编辑,民国五年后在广益、进步等书局任职,后在商务印书馆与柳亚子主持上海通志馆任编辑,1938去世,年五十三,子二:道静、

道静1913年生于上海,秉承父亲和伯父家学渊源,十五岁入上海持志大学国文系,十八岁写出《校  学》一书,十九岁出《公孙龙子考》,进柳亚子“上海通志馆先后撰出《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史的发展》等等专著,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复旦与华东师大兼职教授,当代国际知名学者,其贡献有三:一编辑出版《中国丛书综录》、主编《道藏》等大型史籍,二连续出版《梦溪笔谈校正》《新校正梦溪笔谈》二书,被称为科技史专家,三中国农业史研究《甘薯                      疏辑本》《农业业遗杂疏辑本》、《农书与农史论集》等论著,把学术研究推向另一高峰。

泾县溪头龙坦始迁祖汝坚(汝坚父亲仲子渠公,谱称泾县一世七七公,字千五,号东野为宣州通判。),传至显保、五保二支并衍,为常侍学四子晖裔。

泾县溪头介桥始迁祖广志,宋末自新安迁入。

池州青阳始迁祖监监子应志生楠、桂,同登宋咸浮进士,为学四子晖十六世孙。

旌德郎坑始祖有三,自泾县石门迁入,有三之父汪生,宋庆元间居泾县石门,汪生八世祖为清华始祖学,有三五传泰定间,裔孙避匪乱,一迁南坦,一迁西水,一迁下怡,至乾隆合谱人数上千,谱载:学公六传、宋忠简栓,授龙图阁学,士斥奸除倭,名垂青史,此乃误载,芗城简铨,非清华常侍学裔孙,需改正。字派:传家惟有德、道义国之珍、继述昭光绪、贻谋奕世新。说明六此二十字为永远世次,自首至尾周而复始,世代相承。

徽州旌川上洪始迁祖琼,宋南度后自婺源清华迁入,至清乾隆参加宁、珍、学三派合修通谱。

太邑(旌德县内)西乡白沙岭始迁祖沿德,自婺源迁入,传三世国胜,浙置田产至乾隆二十四年续谱称“人丁  盛”。

宁国皇  金山始迁祖完,自婺源迁入,举进士,御史中丞,升两  节度使,致仕归,  金山沃野,命第六子文道貌岸然卖田筑室肇基,余五子守祖业者迁歙县、绩溪、旌川、宣城、泾县者,惟此第六子最盛。

无为濡须始迁祖昭堂、定堂、元明鼎革,避乱从歙县胡村,带谱肇基濡须。胡村始祖珍,乃清华始祖学之兄,朴射瞳第十二子,福支裔,昭堂九世孙君美,官授正四品清康熙辛卯(1711年)依谱稿创《无为濡须宗谱》修《九世无(无为)谱》称著于时,惟其《原世族》称:尧帝之了采食于胡,而胡遂封得姓,安定其郡,  与宁、珍、学三支联修《胡氏统宗谱》载:“满庶子旦以满谥胡为氏”大异待考。

泾县榔桥镇王利民整理,因世系复杂,年代久远,缺少资料,以上仅供参考,有机会当面谈。

                              2008年9月29日

此博文字多处有误,请读者自斟。南山注 2011.09.18

龙坦胡氏家乘八卷,(明)游轮纂修,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
重修龙坦胡氏世谱不分卷,(明)胡佐游北涯纂修,明万历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9351.htm

胡朴安(1878~1947) 文字训诂学家。原名韫玉,字朴安,安徽省泾县人。他从事汉语文字和训诂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几十年,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持志大学、国民大学和群治大学等。著有《文字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中国文字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俗语典》(主编,上海广益书局,1922年)、《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广益书局,1923年)等。此外,他还著有《中国言语变迁的痕迹》(《时事新报》上海,1928年12月20日)、《汉碑在文字学上之价值》(《时事新报》上海,1929年1月17日)、《中国文字之发生与变迁》(《中国学生》1936年第2卷第1~4期合刊)、《声韵略论》(《文风》1936年第3期)、《从文字学上考见中国古代之声韵与语言》(《学林》上海,1941年第9辑)、《文字学之价值》(《学术界》上海,1944年第2卷第5期)等论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997190100n3n6.html
胡寄尘(1886~1938)字怀琛,别署季仁、季尘、有怀、秋山。泾县溪头都人。早年毕业于上海育才学校。辛亥革命时,曾协助柳亚子编辑《警报》。该报是上海出版的一种战事号外,每天出版二至三期,主要报道武昌起义消息,用绿、蓝、红、黄、棕、黑等各色油墨印刷,每天不同,上海光复后停刊。民国元年(1912年)在《神州日报》工作,因不满该报当时的保守态度,辞职后转入《太平洋报》任编辑。柳亚子离开后,即接任该报文艺版的主编,直至停刊。善写短篇小说和诗词,对于老庄、释道也无不精研。服务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多年,曾继叶劲风主编《小说世界》,颇获文艺界好评。民国21年(1932年)上海通志馆成立,馆长为柳亚子,他与其子胡道静均为通志馆骨干人物。后又与通志馆同仁一起,成立上海通社,在上海《大晚报》编辑出版《上海通》周刊。八一三事变后,淞沪沦陷,因久病兼忧国而壮年去世。著作有数十种,如《小说革命军》、《胡寄尘小说集》、《中国诗学通评》、《中国文学通评》、《修辞学要略》等。还曾任南方大学、上海大学、沪江大学、爱国女学等诗学教授多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865.htm
胡道静,安徽泾县人,1913年2 月出生于上海一个中层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怀琛先生和伯父朴安先生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进步文学团体一一南社的成员,并且都参加了同盟会革命报纸的编辑工作。怀琛先生与柳亚子先生交谊甚笃,辛亥以后,世事沧桑,然亚子先生终不能忘情于这位“非常忠实的(南社)社员,”怀琛先生谢世以后,亚子先生在一篇怀旧文章中还深沉地回忆道:“我和他订交将近三十年,来往间不为翕翕然”,“交情始终是一致的”。
[ 此贴被南山在2011-09-18 21:38重新编辑 ]
114412749@qq.com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11-09-19
江苏南京支系情况介绍:
    安徽当涂---到南京大概是道光年
      辈份:......天、鸿、学、肄、定......
      家族介绍:什么时候到南京不太清楚,听老人说祖上曾经清朝在南通地区当过知县(音:胡天明),好像是清道光迁入南京。
    解放前老宅房子为四合院,家里有很多古籍书,家里有佛龛、有练字用的大清黑石(上面石纹刻有道光年制,03年老宅拆迁时50元给夫子庙古董商购走,古董商说一般这个石头是过去书香门第给小孩练习毛笔字用的),文化大革命时被抄家,古书等被政府和房客烧毁和没收等。
    05年曾经到当涂访祖,当地老人还知道胡家大家族,胡家祠堂在日本侵略中国时被炸毁,现在是当地粮食仓库。胡家祖坟山还在,现存祖坟两座,其中一座毁坏严重,我们出资修复了两座(碑文是光绪年)有古松一颗很茂盛,当地人说曾经有人想砍树,砍后流出红色树液,吓的当地人不敢再砍..
       目前知道的,在安徽当涂有部分亲戚,马鞍山有(胡定梅),到南京胡族有多支,浦口支、水西门支、六合支......听老人说比较近的有三支系:柳叶街支系有胡鹏、胡鸿翼;状元境支系有--胡肄镛系;新街口支系---全部移民美国,目前情况不清楚了。
    安庆支--开创有“胡玉美酱”也是我们南京系的亲戚,胡鸿翼健在时曾经和安庆系“胡玉美酱”系的媳妇有书信来往过,老人过世后没有联系了........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11-11-26
胡道静
 胡道静(1913—2003),泾县溪头村人。其父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并都参加了同盟会革命报纸的编辑工作。胡怀琛与柳亚子交谊甚笃,辛亥革命以后,世事沧桑,然亚子先生终不能忘情于这位“非常忠实的(南社)社员,”胡怀琛精国学、工诗文,他的旧诗为柳亚子所深赏,评之为“味在酸咸外,功能新旧中”。胡朴安精于文字、训诂及校勘之学,著述甚丰,更是学界盛名的国学大师。胡道静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加上自幼好学,勤奋自砺,故成功绝非偶然。胡道静的父亲治学方法有一特点,就是凡读书必作抄录,早年手抄许多书册。胡道静自幼秉承“手抄一遍,胜读十遍”的庭训,在广泛学习先秦两汉典籍的同时,也养成了手抄群书的学习方法。其时,胡怀琛正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胡道静不仅从父亲于馆中所借的藏书中抄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书,而且还常常从师长处借阅未见之书。

  1928年,胡道静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 1929年,拜父亲和伯父的至交、版本目录学大量师陈乃乾为师,进一步学习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专门知识。此外,胡道静还从周予同学习经学史、从吕思勉学习中国通史、从姚明辉学习历史地理学、从姜亮夫学习音韵学、敦煌学、从王庸学习地理学史、从陈守实学习因明学、从顾颉刚学习史学史、从蔡尚思学习思想史、从闻宥先生语言学、古文字学、从辛树帜学习农业生物学、从胡先骕学习植物学等。这些学习使他广泛涉猎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并深刻地受到这些学界前辈的影响。

  胡道静在深入攻研各门学科的同时,于古典科学技术方面的兴趣愈加浓厚。其时,他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部分编辑工作,见胡道静对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的兴趣都高,便将“万有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他做。于是胡道静借此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并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涉及的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辑佚学方面,胡道静也作出了成绩。王安石的《熙宁字说》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郭沫若曾经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文字学,著《字说》。其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现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自熙宁新政失败后,此书久遭抹杀,明初所编《永乐大典》,已无《字说》可录。胡道静在博览群书、手录秘册时发见现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见不少引文,可以鸠集;还发现清四库馆虽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瓮牖闲评》《考古质疑》《东斋纪事》《萍州可谈》《张氏可书》等宋人笔记,但仍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老学庵续笔记》《就日录》等数十种未被辑录之已佚的著名笔记散见各书,可以辑集。于是,借课余工隙之际,辑集了《熙宁字说钩沉》和《宋人笔记钩沉》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毁失了。

  在校雠学方面,胡道静同样成绩斐然。他购得上海中国书店新印的严可均校道藏本《公孙龙子》一册,经与几个明刊本对校后,发现颇有异同,严校并未俱举,于是萌发了“尽取诸本校勘、诸家校语汇录”之意。他次第求得清人陈澧、辛从益注本,以及俞樾《诸子平议》和孙诒让《札》中的校语,一一对校过录。当时,适逢王献唐先生的《公孙龙子悬解》出版,他遂潜心研读,并与自己的校本参照的循览。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校雠学》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他的《公孙龙子考》。

  1931年秋,道静先生从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毕业,次年,他家遭日寇炮火轰炸,全部藏书及文稿都化为灰烬。战事结束后,他随父亲进了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馆工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胡道静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他白天在中学任教,维持生活;夜间在宣传抗日的《通报》担任义务编辑,兼写社论,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新闻界中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后来他被《中美日报》和《大晚报》先后延聘为记者和编辑,与美国反日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坚定勇敢地做抗日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道静得到“抗战胜利勋章”,继续在新闻界工作。

  解放以后,胡道静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工作,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负责处理华东大区的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他调任该所编辑,完成了自己的夙愿——把《梦溪笔谈》校理出一个新版本。1956年春,胡道静校注的两巨册《梦溪笔谈校正》问世了。

  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新校正梦溪笔谈》。这个《新校正》本,既是《校证》的简本也是《校证》本的补充本。《新校正》增加了用明万历沈儆蚧刊本校勘的校文,万历沈本是根据元大德九睥陈仁子刊本翻刻的,保持了元刻本的优点。这是在元刻本收归大陆、影印出版以前,首次用“准元刻本”的第一次校勘。

  《梦溪笔谈校证》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和胡道静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两书。当时,胡适在海外读到《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人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校证》的问世,也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1957年第1O期)评论说:这两卷本的校证,对一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稿《传统的中国科学》第一讲中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以日本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由19位各学科专家组成的班子,费时15年才译成、出版的日文本译本《梦溪笔谈》,在例言中说明译注时以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为依据,并说:“胡道静是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道静先生在古农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成就,清理祖国农学遗产,编录出一部尽可能完整的古农书目录及资料集。

  “文革“十年动乱,摧残了胡道静的身心,毁灭了他在科技史和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成果和积累起来的资料。他失去了十多年来用心血凝成的一百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内翰良方校录》《沈存中逸著钩沈》(包括《熙宁奉元历》《灵苑方》《梦溪忘怀录》《清夜录》《长兴集补阙》等)、两度辑录的《熙宁字说钩沉》以及《沈括年谱》《海隅读书记》等。自1978年起,胡道静先后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顾问、国家农委领导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筹备会员、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学术顾问(负责道教学研究的工作)等职,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的教授,并决心在有生之年,重新写出《梦溪笔谈补证》。他的英国友人、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1978年再度访问我国时,用中文为他决心重写的《梦溪笔谈补证》题了签,以补在十年动乱中被毁失掉了的竺可桢的题签。
     胡国平摘录(宣城市人民政府)网站

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12-05-07
胡朴安先生传略
胡朴安先生传略
http://www.jxnn.cn/st/html/20111026_94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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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作者:上海南汇中学 汪 欣  查看次数:  
  
                
     胡朴安(1878-1947),本名有忭、韫玉,字仲明、颂明,号朴安、半边翁。安徽泾县溪头都人。现代著名语言文学家,南社诗人和学者。
     朴安的祖上世代为儒,祖父复初公著有《养拙斋诗存》,父亲胡爱亭著有《守拙斋诗存》及《文存》、《笔耕录》。朴安兄弟三人,兄伯春,庠生,著有《伯子书稿》。弟寄尘(怀琛)早年加入南社,一生诗文著述甚富。朴安的家乡安徽泾县东乡丹溪,乃万山丛中一平地,南有香涧水,东有横亘百里之黄兑山。由于山多土地少,村中人多外出经商。朴安的父亲爱亭公在清同治年间曾在上海大东门经营丝线业,后弃商为儒,在南昌处馆授徒。由于家中人口多,家境又贫寒,朴安先生每日必须从事种菜、舂米、担水、砍柴等繁重体力劳动,以减轻父母之生活重担。除了劳动,他爱读书,不仅努力地学习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并涉猎数学、农艺、兵家等方面书籍。他曾说:“我于经仅读《诗经》、《书经》、《左传》三种;于史仅读《史记》一种;于子仅读《荀子》、《庄子》二种;于文喜读韩退之、欧阳修;于诗喜读李太白、白居易;于算学喜读李善兰、华衡芳之书。又喜读徐光启之《农政全书》;戚继光之《纪效新书》。有时也喜读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朱子之《近思录》”。(摘自《六十年前的我》)由于他的勤奋好学,终于在旧学问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意志,树立起远大的志向。例如他在青年时期写的《言志》诗道:“我志与人殊,我怀与古似。贱不耻泥涂,贵不荣朱紫。高亦不求官,卑亦不求仕。不学时世妆,任人誉与毁”,就表现了他的不羡高官享乐的澹泊志向。在乡间,他教过蒙馆,但对于盛行的科举八股文、试贴诗等仕途门径并不关心,应了几次童子试后,便不再去应试,离开家乡到当涂黄池镇教书。1905年,芜湖万春圩放垦,朴安便与人筹集资金招集农民前去垦荒。二年之中,无论盛夏酷暑或寒冬腊月,与垦荒的农民同吃睡在一起,赤足上田埂,正是“扶犁随老农,耕土问深浅”,一切艰难困苦的事他都亲自去做,他后来在回忆诗中写到的“素志怀农桑,少年竟实现”这二句,就是他年轻时,以清初顾炎武平生开垦利国利民为榜样,脚踏实地刻苦磨砺自己的最好写照。后由于洪水泛滥,围垦万春圩之事终未成功。
     1906年,他来到上海,在一家纱厂当会计以谋生,因胞弟寄尘之关系得识朱少屏,遂加入国学保存会。国学保存会的会员当时仅25人,其中有章太炎、诸贞壮、邓秋梅、马叙伦、刘申叔、高天梅、朱少屏、陈佩忍、柳亚子等人。由此胡朴安便进入《国粹学报》担任编辑工作。《国粹学报》在当时是一份宣传反清思想的杂志。《国粹学报》当时所编之书,皆是宣扬民族精神的宋明遗民之著作。如《伯牙琴》、《心史》、《留都见闻录》、《甲申传信录》、《张苍水集》等。朴安在《国粹学报》时,也曾编辑过《吾炙集小传》一种,并为之撰写跋文。
     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第二年,胡氏昆仲相继人社,南社是由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发起组织的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有一千多社员,在当时以充满激情的诗文,鼓吹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与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发出的以反清为宗旨的言论相呼应。不久胡朴安又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但他主要是通过办报纸写社论,着力点在革命舆论的宣传方面。
     胡朴安之从事新闻事业,始于《民立报》,《民立报》是于右任主办鼓吹革命的报纸。朴安进入《民立报》,常搜集明遗民之事迹与言论作为文章内容,写成笔记小品,见诸报端。其中最著者为他所编的《发史》一书,揭露清军入关后,强迫汉人按满人风俗剃发蓄辫,遭到汉人的反抗,凡清初不肯剃发而被杀,或剃度为僧者,悉为编人。又编《汉人不服满人表》一种,二者皆收入胡寄尘所编之《清代野史》一书中。他还创作小说《沌泽国》,描写清政府之腐败。当时同在《民立报》的有:宋教仁、景耀月、王印川、范鸿仙、谈善吾、钱病鹤等人。胡朴安与宋教仁,早在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同时看书时便熟识了,宋教仁有一次对胡朴安说:“中国的学问极好,惜散见各书中,未加整理耳,吾子多读中国之书,盍为此盛业乎?”此言对胡后来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的启发很大。1912年,胡朴安进叶楚伦任总编辑的《太平洋报》。当时在《太平洋报》的编辑与记者,大多是南社社友,所写的文章慷慨激昂极有生气,很能打动读者。与胡朴安同写社论的还有余天遂、姚鹓雏,而朱少屏则任该报经理,柳亚子与胡寄尘编文艺,李叔同编图画。之后,胡朴安又在邓孟硕任总编辑的《中华民报》任评论员,并先后在《民权报》、《民国日报》、《民国新闻》、《天铎报》、《新闻报》等报纸任过职。无论在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期,胡朴安通过办报写文章,揭露袁世凯对历史之倒退,捍卫孙中山所创建的“民国”与“共和”
     朴安因为与报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与南社社友交往机会增多,据他本人回忆,“南社的社友一千多人,熟悉的约占十分之四。”其中如弘一法师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共事时,朝夕与共,情谊日笃,后李叔同出家并寄居杭州玉泉,胡朴安每到杭州,必前去看望他,深敬这位高僧持律之精严,道行之高尚,音乐、书画艺术之精湛。他曾写了《灵隐寺寻弘一和尚》一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规。谁知菩提身,本是文章伯。静中忽然悟,逃世入幽僻。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坐久松风寒,楼外山沈碧。
    1912年秋,他应黄兴之邀请,到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教文字学课,并在专为纪念秋瑾烈士而办的竞雄女学任教,同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陈佩忍、叶楚伦、陈匪石、黄宾虹等。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来的凶手枪杀于沪宁车站,胡朴安其时正在《中华民报》任记者兼编辑,目睹这一震惊中外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并以记者的身份多次实地采访,他以“朴庵”笔名在《中华民报》上发表数十篇文章,有力地揭露了袁世凯妄图实行独裁的险恶用心与卑劣会俩。后袁世凯筹帝制愈力,朴安先生曾作《咏史》诗五首讽刺揭露袁的丑行,其一曰:
师旷鼓鸣琴,骤雨声震屋。白云西北来,大风吹折木。天地何苍黄,吉凶不可卜。古乐有神灵,未许俗人渎 。平公亦何愚,无德妄奏曲。一曲奏未终,四野人民哭。
     1914年胡朴安去福建任巡阅使署秘书,主办教育,不久告假返回中国公学继续任教。1916年他去北京交通部任秘书职。1919年他与汪子实上海发起组织南社之分支“鸥社”,每月雅集二次,加入的均是南社社友,如王蓴农、胡寄尘、傅屯艮、潘兰史、徐仲可、陶小柳、汪兰皋、王大觉、孙小舫等。朴安曾为鸥社赋诗道:
     蜩螳莫问今何世,大雅沉沦尚有诗。寂莫荒江成小集,苍茫尘海几相知。水云无际鸥飘泊,杯酒能生光陆离。千古兴亡空雪涕,年来赢得鬓如丝。
     1922年,胡朴安曾应孙中山之请,准备去广州,后因陈烱明叛乱而告吹。1926年他出任《民国日报》社社长。1930年又应叶楚伦之邀,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之职。由于他自认缺乏才能,供职二年便自呈辞职书,辞去职务返回上海,继续任教于大夏、复旦、东吴、暨南、上海、持志等大学,重理笔墨生涯,还其书生本色。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朴安受命任上海《正论社》社长之职。上海沦陷后,环境日益恶劣。他杜门著述,严正不阿。1940年4月,他患脑溢血半身不遂病废家居,撰《病废闭门记》,刊诸《大众杂志》,又撰回忆录《六十年以前的我》,对于自己数十年来所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与学术思想多有谈及。例如,他谈到年轻时,常以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四人学说作为自己读书做人的标准。后又受戴东原、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等清代朴学大师学术思想的影响,逐步走上东汉朴学一路。日后他在整理旧学术方面,则从戴东原、段玉裁、王氏父子治学方法入手,以文字、训诂、音韵为考据的工具,在治经治史方面作出许多的贡献。但他亟不满足于做个考据家,他对于清代的“朴学”,也有独立的见解。他认为清代朴学已到了绝潢断港无路可走的地步,必须要开辟新的学术境界。为此,他作了大量控索。在接触了达尔文、赫胥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柏格森、罗素等许多近代西方进步的哲人思想著作后,他决心在经史研究方面不落汉人与清人之窠臼,而应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曾经考虑编撰一部中国文化史,取材于甲骨文、金文、大篆等历代文字;取材于《尔雅》、《说文》以下每个时代的各种辞书、字书以及辞海等,由文字考见上古时代的事物、言语、习俗之变化,以求得各时代文化递嬗之历史轨迹,由此而成为一部可信之中国文化史。
     胡朴安从年轻时便爱好积书,每去旧书铺大有车载而归之概。有一次,就用大洋一百二三十元买进二千多本文字学书籍。对于古籍图书,他曾说:“我谓一切古书,皆是材料,当立足于现代学术之观点,取古书之材料,辨其真伪而组织之,以成一有系统之学术。”他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著成《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二书之后,四十年代初在脑中风病废家居的数年中,又撰成《周易古史观》、《庄子章以浅说》、《中庸新解》、《通书新解》等专著,特别是像《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人之声韵与言语》、《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妇女》、《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辨色的本能与染色技术》、《从诗经上考见古代之家庭》等文章。尤能见其通过汉字形体声韵之分析,以考证古代科学技术、社会家庭组织、人的动作、心理、本能发展状况之学术特色。
    抗战胜利后,《民国日报》在沪复刊,他受任馆长,并继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之职,后任通志馆改组的文献委员会主任,至逝世为止。
    胡朴安作为南社的老前辈,一生留下大量诗作,计有《歇浦集》、《志学集》、《闽海集》、《北游草》、《无闻集》、《强仕集》、《归田集》、《枕戈集》、《养疴集》、《悦禅集》,另编有《和陶集》、《和阮嗣宗咏怀诗》、《和范石湖田园诗》、《和寒山子诗》、《和拾得子诗》。这些诗集均可反映他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与活动。他常取唐宋诗,或和其韵,或用诗的首句以发端,以抒其胸臆,以演其事,竟成《演杜少陵诗》、《演宋诗》、《演林和靖诗》、《演温飞卿诗》、《演邵康节诗》共数百首。朴安于词,尤喜苏轼、辛弃疾之豪放词风,但自己填词不多。所填则长调居多。又喜填曲,曾著《朴学斋曲存》,又名《奈何曲》。然他读曲,只赏词采,不解音律。晚年喜读佛书,认为“世人多以汉学称我,是不知我者”。又认为“人苟能以精神之吾,忘物质之吾,善自修养,必能保持精神不灭。”可见于佛理多有心得。
     除著作外,胡朴安还编有《国学汇编》、《朴学斋丛书》、《墨子学说》、《南社诗话》、《天南鸿雪》、《古书校读法》以及《南社丛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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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链接】

     汪欣,原名汪尚棣,1941年10月生于安徽泾县古坝胡北村。1946年随父母迁居上海。1967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南汇区任中学教师三十余年。妻子胡麦琍,祖籍安徽泾县溪头都。汪欣平时喜爱文学写作,曾先后参与《中华易学大辞典》、《南社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发表过《论南社騈文辞赋的文化品格》、《探讨南社在近现代历史交替时期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胡朴安传略》、《胡道静传略》、《南社坚守国学阵地之动因及意义》等文章。也喜爱诗歌文赋之写作,曾有《壶口赋》、《兰溪诸葛村赋》、《黟县宏村赋》、《过甘南草原赋》、《西塘赋》、《非洲赋》、《孙中山赋》等作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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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12-05-08
胡寄尘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55773977_6_1.html

   胡寄尘(1886~1938)字怀琛,别署季仁、季尘、有怀、秋山。泾县溪头都人。早年毕业于上海育才学校。辛亥革命时,曾协助柳亚子编辑《警报》。该报是上海出版的一种战事号外,每天出版二至三期,主要报道武昌起义消息,用绿、蓝、红、黄、棕、黑等各色油墨印刷,每天不同,上海光复后停刊。民国元年(1912年)在《神州日报》工作,因不满该报当时的保守态度,辞职后转入《太平洋报》任编辑。柳亚子离开后,即接任该报文艺版的主编,直至停刊。善写短篇小说和诗词,对于老庄、释道也无不精研。服务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多年,曾继叶劲风主编《小说世界》,颇获文艺界好评。民国21年(1932年)上海通志馆成立,馆长为柳亚子,他与其子胡道静均为通志馆骨干人物。后又与通志馆同仁一起,成立上海通社,在上海《大晚报》编辑出版《上海通》周刊。八一三事变后,淞沪沦陷,因久病兼忧国而壮年去世。著作有数十种,如《小说革命军》、《胡寄尘小说集》、《中国诗学通评》、《中国文学通评》、《修辞学要略》等。还曾任南方大学、上海大学、沪江大学、爱国女学等诗学教授多年。


夜坐
不展吴棉软被窝,
夜深独坐欲如何。
今宵要试些些法,
调遣茶兵敌睡魔。

月夜闻繁华令
不管风凄与露零,
四弦奏出可怜声。
只因世上知音少,
弹与嫦娥月里听。
繁华令:西洋乐器,一译伐乌林,提琴之一。

哭余天遂
这个穷书生,本是革命党。
民国二三年,奋笔诛操莽。
此后十余载,匿迹绝声响。
愿作老教员,余生足自养。
岂知今年夏,—病竟长往。

南社二十周年纪念冒雨集于虎丘
一笑相逢盖欲倾,都言天雨胜天晴。
本来载酒寻诗客,只合拖泥带水行。
夷夏兴亡关此会,江山终古证吾盟。
龙门采作他年史,难写今朝浪漫情。

早春郊行
郊外有春意,柳条犹未青。
日暄知鸟乐,风软觉寒轻。
亦有孤吟兴,谁知独往情。
归来检新历,何日是清明。

题画
一个茅亭一个峰,一天烟雨正蒙蒙。
不须别处寻诗去,自有诗情在此中。

赁居江湾左右瓜畦豆圃、新秋晚凉虫声啾唧、颇有故乡农庄风味、偶成二绝
豆圃瓜畦似故乡,农庄风味耐思量。
可怜儿女生城市,初见流萤喜欲狂。
秋虫惯喜入柴门,占得墙阴地一分。
且与栖迟莫驱去,本来我亦寄居人。

过江湾路故居
赢车重过旧江村,门巷萧条路不分。
风刷雨淘经半载,瓦堆犹有拾荒人。

秋日早起登楼最高处野望
小楼寂寞似荒庵,养病闲居亦所甘。
听罢西窗连夜雨,起看黄叶满江南。

秋夜村居
秋虫个个喜光明,就我书灯扑我屏。
万态千形吾不识,可怜一样有心灵。

春日
春水拖蓝春草齐,晚来小立画桥西。
垂杨四面浓如许,,不辨流莺何处啼。

筒蜕庵老人
记得探梅曾有约,偶然暌隔又旬盈。
不知听雪围炉坐,捻断吟髭第几茎。

题孙阿瑛清宦秘史
清初故事红楼梦,清末遗闻孽海花。
一卷兴亡魑魅董,阿瑛当是第三家。

送亚子归梨里
江乡木落晚秋寒,送客江头泪暗弹。
十日匆匆成聚散,两人各各有悲欢。
商量偕隐谋非错,检点逃禅事亦难。
风雨萧骚天意恶,劝君归去强加餐。


纪念南社诗人胡寄尘(胡适 )

    南社诗人胡寄尘之逝世,瞬已十年矣。吴江柳亚予为之传,谓:“君议论喜特异,弗肯徇众。尝以墨翟为印度人,点窜柳文字句。胡适之创语体诗,著《尝试集》,君撰文往复,复自著《大江集》行世。不知者以君为怪诞,亦有疑君顽旧者。”予识君有年,深觉亚子之说之确当。以喜特异故,其所收蓄,亦不同常人。启蒙之书,昔有所谓三百千者,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以其启蒙也,蒙启而识进,乃废弃随之,不复重视矣。君却不然,乃一一搜罗而加以考证。《三字经》计二十有七种,如《三字经训诂》,王相晋升撰。《三字经故实》,平江王琪弁甫辑。《大三字经》,赵德集群经成语而为之。章太炎更重订《三字经》。其它有华英合编者,中法对照者,有关于释教者,有属于医学者,甚为繁复也。《百家姓》有《百家姓考略》与《百家姓三编》。《千字文》则有二十一种,如《千字文释义》、《续千字文》、《女千字文》、《绘图新千字文》、《千字文音释》,又有蒙汉者,华英者。我人平日未之闻见,君却应有尽有也。此外如《千家诗》六种。《神童诗》二种。又《弟子职注》、《仓颉篇》、《李氏蒙求》、《小学韵语》、《天文歌略》、《龙文鞭影》、《三才略》、《群珠杂字》、《声律启蒙》、:四言便读》,《宇学举隅》、《课蒙易晓》、《干禄字书》、《训蒙五种》、《绘图四字鉴》、《对类引端》、《史鉴节要便读》、《幼学歌》、《日记故事大全》、《家塾蒙求》等等,不胜枚举也。诸启蒙书,现归震旦大学图书馆庋藏。图书馆为印《蒙书考》一册,书标《胡怀琛遗稿》,所以纪念君于文献功绩之伟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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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 发表于: 2012-05-08
胡氏世系记
胡氏世系记
泾县胡朴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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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氏世居安徽泾县,县治东六十里之龙坦村黄子山在其东,斜延百里,展如列屏,西、南、北三面皆有山环之都。在十里以外,一水穿村曲折而下,流入南香涧。余之旧居即丹溪流入南香涧之处,聚族而居者千有余家,谱牒零落,记载不详。大概宋元之际,由婺源迁泾。一世祖德四公,自德四公以下分为六户,照保甲制度,吾族为三甲、五甲、六甲、七甲、八甲,七甲又分为上七甲、下七甲,是为六户。其他若一甲、二甲、四甲、九甲、十甲,或非胡姓,或虽胡姓不同宗,同隶属于溪头都。泾县东乡计九都:一曹溪都、二溪头都、三丁溪都、四北亭都、五张香都、六太平都、七新丰都、八洪村都、九窄南都,溪头都为九都之一。六户有宗祠,各有支祠,建筑堂皇富丽。以二十字为班派,统系曰:天、尚、一、其、麟,承、先、世、泽、贞,有、道、传、家、永,贤、良、奕、载、兴二十字,大概天字班始于明末清初,现在世字班尚有存者,良字班已生世,朴安是有字班也。三甲、五甲经商者略少,五甲力田者尤多,六甲、上七甲、下七甲、八甲多以经商为业,读书者以上七甲、下七甲为多。朴安属于六甲,始祖余庆公,以下分为四房,三房早绝,四房现不过十人,朴安属于二房,二房始祖琦安公。兹略记世系于下。

一世祖:  德四公(龙坦始祖)

二世祖:  五保公

三世祖:  余庆公(字德源,六甲始祖)

四世祖:  昶宗公(字永哲)

五世祖:  琦安公(字文绣,二房始祖)

六世祖:  必勳公(字廷元)

七世祖:    公  (字子利)

八世祖:  应理公(字汝敬)

九世祖:  天嘉公(字君献)

十世祖:  尚党公(字顺之)

十一世祖:一煇公(字子焕)

十二世祖:其烘公(字敬仲,树德堂始祖)

十三世祖:昇龄公(字晓宾)

十四世祖:承珩公(字楚珍)

昇龄公生三子,长承琱公,字秀成;次承珩公,字楚珍;三承珽公,字搢之。分为三行,共树德堂。承琱一支,清道光时寓居上海,现颇式微;承珩公、承珽公二支清咸丰即在上海经商,为丝线业,民国后亦寓居上海,龙坦村其烘公一支已无有人在焉。朴安属于承珩公一支,承珩生二子,长先应公,次先绎公。先绎公未成立,先应公朴安高祖也。兹记高祖以下至于子侄辈于下。

高祖先应公,字春山,清乾隆甲申十月十七日生,乾隆癸卯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二十岁,娶朱氏,合葬于泾县东乡之乌龟墩。

曾祖世湄公,字云齋,清乾隆丙寅(应为壬寅)七月二日生,嘉庆戊辰八月初二日卒,年二十七岁,娶朱氏,清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一日生,咸丰乙卯十一月初九日卒,年七十五岁,合葬于泾县东乡溪头部之焦坑。

祖学书公,字復初,号雪堂,邑庠生,清嘉庆丁卯十月初二日生,咸丰辛酉四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五岁,安徽通志人物志行门云,胡学书泾县庠生,好施与周恤族中贫乏,邻不举火者,以书数部赠以易钱米,娶朱氏,清嘉庆己巳正月二十一日生,咸丰辛酉十月八日卒,年五十三岁,合葬于泾县东乡太平都之四节水。

祖母朱氏生四女,未生子,长适汪姓,次适朱姓,三适汪姓,四适朱姓。庶祖母荇氏,生三子,长鼎成,次琢成,三丹成,一女适洪姓。

父鼎成,学名鼎,字爱亭,号砚樵,廪贡生,清道光癸卯八月二十四日生,民国元年一月初九日卒,年六十九岁,初娶洪氏,清道光癸卯冬月生,同治壬戌五月卒;继娶朱氏,清道光戊申十月十七日生,民国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卒,年七十岁,合葬于泾县东乡溪头都之赵家冲。

叔父琢成公,字玉甫,清道光庚午十一月十八日生,同治丙寅卒于南昌,年十七岁,未成行,同治己巳运棺回里,葬于泾县东乡溪头都之焦坑。

叔父丹成公,字还九,号秋轩,清咸丰乙卯十月十八日生,光绪辛巳二月十五卒于上海,年二十七岁,娶舒氏,清咸丰丁巳正月初十日生,民国五年卒。女一,闲珠,适朱氏,已卒。子二,长有恢,殇;次有愉。叔父灵柩光绪辛酉运回里,民国二十二年同婶母舒氏合葬于泾县东乡溪头都赵家冲。有愉字叔和,清光绪辛巳七月初三日生,光绪二十五年卒于南昌,年十九岁,未娶,民国十五年运柩来上海,葬于闵行之长安公墓。

先母洪氏无出。朴安兄弟三人两姐一妹皆先母朱氏所生也。长姐巽珠适朱氏,次姐顺珠适吴氏,妹婉珠适汪氏,皆以卒。子三,长有恂,次有忭,次有怀,分记于下。

有恂字伯春,邑庠生,清光绪乙亥八月二十六日生,民国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卒,年五十三岁,葬于泾县溪头都之赵家冲,娶朱氏,生于清同治癸酉十二月初六日,卒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八日,柩停上海丙舍。子三,长道吉;次道篪,殇;三道和。女二,长娇珠,殇;次团珠,适朱姓,已卒。

道吉字惠生,清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生,即纪元前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娶朱氏,生子二。长傳枢,民国六年十二月二日生,毕业之江大学,娶唐氏,已卒,生子一,名家庆,尚幼;次傳栻,民国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生,现在中学肄业;三殇;四傳芦,尚幼;女三,尚幼。

道和字子群,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即纪元前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娶吴氏,子二,长傳茅,殇;次傳经,尚幼;女一。

有忭学名韫玉,字仲明,改字朴安,五十岁后以字行,清光绪戊寅九月十三日生,即纪元前三十四年十月八日初开垦于芜湖之万春圩,嗣经商来上海,纪元前三年服务于新闻界,嗣任上海各大学教授,民国五年任交通部秘书,民国十九年任考试院专门委员,同年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二十一年解职,仍任各大学教授,服务于新闻界如故。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犯脑溢血症,半身不遂,病废家居。初娶唐氏,清光绪戊寅七月初八日生,宣统元年十月某日卒,年三十二岁,葬于江湾之上海公墓。生子一,道笙,殇。女二,长好珠,殇;次透珠,即湋平。继娶朱氏,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二日生,即纪元前二十二年一月三十日。生子三,长道彦,次道彰,三道彤。三女,长澐,次沁,次泠。

道彦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二日生,毕业于交通大学,娶翟胜蘭,民国元年七月二十六日生。

道彰民国四年九月四日生,娶洪氏耀芳,纪元前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

道彤民国十年五月七日生,现肄业于大学,尚未娶。

透珠学名渊,字湋平,光绪辛丑九月二十六日生,即纪元前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毕业于城东女学,肄业于南方大学,任爱国女学教员,适秋浦许氏,已卒,葬于江湾之上海公墓。

澐民国七年九月二日生,现肄业于大学,尚未字。

沁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现肄业于中学,尚未字。

泠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现肄业于中学,尚未字。

有怀学名怀琛,字季仁,改字寄尘,清光绪丙戌二月初三日生,即纪元前二十六年三月八日毕业于育才中学,即今之南洋中学,任上海各大学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上海市通志馆编纂,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三岁,柩停上海丙舍。娶朱氏,清光绪戊子五月二十日生,即纪元前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生,子二,长道静,次道倩,女一,道梅,已卒,葬于闵行之长安公墓。

道静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生,毕业于持志学院,尚未娶。

道倩民国八年十月十五日生,学无线电,尚未娶。

自承珩公以下至朴安为六代,承珩公生先应公、先绎公二人,先绎公未成立,世、泽二字班皆单传至贞字班。復初公生子三人,二叔父未成立,三叔父已绝嗣,贞字班存先父一支而已。有字班朴安兄弟三人,道字班伯春二子、朴安三子、寄尘二子共七人,傳子班惠生三子、道和一子共四人,家字班傳枢一子一人,承珩公一支下现有十三人。假使自承字班以下皆生子二人,则道字班当有七十二人,傳字班当有一百四十四人,家字班当有二百八十八人,傳字家字二班现尚未定,决不能有一百四十四人、二百八十八人之多,道字班只有七人,视七十二人之数相去甚远,此则其已定者也,可见人丁单落如是。朴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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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 发表于: 2012-05-08
泾县胡氏藏书世家
[转载]泾县胡氏藏书世家(2011-05-15 14:46:12)转载▼标签: 转载  
原文地址:泾县胡氏藏书世家作者:银座书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562cb0100qsjw.html

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我们不应该忘记安徽泾县藏书世家胡朴安及其弟弟胡怀琛和其子胡道静,他们一家藏书的经历,正是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典型藏书经历的集中体现。

胡朴安(1878一1947)名韫玉,字仲明,号朴庵,安徽泾县西乡溪头都人。清光绪年间中举,十九岁设馆授徒,并不断自学,对于数学、文学、文字学、历史等皆有所成就。清末参加同盟会和南社,在上海任《民主报》等七家报社记者和编辑,之后又任中国公学、上海大学教授等职。

他一生喜欢读书,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旅沪二十年,小楼一间,杂于廛肆之中,尘嚣之气,至夜不能清静。性喜书,不问版本美恶,遇有适用者,无论经史子集,辄节衣缩食以求之。久之,积有十万余卷,藏于楼中,除坐卧一席外,余皆置书,几无转折周旋之地。”他读书时皆作笔记,数十年积累了大量素材,为他写作、编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7年初,他因劳累而患脑溢血,以致半身不遂。但他思想乐观,他在回郑逸梅信时还风趣地说:“去夏犯病,幸而不死,遂成偏枯,半耕半读之胡朴安,变成半死半生之胡朴安。幸右手尚能写字,可堪告慰耳。”他一生著述颇丰,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在他中风的四年中,著作五十二万字,诗九百五十七首,词九十四首。他将这些存稿一并交《大众》杂志发表,不料杂志出了几期便停刊,他的存稿大半散失,这使他万分悲痛。抗战胜利后,他偏瘫痊愈,出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上海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胡朴安藏书处为“朴学斋”,其藏书特点以经部为主,尤以文字学最为完备,四百五十余部,其中不乏明清刻本精刊,清代及民国初年诗文集千余种,另有泾县胡氏宗族谱一百五十九种,总共藏书在五万册以上,当然这用去他三十年时间。

他一生著述百余种,以及收入《朴学斋丛书》的数十种经书释义,可谓著作等身。1947年病逝于上海。不久,其子将其藏书十万册捐上海合众图书馆,该馆编出《泾县胡氏朴学斋藏书目录》六卷问世。

胡怀琛(1886一1938)字季仁,号寄尘,胡朴安之胞弟。曾任《警报》、《太平洋报》,文明书局编辑。后任上海六所高校教授。他一生勤于著述,尤喜藏书,家有“百瓶花斋”、“波罗奢馆”藏书楼。平时节衣缩食,集中资金购书,但屡遭厄运,图书曾三次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一次在1913年,被袁系军阀郑汝成部队战火焚毁,所藏图书散失殆尽。第二次在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他的藏书又遭战火焚毀。他仍不灰心,之后又聚书两大房间,约万余卷,经过广征博收,精淘细漉,又收得历代刻本、抄本、译本、油印本数百种。他还专收少数民族作者的诗文集以及朝鲜、越南、俄罗斯等外籍图书,还有元至清代的各种刻本、抄本数千种,以上均属稀见珍贵图书。1940年,其子胡道静将其藏书两万册捐给上海震旦大学,建国后归于华师大图书馆。

胡道静(1913一2003)继承其父胡怀琛遗志,一心专攻国学。他自小勤奋好学,常以抄书为乐。十六岁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国文系,先后从陈乃乾学版本学,从周予同学经学史,从吕思勉学中国通史,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著广泛的涉猎,这为他今后从事科学史和文献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他的《校雠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年又出版了《公孙龙子考》。之后,在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担任编辑工作。

他也是爱书如命的知识分子。家有“朝宗楼”、“海隅文库”藏书楼,藏书三万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所藏图书、资料、信札被抄得片纸不留,这虽对他思想打击很大,但并未影响他的研究工作。由于他的成就,张春桥诬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下狱九年之久,以至英国的科学史博士李约瑟要求会见胡道静也不能实现。1976年,胡道静出狱,这两位中外科学史家才再次相会,书写了这两位专家的一段佳话。

胡道静先生早年患有肝硬化,一生历尽磨难。“文革”之后,为了抢回被迫害时损失的时间,于古稀之年通宵达旦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史探索》,有一次,因肝昏迷而不省人事,后经抢救才苏醒过来。李约瑟闻讯急电他休息,他回电称:“我是一名战士,我能坚持下去!”他就是这样对待工作、对待自已的事业。2003年,胡道静先生走完了光辉灿烂的一生,他的藏书也将得到完善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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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 发表于: 2012-05-08
http://www.airiti.com/teps/ec/ecjnlarticleView.aspx?jnlcattype=1&jnlptype=1&jnltype=1&jnliid=3223&issueiid=97554&atliid=2053844

胡朴安(1878-1947),为民国初年的知名学者,其《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二书为文字学史、训诂学史开山之作,传布海内外,影响深远。其著作多元,据笔者搜罗所得,专著含经史子集,有百种之多,而或散佚、或绝版,世罕有知者。1983年,其子胡道彦於台北影刊胡朴安编著之《朴学斋集》及《朴学斋丛书》第一集八册、第二集二十三册、第三集二册,计收其父胡鼎、其兄胡有恂、其弟胡怀琛及其女胡渊遗著39种、胡氏著作31种,另有安徽泾县乡邦文献等。笔者幸得一部,除得以窥知胡氏学术之多元面貌外,更由其各书之自序、友朋作序、题署中,可以得知胡朴安及其弟怀琛之生平资料、学术见解、交游面向与其家人之著作。本文即从以上各方面爬疏整理,冀为《朴学斋丛书》之文献价值徵信发微,俾能存人存书,有益於文献之保存也。  沈心慧(Hsin-Hui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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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 发表于: 2015-06-04
胡道静先生传略

作者:虞信棠


《农业考古》编者按:我国著名科技史和古典文献专家胡道静先生于2003年11月5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这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胡老生前对本刊十分关心,常加指点,备加爱护,使我们终身难忘。胡老仙逝时。本刊主编陈文华研究员正出访欧洲各国,未能及时发去唁电,深以为憾。现将虞信棠先生撰写的《胡道静先生传略》重新发表,以表达本刊全体同仁对胡老的沉痛哀悼和深切的怀念。

“踏开世界不平路,援登科学第一峰”一一我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和古典文献专家胡道静先生的寓所挂着这样一副对联。这是他的老师姜亮夫教授在八十高龄之年书赠的。道静先生在青年时代,即从姜老师学习古典文献专业,一直受到老师的关怀扶掖,师生的情谊非常笃厚。此联集录了外国的两个名句.上联用《伏尔加船夫曲》中的一句歌词,下联概括了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前言中的结句而成。它反映了道静先生为探求真理而奋勇攀登的志向,以及他五十余年来走过的艰苦治学道路的坚韧精神。由此也可见出姜老师对他了解的深刻。
  
    道静先生是安徽泾县榔桥镇溪头人,1913年2月出生于上海一个中层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怀琛先生和伯父朴安先生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进步文学团体一一南社的成员,并且都参加了同盟会革命报纸的编辑工作。怀琛先生与柳亚子先生交谊甚笃,辛亥以后,世事沧桑,然亚子先生终不能忘情于这位“非常忠实的(南社)社员,”怀琛先生谢世以后,亚子先生在一篇怀旧文章中还深沉地回忆道:“我和他订交将近三十年,来往间不为翕翕然”,“交情始终是一致的”。怀琛先生精国学,工诗文,代表作有《胡怀琛诗歌丛稿》、《秋山文存》、《中国文学史概要)、《诸子集解补正》等。怀琛先生的旧诗为亚子先生所深赏,评之为“味在酸咸外,功能新旧中”。朴安先生精于文字、训诂及校勘之学,著述甚富,更是学界盛名的国家大师。道静先生有这样的家学渊源,更加上自幼好学,勤奋自砺,故成功绝非偶然。道静先生父亲的治学方法有一特点,就是凡读书必作抄录,早年手抄许多书册,虽于1913年癸丑之役遭袁系军阀郑汝的强盗部队焚掠时尽丧,但以后又抄积了不少。所以道静先生自幼秉承“手抄一遍,胜读十遍”的庭训,在广泛学习先秦两汉典籍的同时,也养成了手抄群书的学习方法。其时,怀琛先生正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道静先生不仅从父亲于馆中所借的涵芬楼藏书中抄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书,而且还常常从师长处借得未见之书,不舍昼夜。写副存储。道静先生在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说:“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若借阅不能久,乃手写一本自备的乐趣,我在二十岁前就亲自体会到了。”

     道静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兴趣,尤其是对于“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一一《梦溪笔谈》的研究,是从读中学时即发其端的。他在《<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一文中,曾真挚地回顾了自己人副青少年时代起与《梦溪笔谈》结下的不解之缘。他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的”,“那时我虽已读过‘四书’,读过‘五经’中的三经半,竟然还不知道《梦溪笔谈》这本书”,“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F.Cater’s《The Inter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才惊讶地了解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这是五十多年前我国中学生的知识情况,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卡特的书说明了史料的来源,还特别夸誉《梦溪笔谈》这部著作。说它这好那好。于是我这个当时对古籍只读先秦、两汉之书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这本沈括的名著来阅读了。我最初买到的一部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清末广东陶氏的刻本。没有疑问,一读就着了迷,从此它就成了我要好的朋友。”

     1927年,道静先生十五岁时就读于武进顾实先生任教的一所学校,老先生讲授《汉书•艺文志》,旁引博征,深入浅出,引起了他对乾嘉学派考据之学的兴趣,因此,又在怀琛先生和朴安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古文字学和校勘学,圈读《国朝汉学师承记》,同时,又潜心攻读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主持的校勘班子利用那么多的不同版本互勘异同、发现问题的事实,使他认识到要校理古籍,不掌握版本学和谙熟每种古籍的版本情况是不行的,于是,要发奋于这方面的学习和探索。他家藏有一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四部丛刊》,他把这部“网罗善本,景印留真”的大丛书作为揣摩版本学的津逮。
    1928年,道静先生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从此,他在系统深造的同时,广泛从师而学。1929年,道静先生拜父亲和伯父的至交、版本目录学海宁陈乃乾先生为师,进一步学习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专门知识。其时,朴安先生与一些学者组织了名为“中国学会”的学术团体,乃乾先生亦是会员,学会每两月有一次集会,道静先生作为“小会员”,借此机缘得以饱聆老师宿儒的高论。乃乾先生论版本之学,别有一番心得。他反对“玩物丧志”,主张实际效用,认为版本之学不一定是宋元珍本、名钞宝册,只是要从实际的校勘价值与是否为孤本、逸书、足本而定。乃乾先生的灼见,使他受益很深的。

     此外,道静先生还从周予同先生学习经学史,周先生讲授的今文经学,使他开拓了的思路。因为先前从学的顾实先生是古文经学家,门户谨严,使他在学术思想上受到较大的局限。又从吕思勉先生学习中国通史,从姚明辉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从姜亮夫先生学习音韵学、敦煌学,从王庸先生学习地理学史,从陈守实先生学习因明学,从顾颉刚先生学习史学史,从蔡尚思先生学习思想史,从闻宥先生学习语言学、古文字学,从辛树帜先生学习农业生物学,从胡先骕先生学习植物学等。这些学习使他广阔地涉猎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并深刻地受到这些学界前辈的影响。例如,道静先生在《<古史辨>对一个顽固青年的冲击》一文中,曾详尽地谈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他的影响。他说:“那时候我喜欢念念有词唠叨两句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好算是‘老、彭派’吧。”“通读了顾先生的书(《古史辨》,就建立了他要使人相信的‘古史有个变迁的过程’的概念。”“由于顾先生立论的基础广泛。设征坚博,又是行文平易,娓娓动听,所以一个本来难以‘重点使信’的人遽尔在一夕之间改变了态度,接受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道静先生在深入攻研各门学习的同时,于古典科学技术方面的兴趣愈加浓厚了。其时.他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部分编辑工作,见自己的孩子对于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的兴趣都高,便将“万有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示》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他做。于是他借此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并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涉及的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辑佚学方面,道静先生也作出了成绩。王安石的《熙宁字说》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郭沫若曾经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文字学,著《字说》。其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现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自熙宁新政失败后。此书久遭抹杀,明初所编《永乐大典》。已无《字说》可录。他在博览群书、手录秘册时发见现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见不少引文,可以鸠集;还发现清四库馆虽然从《永乐大典》中辑妹了《瓮牖闲评》、《考古质疑》、《东斋纪事》、《萍州可谈》、《张氏可书》等宋人笔记,但仍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老学庵续笔记》、《就日录》等数十种未被辑录之已佚的著名笔记散见各书,可以辑集。于是,借课余工隙之际,辑集了《熙宁字说钩沉》和《宋人笔记钩沉》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日军侵沪之役中毁失了。

      在校雠学方面,道静先生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手抄之书,凡底本壁还之前,总是手抄一遍,或嗣后再借补校,因此养成了躬录亲校的习性,校书也形成了读书生活的一部分。其时,他购得上海中国书店新印的严可均校道藏本《公孙龙子》一册,经与几个明刊本对校后,发现颇有异同,严校并未俱举,于是萌发了“尽取诸本校勘、诸家校语汇录”之意。他次第求得清人陈澧、辛从益注本,以及俞樾《诸子平议》和孙诒让《札》中的校语,一一对校过录,叠用各色笔写,底本上五彩缤纷。当时,适逢王献唐先生的《公孙龙子悬解》出版。还遂潜心研读,并与自己的校本参照的循览。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校雠学》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他的《公孙龙子考》。

      1931年秋,道静先生从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毕业,因家境清贫,不得不帮父亲肩荷一部分家庭生活的担子,不再继续深造。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者突然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在家住的闸北战区,被敌寇的炮火夷为平地,除了一家人逃出以外,全部藏书及文稿都化为灰烬。战事结束后,他随父亲进了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馆工作。此时,他年方二十岁,但工作十分努力,效率也很高,待人接物又非常恳学,馆中同事都很敬佩和喜欢他。亚子先生等一引起他父亲的老友,每每称赞他“雏凤清于老风声”。上海市通志馆创办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顿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上海市通志》虽未修成,但成就也不算少。其间,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四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两本《上海研究资料》。这些书刊中,道静先生执笔的文章,在质在量,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正如柳亚子先生说的:“道静的成就最多”(见柳亚子的《怀念胡道静兄》,收入《怀旧集》,详见后述)。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均于1935年由上海市通志馆出版。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略战争后,淞沪沦陷,通志馆停办,人员也都散了。不久,怀琛先生因忧愤而谢世。道静先生上奉孀慈,下抚弱弟,过着艰苦的生活。此时,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同人在柳先生在支持下,办起一张以英国商人为发行人、在香港注册的中文报纸,名叫《通报》,传播抗战消息,鼓舞抗战斗志。他白天在中学任教,维持生活;夜间在《通报》任义务编辑,兼写社论。《通报》受到敌伪的恐吓和威胁,加以英国发行人的印刷厂要求的代价越来越大,几个依靠工资为生的书生凭着爱国热情自发出钱办的这张抗日报纸,在财力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得忍痛停刊。但由于这一工作,他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新闻界中赢得了一定的声望,被以美商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和以英商为发行人的《大晚报》先后延聘为记者和编辑,与美国反日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当时,虽然租界“孤岛”尚未沦陷,但敌伪肆虐猖獗,常在手枪炸弹的威胁,道静先生被汪伪特务机关列名于黑名单,1940年夏天,在一处秘密工作地点遭到特务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然而,他还是坚定勇敢地做他的抗日宣传工作,并与柳亚子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1941年,亚子先生离沪去香港。行前他委托道静先生将通志馆的文稿及一部分贵重藏书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隐弊起来。道静先生后来通过天主教法国神甫的关系,由震旦大学图书馆代为保管,替通志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亚子先生到香港后,他们继续保持着联系,不以盛衰易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通断绝,亚子先生离开香港。道静先生在敌人的通缉下,间关离开上海,先后在浙江金华、安徽屯溪继续致力抗日新闻工作。1942年5月,《东南日报》由金华撤退到福建,道静先生处理毕在金华的工作,搭乘最后一班列车西撤,车行到龙游站附近,遭遇日机追击轰炸,列车全部被毁,死伤很多。当时,桂林的《大公晚报》在报道此事时误报了他已遇难的消息,流亡在桂林的柳亚子先生见报后非常惊骇痛心,专门写了《怀念胡道静兄》一文,刊于一九四二年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后收入《怀旧集》。道静先生自己则在回顾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时说:“在那民族斗争尖锐的严峻年代里,遭遇过暗杀,经历过追踪列车的敌机猛烈轰炸,总算命大九死一生,死里逃生,但是生活的不宁,工种的多变,使我无能再用心于学问。年青时候的美梦,支离破碎,剩下迷惘和惆怅。”

      抗日战争胜利后,道静先生得到“抗战胜利勋章”。回到上海后,继续在新闻界工作。全国胜利前夕。从地下党同志那里第一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写道:“那野外还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毕竟还是个爱国主义者,读到主席老人家那满腔爱国爱民、透辟阐明革命的文章,不能不万分感激。尤其是第一章第一节高度概括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篇章,非常惊讶于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对于祖国文化遗产的精深的研究。”

      解放以后,道静先生以极大的热情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工作。解放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部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负责处理华东大区的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他调任该所编辑。由于祖国新生,他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读书、工作环境,他的夙愿一一把《梦溪笔谈》校理出一个新版本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1956年春,道静先生校注的两巨册《梦溪笔谈校正》问世了。

     《梦溪笔谈校正》以清陶氏爱庐刻本的底本,爱采影刻宋乾道本、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续编》本、《汇秘笈》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故杂记,征引的文字校勘不主一本,也不主一家之说,择善而从,后注所证,引书达数百余种。

      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新校正梦溪笔谈》。这个《新校正》本,即是《校证)的简本也是《校证》本的补充本。《新校正》增加了用明万历沈儆蚧刊本校勘的校文,万历沈本是根据元大德九睥陈仁子刊本翻刻的,保持了元刻本的优点。这是在元刻本收归大陆、影印出版以前,首次用“准元刻本”的第一次校勘。

       《梦溪笔谈校证》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盛赞《校证》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和道静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两书。当时,胡适在海外读到《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人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校证》的问世,也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1957年第1O期)评论说:这两卷本的校证,对一过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稿《传统的中国科学》第一讲中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以日本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由十九位各学科专家组成的班子,费时十五年才译成、出版的日文本译本《梦溪笔谈》,在例言中说明译注时以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为依据,并说:“胡道静氏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

      《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出版后,道静先生在继续抄校诵习群书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补充,到1966年春,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特意为《补证》稿题写了封面。

      与此同时,道静先生在古农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成就。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农业的高潮。为响应党的“在历代农业”的号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决定为清理祖国农学遗产作出贡献,规划编录一部尽可能完整的古农书目录及资料集。由于道静先生精通目录学,又熟悉祖国农业历史,故成为当然的人选而被委以此任。他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以高度的负责精神,遍检国内公私收藏中国古籍的目录、版刻图录、书志、题识,次第缮录,并潜心攻读传本农书,录其序跋,考订原委,将每一部农书的目录学资料都搜集比附在一起。如此积年累月,目耕手耘,至1966年初步,录存达百余万字,稿笺累叠可与书案比齐。

       1966年,国家开始了大动乱,道静先生的全家遭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残酷迫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固已在劫难逃,而他的正在大学读书的长子因在大串连途中到西安时听有关方面揭发了张春桥劣迹,回到校园里贴了伸张正义的大字报,就招来了“四人帮”一伙的疯狂迫害,而一家人也都遭遇受了株连。他竟然被指为“长胡子的后台”而被捕入狱!(“四人帮”的上海爪牙说什么:“中学生背后有大学生,大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道静先生及其全家终于重见了光明。动后余生,他百感交集。对于一个学者,有什么比失去自己经年累月呕心沥血所搜集的资料、撰著的书稿而更痛心的呢!在这场浩动中,道静先生失去了十多年来用心血凝成的一百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内翰良方校录》、《沈存中逸著钩沈》(包括《熙宁奉元历》、《灵苑方》、《梦溪忘怀录》、《清夜录》、《长兴集补阙》等)、两度辑录的《熙宁字说钩沉》以及《沈括年谱》、《海隅读书记》等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损失!但是,比这些更可痛惜的是,三千多封国内外师生写给道静先生的学术通信尽遭毁失,运动后未有一纸收回。这些丧失的书札写寄者中,有许多是在“文革”中去世的学术大师,如两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所长、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主任、清华大学刘仙洲校长、北京大学向达教授、王重民教授、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西北农学院辛树帜院长及辛夫人康成懿先生、石声汉教授等等。还有柳亚子先生历年写给他的信札四百多通,有的信件中还附有柳老新写的诗稿;他的老师和学友顾颉刚、姜亮夫、周予同、胡先马肃、顾廷龙、赵万里、潘景郑、瞿凤起等先生给他的大量书札;此外还有英国、法国、荷兰和日本许多汉学家写给他的论学书信。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料的损失,使他锥心泣血,感到无比的伤痛!

       十年动乱,摧残了道静先生的身心,毁灭了他在科技史和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成果和积累起来的资料。然而,他对于伟大的党的正确领导和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前途始终坚信不渝。他目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各方面所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国家在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感受到党对自己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怀和温暖,精神振奋,壮心倍增,决心继续以笔报国,尽暮年之力。虽然劫后体弱多病,还是黾勉学习和著述。自1978年起,道静先生先后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顾问、国家农委领导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筹备会员、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学术顾问(负责道教学研究的工作)等职,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的教授,并决心在有生之年,重新写出《梦溪笔谈补证》。他的英国友人、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1978年再度访问我国时,用中文为他决心重写的《梦溪笔谈补证》题了签,以补在十年动乱中被毁失去了的竺可桢老的题签。

       他与李约瑟博士的交谊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和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分别在剑桥和上海出版,彼此都读到对方的著作而互相倾心,两位学者从此结下了真挚的友谊。1964年,李博士访华,到上海时曾晤见了他。共作学术上的商讨。1972年李博士再次访华,仍要求见他,那时他在狱中,“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诓骗李博士说:“胡道静已死了。”李博士要求见他的家属致唁,“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慌了,又胡说他的家属都已离开上海。李博士悲痛失望,但也带着怀疑的心情,到处访问道静先生的情况。到1978年李博士又一次访华前,途经日本,在京都 市确证道静先生还活着,而且已出了监狱;到北京时,李博士向科学院提出,去沪时一定要会见胡道静,院方给作了安排,他俩才重又见面。1980年,是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我国领导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专门发了贺电,我国驻英大使柯华同志在伦敦设宴,向李老博士贺寿;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延请我国著名学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担任主编,胡道静担任执行编辑,编辑了出版了李约瑟博士贺寿的学术巨著《中国科技史探索》。我国学者及英、美、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十一个国家的学者为该书撰写了学术论文,道静先生也写了《朝鲜汉文农学撰述的结集一一述所见三个不同版刻的<农家集成>》一文为老博士贺寿。1981年,李老博士又一次访问中国,来上海时,由多年的助手鲁桂珍博士陪同,特地到他家里晤谈,和他一家人欢聚。

      因为道静先生对于《梦溪笔谈》这部受到世界上重视的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曾经作出了并继续在作出重大贡献,1981年3月20日他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Academie Internationaled’Histo- rie des Sciences,院部设在巴黎)选为新的通讯院士,这是我国科学史学者第二个被授为通讯院士,第一人是著名的数学史家钱宝琮教授(已故)。又由于道静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

       近年来,道静先生于科技史研究及古籍整理研究愈益勤奋。除先后发表了《沈括的军事思想渊源》、《苏沈内翰良楚蜀判》、《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探索》、《<梦溪忘怀录>钩沉》、《苏沈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出版)、《农书和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出版)、《沈括研究论集》(由齐鲁书社出版)。《熙宁字说钩沉》第三次重辑工作正由他的助手虞信棠在协助进行中。《梦溪笔谈补证》在紧张地重写,《沈存中佚著钩沉》则由他的挚友、著名天文数学史学者严敦杰教授以及北京医学院阮芳赋同志、上海中医学院吴佐忻同志协助,重新辑集。

       同时,道静先生接受了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及农业出版社的委托,担任整理《浦泖农咨》(水稻栽培学的古农书)、《分门琐碎录•农艺卷》(系久已失传的南宋早期的一种重要古农书)和《树艺篇》(系早于《农政全书》而未为徐光启所见到一部明代中叶编成的作物学及植物学百科全书,与农业文献学者朱洪涛同志合作整理)的任务。

       对于古籍整理研究的基础工作,道静先生是很重视的。在1982年3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恢复后的首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项建议:“古籍整理出版的后勤工作,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是需要集中力量的、带突击性的、希望能在较短期完成的‘清家底’的普查工作;另一个是长期性的情报工作。”道静先生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会后,他对这份建议书作了修订,并补充了“三类历史资料应受到保护”、“域外中国古籍的收藏”、“需要建立外文译本书库”三个文段,以《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为题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上发表。他在文中阐述的意见,以及所介绍的有关古籍普查和情报方面的材料,不但得到国内同行们的重视,而且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关注。日本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文献中心委员长池田温。已将此文摘译发表于1983年3月号《东洋学文献中心通讯》。

       道静先生一贯热情地帮助指导他的学生、助手与其他青年同志。例如,他常说,不但要认真读“纵四史”(他把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撰写的四部中国通史称为“纵四史”),而且要认真读“横四史”(他把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四方面的专史称为“横四史”)。他说:”纵四史’是按时间长河的流程来写的。虽然在每一个阶段里,它们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介绍了,但都不是一部专史。我们的国家是有丰富文化积累的国家,深度和厚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所以,我们学习历史的,对于文化史的了解特别要求多些,不能以通史里介绍的那点分量便认为可以满足,于是必须多学点文化专史。这也有四个方面,就是文、史、哲、科。”他关于文、史、哲、科“四科”并立,以及提倡读两个“四史”的见解,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当是很有启迪的。

       道静先生对于汉字排检法也有一贯的优选法的见解。他认为搞汉文文献索引工作,必须选定最优的汉字排检法,才能使索引产生迅速和准确地检出的作用。汉字排检法,自《说文解字》至今,有各种式样的“部首法”、“韵目法”、“拼音法”、“庋撷法”、“四角号码法”等,不下一百种之多。他根据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认为“四角号码法”最优,坚决主张使用这种方法来排检汉字文献。他认为,汉字的特征,一是单体,二是方块,在各种排检法中,“四角号码法”符合于汉字结构、形体的特点,取角编号又具有科学性,并且具有易记易查的优点,因此,道静先生主张在一切汉文工具书的编撰中大力提倡,普通采用。他在自己主持的多种目录学书籍中都使用此法编制索引。1959年至1962年间,他代表中华书局参加上海图书馆编制《中国丛书综录》的编辑工作,当讨论索引部分采用何种检字法时,他坚持要采用“四角号码法”,得到馆方编辑组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这部大规模的古籍目录著作的索引便是运用这种排检法来编制的,后来在实际的使用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当辩论这种排检法的功效时,道静先生举出两个有力的证据。他说,上海市公安局对市区六百万人口的户籍总卡,是用四角号码来排检的;由哈佛燕京社资助编制的中国古籍引得,在北京海淀编制时是用“庋撷法”的,那是因为主持这个工作的是发明庋撷法的洪煨莲,但是,当哈佛燕京社资金移到了日本京都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继续编制中国古籍索引时,日本方面却考虑采用了四角号码法。他说,这都不是凭借外力所能做到的。唯一的力量是这种排检法本身的优越性所产生的效应。

       道静先生在治学道路上已整整走过了五十余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治学道路的大半程是在巨浪大波、动荡不安的艰难时世中度过的,是十分坷坎、曲折的,正如他所感慨的那样:简直是个穿九曲珠的历程。正因为如此,在拨乱反正以后,他才有强烈的要求安定团结的愿望:“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但愿是周道如砥,可别再强迫去钻第十道弯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道静先生的愿望(也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已成为美好的现实。

      他在一篇回忆他的业师、已故陈乃乾先生的文章中说:“乾师热爱古籍出版工作,相信党。他感觉到,在旧社会里半个世纪的个人奋斗,只能作出那么点成绩;到新社会里,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是能够大有作为,光大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其实,这何尝不是他本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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