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下南洋”的今昔
2007年10月09日 10:23 来源：桂林晚报
http://www.chinanews.com.cn/hr/yzhrxw/news/2007/10-09/1043824.shtml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下南洋”曾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词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闯关东”、“走西口”一样，既带着深深的无奈，又饱含浓浓的感情色彩。
南洋的地理概念从明朝的时候就有了，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
据权威资料统计，从1860年开始到上世纪50年代初，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500万中国人到东南亚国家寻找机会。
南洋路 游子泪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
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为了逃避战祸或政治避难，很多有文化、层次高的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他们成为海外华人深具影响力并发挥巨大作用的一支。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特别是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 (桂王朱由榔 )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中国人下南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与此同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流血汗 写传奇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工矿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1盎司等于 28.35克)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现在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东盟路 更宽广
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原因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槟城街头，记者见到一位小伙子，今年只有20岁，来马来西亚已经一年多。“是伯父让我来的”，小伙子对我们说，他来马来西亚的原因很简单，国内高考竞争太激烈，他的成绩不能保证上好一点的学校，于是追随上个世纪90年代来到马来西亚的伯父的脚步，到马来西亚“闯世界”。
不过，马来西亚的路也不是很好走。小伙子先后到过新加坡、泰国，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现在只好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帮伯父看看铺子。今后的事，只好“看看再说”了。
近年“下南洋”并取得成功的，在吉隆坡也大有人在。广之旅是中国著名的旅行社，我们的车队刚进吉隆坡的时候，记者就在酒店门口发现了一辆该公司的旅游大巴。据酒店的王先生介绍，广之旅早在 2001年就实施了股份制改造，它旗下的马来西亚公司的最大股东，就是原来广之旅驻吉隆坡的业务代表李钟平。
说起李钟平“下南洋”的经历，还真有点运气的成分。李先是被总公司派到这里做事，后来遇到现在的妻子，就决定留下来。这个时候正好碰上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造，于是便筹措资金，成为了马来西亚公司的大股东。现在他的公司在吉隆坡有一间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手下有好几部车，还有20多个人。如今，公司的客源非常稳定，业务量逐步上升，收入也越来越可观。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下南洋”的中国人还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紧推进，随着“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构想的实施，中国人的南洋之路，会越走越宽！（何开发 罗凯 李政伟）
海外谋生“下南洋”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1108/12830727_3.html 在海外谋生的流民浪潮中，“下南洋”最为壮观，这是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
“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
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可选择性”。
“下南洋”成为堪与“闯关东”、“走西口”相媲美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有“推-拉”合力的驱动。推力方面，“经济压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拉力方面，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劳动力的需求量旺，供不应求，就业机会正多。而且，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了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植者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华工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数即达25510家。
(摘自《中国历代流民生活掠影》，池子华、朱琳著，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