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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48封书信 诉说三地乡愁----华西都市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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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20-12-03
百年前48封书信 诉说三地乡愁
华西都市报2020-12-03 02:33:36.0四川发现


《新修胡氏族谱》总修胡永南。


《新修胡氏族谱》总修胡永南。1938年刊行的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新修胡氏族谱》(6卷)


《新修胡氏族谱·蜀粤闽征信录》中的内页页面。


图书《蜀粤闽征信录校注》。


  11月27日,从四川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今天府新区煎茶街道青松二组)胡氏家族1938年刊行的《新修胡氏族谱》中析出成册,由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东来与胡证川、胡子平编著的《蜀粤闽征信录校注》在成都举行首发仪式。该书收录了1918年-1923年蜀闽粤三地胡氏族人往来书信48封,再现了18-20世纪胡氏家族迁川、定居、创业、发展的完整图景。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在首发仪式上表示,四川作为移民大省,如今民间尚存大量老族谱,但在族谱中完整保留客地与祖乡书信往来的,非常罕见。《蜀粤闽征信录校注》的出版,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堪称近年来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收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翻阅这部以民间历史文献整理的著作,百年前的浓厚乡愁气息扑面而来。

筚路蓝缕,入川打拼
  据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胡氏族谱》记载,在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雍正五年(1727),住在惠州府长乐县(今广东五华县;雍正十一年长乐县改属嘉应直隶州,1914年改名五华县)葵岭乡塘尾的胡登科一家,动身前往四川。
  胡登科生于康熙四年(1665)七月十二日,娶妻廖氏,生子胡灿英,娶媳谢氏。到雍正五年时,胡登科63岁(虚岁,下同),廖氏已经去世。
  作为世代的农民,胡登科一向“农务自给”。但长乐土地坚硬贫瘠,“多不毛”,生活艰难。官府号召移民四川的消息传来,胡登科决定举家迁川。于是,胡登科带着胡灿英夫妇,“一肩行李,别无长物”,踏上了艰难的迁川之路。
  胡登科一家走的是旱路,相比水路而言,省钱但耗时较多。他们用去一年多时间,于雍正七年(1729)抵达泸州潘家沟,用一千文钱赁田耕作。同年,胡灿英的大儿子胡遵汉出生。
  后来,胡登科一家又迁往成都新繁南门外的王家碾。乾隆二年(1737),胡灿英的二儿子胡遵潮出生。新繁土地肥沃,外来移民争相涌入,佃耕不易,胡登科一家又向东迁入简州龙泉驿。乾隆八九年间(1743-1744),胡登科一家迁到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当时这里土地偏僻,人烟稀少,但胡登科却很满意,“顾而乐之。”
  胡登科一家佃耕当地一傅姓的田地,经过一家人的艰苦打拼,家境逐渐宽裕起来。从长乐县老家入川的族人,也跟着依附在他们周围定居。
  胡灿英一共生了5个儿子,其中第三子被抱养给族人,其余四子分别为胡遵汉、胡遵潮、胡遵湘、胡遵海。乾隆二十七年(1762),98岁的胡登科在儿孙绕膝中离世。
  如果说迁川始祖胡登科决定入川规划了胡氏家族兴旺蓝图的话,那么,迁川二世祖胡灿英就是奠定家族基业的最大功臣。
  胡灿英眼光独慧又勤于奋进。在煎茶溪附近,有一地名李家坝(后改名为理嘉坝),地处洼地,荆棘丛生,虫蛇横行。乾隆三十八年(1773),胡灿英拿出多年积蓄,将李家坝这块数十亩的地买了下来,邻居们很是不解。
  胡灿英疏通水道,开辟阡陌,削高填低,一片瘠地逐渐成为沃土。乾隆四十年(1775),胡灿英又“诛茅为屋”,第二年修建完成。“昔之蔓草荒烟,虫吟蛇窟之地,焕然而栋宇联云,气象一新,过者恒啧啧称羡焉。”
  到嘉庆十年(1805),胡灿英四子分家时,胡氏家族已拥有水旱田1400多亩,成为当地一大望族。

顶峰时期,分家析产
  客家人素有“聚族而居,抱团发展”的传统,通俗地说,就是不分家。但是,分家析产成为客家移民后代每个大家族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胡氏家族从入川以来到民国初年,经历了两次大的分家析产。
  第一次分家析产,源于一场官司。
  胡灿英在李家坝购置恒产后,家族事业蒸蒸日上。乾隆五十七年(1792),84岁的胡灿英去世,胡家由能干的老二胡遵潮主理。到嘉庆初年,胡氏家族人丁已达2000多口。“人轰于屋,马轰于廐,阡陌云连。”
  但就在这时,胡家的麻烦来了。“因堰务界务”,胡家与邻居宋子林发生纠纷。
  宋子林在当地的势力很大,导致官司连年不决。胡灿英的4个儿子中,胡遵汉最为勤朴,胡遵潮沉默寡言,不怒自威;胡遵海为人机敏,最善言语,平时喜欢替人排忧解难。
  在应对官司方面,胡遵海发挥了主导作用。“凡操纵之术,捍御之方”,都由胡遵海和胡仁瑞、胡仁泰两个侄子做主。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制服宋子林,这才了结了官司。
  虽然赢了官司,但却拖累了胡家。嘉庆十年(1805),四大房人分家析产。到道光末年,四房产业合计近7000亩,家族发展到顶峰。
  胡遵海有5个儿子,在老大胡仁恺和老二胡仁昭的主理下,励精图治,兄弟和睦,很快又添置产业上千亩。照这样下去,这一房人必将又是枝繁叶茂、兴旺发达。
  咸丰七年(1857),胡仁恺去世。此时,李蓝农民军攻城略地,官府为应对战事,“募捐输急”,富户成为官府“募捐”的重点对象,胡家苦不堪言。
  大家商议,通过分家将家产分解,“以纡其祸”。
  又过了两年,“土匪大猖,继以兵祸,各仓皇挈家避。”经此乱变,曾经聚族而居的胡氏家族,家族力量被削弱,走向了下坡路。
  不过,胡氏家族在人口增长方面,却令人瞩目。根据《胡氏族谱》中的记载,从胡登科携胡灿英入川开始,到1929年,202年间,胡氏家族一共繁衍八代人,谱载男丁1177人(不含配偶及子孙中的女性)。

书信往来,修成族谱
  胡氏家族自从在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开基以来,就遵循耕读之道,成就了家族的辉煌业绩。
  胡灿英在世时,曾多次叮嘱子孙要“谆谆以诗书礼教,诒谋后人”。从入川第四代起,到第十代,胡氏家族出了贡生6人、监生3人、廪生3人、庠生两人、增生一人,议叙县丞3人等。
  在这些读书人中,入川第六代胡永南(1852-1925)最为典型。
  胡永南是胡遵海这一房的后裔,胡永南的父亲胡元鼎,道光三十年(1850)被补为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是胡氏家族迁川后读书成名的第一人。
  胡永南,号绶珊,别号溪隐老人。光绪十一年(1885),胡永南拔贡,被保送进入京城国子监读书。光绪十六年(1890),被礼部传补为镶黄旗官学第三馆汉教习。5年后,因母亲去世,胡永南丁忧归乡,从此专事教育工作。
  对胡氏家族来说,胡永南最大的功绩,莫过于经过多年的努力,编修了《新修胡氏族谱》。
  1918年起,胡永南主持新建胡氏宗祠,组建了近30人规模的族谱纂修局,亲任总修。但由于与广东祖乡断绝联系已久,他广搜文献,千方百计与祖乡取得联系,反复通信考证世系,才编撰出6卷的族谱。
  胡登科在揽祥埂落业后,曾托一个叫花椒客的行商,从祖乡带回族谱手抄本。光绪元年(1875),胡永南从手抄本族谱中得知胡登科妻子廖氏葬在长乐县塘尾,倡议族人派人返回祖乡省墓,并提议把廖氏迁葬来川。光绪十三年(1887),胡永南写了一封书信,托粤商代投祖乡,这是蜀粤间的第一封书信。
  光绪十二年(1886),胡永南到北京后,住在京城宣武门城南皮库营。得知附近嘉应会馆有一个广东长乐县的同年拔贡生陈叔颖,就登门拜访,托其带书信到长乐县给祖乡族人。两年后,胡永南收到陈叔颖的信,里面有祖乡族人的回信。这是祖乡族人回复客地的第一封书信。
  回家丁忧后,胡永南与祖乡再次中断联系。直到要重修族谱,胡永南再次给陈叔颖去信,陈叔颖的儿子陈培玮回复,胡永南才知道陈叔颖已在1913年去世。但通过陈培玮的帮忙,胡永南与祖乡族人成功地取得了联系。自此,为求证探讨,蜀粤闽三地书信往来不断。
  从1918年到1923年,三地通信达48封,大量记叙了当时蜀粤闽三地的民风民情。陈世松评价说,这48封书信,承载的信息量极大,是一般家族文献所不能比拟的;书信讨论的话题较多,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对祖乡、客地宗族的记述,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这些鲜活生动的细节,对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显得非常稀有珍贵。
  1925年,在族谱编修告竣之际,胡永南将48封书信录于族谱中,取名《蜀粤闽征信录》,以告知后代,希望后人追念先辈修谱之艰难,倍加珍惜族谱,光大于未来。
  同年,胡永南与世长辞,享年74岁。


(图片由胡子平提供)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相关链接:
胡氏文化新书——《蜀粤闽徵信录校注》出版发行(尊经文化)
陈世松:《蜀粤闽徵信录校注》序(胡氏宗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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