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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未来
———“5·11”前夕的一次对话与思考
本报记者 高渊 王晓鸥 2008-05-11 05版：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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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左）和胡福明对话。 本报记者周寅杰 摄
1978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张春海 摄
1978年12月23日,凤阳小岗人在社员严立华家开会,18户人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偷偷搞起了农业"大包干"。 汪强 摄
窗外暮色苍茫，屋内激情燃烧。时针指向傍晚6点，解放日报6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两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已长谈3个多小时。此刻，89岁的王维再次把头转向73岁的胡福明，说：“作为解放日报一名老记者，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思想解放如何与时俱进？”
这一天，距2008年5月11日已没几天了。5月11日，这个日子本身很平常，但30年前的这天，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以及包括解放日报在内的6家地方党报转载了此文。由此，引发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当年，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0年后，亲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两位当事者：《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胡福明，与解放日报当年的总编辑王维首度相会。应该说，这是一次迟到的会面。但有时候，时间的力量在冲淡某些记忆的同时，却有助于更深邃的思考。
今天的回望，不仅仅是回望当年的历史细节，更重要的是思考隐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深层规律，以及分享当年的改革激情，期待让历史告诉未来。
一篇文章带来的变化
《标准》为何能改变历史
《标准》一文代言的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民意，《标准》的发表，起到了关键时刻关键推力的作用。
这就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是如潮般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星星之火转为燎原之火的关键推力。在很多时候，这两者缺一不可。
1978年5月11日，王维像往常那样，按时走进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桌上，照例放着一叠新华社电讯稿。其中一篇吸引了他的注意，王维一口气读完。“我越读越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它所讲的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此也作过精辟论述。但文革期间，林彪和‘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现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有助于从哲学思想上肃清其流毒。”第二天，解放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维对胡福明说：“当时的感受就是三个字：好文章！”
而那一夜，身在南京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心情，则颇感激荡。这篇几经波折的文章能最终发表，他内心还是充满了喜悦与欣慰。但30年后，他对王维说：“当时根本没想过要出名，只要不坐牢就好了。”
1978年5月10日，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写作和修改，并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几天之内，该文迅速传遍神州。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学术角度来说，《标准》一文阐述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哲学道理。但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种种想得到或想不到的变化，也随之发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此后，中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迅速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推及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思想的火花碰撞不已。
而在胡福明的个人记忆中，一个叫海安的苏北县农村的变化，让他最为感慨。
在文革前，胡福明与南大许多同事一起下放海安劳动。“那时候是真苦，早上吃玉米糊汤，很稀很稀，上面漂几片胡萝卜叶子。我们当时有个说法，叫洪湖水浪打浪。后来每个星期让我们去镇上洗个澡，其实哪里是洗澡，是去‘加油’。在小饭馆里吃上一碟猪头肉，再加一大碗米饭，没有这个真是顶不下来。”
“海安应该还算好地方，但全是茅草房，泥巴糊的墙。当时我在想，什么时候海安的房子都能变成瓦房？当时觉得恐怕要20年，结果改革开放不到10年，1986年我专门回老地方去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瓦房了。后来的变化就更大了，很多小洋楼都出来了。”
若干年后，很多人都说：“一篇文章改变了历史进程。”对此，胡福明有自己的看法：“说到底，这篇文章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都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准》一文所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的是教条主义，确立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它恰好点到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死穴”，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也许，《标准》一文虽出自几位专家之手，但其代言的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民意。因此，准确地说，催动开启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大门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这就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是如潮般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星星之火转为燎原之火的关键推力。在很多时候，这两者缺一不可。
胡福明感慨：“此生再写不出同样高度的论文了，也不希望再写这样一篇文章。因为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催生这样一篇文章的环境绝不可能再有了。”
一种坚持的力量
为什么敢想与善思
在这场自下而上、进而又上下协力的改革开放中，留下的是每一个人共同奋斗的记忆。也使得像胡福明这样的当年普通知识分子党员，有机会在这段历史上留下其足印。
“当年中国有这么多理论工作者，但为何提笔写《标准》一文的偏偏是你们？”记者问。
胡福明深吸了一口烟，似乎有点答非所问：“我身体不算好，但我更怕的是不能思考。”
“我当时这样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最欣赏的人物是谭嗣同，他说过，中国要变革，要流血，从我第一个开始。我觉得知识分子活着能干什么，要有自己的脑子，不要人云亦云。”
胡福明的“敢言”，他很多南大的老朋友、老同事都有共同感受。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一夜之间成了“黑帮”。学校里广播台被抢占，“打倒匡亚明”的大幅标语贴了出来。党员大会上，胡福明讲了一段话：“南京大学不是北京大学，匡校长不是陆平。”胡福明的“敢言”，使他成了“黑帮分子”，接下来就是批斗、抄家。
这也无法改变胡福明的敢言。文革甫结束，省里召开座谈会，议的就是教育现状。胡福明跳出来就是这样一喝：“教育质量是下降的，科研也没法搞。”当时在场的有些老同志怕他闯祸让他别再说，可胡福明说：“我讲的是事实嘛。”
其实，胡福明的“敢言”，源自于他的敢想与善思。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二七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对此，胡福明反复思考、仔细研究，深感这个提法不对。
其实，真正激发胡福明提笔的关键因素，或许还是他深感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与自己身上秉承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义感”。
“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冤假错案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难道文革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当时担心再被整，弄不好就要坐牢。很害怕，也很苦恼。大约1个多月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最后还是决定写。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真正要动手开写，也不巧，我妻子却要住院开刀。”那年正值南京酷暑，胡福明在医院一边陪护一边写。常常是这样的镜头：夜深了，为了不干扰病人休息，他拎个凳子蹲在病房外的走廊里。落笔千钧，一边写、一边改，改得密密麻麻，然后再重抄。八千多字的文章，反复斟酌反复改，至9月，他将文章寄给曾向他约稿的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敢言”、“善思”还是“责任感”，都只是从胡福明身上寻求的答案。而真正答案，或许还要在胡福明之外去寻找。
应该看到，这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国家生命力迸发的30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30年。这30年的变革，从奋笔疾书的知识分子，到分田按印的农民，再到摆摊开店的个体户，以及白手起家的企业主，与领导层共同书写了这段精彩绝伦的历史。
今天或许有了答案。因为这是自下而上，进而又上下协力的改革开放，这是每一个人共同奋斗的记忆，也使得像胡福明这样的当年普通知识分子党员，有机会在这段历史上留下其足印。
一种理念的引领
什么最需要传承
作为曾经影响当代中国思想进程的学者，胡福明当下所思考的，也正是王维最关注的问题：思想解放如何与时俱进？
历史是继续前进之明镜。回望30年，最需要传承的核心理念是解放思想。这不仅是过去创造奇迹的源泉，更是引领未来改革开放的动力。
说来有点凑巧。当年王维拿着一封信，来到无锡北部黄土塘，找到当地一个中药铺的伙计，由此加入了新四军。而此地，距离胡福明出生的无锡长安镇，不过十几里路。
在两位老人看来，这也是某种缘分。而更重要的缘分是，在30年前那个历史转折的时期，他们都为思想的解放鼓与呼。
根据胡福明的总结，思想解放有这么几个步骤：“首先，总是有少数人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敢冒，敢于实践；然后就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接着，就是看实践，用实践来证明它的效果。”
而《标准》一文的修改过程，为这段话做了很好的诠释。
胡福明把文章寄出后，一连4个月没有回音。直到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突然来了一封信，信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两份清样，王强华在信中表示，这篇文章一定要发，但还要修改。稿子又修改了两三次，每次都是挂号寄到北京，北京再挂号寄回来。
“到当年4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把我请到了报社，当时在场的还有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我的哲学老师孙长江等。杨西光说，这篇文章他看了之后觉得很重要，放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一定要放到第一版，所以请大家来讨论怎么修改。我回南京后，中央党校的同志又对文章做了修改，增加了联系实际的内容，并在标题里面加上了‘唯一’两个字，画龙点睛，加得很好。”
后来，胡福明常常对人说：“人们一旦解放思想，他就会独立思考。”或许，《标准》一文的作者群，便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行者。
在上海，王维面临同样的问题。王维说，正当许多地方的报纸纷纷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时，当时有这样的规定：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新华社广播的可以登……所以我们在刊用新华社稿子的时候，在版面安排、标题制作上，表明我们的态度。譬如，黑龙江讨论真理标准，说夺权是错误的，我们就对这条新闻突出处理，我们还在副刊上发杂文和在理论版刊登辅导学习的文章支持大讨论。种种努力，终于突破了禁区。随着讨论的展开，我们也联系自己实际，对报纸宣传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大多属于拨乱反正，而创办《报刊文摘》，可说是个创新。
1979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内地媒体的历史性一幕，在解放日报悄无声息地上演了。时隔13年之后，解放日报这一天在全国媒体中率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这个日后在中国新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便是由王维提议并拍板实施的。
对于这种尝试，那时候的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而第一个摸石头的人风险大。据说，当时对党报率先刊登商品广告，持不赞同者并非极少数。这是1979年春天里的问号。但冰雪开始消融，中国的商品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回首过去，更重要的为了面向未来。“我以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千年一万年也不会过时。解放思想将贯穿改革开放的始终，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条红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作为曾经影响当代中国思想进程的学者，胡福明当下所思考的，也正是王维最关注的问题：思想解放如何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的本质含义是不会变化的。解放思想有三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领域的，就是要破除一切过时的、错误的、阻碍历史前进的观点、理论、思维。二是在认识领域，在认识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也要解放思想。三是包括社会发展的机制、制度、体制领域的解放思想。”
在胡福明看来，在每个时代、每个历史阶段，解放思想都有具体内涵。或许，今天解放思想的内涵与当时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当前全党全国人民的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新的体制机制。
始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被称为“中国新的革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改革开放中变为现实。很多人感叹：“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
历史是继续前进之明镜。回望30年，最需要传承的核心理念是解放思想。这不仅是过去创造奇迹的源泉，更是引领未来改革开放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