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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专帖    谁是最早的安定胡氏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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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14-06-18
— 本帖被 南山 设置为精华(2014-10-27) —
甘肃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成立

原名叫大雪 2014-6-18 6:54:21

胡老师,您好,我是甘肃省镇原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也是我县胡姓文化研究会负责人。镇原胡姓在历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胡丹后裔胡城,汉景帝出,因官迁安定临泾(今镇原),为安定始迁祖。安定胡氏盛极于魏晋南北朝三百四十余年,《三国志》、《魏书》、《晋书》、《北史》等正史均有记载。其影响至于今日。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定临泾胡氏达于鼎盛。胡遵才兼文武,世居藩镇,其子胡奋曾随司马懿远征辽东,战功赫赫,以功封为征南将军、假节、都赞荆州诸军事,迁护军,加散骑常侍。其女胡芳,泰始九年,被武帝选为贵缤,生武安公主。之后胡奋后裔胡国珍(北魏光禄大夫、安定郡公、侠持节、都督、雍州刺史、膘骑大将军)之女胡仙真(胡充华)成为北魏皇太后,胡姓于是步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胡国珍之弟胡国宝膘骑大将军(其墓志铭现保存在陕西三原县博物馆)。又有胡方回,其子胡始昌,位至南部主书。稀世奇才胡叟(安定临泾人,胡方回从祖兄弟),北魏虎威将军。胡国珍兄胡国真长子胡宁,为临泾公,历任歧、泾州刺史;次子胡盛,为左卫将军,历任幽、瀛、冀州刺史。胡盛之女为孝明皇后。胡国真曾孙胡延之的女儿被选为长广王妃,生子高纬,北齐武成帝死后,高纬登基,被尊为皇太后,其六个兄弟长仁、长怀、长穆、长洪、长咸、长兴均被封王。其中长仁之女配后主,被封为皇后。将军有七:胡遵、胡略、胡广、胡奋,胡渊(胡广次子)、叔泉、世元。国珍女生孝明帝,尊为皇太后。为此我县专门成立了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但好多资料还需要胡老师指教。

南山  20:48:02
胡主任您好!
很高兴和镇原胡氏宗亲建立联系。镇原(临泾)是安定胡氏重要发源地,也是我胡氏后裔子孙所景仰的胡氏圣地之一。可惜路途遥远,不便前往,只能在网上时时关注,凭吊安定先祖遗迹。在此,我祝贺了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成立,并向研究会各位宗亲老师问好!欢迎大家经常访问胡氏宗亲网,为广大宗亲多提供一些祖籍发源地历史和现在的资料。我也可以在胡氏宗亲网上开辟一个“镇原(临泾)胡氏文化研究会专帖”,存放有关资料,便于宗亲们查阅。

原名叫大雪 7:03:12
我们政府比较支持,专门给了两间办公室,购买了2台电脑,打印机、复印件、传真机,以及照相机、摄像机等设备。现在资料我们正在整理,打算到年底,出版胡充华历史资料集、安定临泾(镇原)胡姓历史资料集、胡姓诗词集、镇原胡姓名人的传说及民间故事集、胡姓书画集5本资料。但因镇原胡姓自北魏起在各地封王的人比较多,加之历朝历代在外地做官的人也比较多,根据一些资料,现在河南的新密、江苏的如皋胡姓均有镇原(原为安定)胡遵、胡奋的后裔,但这些资料比较少,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书籍或资料,或者帮助购买,如“2007年新修如皋《胡氏家谱》”、河南新密胡氏资料。其他资料本县比较全。我打算后天去陕西三原县,因那里发现了北魏胡国宝墓,并有墓志铭,他们发现是镇原人,就与我们联系了,待整理好资料以后,我可以全部发给网站。我不姓胡,我的具体地址是:甘肃省镇原县人大常委会“胡姓文化研究会” 秦铭   QQ358822130  邮箱:qin818@163.com

原名叫大雪 7:13:51
北魏胡国宝为胡国珍兄弟,是北魏皇后胡充华的叔父。

原名叫大雪 7:17:20
因我多年研究镇原胡姓文化,在我的建议下,县人大专门成立了胡姓文化研究会,加之我就是人大教科文卫的负责人,所以也负责研究会工作,当然也有胡氏人员参加。

南山 2014.06.18
[ 此贴被南山在2016-01-21 22:48重新编辑 ]
114412749@qq.com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14-06-19
热烈祝贺(甘肃)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成立!
同时期待在胡氏宗亲网上开辟一个“镇原(临泾)胡氏文化研究会专帖”,为广大胡氏宗亲提供更多有关资料,便于查阅。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14-06-19
热烈祝贺(甘肃)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成立!
友情、友谊,心心相连
1217952036@qq.com

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14-06-20
热烈祝贺甘肃镇原(临泾)胡姓文化研究会成立!
我远祖胡达公一迁安定(临泾)文武才,为齐国良相。
三十二世衡公二迁秋浦。

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14-06-21
热烈祝贺(甘肃)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成立!希望利用地缘优势来发掘整理临泾胡姓历史文献!推广和建设好胡姓的重要圣地!从而也能带动镇原(临泾)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务实      求真

只看该作者 5 发表于: 2014-06-23
热烈祝贺(甘肃)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成立!中华胡氏很多都以“安定堂”为堂号,可真实了解却非常少,希望利用地缘优势来发掘整理镇原胡氏(安定郡)历史文化,推广和建设好重要的胡氏圣地!
水有源、树有根、人有祖、一国无史君不知前臣,一族无谱后人不知先祖。欢迎加入“中华胡氏宗亲群222855665 ”    

只看该作者 6 发表于: 2014-06-29
公   告
原名叫大雪 2014-6-29 16:24:58

公   告

为了挖掘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胡氏文化,安定临泾胡氏文化研究会决定征集全国胡姓诗词(包括现代诗歌)、书法、绘画作品,作品内容仅限于弘扬胡氏文化、歌颂安定郡胡氏名人及安定胡氏名人画像及事迹等。作品一经采用,无稿酬,赠《安定临泾胡氏历史资料》、《安定临泾胡氏文化诗词选》、《安定临泾胡氏文化书画作品选》书籍一套(正在编印)。征集时间为2014年7月1日至8月10日。

电子作品发邮箱:qin818@163.com

文字作品邮寄:甘肃省镇原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胡氏文化研究会”

邮编:744500
              
                                                          甘肃省镇原县“胡氏文化研究会”
                                                                                          2014年6月29日
114412749@qq.com

只看该作者 7 发表于: 2014-06-29
友情、友谊,心心相连
1217952036@qq.com

只看该作者 8 发表于: 2014-07-03
北魏《胡国宝墓志》考----秦 铭
北魏《胡国宝墓志》考
秦 铭
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3207

        去年,无意间在网络上发现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李举纲、高波撰写的新见北魏《胡国宝墓志》考略,述其为安定临泾人。为此,今年6月22日我与同事鱼舟专程去三原县实地查看。虽然没有见到墓志碑,但通过三原县博物馆张应政我们见到了北魏《胡国宝墓志》拓片。虽然墓志碑短小,志文字数也不多,但内容涉及镇原县北魏时期煊赫一时的胡太后家族事迹,适可传阙补史,尤其对研究发掘安定临泾胡氏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拓本为竖长方形,高85厘米,宽50厘米,无首题,志文9行,行字数不等,共172字,从拓片看墓志碑虽经历1500多年,已断为两半,上半部分有一条斜长裂纹。但除个别字有泐损外,整体字迹清晰,书法为行楷书。志文内容为:“魏故使持节车骑将军、冀州刺史、新平公胡国宝,安定临泾显扬里人,乃苻勃海公谘议参军、魏使持节散骑常侍、仪同三司、秦州刺史略之孙,赫连中书舍人尚书郎、魏使持节侍中大将军、雍州刺史司空公渊之子也。颂曰:英运迭交,气哲俞鲜。至哉仁公,体道投荃。辞宦朱门,优游奇篇。乐翫琴书,守志守保贤(此句后‘守’字应为误刻)。澄心山水,静德以仁。庄惠迈矣,恒愿为邻。既潜下土,圣泽降延。加荣泉瓖,慰彼幽魂。魏神龟元年岁在戊戌十一月壬午朔四日乙酉铭记。”(见拓片照)

        北魏胡太后为安定临泾人,初为宣武帝元恪的后妃,入宫封承华世妇,生元诩后进充华嫔,孝明帝即位被尊为皇太后并临朝执政,她笃信佛教,大兴佛寺,《资治通鉴》卷148载“胡太后又作永宁寺,皆在宫侧;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 ,皆极土木之美”,卒后谥灵太后。除胡太后之外,这一家族还有多人与元魏皇室及权贵联姻,如胡太后堂兄胡盛女嫁于孝明帝为皇后、胡太后妹嫁于元乂等,志主胡国宝就属于这支北朝时期权倾一时的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胡氏家族。据《魏书•胡国珍传》,“胡国珍,字世玉,安定临泾人也。祖略,姚兴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谘议参军。父渊,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世祖克统万,渊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后拜河州刺史。”由此可知志主胡国宝与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系同父兄弟关系,志文所记胡略官职中“苻渤海公”与史传“姚兴渤海公”稍有异,应是前秦苻崇所封之职后秦姚兴仍沿用之,并不抵捂;又胡渊仕官赫连夏“中书舍人尚书郎” 较志文所记“给事黄门侍郎”品阶略高,两者可能有升迁之关系。而胡略、胡渊的“魏使持节散骑常侍仪同三司秦州刺史”、“魏使持节侍中大将军雍州刺史司空公”之职,按北朝时期的常例应是胡太后执政后追赠先祖官职,史传未载,可补入。

        据《魏书•胡国珍传》“初国珍无男,养兄真子僧洗为后,后纳赵平君,生子祥”,知胡国珍有一兄长名胡真,其生平事迹从未见史载,但在《胡太后传》、《胡国珍传》中记其有子宁、盛、僧洗三人。而在《胡国宝墓志》中并未提及志主的子嗣,此“真”与“国宝”不应为一人。其一:据墓志记载胡国宝与《魏书》所述胡国珍卒时均是“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古时人均寿命较短,胡国珍享年八十岁,已是高龄,如果胡国宝是兄真的话,那年龄应愈杖朝之年,据此看来,其应为弟。其二,根据胡国珍、胡国宝姓名推断,其兄真是否应为胡国真,值得商榷。按古人记述习惯,比较简略,一般只取姓名后一字,如史料中记载北齐胡延之其女北齐天保初年(公元550年),被选为长广王高湛的妃子,武成帝高湛即皇帝位后,便立她为皇后,称齐武成皇后。而部分史料却记载为“武成皇后胡氏,父延。”结果致使一些胡姓论文中一直称其为胡延,这是盲目照搬,不假思索和研究造成的不应有的错误。

        从墓志铭文“英运迭交,气哲俞鲜。至哉仁公,体道投荃。辞宦朱门,优游奇篇。乐翫琴书,志守保贤。澄心山水,静德以仁。庄惠迈矣,恒愿为邻”的内容分析,胡国宝应为“处士”的身份,他英年鸿运交叠,精气充沛,智慧过人。能体悟正道,与荃(古书上说的一种香草,犹今之芝兰也)投缘,是最仁厚贤达之人。虽出身权门贵族,但其远离豪富,没有接受做官,过着文人雅士清高而悠闲安乐的生活,好读优美诗文。陶醉于弹琴读书之中,砥砺志操,以保贤明。怡情于山水之间,以仁心静守其德。品行端庄、仁和、聪慧,直至年迈,长愿以邻为守。但他作为胡太后的叔父,卒后才得以“加荣泉瓖,慰彼幽魂。”,也就是说他虽已故去,埋于地下,但圣上恩惠得以绵延。加谥封爵以钱物厚葬(泉瓖:古钱币称“泉”,“瓖”同镶。),以此来慰藉他故去的魂灵,被追赠为“使持节车骑将军冀州刺史新平公”。令人颇感疑惑的是,胡国宝作为北魏时期显赫外戚家族的一员,在与其卒年仅相差三十余年成书的《魏书》(成书于北齐天保五年,即公元554年)中竟只字未提,这也可能与他没有为官有关,其中原委悬疑待考。

        更让人不解的是在出土的《胡国宝墓志》文中没有记述其他相关信息。在《魏书•胡国珍传》中载“始国珍欲就祖父西葬旧乡,后缘前世诸胡多在洛(洛阳)葬,有终洛之心。崔光尝对后前问国珍:‘公万年后为在此安厝,为归长安?’国珍言当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请以后事,竟言还安定,语遂昏忽。太后问清河王怿与崔光等,议去留。怿等皆以病乱,请从先言。后犹记崔光昔与国珍言,遂营墓于洛阳。太后虽外从众议,而深追临终之语,云:‘我公之远慕二亲,亦吾之思父母也。’”据此,胡国珍死后,随太后母亲皇甫氏灵柩一起由洛阳搬回镇原合葬。开始,国珍本欲就祖、父西葬故乡,后因前世诸胡多葬于洛阳,有终洛之心。崔光曾在太后面前问国珍:“国公万年后,是在此安厝?还是归长安?”国珍说:“当陪葬天子山陵。”到病时,太后请问后事,竟说回安定。此时已惛惚,语无伦次。太后问清河王泽与崔光,议决去留事。怿等皆以病重时神志不清,请太后还是按前说安厝洛阳为宜。太后外从众臣所议,而自己深思之后,认为父亲远慕双亲,属人之常情,也如自己常思父母一样。于是,追崇使持节、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太尉公、同州牧,号太上秦公,加九锡,谥号文宣公,葬以殊礼。由大鸿胪持节到安定监护丧事;胡太后成服于九龙殿,以尽孝心;孝明帝则服小功服举哀于太极东堂,悼念其外祖父;自去世的那天至七七之期,没千僧斋,令7个出家;百日那天,设万人斋,令21人出。

        史传中明确记载胡国珍祖父、父亲均埋葬在“旧乡”,即胡氏之郡望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此在《镇原县志》中也有记载,且镇原县上肖乡路岭村有胡国珍墓地。据当地年长者讲述以前胡国珍及皇甫氏的墓地大约占地三十亩,是在上世纪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开始被平掉的,但至今此平原处仍有高出耕地约2米多的地形,甘肃省文物管理部门在此也立有“胡国珍之墓”的碑石。而按照丧葬礼制胡国宝应归葬祖茔,但此墓志碑拓片竟然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境内发现,据此推断,胡国宝不可能葬在祖茔。又据墓志记载:“新平公胡国宝”,也就是说胡国宝曾被封为新平公,北魏新平为其封地。据史载北魏时期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新平郡地设在白土(今陕西省彬县),辖白土(彬县)、三水(今陕西省旬邑县)、云阳(为今陕西省淳化县)三县,据此推断《胡国宝墓志》出土地可能就在这一区域。





2014.07.03收到邮件 作者秦铭为甘肃省镇原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也是镇原县胡姓文化研究会负责人。感谢秦主任这篇研究胡国珍家族的重要论文在胡氏宗亲网发表。南山 2014.07.03
[ 此贴被南山在2014-07-23 01:05重新编辑 ]
114412749@qq.com

只看该作者 9 发表于: 2014-07-13
胡太后与北魏末期佛教发展----秦铭
胡太后与北魏末期佛教发展
秦铭
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3207

胡太后(名仙真,又称胡充华,为北魏宫廷命妇的封号职位),安定临泾显杨里(今甘肃省镇原县郭塬乡)人。是北魏末期政治舞台上颇具深刻影响的女性,她从孝明帝元诩登基,临朝执政达十三年之久(公元515一528 年),“位总机要,手握王爵”,对北魏末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她大力推行佛教,使北魏末期佛教的发展达到极盛,无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是对文化的发展都有着及其深远的影响。

     一、胡太后与北魏末期佛教的繁盛
公元515年正月初十宣武帝患病,三日后宣武帝在式乾殿去世。年仅6岁的孝明帝元诩续位,胡仙真被尊为皇太后,因元诩年幼无知,不谙国事,胡太后 “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亲览万机,手笔决断。”
    胡太后非常聪明而且多才艺,自幼就与佛教结缘,略得佛经大义。据史乘记载,胡太后家族素崇佛教。如其父胡国珍兄胡真生有四男,其中,一男名僧洗,另一男名虔字僧敬。不难看出其敬佛心态。胡国珍的妹妹曾出家为尼,好谈佛事,精通佛理,是洛阳城内著名的尼姑,常出入禁中,为皇后、嫔妃及公主、贵夫人等讲经布法。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胡太后渐渐喜爱上了佛理,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即公元509年,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修建南北石窟寺时,其尚闲居安定临泾老家,时常去开凿现场查看。故其去世时,胡太后下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魏书•胡国珍传》、《洛阳伽蓝记》中对胡太后崇佛及其为父母立寺祈福事的记载颇多。

    (一)胡太后与永宁寺的修建
胡太后临朝执政后,把崇佛之风推向高潮。她在执政之初,熙平元年(公元516 年)即以于洛阳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极为重视。她所建的永宁寺影响深远,对北魏时期佛教在河洛地区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云:“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

据有关资料记载,永宁寺是一长方形院落,四面有墙,各开一门,南门、木塔、佛殿等主要建筑形成自南向北的中轴线,其建筑格局以佛塔为主,以佛殿为辅,体现早期佛寺的典型布局。寺内北部的佛殿,“形如太极殿”。太极殿是北魏皇宫的“金銮殿”,是皇宫内体量最大、最具皇权意义的建筑,佛殿能与之仿佛,足见其建筑规模之大。

    寺内极为辉煌壮观的是永宁寺九级木塔,要比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高出一倍。如此高大的木塔,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据记载,永宁寺木塔高九十丈,上有十丈高刹,塔上有金宝瓶、承露金盘、金铎… … “弹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在有风的夜晚,塔铎的鸣声可传十余里。殿内供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仅大型佛像就达21尊,并且“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寺内坊亭、庑宇、译经、藏经、禅室、僧舍一千余间,被称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木塔建成后,太后不顾众臣谏阻,携小皇帝登上100多米的高塔,“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见过这座塔的人,均极力称道,“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永宁寺闻名于世不仅仅是因为它规模的宏大和高大的木塔,更因他是禅宗祖师菩提达摩步入河南境内前往少林寺前的第一站。达摩祖师自古印度来到中国,首先到了金陵,一月之后来到永宁寺,只见那九级浮屠“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称活了一百五十岁,周游列国,从未见过如永宁寺这般精美的寺院。于是,达摩口唱南无,合掌赞美不停,已经将心许与嵩洛。无疑永宁寺塔的修建,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可惜的是胡太后修建的这座当时世界最高佛塔仅仅存在了18年,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就因遭受雷击,在烈火中轰然倒塌。伴随着宝塔的毁灭,这座世界最高佛塔的高度也成了一个千古未解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永宁寺塔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试图揭开永宁寺通天宝塔的高度之谜。此外,她还先后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浮屠、冲觉寺五级浮屠,兴建了太上公寺和太上君寺。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里,为东西并立的双寺,“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其目的“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当时人称作“双女寺”。因为胡太后的重视,“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

不仅如此,胡太后的家人也在洛阳建寺。胡太后从姑建胡统寺后,“入道为尼,遂居此寺”。在这一寺院的诸尼,多是“帝城名德,善于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太后说法”。

(二)、胡太后与龙门石窟的营建
    胡太后还在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大兴法事,开凿石窟,在古阳洞南壁(正光三年,522)、西山老龙窝(正光五年,524)、西山莲花洞北壁(孝昌元年,525)和西山火烧洞(年代不详)中迄今仍可见到与胡太后及其家族有关的题记。今移录如下:

1. 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造像记(今残,题记框高46厘米,宽17厘米):  
    正光三年九月九日,比丘慧畅仰为皇帝、太后、师僧、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众生,敬造弥勒一铺,悉皆同时成佛。  
2.龙门西山莲花洞北壁西端上层有题记:    
    中明寺比丘尼道扬、道积、道保,依方峙行道愿造贤劫千佛,但愿司空皇甫度及陈夫、兄夫贵鉴夫人、柳夫人诸贵人等、北海王妃樊,仰为皇帝陛下、皇太后、旷劫诸师、七世父母、所生父母、见在眷属,十方法界、天道众生,生生世世,侍玄(贤)劫千佛、发善恶心,弥勒三会,愿登初首,一时成佛。
                    大魏孝昌元年八月十三日记。
3.龙门石窟西山老龙窝,北魏邑义为胡灵太后造像题记(高48厘米,宽36厘米):
    正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道俗廿八人共造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皇太后,下为法界苍生,离苦得乐,□迳攸保,愿众生同登正觉。都维那刘景和、邑子显宝、邑子李崇启、邑子显叶、邑子赵洪始、邑子史兴宗、张匡(以下19人略)。
4.龙门石窟西山,火烧洞西壁南段有北魏清河王元亶妃胡智(胡太后侄女)及其子元善见等人造像记:
   □ □(孝昌或正光)年七月十 □ 日,清信女佛弟子 清河王妃胡智,敬造
   释迦像一区,愿国祚无疆,四海安宁,离苦常乐。
   弟子元善见侍佛。 弟子元敬孙侍佛。 弟子□仲华侍佛。

   胡太后对佛教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北魏末期佛教事业的迅猛发展,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就是于这一时期进入高潮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太和十七年(493),景明初(500),著名的龙门三窟(即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而建的三个洞窟)开始动议建造,到正光三年(523),在胡太后的支持下才得以基本完成。期间,胡太后于熙平二年(518)亲率文武群臣临幸龙门石窟,以示她对佛之虔诚和对石窟营造事业的重视。在胡太后执政的短短十余年间,龙门石窟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龛,如龙骧将军洞、来思九洞、弥勒北一洞、弥勒北二洞、地花洞、六狮洞等。药方洞和唐字洞也开凿在此时,只是未竣工而已。这是龙门开窟造像的盛期,也是龙门石窟史上的第一个造像高潮。

在佛教昌盛的社会氛围下宦官、诸王、官员、僧人也纷纷建寺院。甚至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也出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并且形成了一股风气。长秋寺是因宦官刘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的昭仪尼寺;魏昌尼寺是“阉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清河王元怿修建的景乐寺,“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元怿死后,“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元怿弟元悦又对景乐寺“复修之”。元怿还在洛阳城西建融觉寺,规模也较大,“有五层浮图一所,与冲觉寺齐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彭城王元勰修建的明悬尼寺在洛阳城东。外戚冯熙 “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他还在北邙山建北邙寺,“其碑文,中书侍郎贾元寿词,孝文频登北邙寺,亲读碑文,称为佳作”。此外广陵王所建的龙华寺、北海王所建的追圣寺与胡太后所建的秦太上公寺被称为京师洛阳的三大名寺。另外一些地方官员也大力兴建寺院。洛阳城东的龙华寺、正始寺和景宁寺都是官员所建。“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正始寺因是“正始中立,因以为名”。景宁寺“太保司徒公杨椿所立也”,洛阳城南的招福寺和正觉寺也是官员所立。三公令史高显洛在利民里地下挖出黄金百斤,根据黄金上的铭文,“遂造招福寺”。正觉寺是“尚书令王肃所立也”。

从北魏末期洛阳寺院建设的情况可以看出,因为佛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引起了全社会的崇佛盛行。从公元516年到528年,胡太后临朝执政的13年时间里,佛教从内容到规模,从艺术到实际都得到迅速发展和丰富,佛教信仰日益深入到社会的下层,逐渐成为各民族、各阶层的普遍信仰。普通百姓出家为僧侣的日渐增多,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广建寺院,到了魏末,仅洛阳有寺院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魏书•释老志》说:“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佛教的兴盛,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寺院经济的发展,据《释老志》言,公元518年,洛阳城内佛教寺院已超过五百,而且“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洛阳民宅被寺院占去三分之一。

另外,胡太后还注重同西方佛教文化的交流。公元518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三年(公元522 年)宋云等人取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后回国,极大地丰富了北魏佛教的实质与内涵。

       二、北魏末期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积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瑰宝,对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一)、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对中国儒学和道教起到了推动作用。自汉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以儒学立国。儒家反映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天人关系和宗法关系,因而有稳固的社会基础。敬天和祭祖是宗教的主要形态,忠君和孝亲则是主要的伦理观念,“食色性也”,受到肯定,所以本质上是人世的。佛教视家庭为牢笼,把色与食视为“欲”的标志,是一切堕落的根源,因而以从世间解脱为旨归,以出世为高尚。儒释的这一对矛盾是所有其它矛盾的焦点。道教在思想上是儒家的帮手,但在宗教观念上,却弱于佛教。因而佛教充分发挥了它的多面性和灵活性的适应能力。它的世界观有批判的否定的一面,既能为空幻和虚无者提供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也能为不满现状、企求改革者提供批判的武器;它的世界观也有肯定的积极的一面,既有心性本净说,提倡内省思维,起稳定社会人心的作用,也有心性杂染说和心本无性说,强调后天学习和个人修养的决定性意义。这些,都可以用改变个人思想认识和调整心理情绪的方法,使人们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缓解和调和同外界的冲突。
北魏末期由于大量的佛教传入,对道教、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的渗透作用,以至于在此后的隋唐时期,各宗并畅,构建了富有中国独特色彩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一转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强烈出世倾向,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放在了不即不离的恰当位置,为中国士大夫阶级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齐治平”与道家“遁迹出世”的思想依据。同时,也为近代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准备了理论基础。近代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是章太炎、谭嗣同,还是康有为、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宝库中觅到构建学说的养料。这一切无不说明佛教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如今只要是有志于研究考察中国哲学思想者,就必须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否则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法把握和探究的。

     (二)、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促进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北魏末期佛教迅速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随着佛教的兴盛,伴随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杰作,如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陇东石窟中的作品,在创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从而也间接地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尤其是胡太后派宋云与惠生前往印度取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极大地推动了译经事业的发展,随着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给汉文带来了众多的新鲜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如“三昧”一词,现在已成了汉语中表示精髓、奥秘、要旨的词汇。又如,随着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至今中国孩子一进小学,就要学习“平上去入”四声。总而言之,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两大文明体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机会,其交流之广遍及当时的各个学科,如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三)、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构建了人心的和谐。在北魏末期,佛教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因为其本身的思想与东方文化的价值观非常吻合。佛教注重个人的内在修为,教导人们向自心求法,教人为善。就此方面而言,从西方传入的佛教与本土产生的儒、道二教存在共通之处。

太虚大师提出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作用于人心的和谐,教导人们正确地去认识自“我”的高度概括。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考量人们自我认识程度的标准。是以追求超越迷妄、烦恼、痛苦和生死的解脱之道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世间的一切困苦都是缘于人们无法正确认知生命,因而由贪、嗔、痴所造作的诸多罪业所引起的。所以,凡事都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求问题的答案。通过针对杀、盗、淫、妄、酒五种恶行所制定的“五戒”,为弟子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善调,要求弟子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戒定慧”三学相应对治引起不良言行的“贪嗔痴”的迷惑思想,从而断灭烦恼,了生脱死,觉悟人生。《法句经》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句着名的“七佛通戒偈”表明,持戒的重点不在外表,而在“自净其意”。“意”指心的作用,即要求在心地上用功夫。“心”是行为的支配者,去恶从善,关键是心净。“心净则国土净”,这也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克服反道德的心理因素,实现个人与自我从内“心”上的根本和谐。个人内心的和谐,也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推动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另外,佛教道德规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际关系为重的思想,适应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佛弟子修持实践的道德规范,直接有利于非信徒大众的福祉。佛教道德规范也不限于信徒必须遵守,对非信徒同样有实践意义。基于众生平等的原则,不排斥其他宗教信徒实践道德规范,成就崇高人格。此外,根据缘起论、因果律,强调人与人的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并由此而肯定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体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共存共荣。这些佛教思想,都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由此可見,在维系安定和谐的问题上,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效。
(四)、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缓解了民族矛盾。一个动荡时期的社会往往能够为各种社会思想提供自由的土壤,从而产生比较丰富的精神文化。北魏时期,尤其是胡太后执政时期,正值社会的动乱和分裂期。葛荣、杜洛周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击杀了王元融和王元深后,势力大盛。至孝昌三年(527年)横扫河北,兵锋直逼洛阳。同时南梁军队北攻淮泗,南线告急,而北线的柔然也挥师南下。更为严重的是雄踞北方的尔朱荣军力强大,傲视洛阳。还有鲜卑、羌、氐、匈奴和敕勒等少数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公元523年-528年边镇、高平赫连恩(匈奴人)、秦州羌族人莫折太提等地起义不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和佛教在迎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同时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群众基础,并通过宗教本身的社会功能影响着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尤其对于北魏复杂的民族关系而言,宗教曾起到了加强民族交流的重要作用。因而,玄学、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文化趁兴而起,尤其是以道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宗教,在北魏末期得到了充分发展,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魏书•释老志》是第一个专门的宗教史体例,魏收辟专志记载当时的宗教信仰状况,可知宗教已成为当时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在北魏平城时期佛教遭受过灭顶之灾,但在胡太后执政的北魏末期却达到兴盛,除了佛教的包容性,以及它能够与中国本土的玄学、道教迅速有机地结合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佛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思辨性。北魏前期,道教信仰的主体是汉人,而佛教则是“胡”教。但这种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适宜它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就本土文化而言,作为中国文化之代表的儒道思想一方面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这是佛教能够融入中国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固有文化中呈现出来的的思辨不足、信仰不明确等诸多缺陷则为佛教融入中国提供了契机。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夷夏论”使所有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有一种外来感,而佛教正被看着是非华夏的、外族人的“夷教”,因此,少数民族对佛教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同时,也适应了以及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信仰的危机,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也正因为不同民族同一种宗教的信仰,才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产生共同的宗教情感和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使各种群体、个人和社会集团形成统一的整体。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缓和了民族关系,消除了民族隔阂,增进民族感情。

综上所述,北魏末期佛教与南朝佛教相比,具有重修禅持戒的宗教修行、重修寺造像,积累功德,追求想象中的今生和来世利益、宗教与政治密切结合,将皇帝看作现世如来三大显著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北魏末期佛教的这种完全不同于南朝的情况,适应了胡太后临朝执政的政治需要。因而,胡太后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不遗余力地推崇佛教、修建石窟寺院,并借助佛教引导社会意识,维护政权。这种以执政权力推动宗教发展的政教合一的现象也是胡太后的一大创举,并落实在北魏末期的京都洛阳。从龙门石窟,到当时的永宁寺等各个寺庙,都无一不体现着这一主题。政教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庙建设蓬勃兴起,把佛教发展推向了中国化的高潮,魏末洛阳寺院达一千三百七十六所,使洛阳成为一座参佛、祈愿、持戒、译经、礼佛的都市。政教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变了少数民族强悍的铁血性格,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同时,也改变了佛教长期冷落的状况,得到迅猛发展,也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为隋唐佛教盛世奠定了基础,这是胡太后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的巨大贡献。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3207

2014.07.13 收到邮件 作者秦铭为甘肃省镇原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也是镇原县胡姓文化研究会负责人。感谢秦主任这篇研究胡太后与北魏末期佛教发展的重要论文在胡氏宗亲网发表。南山 201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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