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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说：“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走进来。”

每一座商丘故城，又何尝不是用夯土、古砖等筑起来的围城。只是，城里的人已逝，已无法走出来给我们讲述那曾经的繁华、落寞或者逸闻趣事。

如今，只有我们这些“城外的人”穿越时空，走进故城，以那个时代“城”的原居民身份，去细细体味那一夯一痕、一砖一瓦背后的神秘与悠远。繁华忆旧梦，在一岁一枯荣的岁月轮回中，阅读记忆深处的往事片片。

解读一座城，尤其是已经湮灭在历史烟云中的故城，是需要用心和时间的。若不然，既“走不进去”，又“走不出来”，只能在城外看看风景，在城内走马观花，而无法了解这座城的内涵和故事。

这段时间，笔者满脑子都是“城”的影像。去采访之前，需要查阅史料的沉静与细致；采访之时，会遇到书本上诸多没有的意外和惊喜；采访之后，更有将城的历史、故事介绍给大家的冲动，以另外一种形式去认识商丘的厚重与积淀。

而赴柘城采访胡襄城、傿城、朱襄城，正是这种心境与感触的很好诠释。

初去，知古柘城是人文始祖朱襄氏栖息生存之地，地方志、文献记载可谓连篇累牍，笔者去年也曾在本报本栏目撰写《三代炎帝朱襄氏》；亦知柘城曾属陈国辖地，然地方文史资料中仅有片言只语。

就在考察上述三城的过程中，通过实地采访和循着文献的蛛丝马迹将历史碎片串联后，笔者和随同的伙伴们都惊呆了：胡襄城、傿城（远襄城）不但曾是陈国开国君主陈胡公的封地，而且是陈国两位王储犀侯、皋羊的封地，他俩成为陈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国君，即陈申公、陈相公。陈国的第20代国君夏征舒的父亲夏御叔封地在株野（今柘城），其墓在古朱襄城（今柘城故城）附近；夏征舒的母亲“一代妖姬”夏姬倾国倾城，《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墓亦在柘城。

可以说，柘地是陈国的龙兴之地，而且其战略位置在陈国历史上也极其重要。而这些历史文化，在以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考证挖掘。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宋以后，柘地由原来陈国、淮阳国管辖划归梁郡、归德府管辖，大家以现行区划研究各自文化，这边主要研究商丘宋国、梁国历史，那边主要研究周口地域文化，而柘城属陈、淮阳管辖的研究则成了真空地带；二是没有将柘城各阶段辖属、各个有价值的文物点放到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因此只能窥一斑而不能见全豹。

正所谓：一城一世界，一城一风情。个性，是每个故城的生命。此行柘城，当把三座故城放到陈国历史及以后商丘历史发展大环境中去考察，涉及三城的人、事与文化竟是那么熠熠生辉，可谓是极具研究与深读价值。

陈胡公起家：初封株野，筑胡襄城

在西周至春秋时期，陈国是颇有影响力的12个诸侯国之一。其实力强盛，得益于其开国国君陈胡公的励精图治。

诸多史书记载，陈胡公封地于陈（今淮阳），那他为什么又会在株野（今柘城一带）封地筑城，和此情缘颇深呢？他为什么还要将两个儿子封地于此呢？

这要从他的身世说起。《史记·陈杞世家》：“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由此可知，陈胡公为虞舜之后，商均后裔。《左传》杜预注：“胡公，阏父之子满也。”陈胡公的父亲阏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遏父），商末周初人，是舜帝的第32代孙，为周朝的陶正。

因舜帝生于姚虚而姓姚，其子商均生于妫汭而姓妫。故陈胡公名满，称妫满，因是虞舜的后人，也称虞满，系商均32世孙。因国号陈，死后谥号“胡公”，所以又称陈胡公。

妫满之所以谥号为“胡公”，多认为他因“弥年寿考”即年高寿长，其实这是不对的，而是缘于其早期封地“胡襄”。1991年《柘城县志》：“胡襄位于城东北17公里，洮河西岸。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