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之胡慎怡堂——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
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胡少权 胡元和是清代后期富甲贡井之胡姓资本家和地主，是自贡盐场有名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元和）、颜（桂馨堂）老四大家族之一。在其极盛时期，纳款捐官，结交权贵，俨然仕宦人家，对自贡地方曾产生一定的影晌。因其先辈经营布业元和店发家，故人称胡元和。余生长此族，受工农厚养，今年已八十二岁了。现就亲身经历及耳闻月睹，概述胡元和之兴衰，以供研究自贡盐场史实者之参考。
胡元海布业起家 清朝嘉庆（1796一1820年）中叶，江西庐陵（今吉安）人胡礼纬（字英俊），原是一个农家大族破落户的子弟，同族人胡生云来四川自流井，赤手起家，稍有积蓄，娶吴姓女为妻，生子女各一人。不久，礼纬死去，吴氏无力抚孤改嫁。其子胡元海孤苦无依，随胡仕云遗返江西原岌。胡元海虽幼孤失学，却粗识文字，自幼贫困，颇知稼墙艰难，持身勤俭，无不良嗜好，对人诚实。长大成人后，立志成家立业。赖族人资助，贩少量棉布重来自流井出售（一当时江西帮昔以贩布为业），积得相当资金后，即在自流井新街五皇殿对面买屋，扩大布业经营，牌名元和店。元海娶同乡开泰布店王姓之女为妻，夫妻协力经营，烙守商业信用，敢人乐与之交往，资金日积益多。在道光（1821一1850）年，分出一部资金，与人合移经营盐业，又获大利，乃以铜钱八干余串购买贡井大山白泥坳寨子岭水田坡地，约收租谷八十石，其余曾荒地河编，芦苇丛生。元海就在这块荒地上，着力经营，开凿出水火盐井。为了便于经营管理，乃于寨子岭下，依山傍水，兴建一正二横房舍，作管理盐业总柜房，其家亦迁居于此。
道光三十年（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淮盐不能上运，川盐济楚，造成自贡盐场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贡井盐卤东移自流井煎烧，经营井灶更有大利可图，刺激了元海经营盐业的积极性。元海为人富于心计，在经营井灶上，一是独资经营，不与他人合移，以免一井成功，井彩昔成富有，一旦水火消失，不但井成废墟，而且股黔间亦纠纷不已。二是采取以井创井办法，力图扩大基业。所谓以井创井，就是将甲井盈余，用作乙并开凿资金，成功则楼上楼，失败则等于甲井未获收益，既不蚀老本，又能开创新业。元海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所凿盐井，多系黄卤，不但质佳，且系浅井，投资小，见效快，产量大，条件优越，获利较一般为厚。到元海八十岁死时，已拥有独资经营的盐卤井五眼，瓦斯灶三十口（详见附表一）租谷二千石，活动资金白银数万两，与当时张三和、肖致和并称“贡井三条河”（河和同音）。（注〕张三和、肖致和．皆以盐业起家，两家土地都和胡元和土地接壤，肖致和的盐井完全是他出土地．由他人开凿．不由飞资淦．粥取余润（即是他人出钱凿井．自已享受变相的地租剥削，不劳而获）。
张三和土地内的盐井是由股移凿办，曾独资修建艾叶滩大桥．并以租谷数十石作护桥费用．张、肖均贡井大户．惟不及胡家。胡元海之所以能由贫困而成巨富，除了他本人有一套经营管理工商业的办法以外，其妻之帮助与姻亲之任用，也有很大的关系。其妻在经营布店时，就是他的好助手。此人借财如命，当其晚年虽处窝丰履厚之家，仍力持勤俭节约。活到八十二岁，死后，后人捡视其补巴衣裤及作补巴用的破旧布片，装了半个背篓，据说是遗留下来教育后代的。她常说，睡觉时衣服与蔗子磨擦，容易破损，故睡觉时要改穿补巴衣服。她为了使家业维持久远，总是以勤俭持家勉励后人。元海三女四子，长女适雷姓，次女适钟姓，三女适王姓，皆江西同乡。他委任儿女姻亲经管井灶田庄。以深得元海经营心传的雷小松为总经理，因其经营得力，故有“一雷天下响"之称。以深通三教九流的钟春泉负责办理对外交涉。以深悉农事的王笔田管理农业。雷、钟、工，对元海均极忠实，当时同业曾以胡元和窝了班称之。他们都是精于剥削的能手，对雇工及佃农都有一套笼络手段。这里只说对待佃客的办法：凡是佃客来到胡家，都以座上客款洽，佃家老人年满六十岁者，岁减租谷一担，年满七十岁者，再减一担，天年欠丰，看田纳租，栽在佃约，力戒加租另佃，故胡家佃农受了胡家的地租剥削，还要说胡家“厚道”。
元海有四子，长子承钧、二子承梁、三子承性（早夭）、四子承襄。
胡勉斋克绍箕裘。 承钧字勉斋，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 ，及于光绪十八年（1892）。曾应童子试不售，乃弃科举，十三岁即随其父学习经管家业。勉斋勤谨好学，不仅深得乃父生财之道，而且青出于兰更甚于兰，故当元海退休之时，早已胜任愉快。在用人方面，以其平日观察，早有成竹在胸，任其所长，优其待遇，使雇用人员乐为之用。仍以雷小松总管盐业，王华田管理农庄。对于新进雇员，必先考察其家庭情况，本人品德能力，一经使用，即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视同一家，年终结算，盈利单位，按所获利润，酌提若干，奖励经办员司，对于亏本单位员司，视其家庭经济状况酌予补助，伸无仰事俯畜之虑，得以一心一意为胡家卖力。对于工人也实行笼络，对锉井两班劳工，昔以两班兄弟相称，岁时伏腊亦有奖励。在处世方面，抱着与人无争，逆来顺受的态度，久而久之，还使横逆者自认输理。当时观音滩罗家，勇于三打，即打锣鼓、打架、打官司，某年正月，无端将胡家的盐水船四支撑走。雷小松忿忿地说．“罗家这样横蛮无理，今后河里．我们还敢停船吗？文斗武斗找介嘟要赔他l ”胡勉斋说：“不要急躁，他们安心寻我生事，若马上与他争论，是坠入他的诡计，我们冷静处之，必有好处”。事隔两月，罗家自动遣人来说，他家船工误撑走了胡家的船。勉斋叫小松谦和地答复说：“我们实不见了盐水船，恐怕不是你们撑走的那船，等我们查清楚再说”。致使罗家更为后悔，于端午节日具备礼物，连同原船四支，一并送还，并致欠意。因此，勉斋博得忠厚谦和之名。
勉斋为了大力发展盐业，除极力淘凿旧井，增加卤源外，还积极开凿新井，扩大瓦斯、卤水来源。而在经营井灶的同时，还乘川盐济楚之机，兼营运盐业务。盐号初名聚义长，设于自流井八店街天后宫内，咸、同年间更名为福临怡，所设分号、堆栈，沿釜溪河经长江而达重庆、宜昌、沙市。当时胡家自产花盐为数不多，盐的来源大部靠向其它瓦斯址户收买。勉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锐意改进盐业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因而对盐业界巨子必礼遇之而虚心求教。他特别重视岸行清及销区用盐季节。例如，二、三月为菜盐，五、六月为酱盐，十、冬月为肉盐畅销季节，盐价每随季节的变化涨落，故运盐必须掌握季节。此外，还须以行情决定运盐方式，灵活运用“撑庄妙、“望江”、“起堆”等各种形式。所谓“撑庄”，即别人向灶户买了盐，不愿运出，而我接买运出。或别人的盐已运至半途，不愿直运到岸，或虽已到岸，而因盐疲滞销不愿久待者，我则议价买入。所谓“望江”即所运之盐尚在半途，而岸价陡俏，不待到岸提前预售。所谓“起堆”，即盐已到岸，或值‘盐市疲滞，或盐价看涨，则起堆上岸，待价而沽。恰当运用以上各种形式，均取决十消息灵通，勉斋由于多方探悉行情，故每算必中，当时井、渝、宜、沙同业，均以盐场诸葛称之。
勉斋以经营产、运盐业务，获利倍花，握有巨额现金，又设白蜡行于嘉定（今乐山），其目的一是为了分散现金，藉图生息，一是就近探悉键为盐场实况，伴作其经营盐业之参考。此外，还承顶成都典当〔清制开设典当有一定限额，所以承顶），更名福元典。当时各以固定资本十万两，在生意兴隆时可增全二十万两架本，即是可当二十万两银子的东西。开设典当，有实物质信，不仅稳妥可靠，而利润又大，故勉斋乐于为之。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 ，勉斋死时，胡元和之家业更大，增加了盐水火井六眼（如附表二），共有推卤水牛五百多头，租谷五千余担，运盐资金及现银达三十余万两。勉斋逐利有方，在拥有巨资之后，拿出一小部份剥削收入，修路、济贫，邀名官府，取悦乡里，以图保全产业，遗留子孙。其具体情况如下：勉斋因福元典开业，取道东大路去成都，见沿途石板路破烂倾斜，行旅艰难。心想正好借此沽名，乃决定独资修缮由威远县界牌街口起经龙回镇、大井坝、双石浦、金带浦直至简阳这条官道。修缮时间历时三载有余，耗资数目已不能回忆。壬辰（1892年）残腊，勉斋逝世时，该路尚有部份未完工程，由其子汝修继续兴工完成。四川总督丁葆贞，亲在自流井视察盐务时，曾接见勉斋，询问盐场兴废，并对他修东大路，予以嘉奖。
光绪十年（甲申、1884 ）、十一年（乙酉、1885）大旱，饿浮载途。饥民被迫卖儿弩女之事司空见惯。甚至有出卖木柜将小孩藏于柜内，希望买方发现后予以养活者，状极凄惨。当时米价不仅昂贵，而且不易购得。官府以灾情严重，禁用高粱烤酒。勉斋以高粱价既较廉，而又容易购买。乃于此时，广制高粱耙贱价售与饥民。其办法是先由地方当事人查明极贫、次贫户口及其人数，发给购买证，每日按证规定数量卖给高粱把。闻系每天每人一个，每个半斤，只收铜钱两文，四口之家花去铜钱八文，便可买回四个，加上一些草根树皮，聊以充饥延命。为此，胡勉斋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荣誉”，曾经清廷钦赐匾额褒扬。胡家自勉斋开始，于每年年终腊月，照例以米百余担，铜钱千余串，作贩济贫民之用，持续约四、五十年。
勉斋嫡配王氏，生三子，名纯祖（崇之）念祖（汝修）佑祖（怀生）。在去成都接顶典当之际，纳谢氏为妾。已丑年（1889 ）王氏死，谢氏已生二女一子，子名慰祖（星生），因其有子，扶为正室。
勉斋常以他的处世哲学训教子侄，他说“吃饭只要吃得饱，何必要四盘四盏；穿衣只要保得温暖，何必计较新旧，大亏当前，小心设法避开，小亏无伤大体，切莫吵闹急躁，悄俏吃了就是。”
胡勉斋于丁丑年（1865）曾兴工增筑寨子岭房屋（贡井），上厅中厅、横房，作八个四合形模样，乡人皆以大山新房子称之。丙寅年（1866）又增筑下厅财门、仓屋、箫房。宅内分抱厅、横堂星、上学堂、下学堂、上厨房、下厨房、总柜房、管事房、男花厅、女花厅等，于丁卯年（1867）落成，名其屋曰慎怡堂。这就是胡元和的后身。在余栋成起义期间，勉斋曾举家迁至重庆朝天挡党家院居住。
胡汝修兴业捐官 胡勉斋死时，长子崇之体弱多病，乃由次子汝修主持家政。汝修时年三十，既虑家资富有，树大招风，又恐先辈用人，非亲即友，不听驾驭。于是首先团结家族，倡议决不分居，即使尔后分居析产，亦不按父辈三房均分，而按祖字辈兄弟五股平摊。汝修以堂弟树良为臂助，以四弟怀生会同旧戚王华田管理农庄，对涨裸中的幼弟星生则力予维护。但在两三年中，怀生先没，其遗腹子尚未降生，崇之又相继云亡，孤蠕满室，全赖汝修、树良两人维系。树良六十生辰，荣县赵熙撰文祝贺，曾引用汝修谈话，有云“无我则百事不张，无弟则家脉不长”。两人当家均公私分明，虽然议定每年提出白银一于八百两作他们的舆马费用（汝修一千两，树良八百两），他们都悉存福临怡账，并未动用分文。
胡元和在胡元海，胡勉斋经营时期，对其井灶田庄，就有一个以其亲戚组成的强有力的管理班子，到了胡汝修当事的时候，由于资金愈积愈多，经营规模愈来愈大，单是井灶上的职员司事就在五十人以上，盐号员司还不包括在内，当时有人以主要员司的姓氏、人数编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这个班子：“一雷天下响（指总经理雷小松），二黄扯不息，三肖摆战场，朱余皆细党，烹来两邓尝，吴三追李四，畏死五胡藏，三林搞忙了，急去请十王，周家八百岁，开泰有三杨，潘安（指名医潘云安）非凡相，不愧领岐黄，有此众将相，永保慎怡堂”。绘声绘影地勾画出这个封建家族俨然是一个小朝庭的模样！
汝修还为慎怡堂规划了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他以慎恰堂总摄胡家全盘事业。堂内设账房管事，职司出纳。另设管事二十人左右，其名目为：乡庄管事、杂务管事、家塾管事、香灯管事、厨房管事、清洁管事、修造管事、买办管事、碾房管事、牧畜草料管事、仓储管事等等。管事之下是炊事、自水客、学徒、杂役更夫、司阁、轿夫、马夫及其它男女雇王等。此时按照祖训，只许雇用工人，禁止买用丫头。这些人都是专供胡氏家族驱使的。另设管理企业的总柜房，主其事者称总掌柜。雷小松任此职数十年（在五房分井灶后，他已年老，曾由刘亮巨、肖笠斋代行其责）。总柜房内设： （一）账房，计有总帐一人，帮帐两人，综核各井灶生产和收支。（二）货物股，管各井灶油麻米料及一切生产必须物品。（三）交际股，经售卤水、店盐（即厂口盐，又名票盐）。（四）农庄股，司收取佃租及出售谷物。（五）现金股，专司各井灶日用银钱和向钱铺作兑换（因枚入盐水价是以白银为单位，必须将白银向钱店换成铜钱）。至于各井灶，视事务之繁简，仿总柜房设置必要员司，专司其职。 慎怡堂规定所属各企业单位，于每日晨早将前一日生产有关情况，填报单二份，一交慎怡堂，一交总柜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由总一民柜带领全体员司向东家汇报半月来生产情况二遇有疑难问题，经过大家研究讨论后，群策群力加以解决。对员司家庭或本人困难，酌情予以照顾。每年元宵后，必有一次重要集会，由各单位负责人参加，讨论过去一年的经营得失，订立本年经营规划。策划既定，即放手进行，倘或中途形势变化，必须改变原计划，亦必经过众议，决不一意孤行，故能集结众人心力，搞好企业经营，日益兴盛。赵熙为汝修题遗照有云，“一代雄才无败事，一乡仁气有徐思”，虽迹近阿诀，但亦可见其在经营中确有一套办法也。
光绪、宣统年间，即自1893年至1911年的十八年间，为慎怡堂的极盛时期。
在制盐方面转移重资开凿火井，以利煎烧，深凿黑卤盐井，以求咸量加重。为了培植凿井治井人员，改进凿井工具，曾在丰域井设洪炉炼铁，制造凿井应用工具，由富有经验的胡竹箔专司其事。集中各井井口管事，学习交流经验。如遇井下发生事故，即用会诊方法，研究治理。德徐、域川两井相继深淘成功，卤丰咸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 ，继成井火井又见大功，火圈达二百零二口，创贡井地区火井出火最高纪录。不久宣春井又出瓦斯火百口以上，全部火圈增至五百口上下。总计在胡汝修经营时期，独资新办黄、黑卤井及火井十眼，连同胡元海、胡勉斋经营的十一眼，就达二十一眼之多，此外，他还接办他人废井五眼，占有股权的百分之五十（详见附表三），从他手上发展起来的井眼，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两代人的规模。光绪三十二年（1906 ) 三十三年（1907 ）中，胡家盐业每年盈利约自银十二万两。
胡家火灶及火车推汲盐卤工人，均依其生产规模的大小，都有一定的人数。惟牛推、骡推、人推，则视井之深浅，卤量之多少而定，牛、骡、人工亦有一定比例。井灶直接间接雇用工人达一干余人，推牛多至六百头上下，骡马不少于百匹。由于汝修企业绝大部份是独资经营，自卤自煎，缓急自如，事权统一，对改进制盐生产技术，提高原盐产量、质量，提供了优越条件，不仅获利至厚，而且声誉大著。原来胡家福临怡盐号所运楚盐，因运途遥远，盐质稍差，流沂损失很大，影响利润。在继成井见功之后，特研究改良盐质办法：煎盐卤水，黄黑卤混合使用，黑卤占十分之八，黄卤占干分之二。始而不盖锅盖，一任卤水烧干成粉（即渣盐）, 铲起再配卤下锅烧佛，掺入豆浆，提净渣滓，然后将渣盐放入，盖上锅盖，使渣盐与沸卤混合，成为粒盐，起盐装入蔑包后用提净沸水淋透，务使旭巴尽去。这样就提高了盐质，具有色质俱佳，在运输途中减少流折等优点。专供福临怡运销楚岸，号称“恰字盐”大受楚岸食盐人灵的欢迎。至于仁、蒸、涪、万四大边岸（注：仁边岸：贵州之仁怀厅．遵义，大定、贵阳各府．秦巴岸：四川之茶江，南川两县，贵州之遵义、贵阳．都匀各府．平越州．倍、万岸：四川之忠县、石桂、丰都、万县、湖北之利川，建始、宣恩、恩施、鹤峰、长乐、咸丰、来夙等县。）所属地区，山路崎岖，巴盐便于背子背运，故当地居民习食巴盐。
当时自贡两场多用煤炭产制巴盐，因火力不均，盐块坚松不一。继成井瓦斯气旺，火力匀整，煎制巴盐，不但色泽极佳，而且质地坚硬。边岸食盐人民都用棕包裹盐块，平时用绳子吊起，用时将水在锅里煮沸，再将棕包放置水内，拖来拖去，使盐溶解水内。此即所谓吃拖拖盐也。此后贡井盐场瓦斯旺盛的灶，多数都做慎怡堂的办法，煎制巴盐，以致形成了东花西巴（注：自流井为东场．贡井为西汤．自流井以产花盐为主，贡井以产巴盐为主）的局面在此期间，慎怡堂的田庄也有所增加，佃户一百七十余家每年收租谷七千六百余担。除盐号、堆栈资金不计外，拥有现金白银二十余万两（白银一百两合银元一百四十元零八角，共合银元三十余万元），富甲贡井，跻于当时富荣盐场的王、李、胡、颜四大家族之林。
汝修并不满足于拥有巨大家财，力图由富贾而争作士绅，由士绅而入仕途，成为亦官亦商的显贵之家，既借宫以维护产业，又抬高身价以炫耀乡里。他主持家政之后，一改其父重商轻学之风，延请当时饱学宿儒主持家塾，为子孙谋求仕宦之途。先后延聘塾师皆附近各县科举中人，计有王自翔（秀才）、王廉甫（廪贡生）、曾国光、胡政祥（进士）、李庵卿、周子舍、卢庆家（举人）、高光照（举人）、陈铭建（举人）、王以庄（秀才）、彭湘涛（举人）、陈瑞堂〔 进士）、赵熙（赐进士）、还有吴天成、李朴安、黄吉渊等人。大有金钱万能，天下贤士尽入吾毅中之概。这一大群塾师所教的只是本家子弟二十余人。塾师修金最多的每年约白银一千两，一般是四、五、六百两，最少的约三百两。他为了培养做官儿郎，可以说是不计工本了。
汝修与赵熙论交，始于光绪戍子（1888）、已丑（1889) 年间，那是赵熙殿试后回荣县，由塾师王白翔介绍的，两人一见如故。此后赵熙供职清廷，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御史等职。当时的京宫待遇并不算高，而宦场又非闹不可，因此，手头拮据，深有长安居大不易之感。汝修遂雪里送炭，赵年年冰炭之需，均出自胡家溃赠。胡勉斋逝世，请赵熙题主，他看中汝修次子庸章（师仲），经王廉甫作伐，以长女妻之，两人交好愈笃。赵熙家属居胡家宅院，常得胡家守宅员司照顾。当赵丁父忧回岌，汝修特派员司为之料理丧莽，并买城中宅院赠与，以安其居。师仲与赵女完配，装奋遣嫁之事，半为胡家代作。赵熙对此十分感激，曾对人言，他得胡汝修之助，有如刘光第之受助于刘庆堂。赵在题汝修《洞易斋诗集》 有云：“我生苦南北，感君扶持力”。胡、赵两家由朋友里交，而重之以姻亲，关系兰为密切。赵任职中枢，内部机要，宦途捷径，老马尤娴，恰值清廷卖官弩爵，因此建议汝修兄弟子侄纳款捐受内官，恰与汝修由商而官之念，不谋而合。乃不惜巨资，借赵熙之力，汝修捐得分部郎中、赏戴花翎二品官衔，树良指得盐提举、赏戴花翎（达寰、崇之长子）、铁华（琳章、汝修长子）、师仲（庸章、汝修次子）、迪生皆扔内部主事．星生、极云、仲文也捐了九品京监。 宣统元年〔1909）春，孝先、铁华、师仲兄弟三人，同赵熙入京，孝先经钦派王大巨验看，签分农工商部主事，他嫌官小，后又加捐内阁中书科巾书员外郎，花翎四品顶戴。铁华签分民改部土事，营缮司行走。师仲签分大理院推事，刑科三庭行走。 汝修因未到京，虽未签分到部，但向清廷请得三代资政大夫谙封，官宦满门，俨成封建世家。当时捐官款项，视官阶等级，例有定数，因时日过久，具体数目已不复记忆，仅孝先加捐内阁中书科中书员外郎一项，即达白银七干两，全部耗费之巨，概可想见。
孝先弟兄三人留京三载，由于赵熙黄缘，广交达官显宦，海内名宿，如御史江春霖、赵秉麟、胡思敬，翰林陈衍、郑孝青等。凡与赵熙相识接近之人，多数均与铁华有文字之交。富家绒绮子弟，初涉宫场，附庸风雅，攀龙附夙，馈赠频繁，诗酒文会微逐不休。三人所耗白银达十万两左右。此中情况，铁华刊存《浮云集》以记其事孝先长子昭骥亦同至北京就学。当时清廷以推行新政之名，行阻止革命之实，拟罗致康（有为）、梁（启超）回国，赵熙衔命去日本，与康、梁接洽，携昭骥同行，故昭骥得拜梁为师。赵熙此行旅费虽可向清政府报销，而其它花消则不免由胡家资助。
宣统二年（1910）九月，孝先、铁华兄弟以富贵归故乡，特为叔祖母（胡树良之母）晋祝七十生日，炫耀乡里。先请赵熙弟子、名举人、巴县向楚（仙樵）代撰征诗、征文序、由赵熙书写。载回京华显贵，海内名流寿序、寿诗、寿文、寿联盈箱满筐，内有清皇室肃亲再祝联，祝寿诗屏十六幅，由十六位翰林、御史（陈衍、江春霖、赵炳麟、胡思敬、郑孝臂、赵熙等）各书一幅。贺客尽乡里邻封州县官绅，车水马龙冠盖盈门，颇极一时之盛。为了装饰园林，争奇斗胜，显示豪华，名菊采自京、沪，奇花选于蓉城。雇用当时最负盛名之富春、凤仪两个川剧戏班，粉墨登场，以诒宾客，起止时间达半月以上，耗锢逾万，挥金如土，毫不吝惜。胡赵联姻之初，胡家虽然富有，只不过是一绅商门第，在纳款入官之后，不崇朝而一代荣华，家声陡涨。汝修兄弟子侄捐官之际，原有一套如意算盘，即盐业及田庄所入不凿新井，不增买土地，而以之用于捐官及维持官场门面，还绰绰有余。自以为这样就可以以钱买官，而又以官保产，一举两得，世袭网替。殊不知企业积累既不能咫于扩大再生产，而子弟智沉醉于官场，生活十分糜烂，共剥削收入虽多，但难填奢侈浪费之壑；兼以企业经营后继无人，欲求持盈保泰而不可得，实已种下破败危机晚清自贡人盐商捐官是一种普遍现象，如王三畏堂的王朗云，李四友堂的李星桥都捐了候补道，都是盐场亦宫亦商的有名人物。自贡大盐商为了维护其本身利益，对于盐政之不利于巳者，历有反对，如王朗云之反对官运，打水厘局，胡汝修亦不例外。
光绪末年，清政府限制自贡盐场凿办新井，明令规定必须旧井失去生产能力，乃准开凿新井，无论川、淮产盐，打破既定销岸，一税之后，任其到各岸销售，不限地区；对井盐则须成张成傲始准出售（井盐每包二百四十斤，每张五十包，每傲四百五十包，共重十万零八千斤）。这些规定都是出自淮盐商人贿买言官，奏请清廷颁布的，只对淮商有利，对四川盐商，特别是对自贡盐商非常不利。胡汝修乃托赵熙以御史身份上奏清廷，据理抗争，并联合四川同乡京官，大造舆论。赵熙奏摺原文已不复记忆，其所持理由大意是：限凿新井，等于死一人才准生一人，一税之后，即可破岸销售，由于川盐成本高，淮盐成本低，无异取缔川盐，若必行其制，则请调整盐税，成本高者税低，成本低者税高，以盐税而平衡盐价。成张成徽始准销售，既不便盐商，更不便民食，因井盐多赖瓦斯煎制，而瓦斯火力有强弱多寡之别，一井而煎数百口者有之，一井仅煎数口者亦有之，实难期其成张成徽始得而出售也。清廷曾依议取消了前项规定，为自贡盐商争得了不少利益。胡汝修还大兴土木，修建华屋。勉斋死后，胡汝修嫌老宅不够华丽，乃将原建仓屋等移干宅右，改建为四重堂正屋，添修了前、后花厅，水榭、花园。更于宅右添修五开间戏楼，九开间里外间总柜房一院，窗临三角池。入园门额赵熙题有“灌园”二字。有敞厅，颜其额曰“花随四时”，竹丛之下有石坪，胡家子侄，每于月白风清之夜，在竹下弄七弦琴，并伴之以瞥笛。汝修于1913 年（民匡二年）退居之后，常同一般所谓诗人名士唱和园中。
光绪乙已年（1905)，胡汝修又于宅左，利用灌田上下水池，高树茂林，仿《 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亭式，新建祖祠一院，另辟一门，系三开间门房，门柱石上刊有赵熙书写对联。入门左有鱼池，右竖砖墙，墙内花木排列成行，雨道直达石阶，石阶两旁花木扶疏。拾级而上，级终为“万香坪”。右依围墙，上达祠堂后，竹木掩映宅后围墙，左临鱼池，池巾有半岛，岛上有合抱垂杨，参天榆树、梧桐，名曰“报秋半岛”。祠堂大门两侧，刊刻巨石缸二口，缸中置滴石成假山，占地亩许。左隔短墙，敞开月言门，入“蜻瓜馆”长廊，面对牌坊式石柱大门。两旁短墙梅花小溪绕屋名日花溪，上架石桥，桥头船式长房翼然，朱栏环屋。右倚小溪“舫斋”，溪头水滴石砌成假山，下刻暇蟆石，雨后山泉自暇蟆口中泻出，潺援悦耳。花溪之上有四柱亭，丛住与黑竹桃李梅树掩映，名日“波光云影亭”。花溪水满，桥左有“石窦分众水泻入大池，名日“红荷湖”。环湖修竹万竿，舫斋朱栏左外，用花岗石砌平两走道，道左砖砌梅花洞矮栏于湖上。竹上留刊来游文士诗歌，名曰“杀青诗林”。竹下为“碧天幽径”，再沿石级而上，又有牌坊式砖门。此为进入祠堂最后寝门。门内有白石敞坝，春秋祭祀时，另搭蔑棚为奏乐之所。左侧有梅花洞砖墙，依湖上茂林，石阶三级，七大问高房外通甫道，朱栏为湖上万竿修竹掩映。进入高房，正中为三大间敞厅。 在全院落成进宅时，曾在此演川剧三日，庆祝胡元海、胡承钧、胡承梁、胡承襄栗主入祀祠内。敞厅直上享堂，用骑马厅衔接，骑马厅两旁有长天井及朱栏内走廊，两侧各有耳房三大间。享堂一排七大间，中堂一间较两旁配间宽敞，盖为供跪拜之用也。左侧石坝石阶九级，三大间高楼，楼上朱栏回护，敞厅饰以绿色纱窗。倚楼凭眺，湖上楼台尽入眼底。是为“水光山色楼”。楼下三间，乃斋宿之所，隙地筑花台，台依短培，室内明窗净几，其间可观赏湖山景色。右侧水榭三大间，中为敞厅，两旁书房各一间，为铁华、师仲兄弟读书之所，名日“柳塘芳榭’。楼边长椅，翼然湖上。巡楼而下，又有朱栏护屋，纱窗面湖，湖畔土墩上种芭焦，长出屋檐，因名“绿天书屋”。湖上小坪，有合抱垂杨，下隐窗屋过道，右与老宅后花厅相衔接，前一楼房，可纳远山秀色。右开月宫门，与旗架下月宫门正对。出月宫门复有七大间楼房，中三间系里外间敞厅，用竹纱窗分为内外两厅，内厅十二扇轩窗，面临下池塘“抱秋半岛”，可眺矮墙外山水，是为“彦均阁”。长廊朱栏供息坐，栏外自灰筑成走道，道外砌以梅花洞矮栏，栏外湖提间种芙蓉、杨柳。每逢花溪新涨，泻入红荷湖中，荷湖水满，住入其下水池，水声潺潺。风送荷香，祠内钟声与大山松涛混响，故名之日“睛乱馆刀”。赵熙书有“四序和神清洁，一堂水色山光”对联。
此外，还有“大山松所”为子侄辈居所，也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内部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备述了。胡氏三代，特别是在胡汝修手上所营建之祖祠、住宅，其排场之大，豪华之盛，封建色彩之浓，姿意享乐的程度，远非一般富户所能比拟，为自贡盐场所罕见。所耗金钱，虽因年久无法记忆，而其花费巨资则可断言。语其来源，无一不是来自受其剥削的一千余盐工及一百余户佃农的血汗。胡氏家族的天堂，是建筑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之上的。胡氏宅第由于依山临水，楼台亭阁，水榭云廊无一不备，成了当时的反动官僚，封建文人的聚会之所。如成都之“五老七贤”（宋育仁、曾鉴、徐烟、陈钟信、尹昌龄、颜楷、林思进、向楚、方旭等）， 荣（县）威（远）富（顺）之“竹林七子”（王馆、王廉甫、曾国光、赵熙、吴天成、黄吉渊、李朴庵等）， 科举中人（王公辅、王开甲、陈湘涛、卢文矩、周岸登、李安卿、李恒之、胡政祥等），大小官僚如四川巡警道周善培、盐茶道尹良，富顺、荣县两县知县、县佐、官运局委员等，都是常来之客。梁启超曾书“大山松所”横额，以颜“慎怡堂”。闽侯陈衍、福州郑守堪等也都题诗吹捧胡汝修。可见这些封建文人对这个巨富家族倾倒之一般了。
胡汝修在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同时，仍承袭其前人邀名乡里的作法，兴办“慈善”事业。除继续完成由威远至简阳修路未毕工程外，在1906（丙午）至1907年〔丁未）的大旱饥谨中，广制麦饼，按照以往作高粱耙，平价卖给饥民的办法，救济饥荒，又曾设痘局多处，为幼儿免费种牛痘，设内外针灸三科医馆，免费为贫苦病人治病。为此四川赈济总局曾颁“惠济芸生”匾额。 1912年，黎元洪作大总统，又由亲自申请颁以“功在桑梓”的匾额。
如前所述，在此期间，慎怡堂的盐业纯收入即年达白银十二余万两，行这些小惠，所费虽属有限，而所获“荣誉”却不小，真可谓善于盘算者矣。胡汝修虽忙于生财之道，由于家塾中名儒在席，耳濡目染，对于诗书亦有涉猎，尤好读《易经》。平常喜作诗，但向不示人，戊辰年（1928）段后，经其子少权搜集所作各体诗百余首，名日《洞易斋遗稿》 赵熙悉为批注，并作序篇首。
江河日下，完成衰落 清末胡汝修弟兄子侄热中于捐官，大闹宦场，兴建华屋，耗费不资，盐业及地租剥削收入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家业即停止发展。加以五房人口繁衍甚众，皆不劳而获，竟以挥霍浪费工农脂膏为荣，家族内部人事纷繁，各顾私利，本已出现矛盾。在辛亥革命以后，在京为官诸人先后返里，矛盾更加尖锐。汝修因体弱多病，乃于民国二年（1913）委家政于子侄孝先，铁华而与堂弟德祖退居颐养，诗书度世。殊知当家子侄不仅经营不善，而且损公肥私。因此，民初以降，胡元和即江河日下，追至抗战初期，完全衰落。 胡孝先好货营私，腐化堕落孝先娶妻颜氏，生子女各六人。其父崇之夫妻俱有鸦片嗜好，而孝先夫妇嗜吸尤甚。清宣统元年（1909) ，因纳粟入宫清廷，迫而戒绝鸦片。次年回里。宣统三年（1911）重入京师，又携其次子昭驰、三子昭弊以行。辛亥革命后，相携随赵熙旅居上海，铁华、师仲亦同寓沪滨。先是赵女师仲之妻段于家中，不久师仲又逝。
1913年，胡氏兄弟子侄及眷属扶师仲枢归葬故里。铁华及其眷属从赵熙暂留渝居住，孝先独携三子回自贡。此时他的烟癖戒尽，剪除发辫，精神振作，俨然能振兴事业者，由是主持胡元和家政，让叔辈退养林泉。由于铁华、赵熙旅居渝州，因缘梁启超关累，与四川进步党人张澜、蒲殿俊、邵明叔等，密切接触，乘进步党（民主党前身）扩大组织之机，孝先乃同刘申之创建自贡民主党党部。吸收党员除科甲中人及其它地方上层知名人士外，还有盐业井灶高级员司。当其开幕之日，自贡国民党领导人王作甘致贺词，称誉民主党员多系隐君子。由于该党没有群众基础，不到两年即行解体。在袁世凯排除异己时，自贡驻军团长方斌乃是川军一师周骏所部，自贡盐场大户王宝兴隆的王子衡、李四友堂的李星桥等均饱受敲诈勒索，胡家因得赵熙说项不但得免麻烦，孝先还居然成为方之座上客。但在属于北洋军队派系的川军第三师第十团团长张鹏舞部进驻自流井后，对凡属同方斌有往来的人，都加以通敌的罪名，逮捕勒索，把王三畏堂的王作甘逮捕后，扬言将执行枪决，经稽核分所经理张英华说情，被罚款十万元。孝先特逃往荣县，倚靠赵熙庇护。 张鹏舞曾令荣县知事，押解孝先回籍。卒赖赵熙之力，方得顾全颜面。孝先由此厌世，深居简出，重吸鸦片，玩物丧志，使三代经营家产，废于一旦，至死时两手空空，无以为葬。
昭骥兄弟三人，早年曾有远行，略怀奋发，一旦屈而不伸，亦步乃父后尘，作败家之肖子。孝先一家成年丁口近二十人，吸嗜鸦片烟毒者占十分之八。吸烟器具之华美，略举数端，即可概见其所花费之大也。烟枪有象牙枪、暇须枪、欢塔枪、鳅骨枪等。枪座有苏白铜、白银、黄金、玉石头底等，上嵌八宝。烟斗有梅生、屏香、张六、玉浆等。烟盘有鱼骨盘、梓檀、乌木、紫沙铜、景泰兰、苏白铜等。烟灯有太古、鸡罩、红毛等。鸦片烟有官烟、洋参水烟、漂烟、南土、野西土、川土等孝先为了尽情享乐，还别营华屋，购买王姓龙门祠旧屋，恢宏改建，规模之大，敌于胡元和的慎怡堂老宅，内部设施，悉照旧范。此屋于1915年落成，曾用未分家时，全体农庄土地名称，佃农一百七十余家姓名。刊刻“农夫之庆”金漆横匾，以示富有，而显封建家声。他虽设家塾延请名举人高光照为主讲，并以宿懦二人佐之，但以孝先贪图享受，子弟亦无向学之心，形同虚设，这些塾师竟成为他吸烟室中谈友。孝先乘当权之际为四子早婚，大办婚事，花轿式样务求新奇，绣榻雕篆极尽美观，衣裙盈箱满筐，花冠明珠夺目。贺客盈门，排场一仍京官格调。为办婚事，从江西购回磁碗即达四十余桌之多。其他绞罗细软，珠玉玩好，可供一店锻售，每当六月曝晒狐裘，脱毛盈篓。其挥金如土，穷奢极钦，于此可见。这些东西都分别保存在三多寨、大安寨，吕仙岩等处，结果均不翼而飞，宜其多藏厚亡，人腐财尽。
1911年，孝先承销英商洋锭公司洋锭，因用人亏空，而赔款白银一万数千两。他还利用共有资财，私凿达源盐水深井，耗去白银万余两，竟成废墟。他平时对外交际费用，每月亦以千计，致使父辈所遗现款，皮内抽筋，无形罄尽，亲旧故人，团结涣散，一家骨肉亦互相猜疑，分崩离析此时胡元和子孙众多，赋性不一，因见经手人利己荡财，消失团结信心，为各谋私利，稳定生活，乃于1913年，按照先辈五房分产协议，先将农田祖谷提出二千担作胡元海祠产，仿范文正义田办法，为将来子孙按丁口每人两担，作教养之资。每房实分受田地租谷一千担，下余未分尽租谷约六百担，提作公积金，备全家对内对外不时之需。至于盐井，因系统一经营，不便分割，仍由孝先、铁华负责，指挥各部门伙计（盐场习惯称丘二）坐办。例如，继成井生产力强，特交与李四友堂培植的能员江子鹤坐办。德余井黑卤丰富，交与旧伙吴行之坐办。域川井卤丰咸次，交与旧伙温资之，邓沃洲坐办。宜春井水火俱全，怡丰井（干腔火）交徐青廷、王均三坐办。元亨井卤咸且有瓦斯，则由旧戚牛益州经办，洪熹井黄卤质佳，有少数瓦斯，交与自家培植的由学徒提升的万呜皋推办。其它生产薄弱盐井均分交专司坐办。福临怡运盐行号，井、渝、宣、沙由行号旧伙黄定泉，周香廷、周选三、周德鹏、杨汉臣、胡焕廷等负责运务，更专聘在渝商场信甩好，资金周转灵活的陈新五坐镇偷号。采用江子鹤建议，域川井改牛推为机推，大见成效，单是发给坐办温资之及江子鹤一次年终红奖即达千元。江子鹤还在继成井搞技术革新，首先翻整火觅，使瓦斯肠通，其次规定灶内金钱大小，划一烟囱高度，使瓦斯火力平均，多汲卤水，推出卤水，固定本灶摊销，以杜卤积推少之弊。家塾中延聘名举人卢庆家（清时曾长自流井东兴书院），陈铭建等教诲子弟，一时曾出现重振家业的新气象。然而好景不常，终因子弟生活极端腐化，吸毒成癖，奢侈浪费，不事经营，坐吃山空，只靠所分田产难以为继（抗日战争初期，胡氏子孙已有将扭地卖完者）。乃继1913年而分田之后，于1917年续分公积田业，1919年又分盐灶及盐井股分。每盐井一眼作为二十四股，五房各分四股，其余四股作地脉保存，是为公股，盈余按胡氏丁口各得一份，作教育生活补助。在分了瓦斯灶以后，各房各自生产，各谋私利，不顾大局，不问井内情况，任意将金钱放大，高架烟囱，致使推汲正常，火力平稳之继成井，一变而为汲少火衰，生产力锐减。更有甚者，是翻水不给水价，破坏成规，导致井不能维持推汲。为了维持井推，始则押卖义田，但难填无底之洞，继则举债求存，遂致债台高筑。众议归咎坐办，但系旧人，又不能破除情面，决定聘请外人作井掌柜，乃有侯策名带来货金两千元，作井掌柜之事．无如积习难返，在侯经理两年多期间，井规仍遭破坏，生产益无起色，负债较前增加，迫不得已又卖掉义田租谷近二百担，并将荣县、重庆房屋两院作抵，始将债务结束，还清侯的贷款本利。孝先平日受雷子贤小信小惠笼络，私将德余井交雷经理，久之借口债权，喧宾夺主。抗日时期，雷子贤凭借此井，发展经营其它井灶，成为贡井盐场二等盐户。迫其赚够了钱，无须再利用此井，乃将全井交回。因而房份中有人认为，自办盐井政出多门，不如佃与他人，一则足以偿清雷债，二则余款还可分润。遂将此井出佃。域川井虽推汲来停，而卤咸不高，时推时歇，卒至无疾而终。在抗日增产期中，该井满有恢复资格，而房份子弟中生活安定者，皆视起复盐井为畏途，权将生产权出租给黄宗芝包推，抽收租水百分之四，不劳而获，自鸣得意。抗战胜利，自贡减少盐产，该井因无火灶煎盐，逐渐推汲失序，乃由黄宗芝添约有火灶之余述怀合伙经营。宜春井虽水火俱备，但因分散经营后，又蹈继成井横辙，水火顿形消失，被迫收取押金包与黄毓生接办。抗日增产高潮时期，胡元和子孙已停止经营井灶，而有生产能力足够起复之井，虽经盐务主管机关一再鼓励恢复生产，而仍不为所动。例如，宋俊臣拟将应煎炭花圈额，交换胡元和老宅侧近搁置车房，以修建炭灶，胡铁华远在成都，特寄信阻止。一时，三代数十年经营之盐业大家族，几乎排出于盐场之外。故当抗战胜利后，盐场减产，自贡盐商到处奔走呼号，争取生存之际，胡氏家族中人还认为，胡元和井灶虽未发国难财，但也未背胜利时，自以为得计。在解放前夕，胡元和子孙尚涉足盐业者只占极少数，一部份靠土地租息生活，而仰屋兴叹者则大有人在。胡铁华投靠军阀，身败名裂。
胡元和家业衰败于孝先，铁华主持家政之时，孝先的行径已如上述，下面谈谈铁华的有关倩况。
铁华在清光绪中，应童子试不售，乃退而同次弟师仲受业于赵熙，俨然以诗书硕士自居。在清廷供职期间，复得赵熙援引，与海内名流，京华权贵结识。辛亥以还，随赵黑离京之上海，在旅居重庆时，适熊克武镇守渝州，得与熊论交。在袁世凯排除异己时，袁令追究与熊有牵连之人，赵熙、铁华俱在嫌疑中，曾遇暂时麻烦。而由于梁启超和在京旧友的开脱支援．袁世凯特电川督陈尔安保障赵熙等人的安全。时川军师长刘存厚继熊戍守重庆，又得与刘交好，为重庆盐商同业啧啧称羡，被推为重庆盐帮公所负责人。原来胡家在重庆朝天门开设盐号，号内本可居住，铁华为了结交权贵，罗致同业，耗去万金买屋另作寓所。为时虽仅数年，散财即达数万。1915年，袁氏称帝，赵熙回荣县，铁华亦返自贡，自此胡元和家业表面上由孝先主持，但他由于滥吸烟毒，不理家业，无形为铁华掌握。少年得志，骄奢愈甚。在五房分割田产分居时，铁华为了讲排场，闹阔气，特别在自流井灯竿坝别营私宅，耗买价自银七千两，修缮装饰费用三千两，共达一万余两。汝修建议将他本人和树良存福临怡之舆马费一万六干两，拨出一万两，作为铁华买屋之需，树良则享有重庆盐号房屋产权。当五房分田时曾为汝修提赡养租谷二百担，他死于1928年，亲见其子侄败坏家业，亦无可如何，常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铁华主持家政时，正值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岁无宁日，军政首脑此来彼去．动有拂逆之危，迎送倘疏，便有横祸飞来。他仗诗书富贵门第，前朝官宦遗员，北京旧友犹存，亦自高其身价。因此，在其住宅冠盖云集，座客常满，琼筵坐花，羽筋醉月。疤厨各有专司，中西餐宴随备，八珍不缺，国外名酒，四海罐筒，不计价钱高低，务求到手为快。为了制作西餐，特买英制铁灶，取金猴（金猴皮价昂不易得）而作披垫，每日家用猪油即达十斤以上，穷奢极欲，可想而知。铁华正是以此作为交官结府，逢还权势的手段，达其捞取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之目的。他曾一度担任四川盐运使行署委员兼督运局局长，因与历任川南盐务稽核所经理张英华、曾仰丰、林蔚文等人交好愈切。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多次截留盐税，强迫稽核所提款，铁华无不周旋其间，起捐客作用，以抬高其身价。护国军兴，蔡锣起义云南，蔡乃梁启超门人，由梁先容，当敬爱的朱总司令义旌驻井，铁华亦得亲左右。杨森率旅继至，他更寅缘结识，而种下投靠四川军阀之根子。因而囊活地方各项事务，先后担任自贡商团总会办，自贡民团督练所所长，自贡市政公所所长，富荣盐场东西两场场商联合办事处主任，贡井盆场评议公所议长等要职。铁华因有势有钱，阿谈逢迎之徒交称为井里孟尝。而一般正直之人则称之为“三牲”之一的“鲤鱼”谓其为人处世园滑，左右逢源也。（时人把王和甫称为“猪膀”，李敬才称为“叫鸡”并称“三牲”）
铁华以胡家盐业基础，又得盐宫支持，凭借自流井盐业团体负责人地位，个人始而租推王姓其昌盐岩卤井，顿获厚利，继而利用职权顶得和通视全部企业，更名同新视，拥有瓦斯灶一百八十余口。又为李敬修“穿袍”, 〔注）”穿袍”，即偷梁换往之意。租王和甫贡井龙旺井瓦斯灶二十口。于是井视灶号一应俱全，衣饰舆马享乐之资，挥手可得。加躇满志，视祖遗企业、田产、房屋如敝屁。常说胡元和业务拖了他的后腿，不要祖上老招牌，自己白手起家还要轻松些。 因其经营产业多在东场，出息愈多，对老家贡井共有井灶放弃之念愈甚。但铁华毕竟纨绔出身，而又沉溺于官场酬应，为时不久即因经营不善，而债台高筑。所办之视得不到过子水即流折，按照当时一般视户的经营办法，是对井户要多翻面子水，对灶户则照实计算，从中获得流折盈利，烧灶所产之盐，不能掌握市场情况，及时卖出，卖价常低于成本，企业亏损，靠借债度日，直至无法维持。乃将全部视灶出租给侯策名经营，收押金三万五千元，以偿债务侯策名接办以后，改善了经营管理，企业面貌随即改观，转亏为盈。后来，侯策名为了取得全部产权，曾乘铁华困穷之际，半途提出废止租约，付还押金要求，与铁华发生交涉，后由李品九，张泽敷从中调解，铁华迫不得已才将同新视全部股权出顶侯策名，以倩偿押金。该项视灶原为铁华巧取而来，又被他人豪夺以去，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正所谓“鲤鱼吃水腮边去”也。铁华此时经营企业全失，如非祖遗旧居及井灶基地的封建堡垒尚存，早蹈肖致和子孙覆辙矣。铁华被迫丧失同新视股权，除了上述经济上的原因以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在永岸（包括四川之叙永、古宋、古蔺等县及贵州之大定、安顺、兴义各府，普安厅，年销十二做）争销中，受到政治上之打击。
永岸向为自贡盐场专销口岸，键为盐商张福安（曾任刘文辉部旅长及道尹）利用与四川盐运使王瓒绪交谊，谋取将永岸划作健为盐场销岸，引起自贡盐场和键为盐场的激烈斗争，张福安为了达到争销岸的目的，请王瓒绪采用高压手段，杀一徽百，将自贡场商有势力人物胡铁华（炊公会主席）及李敬才加以拘留，辗转软禁重庆，王和甫亦相继被扣留重庆。引起自贡盐业界公忿，发起营救，经赵熙、曾子唯、张泽敷、张筱坡等人努力，王赞绪始解除对胡、李、王三人的软禁。铁华对此，不淮不思振奋，反而沉溺于醇酒美人之中，腐化堕落愈甚。
1935年，铁华两手空空，遂依川康督办刘湘（刘任师长时驻防荣县，即已相识）作幕，任川康督办公署机要秘书，1936年又任伪国大代表，刘湘死后，专一株守故里。抗战后期，又得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曾仰丰的支持，几乎重回盐业，又任西场场商联合办事处主任。真是因缘时会，涨落无凭，害国、害家、害人民，宜其身败名裂也在胡元和家族衰落时期，在家族及社会影响较大的成员，除孝先、铁华二人外，其次就要算我了。
我父汝修，生我异母弟兄九人，我第三子也。名秉章，字少权。我生于封建地主、工商业家庭，成长于军阀专横，国无宁日的社会。辛亥革命后，我行年十六，学习管理盐业生产，青少年时期，得塾师教诲，略识书史，二十岁完婚。我未婚前，赵熙曾书绢扇相勉。我父死后，赵又来书教我“善继善述，将来振兴事业。因得赵熙品评，无形助长我的身价。对成都“五老七贤”，赵熙门下的向楚、周善培、江庸以及他的好友马寅初、沈尹默、昊稚辉、于右任、章士钊等，皆有接触。
自贡盐场兴衰，操之盐官，伪对政部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缪秋杰、张绣文、王抚州，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曾仰丰、陈纪拴、纽建霞等，皆敬重赵熙。缪秋杰与赵交往尤厚。他们之间，每有聚会，我必在座，因此，自贡盐商利用我与缪秋杰接近，无论抗日时期增产，胜利后减产，官商之间发生矛盾，盐商推举代表或到南京请愿，或去重庆陈情，皆有我参加。抗战时期，凡从重庆来自贡视察、参观显要，及社会闻人，盐务当局必陪同游览胡氏慎怡堂园林，而由我作东道主。十数年中，过客尚能记亿的有林森、吕超、刘纪文、冯玉祥、范旭东、侯德榜、张笃伦、江庸、向楚等人。这就是我凭借胡元和封建家声，残基废业，在盐场炫耀世俗，莹火再现达三十年之久的丑恶历史。若非解放后党和政府之拯救，陷溺当不知伊于胡底。
综上所述，胡元和以剥削工人农民起家，至于巨富，其前期之盛，在于将所获资金，不断投入扩大再生产。及其衰也，乃是子弟捐官买爵，骄奢淫佚，腐化堕落，挥霍浪费，坐吃山空，不仅不将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就连原有动产和不动产也逐渐消耗殆尽，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就是其衰落的很本原因。
解放三十年来，胡元和全族丁口发展到近两百人，除老弱外，青壮发奋生产，服务社会。适龄儿童皆入校学习。即以我的一家而论，子孙已达四十四人，散在本省及云、贵、湘、豫，服务于工厂、机关和学校。也有光荣加入共产党的，举家欣欣向荣。新旧社会两相对比，使我由衷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我虽年逾八十，仍将在有生之年尽力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微力。
胡元和盐卤井概况表一：下列乃胡元海时经营盐业
见龙井 黄卤 煎瓦斯灶十口
元龙井 黄卤 煎瓦斯灶五口
临江并 黄卤
双龙并 黄卤
知坛并 黄卤 煎瓦斯灶十五口
表二
下列乃胡承钧时经营盐业
丰域井 黄卤 煎瓦斯十五口 每日兼汲井油百多
正龙井 黄卤 煎瓦斯五口
恩成井 黄卤 煎瓦斯三口
封成井 黑卤 出大火井油 因走崖落锉停办
域川井 黑卤 正锉办 成功时，推火车，煎瓦斯十五口
德余井 黑卤 正锉办 成功时，产量多，推火车，瓦斯廿口。
表三下列乃胡念祖时经营盐业
继成井 黑卤 曾推马车及火车煎瓦斯二百零二口
宜春井 黑卤 曾推骡车煎瓦斯一百零二口
至川井 黄卤 夔龙井 地脉瓦斯四十口
福源井 黄卤 水量不足早停办
元亨井 黑卤 煎瓦斯十口
成缘井 黑卤 将成功落锉停办
元熙井 黄卤 井浅产多
义成井 黑卤
咸熙井 黑卤 煎瓦斯四日。
天花井 黄卤 煎瓦斯二口。
以上皆是独资经营，无有外股。
天成井 黑卤 煎瓦斯四口
福元井 黑卤 煎瓦斯二口
值福井 黑卤
江源井 黑卤
大生井 黑卤
以上各井是承办上下节即每井股份各占一半
附记 这篇史料是在杜凌云同志倡议下，约请胡少权先生撰写的。作者在1978年6月30日写出第一次材料后，经由杜凌云、王大贤、王柔德三同志共同研究，列举尚需叙述的主要史实，请其补充，如是反复多次，作者虽届八十余岁高龄，仍不辞劳累，先后作了四次书面补充，多次口头说明，最后由王柔德执笔整理而成，遗漏．不当之处，请阅者指正宜。
1980年8月23日
来源：自流井的夫子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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