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姓逸事】]胡适---历史玷污的伟人 [复制链接]

重新评价胡 适

许 进 又到春花烂漫的红五月，迎来了“五四”运动85周年

今日 的青年，可能觉得“五四”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似乎再燃不起什么激情，有人甚至认为它仅仅是中国现代史发端的一个历史符号。不过就是“青年节”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很不幸的。

“五四”，是中国推翻两千多年帝制肇建共和不久，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民面向世界新时代的第一声呐喊。这是划时代惊天动地的呐喊！

“五四”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也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五四”运动，并不是由什么政党领导的革命，也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礼物。“五四”运动，是一批有血有肉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率先倡导而有广大青年参加的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要科学、要民主，它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波澜壮阔，奔腾向前。

为永远纪念“五四”，北京曾树起了一面不锈钢浮雕，正面是毛泽东，李大钊在侧，背景是毛的一首《沁园春》词，边角还有蔡元培、鲁迅，这显然违背历史。前两年北京又新建了命名为“曙光”的一面30米墙上的大型群雕，主体是陈独秀的头像，还有李大钊、蔡元培、鲁迅、周恩来，当然也少不了毛泽东，却就是没有胡适。

“五四”时那群有血有肉的人物中，胡适绝对应该是有突出地位的。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胡适这个名字，现在许多人都比较陌生或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只从负面评价中听说过，这是由于过去片面批判否定而形成的，歪曲历史是极大的不公正。

胡适，字适之（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洪骍。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因读《天演论》，信奉其中说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乃改名胡适。1910年8 月赴美，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改入文学院。初到美国，胡适积极参加各种社团课外活动，用英语演说，和人辩论。初入校，英文即达免试程度，又选修法文、德文，均达独立阅读水平。1912年即翻译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原名《割地》），寄上海《大共和日报》发表，后又经书刊转载，并被收入小学课本，成为数十年不衰的爱国主义教材。

胡适对中国古籍也深有研究，曾写文章在国内报章发表。在日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读后佩服，写信结交。1915年8 月在美国负盛名而担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袁称帝制造舆论。胡适读后愤慨，立即写《中国与民主》一文力予驳斥，接着再写一篇《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给以猛攻。1914年6月，胡适与友人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这是我国第一个科学团体。并出版中、英文两种版本的《科学》月刊，中文版在上海发行，1915年正式出版后逐渐扩大，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胡适自幼聪颖，在康奈尔大学，三年学完四年课程，毕业后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移北京出版。陈读到胡适的文章，写信去美国，1916年2月，胡与陈独秀开始通信。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义》在《新青年》发表，引起轰动。这年6月，胡适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当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胡适一回国立即被聘为北大高薪教授，时年仅27岁。同时他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北大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罗致了各种流派的学术人才，有一些“老夫子”，但也有不少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如刘半农、刘文典都和胡适同年。胡适口才极好，用中英文讲演，都十分吸引听众。他在北大讲《中国中古思想史》，在北大二院小礼堂，座无虚席，加上旁听的，整个礼堂挤满。那时北大著名教授很多，惟有胡适讲课听众最踊跃。有人称赞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引人入胜”。那时，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也去旁听，对胡适“非常敬佩”，树为“楷模”。

胡适国学根底深厚，又加用西方科学的治学研究，因而其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连出多版均畅销，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等均钦服。

更重要的，他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等《新青年》编辑部一班人物积极鼓吹新文学革命，推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日常不再用古文言文，宣传新思想。胡适做新文学的开路先锋，极力提倡白话文，并倡议使用中文的标点符号。尤其是白话诗，他创造性地率先倡导用白话写诗，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新诗。而最早的新诗就是胡适的《尝试集》。

1918年12月，胡适支持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清、王星拱、顾颉刚、俞平伯等以及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创办《新潮》月刊，胡任顾问。陈独秀支持由学校负担印刷费，李大钊从图书馆拨间房办公。1919年1月，《新潮》第一期出版，成为《新青年》的姐妹刊。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但它是从1916年以来新文化运动所推动、发展而来。新文化的归纳就是“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毫无疑问，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首要领导者，胡适当时虽去上海迎接杜威而不在北京，但新文化运动倡导最力者仍不能不推胡适。陈独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陈年长胡适12岁，对胡极为推崇。称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应是无可争议的。

“五四”是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

新和平主义者的人文理念

1919年4月末，胡适离京赶往上海迎接他的老师杜威偕夫人从美国到来。以后杜威应聘为北大客座教授，并到江苏、河北（直隶）、辽宁（奉天）、山西、山东等十一个省巡回演讲，胡适始终陪伴当翻译，他的口译受到一致称赞，许多听众不看杜威而是慕胡适之名而去的。5月2日在上海，胡适应邀先做了场介绍杜威“实验主义”的演讲，5月3日起，杜威开始学术演讲。5月5日，胡适在蒋梦麟家中，听来访的张东荪、俞仲华说，才知道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很高兴。5月7日胡适参加上海国民大会游行，去公共体育场听讲演，会后跟大队游行，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穿的长衫（他喜欢长衫）浑身衣服里外都湿透了。

胡适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有译“实用主义”）。他认为“实验主义”是科学的产物，用科学的观点看，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同时，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的。他解释“实验主义”，是只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的效果。世界是人创造的。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人类应该从事实中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本事，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知识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他坚持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要培养创造的思想力，就要以怀疑为起点，找到新知识来解决这疑难。胡适把它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实就是杜威在《思维术》中讲述人之有系统思想的“五个阶段”的精炼概括。胡适一生都用这一学术思想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曾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受批判。

上世纪20年代初，正当李大钊、陈独秀等努力介绍“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并积极宣扬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形成时代新思潮的时候，胡适抛出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调，并要青年们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还在此时提出“整理国故”。在当时和以后，他都因此而不断地受到批判。他与陈独秀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而陈独秀已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胡适在政治上仍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和陈独秀分道扬镳了。

杜威除许多哲学著作外，还有不少论文。有一 篇《力量、暴力与法律》，讲力量可产生能，能可做工，造福人类。但力如不用来执行它应负的正当使命，背叛或阻碍这一使命的实现，就成了暴力。例如：炸药应该用于建设而去爆破岩石，如果相反，用去轰炸杀人，结果这力变成是浪费而不是生产，是毁灭而不是建设。这力不是能量，而是暴力。法律就是将在无组织状态下可能导致冲突和浪费的力量合理地组织起来，使各种力量能最经济而极少浪费地产生造福人类的效果。这与胡适的思想不谋而合。胡适曾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曾与美国和平主义者讷司密斯博士研讨过世界各国的冲突，主张放弃武力，天下息争。1915年6月，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后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出新和平主义理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强迫别人接受他一己的意志，就会招致反抗。强迫与反抗的对立，便使双方的力量抵消而至于毫无结果的浪费。如果双方息争合作，共同为人类、为人民的生计福祉向大自然奋斗，则双方都得解放，都会从合作中受益。两个力量相顶，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费，而两种力量合力，则可以为人类造福。胡适在美求学时曾专门会见这位安吉尔，接受新和平主义的思想。在他内心早已崇尚老子和墨子，老子主张不争，墨子主张非战。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胡适以为是至理名言。这些理论又和他“世界主义”的理想相通，“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这也是他崇尚的名言。

胡适是爱国的，但他更爱人民。他认为，人民是最根本的，没有人民便没有国家。他将人民置于国家之上，以为各国的人民都应是世界公民，共同生活在一个互相容忍、没有暴力的和平世界大家庭里。虽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的想象，而且有许多地方都可以批判，但这种新和平主义以民为本的人文理念贯穿了胡适一生。

坚定不移的“独立”、“自由”意志

胡适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

胡适的一生主要事业是学术著述和办教育。他在北大当教授，还当过代教务长，文学院长，北大校长；在上海还当过中国公学校长等。办教育，育人才，正是他的职志，他很早就提出教育救国的口号。他认为，要使中国强盛，培养人才是根本，要培养大批有学识、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青年，在社会上成为中坚栋梁，国家就可富强。

在教育问题上，他强调不能偏重自然科学特别是实用的工科，而应重视文科，文科最能培育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他特别强调培育健全人格的重要。

胡适本来是不想参与政治的，但面对现实，他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卷入了政治的漩涡。因为他写文章，做演讲，什么事都要发表意见。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8年9月，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胡适即撰文抨击：“今年的省议会选举和国会选举乃是中华民国的大羞耻！这种羞耻比日本的廿一款大得多呢。”他号召青年们起来对这种腐败黑暗的政治竭力干涉，做各地选举的监督，肩负起国家的重担。

当吴佩孚势力正盛时，胡适反对他的“武力统一”政策，提出“联省自治”主张，用“省议会”来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说吴佩孚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不能不认为幼稚”。胡适不分好坏地一律反对武力，连大革命的武力北伐他也反对，冯玉祥驱逐满清末帝溥仪出宫他也反对，说什么这是“自由”、“人权”的问题，受到广泛的批评。直到七年以后的1931年，他才痛悔自己错了。

1925年2月，胡适出席了段祺瑞召开有各省军阀、官僚参加的善后会议，受到舆论界的猛烈抨击。其后，他发现参加会的人毫无诚意，各地仍在重开战祸，便中途辞去善后委员职务，退出会议。以后，他在许多政治活动中，都受到许多批评。

胡适对待政治，完全是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有时很正确，有时又很乖谬，他是按自己随时所思来决定对一具体事情的态度的。

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却是笼统的，空洞的。胡适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批评说：“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权的盛举，我们老百姓是喜出望外，但仔细读后，便大失望。”他指出，实际生活中，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没有人权保障。他举了自己好友、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的例子：“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就被拘禁了多少天。他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胡适质问：不经法院审问，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定罪，岂不是根本否认法治了吗？他呼吁快制定约法，保障人权。后来他又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展开更猛烈的攻击。他说，新文化运动就是要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但今天的局面是思想言论完全失去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他要求，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谥号的”。这是1929年秋的事。国民党人大不满，将他的言论编辑成册，又发动对胡适大加批判，集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报刊围剿，行政施压，终于迫使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住进上海租界里埋头著书了。虽然抗日战争后胡适被蒋介石揽入政府，但他不加入国民党，而他在高压统治下敢于指斥国民党的勇气是令人可敬的。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为我国抗日战争做争取外援工作。1942年卸任后仍留美讲学，1946年7月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水兵强奸），正在南京开会的胡适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拍案而起说：“这还了得！真岂有此理！”他是极少发怒的，这时却火了，正气凛然。又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众怒难犯，伸张正义嘛！”并迅速飞回北平，决定以学生监护人的名义上法庭作证。1947年1月，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劝阻，坚决走上法庭为被害学生讨公道。

对共产党，胡适也持批判态度。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他的好友，信仰不同，政见各异，但不影响友情。陈独秀第一次被捕释放后，代胡适去武汉讲学，回北京后因躲警察纠缠就暂避到胡适家（后由李大钊接去其老家乐亭，转道南下上海）。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来华，北洋政府下令监视。胡适就写信给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说：越飞确是苏俄的正式代表，中国应对他表示相当的敬礼。后来，李大钊在北京宴请越飞，胡适、蔡元培等应邀出席招待会，并都在会上讲话。

胡适是研究哲学的，他当然也接触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学说是可行的，尤其不能接受“暴力革命”的政治主张。但他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他甚至曾建议蒋介石政府让出一个省或东北三省交共产党治理，看看实际的成绩。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想争取胡适，托傅斯年向在美国的胡适转达问候。去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正式代表中共与胡适长谈，想争取他的支持。胡适从美国发了一个长电报给毛泽东，8月28日毛飞抵重庆出席国共谈判，王世杰将这份电文交毛泽东，9月2日《大公报》全文刊登。胡适在电文中，要求中共“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宣传他那套议会两党制的美国式的民主。毛泽东当然不会搭理。这也可以看出胡适这位自由主义者的天真。

北京解放前夕，中共也曾极力争取他，但胡适认为：坚持暴力者，夺取政权后也必然是暴力下的长期专政。终于被蒋介石接去了南京，以后去美国长期居住，与共产党越走越远了。

胡适不是圣人，他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但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坚持做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保持个人“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他一生以坚定不移的意志实践了这样的要求。

一代宗师的品行操守

胡适性情温和而直率，真切而不虚妄。蔡元培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写的序文中，曾把他说成是安徽绩溪城内著名书香望族的胡氏世家，胡适否认，老老实实地不沾这个光，说那个著名的胡家与他不同宗。他家是绩溪城北50里乡下的上庄村人，历代没有名人，靠小本经营为生的。其母17岁嫁与时年已47岁的其父填房（前二妻均早逝）。胡适4岁丧父，其母23岁守寡，与幼子相依为命。母亲性温和，能忍，干练。胡适自幼承母教即知生活之艰难，奋发读书争气是唯一出路。深受母恩，因此胡适事母至孝，在国外读书也每月固定给母亲写信报告一切。起初所以屈志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是因为农学院可不收学费，他可以省下80元官费的大部分寄回家供养娘亲。胡适思想先进，但却同时有很强的传统伦理观念，讲求孝道。这也是影响他既是新派人物，在有些问题上却又是保守派，或许与此有关。

胡适的婚姻更不同一般。其妻江冬秀，是其母在胡适14岁时为他订的亲，比他大几个月，是文化程度很低的小脚女子。胡适本可交许多女朋友，但为使母亲满意，便应允了这桩亲事。从美国回来后，在北大任教，1917年寒假时，12月30日（旧历11月17日）即胡适的生日，回家与江冬秀完婚。胡适自己写副对联：“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挂在堂上，行文明婚礼。江冬秀早已听胡的话，将小脚放开了，胡适又不断地教她读书。第二年将她接去北京，二人白头到老。江冬秀生育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早殇）。胡适谨守一夫一妻制，直至终生（其中有过一段与曹佩声恋爱而几乎与江冬秀离婚的故事，但那只是小插曲而已）。

胡适重感情，忠于朋友，世人称道很多，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陈独秀。他不赞成陈信仰的共产主义，但尊重他信仰自由。政见不同，友情不减。陈独秀每次被捕入狱都是胡适积极营救。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这个连任中共五届总书记的领袖却因对抗共产国际被自己的党开除了，而他仍继续不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屈不挠。这次国民党大事宣扬“抓获共党要犯”，胡适立即出来营救，并邀约好友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任鸿隽等人要求将陈独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公开审判，蒋介石答应了。胡适又在公开场合继续宣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大声呼吁要营救陈独秀，为此全力以赴，四出奔走，发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沈钧儒等许多知名人士联名共同营救。陈独秀被判刑后在狱中，胡适经常去看望他，给他送钱送物，按照他的需要送给他大批的书籍（陈在狱中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经常写信给胡适，有什么事，胡适是他最可信托的人。胡适还在北大公开演讲，题目就是《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大事歌颂陈的功绩。并高度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七七”事变后，胡适要求南京释放陈独秀，8月22日，陈独秀被明令释放，辗转去四川江津，以后，贫病交加，靠卖文为生。在美国的胡适接友人信，希他设法使陈能去美游历，胡适立即奔走安排，后因陈不愿去美而作罢。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因他曾攻击胡适，这时有人鼓动胡适反攻击鲁迅，胡适拒绝了。他公平地评价鲁迅有成就，并就“左派控制新文化问题”说：“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虑，……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鲁迅死后，他绝不趁人之丧进行打击报复，而且还教导自己的学生正确评价他。如此风范。足仰千秋。

胡适桃李满天下，他热心培育许多英才。吴晗、千家驹都是他帮助过的学生，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都请求胡适给予帮助（包括经济上的），千家驹一篇论文引起胡适注意，约他面谈，并帮他介绍了工作。千家驹以后回忆说：“胡先生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而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的精神”。

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适以北大文学院长的身份和钱端升、张忠绂二教授，接受任务去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同情支持。胡适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巡回演说，不辞辛劳，十分忙碌。而生活方面极为节省，住最廉价的旅馆房间，三个人都不领月薪，在美国六个月只看过一次电影，听过一回戏。出旅馆门，有侍者代叫汽车，就得给他二角五分钱小费，胡适等都不肯在门口叫汽车，出门转一个小弯，不让侍者看见再叫汽车，可代公家节省二角五分美金。胡适在给江冬秀的信中写道：“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从各方面看，胡适孝母思恩，忠于婚姻，一心为公，想着朋友，想着他人，容忍异己，培育青年，对自己克勤克俭，其品行操守果然不愧为一代宗师。

大陆解放前夕，胡适将妻儿随傅斯年家属一起乘船去台湾，他自己单身赴美，还想以私人身份替蒋介石争取点援助。但国内局势发展太快，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南京解放，上海解放，美国对蒋介石已心灰意冷了，胡适已无处可活动了。他曾谢绝美国几所大学的聘请，以致生活都困难了起来。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当东方图书馆馆长，继续进行他的中国古藉发掘与研究。其妻江冬秀去曼谷与长子祖望同住，因与儿媳不和，胡适经她几次来信请求，1950年接她到美国同住，租了很小的住房，二人过最俭朴的生活。在最困难的时候，胡适也拒绝美国友人的资助，国民党政府派人送他6万美金，他也全数退还，“不妄求，不苟取”，也不肯入美国藉。其次子思杜留在北京（胡适离开时太匆促，书籍文稿都没带走，留其次子整理后带走）。北京解放了，思杜入华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所大专院校任教。1951年写文章批判其父并要划清界限。1957年被划为右派，11月自尽身亡。胡适1958年返回台湾定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后的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去世。

解放后，大陆将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表人物，从1951年起就开始批判，至1954年更集中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等方面展开全面持久的批判，要肃清他的流毒。胡适在美国都看了这些批判文章。1954年9月3日他在书斋用毛笔书写范仲淹的名句八个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许这就是表明他的态度吧。

虽然是批判，但中共仍在暗中努力争取他回来，曾通过多种关系设法争取他，但胡适的反共立场是不会放弃的。他其实很想回大陆，却终于未能回来。毛泽东1956年2月在政协招待知识分子的一次宴会上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时至21世纪的今天，给胡适以全面公正的重新评价，应该是时候了。

胡适与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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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4岁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不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20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31年9月3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与先生一信，歉厌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6页）冯友兰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年3月20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38页）1931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968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4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15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16册）可以说，从50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TheDeik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17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年代末，胡适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8册3102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长编》第10册2556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1948年2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216－217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228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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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胡适的交往档案:曾经提议胡适当总统
1958年蒋介石与胡适在台北“国民大会”上


　　胡适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学生。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5年，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胡适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美，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共同对付日本。胡适不仅以其学术地位和声望享誉学界，而且以其留美经历及亲美的思想言论成为“英美派”在学界的代表。

　　 　出任驻美大使

　　1935年蒋介石为装饰门面，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组建所谓“人才内阁”，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杨振声等人。从这时起，胡适便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了。

　　抗战开始前，蒋有意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蒋约他到官邸喝茶，当面征求意见。胡表示接受。陈布雷为此还看了胡一次。后因汪精卫被刺，情况发生变化，此议只好作罢。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胡适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到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旧金山，胡适作了题为《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勉励侨胞。

　　“一·二八”以后，胡主张在正式对日宣战之前，不要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当时孙科主张逮捕胡适，孙是亲苏的，他认为可以利用苏联的力量帮助中国抗日。后来蒋有意找胡适去趟欧美， 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对王世杰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王世杰为此与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从命。他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最后，王世杰抬出傅斯年才说服胡适同意出国。

　　胡适于1937年9月26日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赴美游说。1937年10月1日，他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中，胡适针对美国朝野保持中立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心理，以朋友的方式，作了于情于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他说：“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99%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目前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是寄予很大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国战争之中。”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得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决定重用“英美派”，他曾3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敦请其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胡适认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美国《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10月6日胡适到馆正式上任。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在国事维艰之时，从事战时的外交工作。

　　胡适在美国期间，把大量精力放在宣传上。1938年12月4日，胡适应邀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题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演说中，他将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相比较，认为美国之所以能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中国目前的抗战与当年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很相似，中国抗战的胜利也要像当年美国人那样，一面继续战斗，一面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作为大使，胡适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充分发挥学者的优势，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着重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以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此，他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处演讲，广交朋友，以其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了。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

　　胡适于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所谓的“桐油贷款”。胡适自言：“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1939年6月29日，胡适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给在美国曾经的恋人韦莲司的信中写道：“这真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我并未失去信心，我确信这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新秩序将更好也更持久。毕竟，今天只剩下3个侵略国家，这是值得欣慰的。”

　　但蒋介石对美援的成果并不满足。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申述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请求美国贷给现款，以维持中国币制。蒋介石决定派遣宋子文作为“私人代表”赴美继续接洽美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常驻华盛顿，成了胡适的直接上司。两人在华盛顿共事达两年多。
  宋子文于1912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宋子文回国，先后在国民政府里出任过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院长等要职，并长期置身于国民党决策层，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入侵，宋子文在支持武力抵抗的同时，还提出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主张，以至被当时国内外舆论公认为“英美派”的领袖。

　　胡适毕竟是一个学者，而宋子文则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个人背景、性格及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了两个人合作共事的困难，以至常常发生摩擦，相处得并不愉快。当白宫举行宴会时，驻美大使馆开去的名单竟将宋子文的名字置于秘书之列；宋欲邀请美财政名流，可大使馆不为其举办鸡尾酒会等等。胡适在大使任期的最后两年郁闷失意，并最终导致胡适的去职。

　　宋子文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独立务实的处事风格、心直口快的脾气个性以及讲究效率的工作习惯，他对胡适那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方式不以为然，尤其不满胡适在美主张“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外交作风。宋子文对胡适的不满，后来竟发展到宋不仅在对美外交中“唱独角戏”，完全甩开胡，而且连感情上也憎恶胡了。宋子文眼中没有胡适，许多重要机密也不让他知道。这样的工作关系，决定了胡适不可能继续在宋子文这位外交部长之下当大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认为促美参战的任务已经完成，渐生去意。1942年3月至5月，他在全美及加拿大旅行近3万公里，演说百余次。回到华盛顿之后，顿觉身心交瘁，去意已决。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继任。胡适与宋子文这段不和谐的共事经历宣告结束。胡适得到免职电报，以一身轻的心情致电重庆当局：“蒙中枢重念衰病，解脱职务，十分感激。”《纽约时报》评论说：“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

　　1942年9月8日胡适卸任大使一职。在后来赠给与他在美一起共事的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胡适这样表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于1938年-1942年担任驻美大使，在书信和日记中，他多次提到过这一时期的生活情况。胡适是一个精明人，无论是在学问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做得游刃有余。不过在钱财方面，胡适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精明”。胡适的清廉有口皆碑。胡适自己回忆说：“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节省外汇。”他去世后，梁实秋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梁实秋认为，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

　　胡适到任后的头两个月未领到薪俸，在困难面前，胡适总是保持乐观，他曾在信中对妻子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胡适卸任后，孔祥熙以为他可能比较困窘，想资助他一下。但胡适却回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1946年夏，胡适自美归国。1947年初，蒋介石改组政府，想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对于蒋介石的厚意，胡适表示十分感谢。胡适在致好友傅斯年的信中袒露心声：“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为此胡适曾“意甚焦虑”、“数度失眠”。3月18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院长可以不做，但因国府委员没有多少事而不能推辞，请他一定认真考虑。蒋在出门时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笑着说：“这不是官！”最后蒋介石还是尊重胡适的意愿，不再强求。

　　1947年底，鉴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单独宴请胡适，想请他再次出任驻美大使，遭到婉拒。

　　1948年初，蒋介石表示要让胡适担任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这其中的奥秘，除了美国人的作用外，则是蒋介石设计的骗局。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当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4月4日，蒋介石在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声明他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宁愿当行政院长。提议国民党应推举一个无党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尽管蒋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此人是胡适。对于蒋介石的决定，只有罗家伦和吴稚晖赞成，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经讨论，会议仍一致推蒋作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胡适预料记者闻讯将会蜂拥而来，事前转移到友人家。事后，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会议情况，并代致歉意，胡适在日记中流露出如释重负的心情：“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救了’。”

　　10月底，蒋介石约请胡适餐叙。席间，胡适开门见山地提出10条激烈的意见。内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纠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尖锐语言。

　　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京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有一天北京大学校长室进来一个学生，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延安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这个消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人家信任我吗？他们要我吗？”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接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南下。 16日胡适坐机飞抵南京，17日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长谈。据后来美国对话政策白皮书透露，胡含泪向司徒进言，想说服美国“帮助蒋氏进行战争”，因为蒋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他自己则“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是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官邸宴请胡适夫妇，祝贺胡适58岁生日。

　　胡适在南京曾对钱昌照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时发表过讲话，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搭威尔逊总统轮船前往美国活动美援。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赴美替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持。蒋经国、雷震、陈光甫等到码头送行。

　　这一天胡适还在轮船上定好了自己即将在台湾创办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的名称——《自由中国》，并草拟了刊物的宗旨：一，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湾变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二，尽力帮助“沦陷区”(指大陆地区)同胞，帮助他们早日重获“自由”；三、促使整个中国成为“自由中国”。威尔逊总统轮在美国檀香山停留期间，胡适给先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写了一封信，并将他拟好的《自由中国》刊名、刊物宗旨一并寄上。

　　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

　　5月28日，蒋介石致胡适一封亲笔信：“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胡适在美国的活动开展起来有很多困难，“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他在1952年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驻美国大使馆，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可见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完全落空。

　　流亡的寓公生活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曾有一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冬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冬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当时胡适的全部存款只有2000美元，胡适只好自己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陷入绝境。“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一万多美元的客座教授职位，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胡适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胡适和雷震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一方面反共，一方面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并从政治上跟国民党直接冲突，成为岛内推进民主政治的舆论重镇。

　　胡适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文中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为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该刊的创刊宗旨写的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据美驻台前“大使”哈里曼1966年10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1950年8月，朝鲜战争初期，他在看望麦克阿瑟将军的时候，偶遇当时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的腊斯克(后来成为国务卿)。腊斯克反对蒋介石派兵参与朝鲜战争，他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已走入死胡同，担心蒋军卷入朝鲜战争会给美国制造“很大的麻烦”。于是腊斯克提议由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暗杀蒋介石的计划，由胡适取而代之。腊斯克为此专程到纽约布拉萨饭店与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拒绝。

　　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遭如此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写了一封长达四千余字的信致蒋介石(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由台湾《联合报》公布)。胡适在这封信中，除分析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成功并劝说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胡适特别向蒋介石推荐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之外，着重分析和批评了国民党自身失败的原因，他特别指出，“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时“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最后他要求蒋介石辞职。胡适在信中对国民党提出一条重要建议：“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并随即指出这种改革的第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认为，“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力，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尖锐地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胡适次日离开台湾，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自由中国》与雷震案

　　胡适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一辈子的宗旨，认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他是“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的人物。胡适虽与蒋介石亲近，但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与蒋介石的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他自诩为忠言直谏的书生，蒋介石对胡适也百般礼遇，并在一定程度上接

　　受其批评和讽谏，这些从1990年公开的胡适日记中可见一斑。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湾也发生了胡适无法脱离干系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

　　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由于该刊刊登的一些政治文章惹怒了军政当局，当局下令逮捕有关编辑人员。胡适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1951年8月11日，他在给雷震的一封信中愤慨地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最大的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适的信不久在《自由中国》刊发出来，震动了全岛。

　　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更是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规劝国民党“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有的放矢，对台湾当局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的名望，又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对他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1954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70岁生日。《自由中国》特别出版“祝寿专号”，发表了胡适、雷震等人撰写的十几篇文章，委婉批评蒋介石大权独揽，要求国民党选拔人才，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等。读者反响强烈、杂志再版11次，印数达百万册，仍供不应求，在台湾岛内引起广泛关注，这下大大触怒了蒋介石。
    此外，胡适应《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请求，草成《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胡适在文中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希望蒋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胡适的这番规劝，无非是劝蒋介石多采纳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法。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说，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蒋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希望蒋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蒋经国一口气看完了《自由中国》“祝寿专号”，气急败坏地骂道：“满嘴胡言！”骂了一阵后，他又想，《自由中国》确实在社会上散布了许多毒素，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要尽快组织力量对《自由中国》进行大反击。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认为儿子的想法很妙，赞成他开展这次活动。蒋介石还指示儿子，胡适名气大，对胡的批判、围剿规模不宜过大，而且要内外有别，最好是在军队内部进行。因为“政府”还要胡适这块牌子做做“自由、民主”的门面。1956年12月，蒋经国指示“国防部总政治部”极机密地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字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该部又发布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定胡适和《自由中国》“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蒋经国在军中发起的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

　　一时之间，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同仁们陷入来自台湾党政军各方的愤怒声讨之中。这就是台湾有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胡适本人则处于海峡两岸夹击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1957年8月20日，主持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铧执意辞职，胡适以全票被公推

　　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恳辞，未能获准。这时，国民党当局拨专款给“中央研究院”为他修建住宅，虚位以待，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念头。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时半，胡适在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亲自到会致辞，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在答谢词中反驳了蒋介石的讲话，胡适说：“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了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的。”胡适只顾自己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后来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胡适在晚年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是他身体力行，使他成为许多人引以自豪的“我的朋友”。

　　《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于是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

　　从1959年到1960年初，有人发动劝请蒋总统第三次连任，《自由中国》和许多海外舆论都主张遵守宪法，反对修宪，反对连任，因此又形成一次舆论和政治权势的强烈冲突。胡适这时一方面支持雷震和《自由中国》，一方面也私下劝告雷震略作约束。因此在《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之外，胡适有一次对雷震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地加鞭，拼命地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下令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10月3日，台湾当局以“涉嫌包庇匪谍，知情不报，并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副总统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不久胡适回到台湾，去看蒋介石，和蒋谈得很久，谈得也很激动，并于当天留下一段详细的日记。据胡适的日记所载，他告诉蒋说：“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一辈子经常营救朋友，如陈独秀等。他与人联名请求“特赦”雷震。蒋介石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而无下文。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70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副总统”陈诚等10余人前来庆贺。胡适过生日一直是按周岁计算的，他表示：“我今年是满69岁，今天‘总统’祝我70岁，我就当作70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蒋介石的寿宴不能抚平胡适内心因“雷案”所造成的伤痛，他仍旧为雷震的入狱而沉痛不已。翌年7月26日，雷震在监狱中度65岁生日，胡适写下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送给雷震，这是胡适最喜欢的一首诗。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2年2月24日下午5时，胡适亲自在台北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主持院士酒会时，胡适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饶毓泰、吴健雄是物理学家。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不久，蒋介石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但在胡适出殡的那天，“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送葬的场面，却遭到蒋介石父子的禁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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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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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文/黄 波

　
 
先查辞典，陈旭麓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北京政变”条曰：“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接受国民党联合倒曹锟、吴佩孚的主张，在热河前线与奉军达成协议，于20日秘密回师北京。冯与胡景翼、孙岳等共同行动，22日将总统府卫队缴械遣散，幽禁曹锟。次日联合发布通电，主张停战；又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24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罢免吴佩孚。11月2日曹锟宣告退职，由黄郛组成摄政内阁。4日内阁议决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旋由摄政内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5日执行。11月中旬奉军违约入关，长江流域数省一致拥段。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次日冯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兼总司令职。”

近代以降，武人主导的各类兵变、政变多矣，这次北京政变可有异乎？也许有的，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他是要和孙中山合作的，更因为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角斗场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的许多史家眼中，这次北京政变是一次革命的行动。冯在政变之初发布的“安民布告”中说：“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国内贤家，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云云，宣告他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共建国家。这些话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旧军人天良激发思想转变后的肺腑之言。至于为什么驱走一吴佩孚，又来一愈加凶恶蛮横之张作霖，为什么掀下曹锟，又请一段祺瑞，为什么政变之后内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军人干政始终尾大不掉，为什么同胞之苦难更加深重等等问题，只好归结为革命的不彻底了。

恕笔者眼拙，实在不能从这次北京政变中看出什么革命色彩，也实在弄不懂冯玉祥与张作霖合作，其对国家民族之意义就一定胜过他在吴佩孚手下做事。当年的冯之大将鹿钟麟后来回忆这次政变，曾详加分析冯与直系在经费、地盘方面的矛盾，和他政变后对自己实力和地位未有扩展反受掣肘的苦恼。如果认同这种说法，那么就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得出一种判断：北京政变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一些政变一样，不过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利益再分配罢了，而所谓国家人民实未与焉！

对这样一起拆滥污的事件，本来是不会有向来爱惜羽毛的胡适的身影的。可事实是，胡适偏偏卷了进去。这一切都因为溥仪出宫。

从前面引述的辞典条文看，“溥仪出宫”实在只是北京政变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对当日在京城握有重兵龙蟠虎踞的冯玉祥来说，简直等于搂草打兔子，顺带的功业。也许是因为北京政变中先后登场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种事件太让人炫目，溥仪出宫一事在现代史上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而且就在当年，许多富有远见的人物对此也是漠然视之的，查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他们关于1924年的记载也许提到了冯玉祥、吴佩孚等名字，而溥仪出宫一事却全然在他们视野之外，哪怕就是事件的主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绘声绘色回忆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种种部署，但关于驱逐清室却只有“最有意义”等寥寥数语。这其实符合一般人的思维的：废帝早已过气，能给当时人们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只会是风云际会的实力派政客。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时在黄郛内阁中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以下所引胡适来往书信均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说：“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信于11月9日在《晨报》上发表，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一时几成众矢之的，连他的好友、向来与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经农、周作人等也不赞成胡适的态度，朋辈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适的信可称代表，他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李书华、李宗桐致胡适的信，则正好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士的看法：“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这一事件的余波还延续到了1925年，这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义在报上发表宣言，要求将胡适驱逐出京；同年8月26日，因胡适没有参与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说胡适“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较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在整个溥仪出宫事件中，反对冯玉祥逼宫的人虽有段祺瑞等人，但公开站出来称赞胡适的，却似乎只有溥仪的师傅、英国人庄士敦，他认为胡适“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胡适为什么要冒着被大众舆论指为“复辟余孽”的风险为清室说话？一般人会立即想到他的先后两次进宫。说起来，这也是现代史上的有名公案了。“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鲁迅以他那特有的笔法将这一事件高度浓缩为十个字，精练当然足够精练，但无疑也遮蔽了好些本来应该是很丰富的内容。胡适的二进宫一度成为敲打他的一根绝好棍子，有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胡适见了溥仪请求免跪拜的可笑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现在对此事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了，也终于明白，还是当事人胡适进宫后写的一篇文章最合情理和逻辑。胡适在那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中说：“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正像理学家说的“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一样，正因为胡适没有帝王思想，所以在他眼里，十七岁的溥仪只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寂寞而可怜的少年，这无疑是一种人情、人性的视角。考察他与溥仪往还之种种，他的这种视角都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溥仪出宫，他还特地到溥仪暂时寄居的醇王府去看望，表示慰问，并劝其出洋留学，愿意予以协助。追论胡适在北京政变中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适当注意他与溥仪之往还，也不能不注意他观察溥仪的这一视角，说他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偏私大概是困难的，但这种情感是符合人性之常的，而肯定不是那种旧式士子“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悖时的情感。

北京政变发生，溥仪被军人驱逐出宫，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大致有三种：一是遗老一派；二是虽非遗老，但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在清室有大丧之际，背负欺侮孤儿寡妇的名誉，如段祺瑞即是；三是从法理角度表示反对。胡适自属于后者，他的意见的要点有二：一是对清室的优待是一种条约，为签约一方中华民国所认可和接受，不应轻易变更和废除；二是即使变更和废除，也应双方平等协商，而不应以暴力胁之。胡适的意见有没有道理呢？回顾昔日优待条例之产生，应该说它是政争双方妥协的一种结果，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双方都不愿妥协，只会使战事难休流血更多，也就是说这一条例并不是只对清室一方有利。当年对双方都是利好的条例，怎能随着共和政体的巩固，因其需支浩繁，现在就转而说中华民国对清室过于优待？当然，时过境迁，条例可以修正甚至废止，但如何修正或废止，订约双方应该首先找到诉求的交集，如果只有一方自说自话，那只是一方面的决定，命令另一方执行就是了，还能叫什么共同遵守的条例？细读“修正”后的优待条款，我们当能发现，其实就是军人一方也是承认所谓条例应该以双方共识为基础的，否则这个《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开头就不会有这段话：“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决定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云云了。看来军人一方希望外界认为这是一个平等协商的结果，可事实是，“鹿钟麟催啦，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这是为各种史料所明载的。

关于溥仪被逼出宫，最具权威性的看法也许来自当年参与导致皇帝退位和草拟优待条例、后来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唐绍仪。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看得出来，这种观点是和胡适接近的〔1〕。

也有人试图从法理的角度，但从反的方向证明取消优待条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说：“六年溥仪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2〕这是说清室应该为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负责。这种事后追溯看似有理却站不住脚。像张勋这样的既有实力而又鲁莽的武人，清室有力量制约他吗？如果真的因为溥仪参与复辟所以要取消优待条件，那么民国六年复辟败灭之初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更何况，溥仪出宫之后，有人曾试图在溥仪的文件中找到他参与和支持复辟的证据，可惜并没有找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说来很有意思的是，1922年，也就是张勋复辟之后五六年、北京政变之前两年，溥仪大婚，送礼的既有吴佩孚、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炙手可热的人物，礼单上还有北京政变的主角、“基督将军”冯玉祥将军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呢〔3〕。从这一富有喜剧化的细节中，我们是否可以窥出种种堂皇言辞下面的一些东西？

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的11月29日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年2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国人则已耳熟能详。如果没有北京政变，没有溥仪出宫，又会如何呢？历史无法假设，当然也可以说溥仪后来之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但我们说北京政变之发生至少给日本人的这种利用提供了便利，应该要算平实之论吧？

北京政变还影响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命运，他就是王国维。政变发生后，王国维在致北大某教授信中说：“优待条例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必有遵守之义务。”当年这样的话难免“迂腐”之讥，而现在看应该是符合法理精神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记载：1924年11月，“先生因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王之后来沉湖自尽，虽有各种解说，但他与清室的精神联系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然，一个学者的生死，在军国要人和动辄大谈“历史必然性”的人士心目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俱往矣。这样的往事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说说而已了。我只是在回望这段往事的时候常常想起胡适。当年他给一个猛烈抨击他为清室“张目”的人回信说：“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读这样的句子，不由人不感叹：胡适毕竟是胡适。

注释：
    〔1〕〔3〕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192页。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2页。

[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2&id=49309]

胡适与西湖一段不解情事 两个女人为他终身不嫁
[http://www.ce.cn/culture/people/200702/25/t20070225_10501731.shtml]
                                    孙昌建

    这么看来，没有多少文化又会做好吃的菜的女人总是笑到最后的，比如江冬秀。曹表妹比她小十二岁，且又是知性女子。而这个韦莲司，当她第一次看到江冬秀的照片时，她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耻辱似的，因为她觉得如果胡适的妻子长得像林徽因和陆小曼这种的，她可能也就甘心了。

    十年前，批评家吴亮在杭州西湖边对着电视镜头说，这里的每一块砖头都埋着一段传说。当时我听了颇不以为然，但随着年岁和阅读量的增加，我觉得此言真是道出了杭州人文的真性情。纵观民国以后的一些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一般来说成功人士就在西湖边购房置业，奋斗人士则咏诗作文，而作为匆匆的过客呢，也会写下一些有关杭州的诗文。

    安徽绩溪人胡适，跟杭州西湖也有一段不解的情事。

    和那个时代的好多读书人家一样，胡适也是听从媒妁之言后才成婚的，而且由于海外求学等诸多经历，他奉旨成婚时已经28岁了，而他订婚时才15岁，也就是说他让那个大他一岁的叫江冬秀的女人等了他13年，所以当时胡适曾有自嘲诗云：三十晚上大月亮，二十八岁老新郎……江冬秀生肖属虎，胡适属兔，所以坊间有胡适怕“母老虎”之传闻。为什么怕？这或许有好多种答案。照我的看法，主要还是胡适怕母亲，怕整个中国式的东方式的礼教。一般来说，由寡母养大的男子，性格中有比较多的对其母亲和女人的依赖性。胡适到北大教书之后，可以说是一翩翩君子，不少女生都喜欢他，而他呢又喜欢跟女生进行诗书的来往的，一来二去的，便也留下不少的佳话。其中一名叫曹诚英的小表妹的，就跟胡适擦出不少的火花。

    曹诚英小胡适11岁，她是胡适三嫂的表妹，且是胡和江婚礼上的伴娘。新郎爱上伴娘，在今天的电影中是有不少例子的。这个曹诚英在胡适婚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19年，也嫁了同村的人，但她是个要强的人，当时因为婚后没有生育，便遭婆婆的冷眼，她却奋力出击，在其哥哥的资助下，跑到杭州读了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在丈夫纳妾之后又与丈夫正式离婚，在当时算是个反封建的作女。

    1923年那是一个春天，胡适在杭州养病，因为这里有他的同乡，湖畔诗人汪静之。当时绩溪家乡的人来杭州看胡适，曹诚英也来了。汪静之也追曹，但曹喜欢的却是胡适。胡适写下了名为《西湖》的一文，记录的就是当时的那种情状：“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得更厉害了！然而西湖毕竟可爱。轻雾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

    十七年前，胡适来过杭州，但这一回因为有小表妹在身旁，所以他的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西湖和曹表妹，他都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但因曹要上学，他又在上海有事，所以自然是聚少离多。胡适当时是北大教授，当时的北大的体制颇跟世界一流学府接轨，教授五年里可以休假一年，胡适就在蔡元培校长那里请出了这个假期。到了曹放暑假时，胡适索性在杭州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下三个房间，他们分租隔壁，与曹诚英同进同出，俨然如夫妻一般生活，除了表面的分住两个房间之外，其余一切都已不避外人了，胡适也自称已尝到了幸福的禁果，当时徐志摩曾经调侃那一段时间的胡适是返老还童了。其实，那时的胡适也才三十四岁，但因为生病，当时显得比较憔悴。注意，胡适一贯喜欢成人之美，徐志摩与陆小曼、沈从文和张允和、赵元任和杨步伟，胡适都曾大力帮助他们的婚恋。而他自己呢，那个时候也完全是性情中人。从现在留下的日记看，他和小表妹在六月份曾一起在杭州游山玩水，还一起下棋等。到了九月，又一起赏桂花。胡回北京后，两人还是书信不断，信一开始还都是江冬秀转交，后来信实在是太多了，胡适在外面专设了信箱。为了这个小表妹，到了1924年的春天，一向性情温和的胡适向夫人江冬秀提出了离婚。这个时候，江冬秀显出了母老虎的驯夫本事，她曾当面从厨房拿来菜刀对胡适说：离婚可以，但我要先杀了这两个孩子——因为当时胡适已经是一儿一女的父亲了，母老虎此言一出，胡适马上就萎掉了，哪个男人会不萎掉呢？但不知是不是母老虎的一语成谶，他们的爱女素菲不到五岁不幸早夭，这给胡适以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他开始有意地疏远曹诚英。曹诚英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也步了胡适的后尘，去东南大学学了农学，在其哥哥和胡适的帮助下去美国留学，后回国教书，且再也没有嫁人。
    而那个在美国的韦莲司，要大胡适五岁，是胡适在留美期间认识的女朋友。关于胡适与她的情事，曾有不少人写过专著，他们交往半个世纪，基本是柏拉图式的情侣，但也曾经有过鱼水之欢。胡适去世后，韦莲司把几十年里的书信都交给了江冬秀，以作为历史性的文件。这个美国女人，为了胡适也是终身未嫁。

    另外，胡适跟当时的女诗人陈哲衡，也有过一段恋情。不过胡适是见好就收的人，正如他的新诗集名为《尝试集》一样，他喜欢尝试，但不会像徐志摩那种的轰轰烈烈，甚至与诗人本性的郭沫若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他很在乎自己的家庭，换句话说，他还是很怕老婆的，后来他朋友曾封他为怕老婆协会的会长，他也是一笑就默认了。

    这么看来，没有多少文化又会做好吃的菜的女人总是笑到最后的，比如江冬秀。曹表妹比她小十二岁，且又是知性女子。而这个韦莲司，当她第一次看到江冬秀的照片时，她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耻辱似的，因为她觉得如果胡适的妻子长得像林徽因和陆小曼这种的，她可能也就甘心了。更有戏剧性的是，胡适托韦莲司照顾赴美留学的小表妹，其言词又得小心翼翼的，而且有一次他去美国，就面临着在一个屋檐下要同时面对这两个情人的场面。胡适过世之后，韦莲司给江冬秀写了一信，其措辞是这样的——

    亲爱的胡夫人：

    多年来，你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在枝头。这棵大树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哺育了千千万万饥饿的心灵；而这些果实将被永久地保存下来……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看得出来，韦莲司是非常咬文嚼字的。我们只是不知道当年的小表妹做何感受。胡适的确是一棵大树，而曹诚英和韦莲司，则生活在了这棵大树的阴影之中。            来源：燕赵都市报

 

胡适与金钱:备专款资助学子 是"获利最多的投资"
[http://www.ce.cn/culture/people/200703/02/t20070302_10557827.shtml]
          胡适一生基本上都处在社会上层，算是富贵之人。早年暴得大名，收人颇丰。晚年经济拮据，但也远非“绳床瓦灶，举家食粥”。他一生清廉大度，乐善好施，特别对教育事业更是一往情深，慷慨“撒金”。

    一生的经济概况

    胡适五岁丧父，母亲作为后母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胡适回忆道：“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侯诸兄归令检阅之。”可见胡适幼年生活是清苦的。

    胡适于1910年7月由别人资助盘缠，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学，同年赴美。那时庚款留学生除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外，每月还发生活费八十美元，相当于两百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张恨水那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六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按规定须补缴学农期间的学费，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他当时还寄钱补贴寡母，可见，胡适在美留学期间的生活是不会清苦的。

    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大任教授，第一个月二百六十银元，第二个月加至二百八十银元，为教授最高待遇。那时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四十元。二十七岁的胡适刚踏上社会参加工作，就拿到约合今一万人民币的薪水，可谓是春风得意。胡适除了薪水，还有版税和稿酬。

    1931年胡适从上海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月薪六百银元。此时他著述更多，版税、稿酬更加丰厚。据估算每月收人一千五百银元(三十年代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三十至三十五元)，相当于今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年收人达五十余万元。抗战爆发以后，胡适的经济生活结束了辉煌，走向拮据，直至去世。

    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月薪是五百四十美元，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他刚到美国大病了一场，花费了将近四千美元，几乎全部靠借债。这给他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连给妻子买东西，也尽量托人捎带，以节约邮资。

    抗战胜利后他任北大校长。1947年10月21日在考试院的一次演讲中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外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了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差不多。”一次请前来拜访的学生吃便饭，“圆桌上一小砂锅汤菜，一小碗白饭，二个馒头”而已。1958年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底薪台币八百元，统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人两千多一点，合五十多美元。他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连押金都付不起。进入暮年，每次生病住院，甚至医药费也告急，总是坚持提前出院。晚年他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句话的背后，包含着多么深切悲凉的内容啊！
  资助学子，“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

    传播人类的精神财富，促进教育的发展，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这是胡适一生的最高律令，是永远能使他激情澎湃的热火。

    1920年，林语堂获得官费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不料到了美国后官费没有按时汇去，林语堂陷入困境，打电报至国内告急。不久收到两千美元汇款，使其顺利完成了学业。回北京后，林语堂向北大校长蒋梦麟面谢汇款之事，不料蒋竟莫名其妙。原来汇钱去的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这笔钱少算也合今人民币十六万，如此巨款不留姓名地救人于困，试问当时中国有几人能如此慷慨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经济已相当拮据，但资助学子，资助教育，仍一往情深，乐此不疲。1952年回台湾讲学，他将父亲著作的稿酬又加上二千二百元捐作台东籍大专学生的奖学金。学者何炳棣想用华侨的捐款购置胡适家藏的原本《清实录》。他回忆说：由于早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这套书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分装一百二十盒，是伪满政府所印，价值应当不菲。

    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心学习的小贩成为朋友，当得知他可能患鼻癌时，便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胡适还专门备有一笔款子，贷给赴美留学生作为保证金，使许多学子圆了留学梦。

    洁身自好，谤亦随之

    胡适在经济富裕的年代，生活并不奢华。饮食是徽州乡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烟很讲究；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不穿西装，平时穿的是长衫。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没有什么珍贵的衣物。他的住所很阔气。北京钟鼓寺十四号，共十七间房间。以后搬至米粮库四号，是座大洋楼，有庭院、花圃、广场、土丘，家中雇佣六人。这是他作为文化名人的派头，也是工作社交的需要。但胡适一生廉洁奉公，洁身自好。

    在美国任大使期间，他风尘仆仆，到处奔走，据自己统计，作了四百次讲演。他为了替国家节约外汇，不带随员，一切亲劳。为了节省小费，叫出租车都跑到使馆前大道的拐弯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以领，站着讲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胡适风云际会，名满天下，树大招风，误会、攻击也就在所难免了。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杭州开会，胡适因故辞去董事的职务。会议结束后，有人给他寄来一本杂志，内有《胡适扫兴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胡适“收回庚款运动颇为卖力，故得历任委员，其公费闻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适因为落选，“如青(晴)天霹历(雳)，懊丧异常……在杭盘桓一夕，即扫兴而归。今后胡生活上恐将大受影响矣”。胡适看了哈哈大笑，随即给杂志主编写了一封信，说明基金会“不支俸给，也不支公费，只有到会时可支旅费”等等。(陈新)            来源：文摘周报

胡适的启蒙
启蒙 胡适 
当命运使年仅二十六七的胡适与年长他十二岁的陈独秀共执新文化运动之牛耳，成为名震一时的思想领袖之一时，也就注定了要使他成为生前死后、褒贬歧分、“永无宁日“的人物了。时光悠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犹如老树发新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却也招致了某些人“无缘无故的恨“。譬如批评家王彬彬就说：“有着’自由主义大师’称号的胡适，从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天涯》1997年第2期）对胡适大加挞伐。譬如学者王富仁认为：“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一遇到别人的强力就会塌陷，他没有鲁迅的文化力量，没有胡风的文化力量。“（《读书》1998年第9期）民间学者林贤治则认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读书》1998年第9期）也许胡适早已习惯了这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悲剧性命运了。然而从这些信息中也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又是何等的不受欢迎啊。
　　
　　胡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因发表《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自由斗士、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但从大的方面归纳来看，胡适一生的事业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更新与变革，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早期围绕这一运动，在诸多文化领域里留下的著述，都是前无古人的；另一个方面是传播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进，胡适认定为“世界文化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胡适的一生，特别是在晚期，为实现这而已目标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而他的后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差不多是被故意忽视或避而不谈的。
　　
　　一般的人对胡适先生的早期文学活动知之甚详，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胡适形象已被遮掩与隐蔽，他对自由主义的不倦追求日益模糊。现在谈论胡适，其价值在于他的思想与精神方面，而非文艺与学术方面。虽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已无须置辩。但若以今天的眼光立论，作为叱咤文坛风云的胡适又毕竟已成为历史。他的诗歌，名噪一时的《尝试集》几无审美价值可言；他的学术著作，异军突起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红楼梦考证》和《白话文学史》诸著，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他曾大力宣扬过的实用主义哲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我们今天来考察胡适，应该谈的不仅仅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当理解、阐述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论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才是胡适在当下的意义。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
　　
　　近年来，思想界大谈自由主义。但都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的阐述与发挥，却遗忘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胡适。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自由主义的狂飙，影响巨大，流风所及，汇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真正发挥与系统表述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1948年9月4日，胡适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涵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胡适：《自由主义》）他晚期思想不仅未改初衷，而且变得浑厚、深沉、圆熟。这期间胡适思想进展表现在：他着力于自由主义基本内涵和行为规范的思辩，不再使自由主义沦为一种宣传性的口号，奠定了其学理的基础和理论的构架。胡适注意到“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自由主义》）故胡适特别嘱意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他明确提出自由主义的意义在于争取思想自由；建立捍卫人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推动和平渐进的改革、实行立法的方法。他反对那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偏执态度，特别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与自由》），把容忍纳入自由主义的行为规范。其所思所想，既有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精髓，又有胡适本人的思想结晶，读之让人感慨不已。自由离中国真的如此之远？
　　
　　胡适在文化上虽然倡导“全盘西化“，但看他在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特点，绝无“西化“之痕迹。他著书立说的时候，很带有旧儒的风范。然而，谈治学，究学理，先生却毫不含糊。论及中国祖先留下的遗产时，多怀疑和批评的语气，有时甚至离经叛道。祖先的遗训便是对的么？他在整理国故时对旧文明的抨击，在旧文人中，是未曾有过的。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他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样的批评已经很温和了，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但是20世纪中叶前后，它确为逆耳之音。
　　
　　当有学者认为“被尊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不就是一个廷臣吗？“之时，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作为“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是歧途。胡适确实参与了政治，但他却是通过自由批评的议政方式参与政治，而不是像他在《新青年》杂志的同人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直接从事政党政治活动。胡适在政治和文化间的行为方式取决于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认识。在思想上，与其说胡适主要是关怀一些具体问题而不愿纠缠在“主义“之争上，不如说他是坚决反对思想受到任何一种主义的范围和束缚。海外学者唐德刚有云：“（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熊培云语）
　　
　　鲁迅与胡适的恩恩怨怨几乎成为胡适研究的一个重心所在，诸多论者基本上是顺着鲁迅当年的思路，说胡适批判国民党是“小骂帮大忙“。学者谢泳对此有过认真细致的梳理，在《怎样理解胡适》一文中就曾列举过大量原始证据澄清这一事实：“许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看法的人，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性，以为他们那种独立性是虚伪的。对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看见他们和政府合作，就以为他们是卖身投靠了，而更要看他们给政府出的是什么主张，这些主张与他们一贯的思想是否相符。就以胡适和傅斯年来说，蒋介石个人对他们确实有知遇之恩，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向政府直言时和他们在野时的主张是一致的。从胡适和傅斯年一生的政治选择来说，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是没有改变过的。“
　　
　　种种因缘我又重读了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章，在平白朴实的文字里蕴涵着一种韧性的力量。在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里，这样的文字可能并不合时宜，热血青年的理想主义情怀很快就把胡适扫到***角落的偏僻之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驶，这样的文字重焕光彩，吸引我们一读再读。唐德刚先生称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的确确，胡适的精神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断的历史所决定的。不管胡适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还是时代的牺牲品，他所奋力开拓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民主运动，实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份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贬者还是赞者，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胡适的身影已经凝固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之中，并不断在当下产生其共鸣与影响。胡适已去，留下他的文章、他的思想让后来人仔仔细细地打量。但我们能否从他的宝贵财富中得到营养呢？思之有些彷徨。

读胡适：从成都到三台
胡适 成都 三台 
周末回趟老家。临行，在后宫般的排排书架上胡乱扫过几眼，随手翻了张牌：是《胡适随想录--实用人生》。因为开本小，刚好揣进兜里。我在91年读高三时买的，一念旧，便带它上车。
　　
　　我孤陋寡闻，当年在边鄙小城看到花城这一套《人生文丛》，封面雅致，又尽是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这些语文课上的异端姓名。一口气买了几乎全套，在高考将近的时日读了个饥肠辘辘。又不得要领，只觉自己对于人文的见识有了这山望见那山高的感慨。记得今年国庆，三台老家一两岁侄儿来成都玩耍。回去后他妈妈来电说："点点（侄儿小名）眼界宽了，现在遇谁都不怕咧！" 我当年读胡适等人就是这种效果。
　　
　　其中胡适的文章略略枯燥，离文学较远。高三的时候最喜欢是林语堂。大学里接触到自由主义，回头再看胡适，还是觉得但开风气不为师，尽是大实话。毕业后胡先生的名声陡然壮大，隐隐有了与鲁迅划江而治的势头。又陆续买了不少胡适的文集、论著，选美般地在里面点着读，渐渐就有了盐味。觉得在一个烽火佳人的大时代，一个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能够一以贯之，写出如此去火、节欲的平白文字，粗浅道理，真正做着自己信奉的点滴的改良。这才是道地的自由主义的姿态，一种柴米油盐的，而不是满怀浪漫和道德感的自由主义。
　　
　　孔子云：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道德欲和色情欲皆是我们内心的洪水猛禽，日三省其身也难以抵御。所以君子好德，小人好色，都是社会的祸根。克制住色情欲，便是君子，克制住道德欲，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因而有人说：鲁迅是满汉全席，胡适是白饭大米。鲁迅是当归，胡适则是板蓝根。
　　
　　人又说网络的魅力就是虚拟性。但对我而言，一当汽车（或飞机火车）发动，在它抵达目地的之前的这段飘逸的时空，也是虚拟性的。我在旅途中无论长短，几乎从不与人交谈。只要翻开一本书，如这本《胡适随想录》，我便如堕庄生晓梦，又仿佛落入电影《黑客帝国》里所谓的"母体"（matrix），不再知天高地厚、时光如织。即便读到"编辑者说"中的下列言辞："胡适在五四前后那些孕育和脱胎于大时代的文字，是富有革命气息的。但是，他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点滴改良的主张，则为编者所不敢苟同。至于……就更不足取了。" --也只是一笑，未把我拉回车厢之外的世道。
　　
　　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文已读过多遍。高三时第一次读了，比较兴奋，把"自由主义"从我脑海中由一个贬义词还原成褒义词。还不敢大张旗鼓说出来，但在朋辈中已有一种早恋般的精神优势。因为我不仅知道了非常遥远的一些地名，而且知道了离我们同样遥远的，一些思想的片断。
　　
　　当时我心中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火气的自由主义。胡适此文给我的感觉还是檄文。在一个思想已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孩子眼里，那是多么富于颠覆性和义无反顾的句子："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
　　
　　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另一个乌托邦："这样重大的变化（指1945年工党执政）--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革命的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
　　
　　即使我在多年之后，在从成都驶往三台的汽车里，在充满虚拟性的时空，仍然无法在读到上述文字时去火、节欲，无动于心。反而浮想联翩，血压上涨。
　　
　　○
　　经过德阳，空调中巴驶往中江。这是与三台西面接壤的必经之途。能在这时让我想起的人物有两个。一是诗人肖开愚。他的《中江县》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诗之一。这首诗将世俗的叙事与诗歌的理想主义媾和，是一首离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最近的现代诗。当然这种感慨里多了半个老乡的偏好。熟悉的诗人和作品我们是容易打高分的，因为那一切我们所了解和怀有温情的，都构成了诗歌文本的注释和潜台词。
　　
　　另一个赫赫有名的中江人，也是肖开愚诗中提及的红色英雄，就是韩战中的黄继光。那是代表了战争年代最有火气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物，如今成为中江县最大的一份无形资产。小学时我们曾远道而来，参观黄继光先生的纪念馆，并对那挺起胸膛去堵机枪的行径膜拜得五体投地。学雷锋是需要教育的，学黄继光根本不需要教育说服，不用讲他为了什么什么、又在当时想到了什么什么。那些香港片里的古惑仔，只要敢手起刀落，剁掉自己几个手指头，就可以感动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观众。
　　
　　后来年龄见长，知道了中江人不好惹。在老四川，重庆人出了名的火爆脾气，川西一带则温良恭谦。但中江在川西是个异数，仿佛摆在坝子和丘陵间的一盆火锅。以前回三台的老公路要翻中江一座山，不仅坡陡、道弯，而且劫匪出没，远近闻名。每回翻过山去竟有二世为人的欢喜。
　　
　　中江民风骠悍，直来直去，怕只有湖南的邵东可比。黄继光先生出在中江而不是三台、江油、盐亭，就并非偶发事件。拿胸口去堵枪眼的，扔了枪械动刀子的，拚着脑门挨刀也要扇敌人一巴掌的，在1967年内战期间，这样的英雄人物中江县数不尽数、罄竹难书。
　　
　　1967年中江县广福镇"太阳山"大战，至今令中江、三台两县父老谈之色变、讳莫如深。当年中江造反派得势，对保守派大开杀戒。双方都有了武装，火器精良。造反派从县城一路追杀，保守派便逶迤向南。三台的造反派武装纷纷加入围剿队伍，最后在靠拢两县南端交界处的一座山上形成合围、短兵相接。此山名曰"太阳山"，距离黄继光出生地二十余里，是古已有之的地名。用作红色恐怖的杀戮之地，不是巧合，就怕是天意。
　　
　　那一战惊天地、泣鬼神。令我无法用更优美的语言或没有火气的悲天悯人去描述。但在此地，有无数的黄继光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而死于非命。保守派残余继续向南长征，经蓬溪、过射洪，从东面进入三台。此时三台县城正散播着"中江人（保守派）要来屠城"的流言。鳏寡孤独者皆闭关绝户，气盛者挺身而出为保卫家园而战，私人恩怨未了的人也不断加入围剿追杀的行列。两县人民全面进入"血亲复仇"的年代，不断有人在街市上抬尸而过，以儆效尤。
　　
　　费正清称中国近代史有五次内战，原先我数来数去，总差一回。结果他把1967-1968年全面武斗也算上了。我的一个远房叔祖对我讲，三台、中江武斗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没计过。但他旋即用一种不容怀疑的语气说：无论如何，那是绝对比解放战争（第四次内战）多得多了！
　　
　　这一回过路中江，想起"太阳山"一役的死难者和未被历史刻名留念的"黄继光"们。因为正读着胡适的文字去火，比较少带情绪的去设想整件事在史上的位置。也正好为胡适先生的下面一段话提供了佐证： "我要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如果这是胡博士站着讲话不嫌腰痛，作为暴力革命的胜利者和叛逆者的顾准，有过更为简练的说法："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一九六七：太阳山
　　
　　从窗外望见太阳山
　　千禧年的路上，忽然白雪
　　满车的旅人惟独我的表情
　　像似吊客
　　
　　太阳山的沦陷远在卅年前
　　广福镇人头攒动
　　枪尖对枪尖，麦芒对麦芒
　　父老乡亲在内战中战败
　　
　　未亡人在县城抚育幼婴
　　期盼卅年后的我荣归故里
　　一位远房叔父那时从山顶跌落
　　折臂、断根
　　
　　去年夏天坐化于南郊大佛寺堂
　　临终连书七字：
　　杀杀杀杀杀杀杀
　　（狂草。无一字雷同）
　　
　　山阴没有坟
　　没有一只杜鹃
　　庞大的丘陵被依维柯飞速绕过
　　太阳山在身后红如焰口
　　
　　卅年前，五十四军驻扎在成都省
　　毛泽东卧于怀仁堂宽广的书房
　　说：水浒好
　　好就好在投降
　　
　　那时江青在花园抢拍雪景
　　筹备她的个人影展
　　史载：一九六七年中南海寸草不生
　　牛羊不肥
　　领袖终此一生不再行房
　　
　　跋：
　　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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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当然反对暴力革命"，并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前面听起来还有些信誓旦旦的火气，后面的话在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时代讲出来，就确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乍看之下觉得迂腐不堪，等到尘埃落定再回首，确实金玉良言、菩萨心肠。只恨胡博士注定是大米白饭，不能作狮子吼，不能激动人心。"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这种论调又怎麽能拉拢二十五岁以下的善男信女呢。"要么全部，要么全无"，那才是我们更年期之前坚守的信念。
　　
　　汽车驶入三台境内。"不准在公路打场晒粮"和"计划生育好"的标语夺目而来，让我再次回想起黄继光们赴死时高喊的口号。胡适在《名教》一文，对吾国满天飞的标语口号分外看轻，认为是对"名"（文字）的古老迷信。虽也有偏颇之处，但像天安门楼上"毛主席（或XXX）万岁"的横幅，就跟道士画符、或在草人上写个"王七婆婆"然后扎上数针的做法并无二致。哈维尔曾讲一个例子，60年代捷克的一家杂货店，每天都要挂上一幅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之所以挂，并非店主真的相信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进而能有助于他的生意。他不过是用这幅标语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免麻烦。政府也并非相信店主的表态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只要老百姓做个姿态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互相欺瞒、心照不宣。满天飞的标语口号便渐渐成了双方都不去戳穿的一层窗户纸。
　　
　　胡适说标语满天飞大概是名教中国的土特产，看来前东欧阵营莫不如此。只不过我们对文字那预言咒语般的魔力特别器重一些。《封神演义》里的张桂芳，只大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那黄飞虎便立马滚下五色神牛。至今每逢重要庆典，中共宣传部门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皆要精心拟制标语若干，下发各地。并再三声明，统一口径，不准在钦定标语文本之外别出心裁，更不得篡改一字一词。
　　
　　可见文字的厉害。难怪古人要专门起一座"字炉"，上书"敬惜字纸"四个大字，把一切***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字的，一类是无字的。我们今天也称***桶为"字纸篓"，却是 不分青红皂白都往里扔了。但上至朝廷、下至黎民，至今对那标语口号还是极为看重，车停三台红星镇（地名也是定名分的道具，三台全县到处都是红星、建设、胜利、跃进等宏伟叙事）时，街头一太婆抱着孙孙坐在门前，一面轻轻摇晃，一面念念有词："打秋摇秋，今年麦子好收。" --今年的麦子果然就好收许多。
　　
　　三台早已花果飘零，再没有川北重镇的势头。几年来，全县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连卖带送，几乎全军覆没。沿袭一老说法，拿砖头当街随便一砸，十个有九个都是下岗工人。三十不立、四十而惑，都不过是从头再来。加上农村信用基金和供销社社员基金东窗事发，许多人颗粒无收，就常围聚街头，又让警察领走了不少加班费。县财政便濒临"破产"，把心一横，将偌大一个县委会卖与了一嫁给澳门富商的三台籍青春寡妇，给与许多年轻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但三台决不萧条。界面繁荣、灯红酒绿。我有一兄长现居广州，年前回家，我陪他坐的绕城一周，看过了每条街道。兄长叹道：广东绝大多地县都没有这般盛世的气象，这般的夜夜笙歌。我说：你有所不知，现今三台的支柱产业便是餐饮、娱乐和色情，政府大而化之，称为旅游业。不少下岗家庭，丈夫每晚送妻子去作小姐，天长日久，妻子就不让接送，说是推一辆老永久，如何能做的长久。
　　
　　我颇为疑心1949年前的三台，有否如此市面？城里街两边都是各类小店，倒是充满世俗的气息，再不见国有国营的番号。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一朝灰飞烟灭，潼川府昨日重现，回到了以小业主、小商业和小作坊为主的自发的经济格局。五十年的国有遗产，只够在水、电、气上苦苦支撑，银行风光不再、纷纷撤离，唯有电信一花独放，当作春天里的最后一个瞬间。
　　
　　胡适先生所谓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最没有火气的话，偏偏说到腰眼上。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胡先生举出英美的"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说：一班大学毕业的男女，在出生地拣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便终生在这里作事。他们把附近的孩子找拢来，教他们游水、读书、打球，演说辩论、组音乐队、演剧团。并有女医生天天访问贫家，替他们看病、接生。胡先生说这便是不用暴力，不用独善，"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改造。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所以得我敬重，就在于他有耐心做这样的点滴的改良。茅先生拿出自己的稿酬一万元，在老家一村落设立了微型的金融业。他物色了一位中学毕业生来经管，为老乡提供几百、几千的小额贷款。低息、无担保。茅先生保持与经管人的联系，不断给他写信，教育他如何管理好这笔基金。后来经茅先生四下努力，贷款基金扩展到10万元。至今已放出贷款数百笔，无一坏帐。至少在某些因此脱离困境的人眼里，这个"茅"的功德，不会比那个"毛"要少。
　　
　　我在三台有一远房亲戚，父母离异，家境贫寒。侄女今年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工业学校，家里却无钱供书。亲戚们先是挺热心，欲凑钱资助，终因数额较大及各种因缘，而不得善终。侄女去了县里一家私人织厂，月工资二百元。头一回领到钱便给他尚在读小学的弟弟买了书本和过年的新衣裳。当时我欲效法茅先生而不成，知道点滴的改良实在是难于振臂高呼、力挽狂澜。
　　
　　但胡适（包括顾准）的自由主义，还是受着"士农工商"的儒学传统影响，胡适总结的四点（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渐进的改革）全在政治自由主义一路上，而还看不到市场体制对于民主的塑造和维护，在他所谓"点滴的改良"中，也未曾想到将那一笔笔出自双方 自愿的、皆大欢喜的交易；将那一项项排斥了国家权力的个人财产权，视为渐进的方向。看 不到经济自由主义的路径，所有渐进的努力（包括像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虽然去了火气，却去不了书生气，到底还是颇为浪漫的另一个乌托邦。
　　
　　因而胡先生也有这样愤世嫉俗的文字，可以拿来对比我的老家，在标语之下，五十年来究竟有多少鸡零狗碎的渐进的革新：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海洛因和摇头丸）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输血管）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足的女子（失学女童、分不到地的已婚妇女）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民办小学）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党支部书记）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城南大佛寺）香火还是怎样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人民币），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做小姐），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合资企业）没有避火的铝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
　　
　　○
　　我合上书，车已到三台。从省城至此一百五十公里，从中午1:00正到下午3:20。这一段形同虚拟的时空不过是我精神界的一瞬间。上述的阅读和思考，在我跳下车的一刻，便如洛·李维斯从"母体"（matrix）返回。我拎着两袋"北极绒"保暖内衣，挥手让出租车停下，一回头看见人力三轮在候车厅外挤住一团，其中一个车夫面善、脸熟（小学同学，姓严？）。我带上车门，正听见司机放着何勇的歌，进入最盎然的一小节：姑娘姑娘，漂亮漂亮，警察警察，拿着手枪。
　　
　　最后一次想起胡适，在谈及"五卅"学生运动和示威***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去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在一个群体主义的时代，在革命者退烧之后，也是我们细民们理直气壮的选择。
　　
　　潼川府
　　1
　　在家乡仰望星空
　　仰望一个青春期的，布满粉刺的
　　夜
　　人们各自挑选一个位置坐下
　　城外的工厂隐没于骤然的黑暗
　　
　　2
　　县长卖掉了体育场
　　去五十里以外的水库练习蛙泳
　　我们居留下来
　　在城南的古城楼上轮岗
　　
　　3
　　杜甫离开了牛头山的草堂
　　沿着当年游击队的路线
　　入城
　　顺利地避开了交警和债权人
　　
　　4
　　徐家桥的盲者说：
　　本城在北宋时免去了一场民变
　　必在千秋之际获得补偿
　　一个明显的征兆是
　　开国后三台地位的不断下沉
　　
　　5
　　退休老人集聚在凤凰山
　　手持徳生牌收音机
　　交换来自海外的隐密消息
　　一些人回到家中，戴上老花镜
　　翻开了一册
　　繁体竖排的书籍
　　
　　6
　　每一辆超载的客车
　　经过中江。驰往省城
　　带走敌人、麦冬
　　上访者和新婚妻子的梦想
　　留下我们仰望星座
　　仰望一个更年期的，缺乏欲望
　　和恩情的夜
　　
　　（注：三台古称梓州，清时设潼川府。）

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
人性 胡适 
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浮沉，基本上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相始终，直可以当作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缩影来看。原先“我的朋友胡适之”，知音云集，激赏无数，在当政者宣布为大战犯后，便纷纷避之惟恐不及。从陈垣先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起在《人民日报》发表《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开始，到七九年解冻，对胡适稍有公允评价止，经历了三十年的漫画和丑化，开始回归相对正当的学术研究之中。其间尤以一九五五年当政者号召人文社科界的头面人物纷纷写文章，大规模的“批胡运动”，快速高产的“宏文”——据台湾史学研究者逯耀东（见其所著《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初步估计约有四百篇（2003年出版的《古史考》九卷，其中有四卷收集了四九年以来批判胡适的文章共243篇），在我看来肯定不止此数——最有“漫画家气质”和“艺术性”，漫画功夫实在高超。相比之下，雍正皇帝号召当时的士人批判裁诬“名教罪人”钱名世，无论从规模的大小，参与人数的多寡，还是波及范围之深广，绵延时间之长短，都远不及“批胡运动”来深刻猛烈。
　　
　　自从七九年耿云志、胡曲园等人分别在《文汇报》、《复旦学报》刊发较为理性探讨胡适先生的文章，同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期刊发胡适遗稿《〈水经注〉校本的研究》以及他致顾廷龙先生的信以来，胡适研究业已走过二十五之久。二十五年来，关于胡适的研究著作，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数著作，多空洞而少创见（辗转稗贩的传记尤多，只有罗志田等少数人的较好），没有相应的知识根柢，更无深湛的思想发覆作基础，也少有从小处着眼的专题研究（只有少数研究胡适周围的学人群体和胡适与《自由中国》的书籍较有资料发凡之价值，但此种专题的思想深度不够是致命伤）。而且更容易患上的毛病是，不少写作都还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中，不能对自由主义精髓有深入的阐发，更不用说对其为何反共反专制有深入的探讨，就是行文的平白晓易、见解的宽容畅达都不能完全做到。
　　
　　既然胡适不少资料都有待陆续发现和出版之中，那么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即有一分有证据说一分话，自然是最为可取的切近胡适的研究态度。在这方面，我一直以为那些民间研究者做得比学院中人更好。除了学风关系外，学院中人哪怕资料不足，写东西多喜大框架，好发宏论，因为这样才能算一篇或者一部可以评职称的论文论著，如此一来，空疏不学的东西自然极多。而民间研究者，大多系兼职做学问，没有评职称的俗累，而且他们热爱自己实地搜罗的材料（当然也上图书馆），据手中的材料来做精短的小文章，由小文章的汇集，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思路。谢泳、程巢父、智效民、丁东、龚明德、陈子善等人均是如此，而且往往是他们从小处着眼的研究，能给人不少启迪。程巢父先生最近所出之《思想时代》便是这样一本好书。
　　
　　针对学界历来关于胡适与鲁迅谁高谁低的争讼，拥胡拥鲁，各有理由，难以止息。程巢父以不少资料和史实指出王得后、钱理群、林贤治几位鲁迅研究专家，对胡适书籍涉猎有限，自然有可能曲解胡适。说到胡适一直负责任地批评当时中日外交关系时，程巢父反问了一句“钱先生不妨对照一下今日印尼迫害华裔的事件，在当今，还有这样独立的民间发言吗？”（《关于胡适评价问题》），“我们谁都有资格批评胡适，但必须批评得准确”。而且我读诸位的书有一感觉，比较认同胡适的诸位学人如谢泳、程巢父、智效民，比认同鲁迅的钱理群、王得后、林贤治诸先生，说话更讲论据，议论更平实，而后面三位更尖锐、更喜欢下结论，其实这也是鲁迅与胡适的一些区别，在其赞赏者身上的体现。不过，关于鲁迅与胡适，我认为二位缺一不可，没有非此即彼的道理，好像一山不容二虎。其实借用英国思想家伯林“自由的两种概念”来说，鲁迅近于“积极自由”，而胡适近于“消极自由”，缺一不可，没有任何一种自由都不能达致完全之自由。胡适的“消极自由”在那些想将社会变革一蹴而就的人看来，无异于和当政者妥协，或者可看作是有媚骨。譬如胡适的“好政府”主张，“八十年来一直在受着人们的菲薄与嘲笑。这是没有将理与事、理想与现实分开所致。事情没有成功，就反过来指责道理也是错的”。事实正是如此，社会的变革如革命的震荡超过整个社会所能承担的撕裂成本，于社会的所有个体均不什么好消息。因为早已有欧美国家的先例，在民主制度自由的制度下，来谋求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共荣。
　　
　　“为民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胡适正是因为欣赏明朝哲学家吕坤这句话所体现的思想，晚年倾力研究《水经注》，为乡贤戴东原辩诬白谤。而程巢父也激于栽诸胡适身上诸多不实之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辩诬。张中行老曾在《胡博士》一文里说林损因为反对白话文，反对新式标点，而被胡适开刀祭旗，遭解聘了。程巢父花了六七年时间（这样严谨的治学风气，在程巢父先生书中所在多有，如为笺证《陈寅恪诗集》中《寄卞孝萱》一诗之今典，专程“买舟东下”至南京，须知程巢父非那些拿着国家研究基金的研究者，而是自掏腰包），查阅许多资料来证明张中行是“误度”胡适，并且通过胡适研究者耿云志从八十年代***学风到求实学风的转变，来说明“一个原本具有良知的人，多读胡适的文字，可以洗涤‘左’的污染，恢复理性。克服乖张心理，在治学上趋向纯正。我相信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这是我为他辩白的初衷。”（《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的怨怼的辩证》）“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这个判断异常重要，至少我在不少胡适研究者身上，看到了他们平和宽容的态度，哪怕替胡适辩诬，也是从实道来，一般说来，不曲为回护。这在《思想时代》里诸多与人辩难的文章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样的学风，值得提倡，令人敬佩。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思想”股市上，陈寅恪、吴宓、顾准和胡适这些人物在自由主义的“题材”下被炒爆了，他们被戏剧化和轶事化。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经成为了流行一时、人云亦云的门面话，这边厢思想家们纷纷出来论证自己第一个发现了顾准或者陈寅恪，正如那边厢文学界的“后主们”为“后新时期”的发明权而挥老拳。然而，谁又真的去读他们的书，谁又真的在乎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思想的脉络和语境（context）呢？这些在现代思想和文化史上似乎怎么也走不到一块的歧路一样的人物在死后是怎样被接轨到自由主义的通往天堂的大路上（因为据一位新权威主义的发言人说，所有自由的大路都是通往天堂）就更是我等所不能理解的机密了。正如唐德刚所说的，“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就‘看胡适’（Hu Shih 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
　　
　　胡适是现代中国一位路标性的人物。现代—modern，用30年代上海的俗话说，就是“摩登”。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论‘摩登’则天下之摩登莫摩登于‘我的朋友胡适之’者矣！”然而，同时代张天翼小说《从空虚到充实》（《荆野先生》）里的人物则以为，modern应该译作“矛盾”。信然！胡的“知己”（我取“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中胡为蒋效死这个意思）蒋介石称颂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正好说明了他人格上的modern(矛盾)。
　　
　　20世纪90年代在西亚有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则有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在这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谱系里，通常被中国的自由主义奉为祖宗的胡适也是旁逸斜出，而非正宗了，因此只能重新从哈耶克出发，接上亚当·斯密的秘宗香火。我偶然翻阅《鲁迅全集》，有一篇厨川百村的《说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与当今原教旨主义的诠释略有不同。然而，一则译者是鲁迅，二则作者非英美人，因此他“与其完成自由主义的哲学，倒不如编纂自由主义的历史，要有效得多”的观点，我知道是作不得数的。“对于我，奖励了这思想的人，是毕亚特博士。博士给我从纽约寄了一部好装订的穆来卿的全集来。在阅读之间，懂了毕亚特博士的意思了。穆来也因为要阐明自由主义思想，所以染翰于史论的。尤其是，靠着将法兰西革命前期的思想家的详传，绍介到英国去，他于是催进了英国的自由主义的。正如理查格林将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托之一卷的英国史，以宣布于英国民一样，穆来是挥其巨笔，将法兰西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绍介于英国，以与英国的固陋的旧思想战斗的。”不仅如此，厨川百村的说法恐怕会要激怒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牧师们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国思想和英国思想之间的区分和对立就像英国和法国之间永远远隔着英吉利海峡一样，更遑论法国大革命已公认为自由主义不共戴天的仇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把现代思想一刀切为左右两块，即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对垒。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把实验主义概括为两个东西，一个是“历史的方法”，一个是“实验的方法”。他说，“历史的方法”也就是“祖孙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我以为，胡适所谓“历史的方法”和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说的是同样的意思。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代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窃其全部结构，必须具艺术家颀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然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也当如此。
　　
　　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胡适在专业领域并没有超卓的贡献，甚至在当时许多方面的造诣还不如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辈；然而，胡适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专业，所以我为余英时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的序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击掌赞叹。这样一个题目充分提示了胡适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胡适在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余英时把它称作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胡适自信“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其实它的影响岂止于一个学科的范围，实际上它对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学术都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影响。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描述它所受到的强烈震撼时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一段话可以扩大来解释胡适在‘五四’前后思想影响的一般性质。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积压在一般人心中不知‘怎么说才好’的问题。即使在思想上和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梁漱溟与李大钊）也仍然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所以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新典范’(paradigm)。”余英时用库恩“典范”的概念精彩地点出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只有这个概念才能如此简炼地概括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正如格里德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中大部分学术成就很快就被取代了，但它在它兴盛的时代是惊人的、富有创造性和强烈挑战性的，甚至是永久性地给人们换上了现在用以研究这些专题的观点。”（《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373页）这种典范的革新不仅体现在思想的内容上，也表现在表达的形式上。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回忆说：“我在当时觉得，胡适的这一部书还有一点特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三松堂全集》第1卷，201页）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面说：“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正如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所说的那样：“胡适的生命旅程应该是以几个世纪，而不是以几个十年来衡量的。”（340页）50年代大陆批判胡适，其实无论怎么批也难以越出胡适的范围。50年代思想、学术的剧本有些变化，但那台子可还是胡适搭起来的。即以文学史来说，进化文学史观和民间文学正统论都是胡适打下的基础。西方的研究者通常首先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国民党、***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它各有不同的解释和评价。不论怎样，五四构造了中国现代的传统，造成了我们的“新传统”。
　　
　　胡适以他的思想力量转移了中国的传统，他是从“传统的中国”转向“现代的中国”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非留学篇》中，他清醒地意识到 “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也”和“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他清醒地意识到“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身处新旧文明交替、过渡的时代，作为留学生胡适具有强烈的“再造文明”的使命意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全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而五四这一幕历史戏剧的主要情节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趁西洋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颠覆并且重建了中国文明。1915年，章士钊在最后一期的《甲寅》杂志上将胡适隆重推出。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一书的引言开篇高度技巧地叙述了胡适重要的历史意义。1917年，胡适在《留学日记·归国记》里引述荷马史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并宣称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1919年6月，在中国少年学会的一次演讲中，章太炎讲演结束后，胡适“接着讲”，先宣布章太炎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然后说“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最后用英文复述了“归国记”中曾经引用过的荷马史诗里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胡适在1915年的日记中把留学生和传教士的作用进行过类比：“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罗志田说这是胡适的夫子自道。他在考虑归国的时候，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胡适一再把自己看作是“传教士”。“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做了该宗的开山之祖。”（《胡适的自传》第10章《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哥白尼革命”也是同样的意思。1919年，他在《新思潮的意义》这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论文中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自觉地认同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形象。而在留学生和“传教士”这一形象的后面明显地包含了“西方的冲击”。他的名字—适、适之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了西方，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古老中国的巨大冲击。因此，这里也关联到当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新的研究模式出现以后，如何评价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研究模式。我赞同罗志田的看法，“冲击-反应”是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这一范式仍未完成其使命。其实，“冲击-反应”模式与“在中国发现历史”并不矛盾，“冲击-反应”的模式本身就必须关注接受者的条件，正是不同的接受者—美洲、非洲、亚洲，以及美洲、非洲、亚洲内部的不同地区，对欧洲的冲击作出了不同的回应。
　　
　　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形同水火冰炭，却不约而同地几乎同时发动了对于胡适的大规模围剿，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把他当成真正的对手用全副精力来攻击的，因此胡适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冤屈，还不如说是一种历史自豪感。然而，50年代的“胡批”确实说明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无家可归”的尴尬命运。50年代大陆由对于俞平伯《红楼梦评论》的批判发展成为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余英时说：“适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郭沫若说，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当然，大陆对于胡适的批判决不在于“新红学”这样具体的学术实践，更重要的是郭沫若所说的它的根深蒂固的“潜势力”。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到胡适批判，标志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化霸权的争夺可以追溯到创造社1928年所发动的“文化批判”。其实，胡适正是这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始作俑者。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之父和封建旧礼教的无情的毁灭者，胡适也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领袖人物。
　　
　　胡适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是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周策纵在《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与贡献》一文中说：“从五四时代起，白话文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钱穆在《文化中之文字》的演讲中反证了周的评价：“近人为慕西化，竞倡白话文，不知白话与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话为主，则几千年来之书籍为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存者，皆将尽失其正解，书不焚而自焚，其为祸之烈，殆有难言。”鲁迅认为由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倡导和发生，从而改变了“无声的中国”。廖仲恺甚至因此将他和孔孟相提并论。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古典小说的重新评价和新文化运动是同构的。他在《口述自传》中说：“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有一次在谈论胡适对于新诗的贡献时，臧棣说胡适的很多想法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这种评价本身就具有战略眼光。在今天看来，用白话文写作和“诗体的大解放”应当说都是具有改换天地的意义的，是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的一次战略转移。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回忆，50年代初期，胡适因为“发明简体话文”被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推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人物之一。胡适并没有发明一种语言，但是他却确实透过语言的变革革新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必须放到更大的空间范围里来加以讨论，它是一场文化革命，也是对于社会秩序的象征性重建。胡适把林纾所鄙视的“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提升到“国语”的地位，打倒了文言的权威，实际上也就夷平了操纵着书写特权的士大夫阶级。布鲁斯特在《中国的知识底的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中指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的汉字，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利益阶级。不管哪个国家，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literary laste）的时候，那么，这个阶级的人们就必然获得政权，而且永远掌握着它。这个阶级的人们就是不去组织政府，也会比一般人要高明些，因此他们便牺牲了那些无知而且无告的群众，却取得一切政治上的地位，享受一切特殊利益。”胡适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国语的发生的历史性关联中得到启示，通过言文合一的现代语文运动去创造一个同质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国民的国家。林纾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至白话一兴，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之以白话。”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中说：“今为适之之学者……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而其所谓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呢吧咧之文变。”其实，林纾和章士钊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场“文变”，而是透过语言的媒介最终扩散为一种社会效应。胡适期待创造一个“白话的王国”，同时也是期待创造一个以自由、平等为特征的现代“民国”。
　　
　　1915年黄远庸在致《甲寅》编者章士钊的信中提出文学“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的看法，被胡适看作是“文学革命的预言”。 1916年，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也提出：“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7月13日）1917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提出的“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等口号。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指出中国旧文学的局限:“今日的平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这些观念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市民革命的民主性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死心踏地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可是国民党却不接受他采用白话文的主张,而被他视为敌人的中共却不仅采用白话文，而且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文化的历史脉络上。
　　
　　胡适和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承上启下的人物，但是由于现代中国充满危机和“重心已失”，所以他们本身也失去了均衡的智慧，在慌不择路中加剧了道术的分裂。胡和梁的鲜明特点就是对于“过渡时代”的清醒体认的“与时俱进”的特点。其结果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抵抗力，而与时代一起婉转浮沉。这是梁、胡相当于而又略逊于16世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时代转向性标志的人物的地方。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在他对“方法”的强调中，都显示了胡适思想的匆忙性和方便性。而对杜威的实用主义的依靠和对科学主义的崇拜也进一步提示了这种限制。胡适把实验主义哲学归结为“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换成今天自由主义的话，就是“利益最大化”。这确是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宣称：“吾宁忍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良有以也。胡适正如他的名字所标示的，顺应西洋海盗文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充满了与时俱进的“乐观”（“乐观”是胡适常用来表现他的思想状态的一个词），缺少必要的沉痛和伦理意识。这种对于生存技术的迷信使他们不仅在认识和判断上不够沉着，不能“识大体”，而且也造成了对于人的存在的贬低，从而忘失了“人之所以为人之道”。韦政通在《胡适思想纲要》中曾经批评胡适说：“代表美式思想的杜威哲学，所给予胡适的限制，不但使他与西方的传统思想隔离，即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超知识部分，也缺乏亲和之感和深度的认识，因此在他一生的学术生命中，根本洋溢不起中西两大传统结合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