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龙川
http://www.longchuanly.com/zjlc/对《胡适家世源流》的一点辨析
http://www.longchuanly.com/2009/0311/102.html 颜非、来生二同志的《胡适家世源流》一文（见《徽州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引用谱牒资料甚丰，但对胡延政"敕授绩溪县令"、"敕封为中王"二事却语焉未详。此事涉及胡延政是否任绩溪县令、是否被封为中王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搜集、整理、鉴别方志史料，既可对胡适家世源流作进一步的辨析，也有益于徽州方志的研究与整理，并能从中为今日史志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试为之一说。
一、问题的由来
胡延政是否任绩溪县令、是否被封为中王的问题是由胡延政的另一支后裔――绩溪县上庄乡宅坦村（紧挨胡适故乡上庄村）的龙井派后裔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提出的：
阅绩溪县旧志（1）《职官表》，内载唐县令二人。一我 二世祖胡延进（2）公，"以平蜀功授任"。一县令侯师申，"太宗时任"（注云："表前令墓"。即府县《邱墓志》注："知州李度、知县侯师申题延进公墓为中王墓"者是（3））。其于《宋知县》则首载卢远，为"兴国五年任"。府志（4）《郡职官表》载，宋知州李（5），太宗时任；《县职官表》载，宋绩溪县知县胡延进，注云"以平蜀功，开宝初任"，而侯令载"太宗时"，卢令亦载"兴国五年"。至《邱墓》，两志并载"唐中王胡延进墓"；又并注"墓在胡里镇，以父昌翼避地考川冒胡姓"；又并注"知州李度、县令侯师申题其墓为中王墓"。乾隆年间续修县志，《职官表》照府志移延进公入《宋职官》，注云"原名延进，后知严州军"（6），而《邱墓志》注又添"赐居胡里"四字（7）。两志具在，已为成书，而我公由来，委不副实，厘订之下，窃有说焉。
引自《（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卷首•延进公 知建德军考》（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月朔明经谱局 天衡、奎文、德文、涟 同考）
这是开头的一段文字，指出了旧的府志关于胡延政知绩溪县令等事"委不副实"。问题便由此正式提出。
经检阅《新安志》（1175年）、《（弘治）徽州府志》（1502年刊）、《（嘉靖）徽州府志》（1566年刊）、《（康熙）徽州府志》（1699年刊）和《（万历）绩溪县志》（1581年刊）、《（乾隆）绩溪县志》（1756年刊）得悉：胡延政知绩溪县令、封中王、后知建德军之说，始于《（万历）绩溪县志》，形成于《（康熙）徽州府志》。不仅自"万历"至"康熙"的诸种府县志于此"相沿未检"，就是"康熙"之后的诸种府县志，也是以讹相传，实有澄清之必要。
二、胡天衡等人的辩说
胡天衡等人是如何厘订与辩说的呢？下面逐段接引上述考证文字并予以陈述。
谨按：绩溪旧志载，延进公为"唐职官"，时即南唐。夫南唐未尝平蜀，何功之足叙？又侯令系太宗朝任，凡称太宗者，二世殂、三世立，故以二世为太宗。史载南唐传国止李昇、李煜两世，李煜既降宋，不称太宗。
这儿，排除了胡延政在唐（南唐）时任县令的说法，符合史实，这就纠正了《（万历）绩溪县志》的错误。《（乾隆）绩溪县志》的编者也注意到这一点，未重复胡延政在唐（南唐）时任县职的说法。虽然考证中叙南唐传国情况有悖于历史（8），但"南唐未尝平蜀"，无"太宗"之称谓却是历史事实。
又按：府《职官志》载，延进公"开宝初任"。然开宝之初，西蜀虽平，南唐未下。宋曹彬下江南事在开宝八年。夫开宝八年止尔，越明年而太宗残年改元，安知开宝之初徽州不尚隶南唐乎。
这儿，胡天衡等人进而否定了胡延政在开宝之初任绩溪县令事，所据史实，基本符合《宋史》的记载。因此，胡延政在开宝之初任绩溪县令实属子虚乌有之事。
又按：绩旧《邱墓志》所书之唐中王，犹《职官表》之书唐县令。府志改入《宋职官》，则府《邱墓志》不书"宋中王"而书"唐中王"者，相沿未检耳（9）。至"中王"二字，系地名非封爵。何者？"父以子贵"，果延进公晋爵中王，昌翼公加何封号（10）？且府《封建志》载王号者六、载封王者十有四，独无中王王号、独无延进公王名，不尤彰明较著耶（11）。若宋祖最重爵赏，如曹彬定江南，不骤拜相：使即当日王全斌、刘光义取蜀大帅，或因行部不饬而降罚随之（12），安有从征叙功者俨然王爵哉！则中王之为地名，夫固信而有徵矣、至邱墓，李州、侯令题墓。夫李与侯皆太宗时任，太宗之改号虽有三，而"兴国"实建元之首，卢令即兴国五年，则侯令应在兴国之初，延进之卒当在开宝、兴国之际。伏睹宋儒、祖梅岩（13）公辑《宗谱六甲图》，载延进公于咸平五年（1002）知建德军。夫咸平为真宗年号，上溯太宗之兴国，二十有六年；又上溯太祖之开宝，三十有五年。岂有三十余年以后宦游未倦之身！？而三十余年以前诬其物故？由是考之，题墓之说未确，而胡里之墓亦未可信。且中王地所，清明两丈俱染字号，康熙庚子（1720）谱又载延进公墓为羔字号，不尤两不相符欤？今添"赐居胡里"句，吾又不知胡里凭何所考而云然也。
胡天衡等人不仅纠正了胡延政在唐（南唐）或宋开宝初任绩溪县令之说，而且用方志（府志）和正史的记载，否定了赏爵封王之说，进而又对"题墓之说"、中王墓的存在，直接提出了"未确"，"不可信"的观点，这是很可贵的。但他们毕竟是胡延政的后裔，考辨总有其局限，所以结论是：
噫！知祖者莫若子孙。昔元儒、景祖（14）先生作《延祐 谱引，》 谓延进公暨夫人詹氏，先后卒于严州官舍。良臣（15）公合墓于桐江；归龙井后，于七都之中王复营墓所，藏衣冠以便岁祀。谨尊梅岩、景祖二公之说，证之书史，故述：延进公之令绩在开宝之末，延进公之卒在咸平五年以后，延进公之墓定在严州；中王定属地名。此诚凿凿可据者，因此书以质后之君子。
这一结论虽不能令人信服，尤其是"延进公之令绩在开宝之末"等（详下文）。但全文所否定的种种说法令人置信无疑。至今，胡天衡等人异议已越二百三十年，今人如未获确凿证据，当不容无视所否定的说法，更不能用已被否定的说法来叙胡适家世源流。
三、《龙井谱》及《统宗六甲图》
笔者所引《（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譜》(以下简称《龙井谱》)虽然是民国十年（1921）刊的木活字本，但也是一部不乏史料价值的谱牒。综合该谱的《序》与《跋》可知：《龙井谱》始修于宋嘉定间（1208－1224），元、明间曾四修，清朝乾隆、同治又两度重修。民国间的《龙井谱》是在同治重修基础上续修付梓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绩溪宅坦龙井派明经谱局的胡学礼、胡履泰、胡秉熙等人，曾"联呈请改龙井"派不符史实的家乘记载"不果"，便"告退"谱局。（16）《龙井谱》能如实记下此事，实属史料学中的可贵记载。看来，正是这一整理、鉴定家乘资料的意见分歧，最后导致胡里的后裔，撇开宅坦的后裔、且联合近在宅坦咫尺的上庄后裔续修《（绩溪胡里）胡氏宗谱》（1757年刊，即颜非、来生二同志所据胡里《胡氏宗谱》。以下简称《胡里谱》）。其意见分歧是严重的，最严重的还可以从"风乎亭"的传说中窥之。
"风乎亭"，今日仍在，位于今日绩溪岭北上庄与宅坦两村之间，外人目睹亭中三个苍劲有力的汉字都以为取自《论语•先进》的"风乎舞雩"，是文人表现他们的闲情逸致。其实是谐音，暗示"分胡"。亭西属上庄，亭东属宅坦。风乎亭的故事令人深思！据老人告知：宅坦的胡是一夜之间偷来的。说的是，宅坦胡姓要认明经胡氏，就要到江西婺源考川去买谱续修。首次去的人，因为没有带足银两（传说是五十两白银）只得返回，二次再去时，遇到同村的一位小偷，小偷得知后，便先行赶到考川。就这样，一夜之间便把族谱偷来了。如前所述，乾隆年间，两支后裔为家乘资料的鉴别已发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而宅坦龙井派谱局的胡履泰等人，也曾"躬诣考川，助成谱事"（17）。由此看来，传说的故事当发生在乾隆年间，但不近情理；其性质，应视为史料学中，鉴别、整理史料的矛盾冲突，而今应引以为戒。
胡履泰系宅坦龙井派《乾隆谱》的创修者胡挺之子，他秉承父志，孜孜于史志工作。乾隆二十一、二年间，宅坦龙井派明经谱局的胡天衡、胡奎文、胡德文、胡涟以及胡学礼、胡秉熙等人，对史志及家乘资料持有异议，是正常的，应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所持的导议，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龙井谱》内有《统宗六甲图》和《续编龙井派六甲图》。前者始于唐天祐元年（904）止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凡八百五十六年，由前引宅坦派后裔、宋儒胡梅岩首创，后人续成。后者，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止于民国十年（1921），凡一百六十二年。二图合为一千零一十八年。
据该谱《统宗六甲图》所示，胡延政生于后唐天成四年（929）十二月十五日，宋开宝八年（975）为绩溪县令，咸平五年（1002）知建德军，景德二年（1005）卒，享年七十有八。但图中并未明确胡延政仕宦是否为延续任迁。如是延续的话，那么从开宝八年至咸平五年，长达二十七年的任职又为何不见任何方志的记载？如不是延续的话，那么又为何会在六十四岁高龄时再次起用？令人费解，亦难令人置信！
四、对敕授绩溪县令、敕封中王的辨伪
胡天衡等人在《延进公知建德军考》、《统宗六甲图》中保留了开宝八年"延进为绩溪县令"的记载，这是一种折衷的提法，在史料的鉴别中是不足取的：他们在否定唐（南唐）和宋开宝初胡延政任绩溪县令的记载后，并未出示任何关于胡延政在开宝八年任绩溪县令的证据。这是出自后裔们的一种特殊心理的驱使：在不否定先人任绩溪县令的前提下，寻找一个能为人们接受的时间。这儿选择的开宝八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完全合理，详下文），但忽略了任职的原因，或曰任职的根据、背景。原因是什么？《龙井谱》中没有记载，还得回到《胡里谱》中寻找答案。
《胡里谱》关于胡延政任职原因的记载也是含糊的。乾德四年（966）四月一晶下的诰敕为"特封中王"、"赐附居田地五千亩"事，并未言"敕授绩溪县令。"（18）但是，诰敕前有"绩溪县令胡延政"数字，因而给人的印象是"以平蜀军功授任"（19）；也确实象颜非、来生二同志文中所言，是"因为跟从宋将刘光义平蜀有功，被'优诏擢用''敕授绩溪县令'"。其实，古人和今人都被此诰敕蒙骗。从名称上看，此诰敕不用"诰授"，是因为封中王与胡延政身为七品衔的县令身份不符；不用"敕授"，是与所封爵位（王）的身份不符。如此两缺，实是掩人耳目。
胡天衡等人否定了进爵、加封，宅坦《龙井谱》也未继续刊布此种诰敕，理应进而否定胡延政任县职之说。但是，他们出于特殊心于的驱使，却保留了任县职的说法。有旁证吗？也没有。《新安志》无胡延政任县职的记载，但列入唐（南唐）职中，已被胡天衡等人所否定。其军功又如何？即使有，也只能象胡天衡等人否定的那样。
据《宋史》记载，宋朝封爵，"皇子、兄弟封国，谓之亲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宗室近亲承袭、特旨者为郡王"（20）。可见，封王者公限于皇亲，且只有"亲王"、"嗣王"、"郡王"之称。胡延政怎能被封为王呢？特旨加封的吗？也难令人置信。以李煜为例，赵匡胤有心活之（21），事后也只诏封为"违命侯"；不仅只给一侯爵，而且名为"违命"。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也只加封为"陇西郡公"（因李煜是陇西人），直到死后才追封为吴王（因南唐为古吴之地）（22）。还应注意的是，《宋史》所载"食邑"是以"户"为计数单位的（23），而此则诰封恰恰是以田亩计，如此出入，能令人置信吗？
至于胡延政的父亲胡昌翼被封为"唐王"的诰敕，更是无稽之谈。其一，封王、王妃是万万不可用"敕命"的，只能用"诰命"，而此则诰敕恰恰用的是"敕命"。其二，文中称昌翼为"故臣"，可是昌翼生时，据明经胡氏诸谱所载，昭宗已亡。试问，"臣"从何来？其三，父子同为王，不伦不类、不合封爵惯例。
再看给中王胡延政妻汪氏的诰命，那就更矛盾了。"诰命"固然符合一品夫人身份，但胡延政却是一位仅有七品衔的县令，岂非咄咄怪事？！
从诰敕下达的时间看，也难令人置信。
"乾德四年四月一日下"诰敕封胡延政为中王是不可能的。这年的十二月，全师雄病死，蜀境才告"安宁"，可是诰敕中却有"峡中郡县悉定"之词。这是伪造者只顾到乾德三年正月，蜀主孟昶降、后蜀亡的史实（24），忽视了乾德三年二月因王全斌枉杀蜀国降兵二万七千余人，激起绵州军乱、全师雄率"兴国军"再战的历史事实。宋军忙于平乱，何以独封胡延为王？！王全斌因枉杀无辜被贬，又为何要封随同出征的胡延政为王？何况这时的徽州（时称歙州）尚隶属于南唐！
"开宝二年二月十日下"诰敕封胡昌翼为唐王、妻为王妃，也是不可能的。这年的二月，赵匡胤正御征北汉。三月，李继勋虽败北汉军于太原城下，但辽国却因此而遣将救北汉。值此御征鏖战之时，赵匡胤有闲来加封胡昌翼、以至御题活人像赞（《胡里谱》中两桢像赞都是题于同一时间）吗？为活人题像赞，民间无有，帝王更无。此皆伪造者闹出的笑话。
胡天衡等人不肯进而否认胡延政任绩溪县令之说，有意把时间定在开宝八年，这也并不完全合理。开宝八年正月，宋师围金陵；十一月，曹彬方克金陵、南唐亡（25）。此时徽州情况如何呢？史载"江南之亡也，（龚）慎仪为歙州刺史。会昭武留后卢绛闻国破，谋起义，提兵入闽，道经歙，慎仪闭城拒守"（26）。可见，这年的十一、二月间，歙州并未置于宋军之手，赵匡胤又怎能用未降之地令胡延政执长？胡延政又凭何功执长绩溪？
纵观赵匡胤自黄袍加身至死，其重大军事行动，除北疆之外，大者有：平定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出兵并荆南、湖南、后蜀；灭南汉、统一岭南；取金陵、破南唐、平定江南。在如此众多的军事行动中，胡延政何功之有？"以军功授职"，万难取信。至于扯到"五季僭伪，王（指胡延政――笔者注）亦乘时倡义旅讨贼以图恢复"，更与"以军功授职"无关；如此相提并论，几近于荒谬。赵匡胤能用"杯酒"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怎能容纳"阴怀忠愤"的胡延政？！
综上所述，《胡里谱》所载各种诰敕，均属赝品，不足取信；授县令、封中王，纯属伪造。
五、对《墓志铭》、"知建德军"的辨伪
《胡里谱》有一则《唐中王延政墓志铭》（孔道辅撰），这是胡延政早期"军功"的主要见证。铭中记曰："显德二年（955），淮南盗，避天兵（当指"宋军"，实为"周兵” 笔者注，）走新城、昌化、啸聚劫掠，歙（县）绩（溪）受祸，而绩（溪）尤惨。知州事欧逵，募壮士以御之，王（指胡延政――笔者注）首与焉"。这也是杜撰的！
显德二年，也就是南唐保大十三年、李璟执政时期。李璟执政时，不仅《十国春秋》的李王景 本纪中无兵事记载，就是成书较早的无名氏《宣和书谱》（这是宣和年间，无名氏记宋徽宗时内府所藏名家法贴的一部著名书法理论，书中介绍了不少名家的情况）也无记载。《宣和书谱》述李王景 是："及嗣昇（李昇）位，能奉中州，以恩信结邻壤，江左老稚不动兵革十有九年"（27）。这至少可以说明：在李璟执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凡十九年），南唐境内无重大兵事。这是因为李璟生性"慈仁恭俭，礼贤爱民"，晚年又奉行"奉表削号"、"称臣于周"（28） 的缘故。再证之于徽属诸种方志，也未见李璟执政时，徽境有何兵事。
此则墓志铭的矛盾是把知州事的欧逵与胡延政扯到一起。查《新安志》和诸种府志，确实有欧逵其人，但者注明是"顺义七年（927）任"，即后唐天成二年。然而，墓志铭的主人胡延政却生于生唐天成四年（929），怎能"首与焉"？由此推之，胡天衡等人论断"题墓之说未确，而胡里之墓亦未可信"是正确的，而此则墓志铭只能是杜撰的。
关于胡延政知建德军，笔者以为，也是子虚乌有的。胡天衡等人在《延进公知建德军考》中，对此是既未承认、也未否定。这也是特殊心理驱使的结果。
建德，即今浙江省建德县，地处钱塘江上游，古为衢州、歙州出入之要冲。建德建县，是在三国吴时（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后屡废屡建。其先属鹜州、后属睦州，至唐万岁通天二年（697），睦州州治始移建德，建德遂为睦州的政治、军事的中心（29）。
建德军，《宋史》《军事志》无只字记载。查《宋史》卷八十八、"建德府"条，对建德军略有记载，其文曰："本睦州军事。宣和元年（1119）升建德军节度。三年（1121）改州名"（为严州）。由此看来，"建德军"曾一度设置过，时在宣和元年至三年间。可见，"咸平五年（1002）胡延政知建德军"是伪造的。
严州之名，始于宣和三年。胡延政"卒于严州官舍"之"严州"，则为后人之说。胡延政在世时（929－1005），"严州"是不存在的。事实是，北宋末年，方腊曾以睦州（即今浙江建德，胡天衡等人所说的"严州"）为基地发动过大起义，三个月中，连陷六州五十二县，长江以南为之震动、朝廷为之震惊。元朝初年，又发生过衢州、婺州等地民众起兵应宋的事件。正是这些重大的兵事，使建德愈来愈为兵家所重视，故史有"严州不守，临安必危"（语出无初临安守将董文炳）之说。建德之重要的地理位置，"知建德军"之重要职务，由是而为伪造者注目，也为胡天衡等后裔们所不忍否定。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建德军"的设置只是一度之事，而且是在胡延政去世百年之后。故胡延政知建德军也是子虚乌有的。
六、小结
与胡延知绩溪县事、诰授中王有关的方志记载中的错误，在日后整理方志时，应予以纠正或作必要的校注。
当前，在编史修志中、在方志与历史研究中，对谱牒的利用已越来越多。如何利用？已提到史料学的议事日程。谱牒含有极珍贵的地方史料，可补正史的不足，在编史修志和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近代史中，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但也毋庸讳言，谱牒中也含有大量的过褒之辞，在"为亲者讳"的思想指导下，常常篡改或删掉一些史实；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要注意去伪存真和史料的钩稽工作。在注意史料阶级性的同时，要注意与多学科配合（如考古学、档案学、文字音韵学等）去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史料。而从心理的角度去辨析史料、研究历史人物，看来也是不可疏忽的一种方法。
至于胡适家世源流属明经胡氏（"李改胡"）的问题，石原皋先生在《闲话胡适》中已为之辩说，并否定了胡适是胡培翚的后代。现在看来，胡延进被封"中王"纯系捏造，其父胡昌翼被封"唐王"也不存在，那么，明经胡氏属唐昭宗的后裔这种溯源之说，就不无攀龙附凤之嫌了。"经解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虽非胡适的先人，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对胡适是有影响的（石原皋先生生前曾有论述）；继续探索这种影响，对研究胡适是有益的。
（本主编辑 胡家祚）
注释：
（1）经笔者核实，"绩溪县志"是指《（万历）绩溪县志》（1581年刊本）。
（2）胡延政，原名延进，参见颜非、来生原文。本文引文，囿于资料原文，二名均用。
（3）括号内文字，原刊本为正文，实为正文的注释，故以括号标明。
（4）经笔者核实，"府志"是指《（康熙）徽州府志》（1699年刊本）。
（5）指李度。
（6）乾隆年间，绩溪县续修县志共十卷，成书于丙子年（1756）。该志确实将胡延政任县令的记载移入宋时，注中较这儿所引多"婺源人"三字，末又多"家绩溪"三字。
（7）《（乾隆）绩溪县志》并无《邱墓志》，此说可能是与胡里乾隆宗谱所叙相混（该宗谱有这样的记载）。
（8）据《十国春秋》卷十五、十六、二七的"本纪"记载，南唐传国者有三：一是烈祖李昇(李知诰)，在位七年；二是元宗李璟（李景通），在位十九年；三是后主李煜，在位十四年。三人共三十九年（937－975）。
（9）由此可见，《（康熙）徽州府志》所载乃据《（万历）绩溪县志》，虽进行过考证，但仍有疏忽。
（10）据胡里乾隆谱记载，胡昌翼曾被封为唐王。参见颜非、来生二同志原文注⑥。
（11）详见《新安志》和弘治、嘉靖、康熙、道光诸种徽州府志。
（12）曹彬定江南不骤拜相、王全斌伐蜀杀降被贬等，均可见《宋史》各人本传。
（13）胡梅岩（1229－1306），宋、元间人，名炎，字济鼎，号梅岩。咸淳戊辰（1268年）进士，授湖口县簿、改贵池县尉。于四书五经皆有注疏，称为"梅岩先生"。于家，曾修谱，创《宗谱六甲图》。今所见《宗谱六甲图》，后裔有所增补。
（14）胡景，龙井派十六世祖。
（15）胡良臣，即胡忠（957－1026），又名桂崖，胡延政之子，龙井派始祖。
（16）告退谱局一事 详见《（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卷首•子春公知丞辩》，其中还有两则文字值得一读："胡里称公为'益府教授'。查，益王名顒，英宗子，高后出，封益王，年三十薨，无续封。则益王下拒（距）公七十年，其何教授之有。" "又胡里云：公终为宣严十路教，故称公为'十路教公'。查宋之路即今之道，如江东路、江南路是也，官惟转运使等，无所谓教也。至宣严称路，在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终宋之时，宣严称州不称路，其为冒伪更可知。"
（17）见《（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卷首•跋续修宗谱后》。
（18）参见颜非、来生二同志原文注⑥。核对原谱，颜等所引，多了"敕命一道"四字。
（19）见《（乾隆）绩溪县志•秩官志•唐志》。
（20）、（23）见《宋史》卷一六九。
（21）见《古文小品咀华》卷四：《敕曹彬伐南唐》（赵匡胤）。
（22）见《十国春秋》卷十七，《后主本纪》。
（24）见《十国春秋》卷五十五，全师雄本传。
（25）见《宋史》卷二五八。
（26）见《十国春秋》卷三十，龚慎仪本传、卢绛本传。
（27）见《宣和书谱》卷五。
（28）见《十国春秋》卷十六。
（29）详见《建德县志》。
从胡适"姓氏公案"说到"绩溪三胡"
http://www.longchuanly.com/2009/0311/103.html 胡适姓氏的公案，是蔡元培先生于1918年8月为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序时引起的。蔡先生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胡适很清楚自己不是"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然而，他对蔡先生的说法却默认了数十年，一直到50年代才公开予以否认。蔡先生说胡适"有'汉学'的遗传性"、"还能自修'汉学'""不辍"，这从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此后种种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但这种"遗传性"是怎样来的呢？"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情况如何？它又是怎样影响胡适的？……笔者以为，"汉学"对胡适的影响，首先来自于胡适的"九年的家乡教育"，来自于乡土文化的潜移默化。本文即就绩溪胡姓、"经解三胡"及"三奇士"（1）的情况作些介绍，或可有助于人们了解乡土文化对胡适的影响。
一、绩溪的"三胡"
绩溪胡氏，实有三支，同姓而不同宗，俗有"三胡"之说。
其一曰"金紫胡氏"。这是宋朝名臣胡舜陟（1083－1143）的后裔。胡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大观三年（1109）进士，徽猷阁学士。因胡舜陟受封"金紫光禄大夫"，所以该氏后人就以"金紫"冠氏。蔡先生所说的"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即指该支胡氏。胡舜陟之子胡仔（1110－1170，字元任，号苕溪渔隐）以力作《苕溪渔隐丛话》100卷而名垂文苑。其后裔中，致力于"汉学"的人很多。尤以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这祖叔孙三代人的成绩最大，号称"绩溪经解三胡"（详下节），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延至民国初年，族人治经者仍不鲜见。该族自唐散骑胡宓持节新安（即原徽州地区），殁葬绩邑西关，子孙为奉祀墓葬而徙居市东，至今已千余年。
其二曰"遵义胡氏"，俗称"尚书胡氏"（2）。这是明代名臣、工部尚书胡松（1490-1572）的后裔。胡松，字茂卿，号承庵，正德九年（1514）进士。胡松及后裔，因世居城内遵义坊，故名为"遵义胡氏"。该族的远祖，可上溯至"宋初（理学）三先生"之一的胡瑗（993－1059，字翼之）。胡瑗的裔孙名胡清，在宋代中叶迁至绩溪的胡村（今临溪乡高车），传至11世的胡日严迁至城内的遵义坊，算来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
以上二胡，都可溯源至胡公满的名下，故又认为是同宗、同源。
其三曰"明经胡氏"，又称"李改胡"、"假胡"。据该族族谱记载，他们是后唐同光三年（925）明经科进士胡昌翼（905－999，字宏远，号眉轩）的后裔，因此名为"明经胡氏"；又因胡昌翼本是唐昭宗李晔的太子，为避朱温屠灭宗室之祸，由常待胡三（名清）匿庇婺源养育，遂冒胡姓而称为"李改胡"，俗称"假胡"。这一支唐昭宗李晔的后裔，在原徽州地区分布很广，不仅婺源、绩溪有，其他各县也有，有的还留下了不同李姓通婚的民俗。胡适，便是"明经胡氏"的后裔。"明经胡适"迁绩溪，据谱牒记载，始于宋开宝二年（969），然疑窦颇多（3）；至于迁至上庄，则在元、明间，也有数百年的历史。
三支胡姓同徽州其他诸姓氏一样，各自聚族而居，世代或与官宦相结合，或与商贾相结合，或兼而有之。而耕读不辍，则是他们共同的基本特点。至迟，在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徽州各地已形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良好风气，创造了丰富的乡土文化（徽州文化）。至于这种区域性文化的形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简述一二。
徽州地处崇山峻岭的皖南山区，周围是天然屏障，其间山清水秀。在古代，因交通不便，这里人烟稀少，开发不足。但亦因此，每逢战乱，富家大族往往把这里当作世外桃源来避居。他们带来了中原富庶地区的文化，逐步开发这个地区。太平天国以前历二千年之久，徽州地区向无大的战乱。当其他地区饱受战火摧残，文化积累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徽州一隅独能保持和平的田园生活，文化积累亦日益丰富，有后来居上之势。
徽州地区，在秦统一前，属古越族活动范围。秦统一后始设黟、歙两县。秦汉战乱之际，始有中原人迁入，晋代迁居者渐多，到了唐代人口始见繁盛，形成了一府六县的区划格局。宋室南渡，迁入徽州的人更多了，加之有新安江可直达当时的京城临安（今杭州），这时徽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徽茶、徽墨、歙砚、澄心堂纸闻名于世；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尤为著称。而徽商之走出徽州，在各大城市落脚营生；一方面加强了徽州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以贾儒结合补充传统的耕读结合，为徽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外部迁来的富家大族，定居一地，往往即成一地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世代相传，以耕读为业。后来发展起来的徽商，其所赢利，亦多倾注于奖励耕读，所以，徽州世家皆以保护和发扬古代文化为职志。各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对于保持一方的长期安定亦大有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里，造成了传统文化根深叶茂，不断发展滋长的良好条件。现在引人注意的徽州文化，第一是它有丰富的古代文化蕴藏，自宋以来被保存下来的历史文书、契约就有数十万件，学界视为继甲骨文、敦煌文书、汉简、明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文化发现"。至于典籍、古迹之多，亦极为人所称道。第二，以贾儒结合造成的士商文化，显示出从传统到近代蜕变的特点。
就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的缀合之下产生了绩溪三胡，产生了近代三奇土，也产生了胡适。
二、"绩溪经解三胡"
"绩溪经解三胡"是"金紫胡氏"分支亶然堂中的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叔孙三人。
"金紫胡氏"自定居绩溪后，聚族而居，基本上过着耕读与仕宦相结合的生活。据他们的族谱记载，宋、明、清三朝中，族人共有154种著述问世，35人中举。在154种著述中，今存61种，大多以解经为内容，确实称得上"经解世家"。在解经诸人中，又以上述乾、嘉、道三朝中的"绩溪经解三胡"最闻名遐迩。
胡匡衷（1728－1801），"字寅臣，号朴斋，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毕生以治经为乐，史称"朴斋先生"。著有《周易传义疑参十三卷》、《周礼井田图考》、《礼记职官考》、《三礼扎记》、《论语古本证异》、《庄子集评》、《离骚集注》、《仪礼释官》等15种。
胡秉虔（1769－1832），"原名秉乾，字伯叔，号敬亭，又号春乔，嘉庆已未（1799）会魁，钦点主事，签分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历任至甘肃河州知州，调补丹噶尔（今青海省湟源县）同知……殁于官"。他到丹噶尔任职的时间，据《西宁府续志》记载，是道光九年（1829）到道光十二年（1832）。他的著述很多，至今仍有《卦本图考》、《尚书序录》、《说文管见》、《河州景忠录》等8种刊本传世。另据新刊《胡适来往书信选》称，尚有"著稿十大厚册在甘肃发现"，曾请胡适"代为取回"，未知结果如何。而已知的佚书则有《周易小识》、《尚书小识》、《论语小识》等14种，亦不知是不是胡晋接所言的"十大厚册"之属。
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号竹村，嘉庆庚午（1810）乡魁，钦取国子监学正、学录；已卯（1819）进士，钦点中书，官户部广东司主事兼云南司事，加三级，诰授朝议大夫"。他为官清廉、一尘不染，鉴于仕途沉浮，以"亲老"告归，致力于教育，曾讲学于徽州、江宁、云间、庐州、泾川诸书院，主讲于钟山、惜阴等书院。在乡则筹集"宾兴盘费基金"，并亲定规条，继而倡建东山书院（1828－1905），直接推动并影响了绩溪的近代教育。有《仪礼正义》、《研六室文钞》等著述行世。
"绩溪经解三胡"在治经方面的显赫成就与巨大影响，使"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在外的声誉淹没了"尚书胡氏"与"明经胡氏"，也使"好名"的胡适，默认了蔡元培先生的误认。
蔡先生对"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津津乐道，对胡适本人"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的奖掖，也迫使、鞭策胡适去进一步关心"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去关心绩溪的其他胡姓和其他姓氏的学人，进而关心徽州的乡土文化。1921年1月18日，胡适在致胡近仁的信中不仅提到刊印"绩溪小丛书"的打算，而且声称已"搜得不少种了"、"现在我随时作一《绩溪著作存佚考》。于城中诸胡，略有眉目了"。十多年后，1933年11月13日，为绩溪县修县志事，胡适在给胡近仁的信中又说："我收集的绩溪人著述，并不很多，便中当开单奉呈供诸公参考。"据为胡适帮办文书的章希吕1935年9月26日日记中所载，胡适搜集的实有16种，其中10种就是"金紫胡氏"的。由此可见，以考据为手段的治经"传统"，对胡适是深有影响的。
三"尚书胡氏"与"明经胡氏"
关于"尚书胡氏"与"明经胡氏"，这里仅介绍一下近世（清朝）的情况。
清朝时，小小的绩溪县，由于人口的迅猛增殖，更刺激着人们外出经商。绩溪在明初洪武四年（1371）仅41324，即使土地瘦薄、出产有限，人们仍安居于崇山峻岭之中；但到了嘉庆九年（1804），人口则猛增至193161人，比今天的人口还要多！人口的压力，使一部分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这在"尚书胡氏"与"明经胡氏"中尤为突出。
据"尚书胡氏"的谱牒记载，外出经商而有成就的有胡名泰（1798－1838）、胡定煦（1820－1886）、胡位周（1870－1929）祖孙三代，他们在屯溪开设的"资生药店"，历时百年而不衰。胡位宜（1851－1924）在屯溪开设有"俊记南货店"，进而在绩溪设立分店传于子孙；位宜的弟弟胡位寅(1865-1930),则在浙江兰溪开设"聚和敬"、"恒源"、"泰来"、"聚亨"、"同大升"等商号。还有胡安定（1826－1894），他在屯溪开设"椿记药店"，并以自己的商业才干就任过屯溪商会的商董。同族中的兄弟胡定祥（1837－1911）、胡定禄（1839－1913）、胡定芬（1839－1902）曾联手在郎溪县开设"祥泰杂货店"，并拥有纸糟、枣厂、碾米厂等多处。远涉上海的则有胡裕星（1844－1922），他在松江，继其叔父的"同盛号"之后，创立了"同盛西号"；胡嗣迪（1847－1932）在上海广设茶号并任上海茶叶商民协会的执行委员。
"明经胡氏"则更胜一筹。当徽商衰落之时，原住绩溪胡里的"明经胡氏"人胡光镛（字雪岩，1823－1885）却脱颖而出，成了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凭借左宗棠的支持，亦商亦官，富甲江南，与外商抗衡，为清廷采购、筹款。他手创的"胡庆余堂国药号"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同享盛誉的药业巨子。
胡适的近亲胡余德（1763－1845）"议叙盐运司知事，覃恩累赠中宪大夫，晋赠资政大夫。名正，字端斋，号朗荣，又号开文"（见《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胡余德在父亲创业的基础上，终使"胡开文"徽墨风靡同治朝，延及光绪朝；又在子孙的努力下，于1915年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质奖章。"胡氏徽墨"集"休派徽墨"与"歙派徽墨"之大成，开创了徽墨业新的里程碑。而今"胡开文"几乎成了徽墨的代名词，"胡开文"的名号遍及徽墨故乡、原徽州地区诸县，其墨则遍及海内外。
胡适自己的家族，则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之时，就"常居茶，迁贸各国"。他们一家，在上海拥有几爿茶叶店。如果不是这种经商活动，胡适也就无缘长时间就读于上海，更无缘接触新思想、新知识了。
注释：
（1）此节，《文史知识》未刊。
（2）此承民间的说法。"尚书胡"用于"遵义胡"并不妥，因其谱已冠遵义；再者，绩溪胡姓中最早出任尚书的是龙川胡氏的胡富，但也只称"龙川胡氏尚书支"，因他是一架二房的后人。
（3）详"对《胡适家世源流》的一点辨析"（徽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2期）
绩 溪 三 胡
http://www.longchuanly.com/2009/0311/104.html "绩溪三胡"实有三说。
第一说，多指三支绩溪的胡姓，即金紫胡氏、遵义胡氏、明经胡氏。
金紫胡氏之谓，是因其先人胡舜陟曾获"金紫光禄大夫"，故以"金紫"冠于姓氏之前，以有别于其他胡姓。该族以唐朝散骑常待胡宓持节新安（徽州旧称）而成为绩溪胡姓的重要一支，而胡宓的原居地则是山东。
龙川胡氏因世居龙川（今瀛洲乡大坑口村）而名，该族也是由山东迁来的。不同的是，龙川胡氏以晋散骑常待胡焱为始迁祖，来绩溪的时间要早于金紫胡氏。由于先人原居住也在山东，又都以胡公满为远祖，因此，龙川胡氏、金紫胡氏曾于南宋景定辛酉（1261）联合黟县横冈胡氏及其分支歙县东关胡氏刊布过《统宗源流谱》，说明了同姓又同宗。
遵义胡氏则是明代名臣、工部尚书胡松这一支胡姓。因他们世代都居住在绩溪县城遵义坊，故以"遵义"冠其姓氏。这支胡姓可上溯至"宋初理学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是胡瑗的后裔胡清在宋代中叶由浙江迁至绩溪的，初居胡村（今临溪高车），至11世胡日严才迁至遵义坊。
明经胡氏是后唐明经科进士胡昌翼的后裔。据该氏元朝子孙考证，昌翼本唐末昭宗之子，因躲避朱温的屠杀，由义父匿带至婺源清华而冒姓胡姓。其后胡昌翼以明经科中进士，该氏便以"明经"冠其氏而有别于清华胡氏，而民间则直呼"假胡"。明经胡氏在绩溪的后裔主要分布在胡里、上庄、宅坦，在黟县则分布在西递，匿居地婺源清华（考川）仍有后裔留居。
第二说，指清朝乾（隆）嘉（庆）道（光）间绩溪的三位研究经学的学者，即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这祖、叔、孙三人。
第三说，指清（朝）末民（国）初绩溪的三位新学人，别称"新三胡"，即胡晋接、胡适和胡昌炽，他们分别是金紫胡、明经胡、遵义胡的后裔，很有"群众性"。昌炽是民国初年省立一中的校长，其祖鹏南先生又是县城的硕儒，藏书三万卷，著述十余种；然因昌炽早亡，故此说流传的时间甚短，鲜为人知。
答记者问，刊香港文汇报 2002年8月15日
遵义胡氏经商概述
http://www.longchuanly.com/2009/0311/105.html 绩溪的胡姓，同姓不同宗，计有三支，在历史的发展中，各俱特色。遵义胡姓，是明史名臣胡松（《明史》有传）的后裔，入清朝以后，在商业上有自己的优势，特简述如下。
据有关的文字记载，遵义胡姓族人的商业活动最早始于胡名教（1768－1832）。名教，又名万富，字政森。乾隆年间，他先在绩溪市东设"万各斋"药铺，继而又在南关设"太和斋"药铺。他经营有方，康泰履安，令人羡慕。名教并未沉缅此小康生活，他悯贫抚孤，好义疏财，急人之所急，有济人之美德。
继名教之后，又有胡名泰，在嘉庆道光间创"资生"药店于屯溪。他克勤克俭，渗淡经营，再经子孙努力，终于成为屯溪的一家百年老店。不幸的是1929年4月初，"朱老五（富润）火烧屯溪街"，致使该百年老店顷刻间毁于一炬。名泰（1798－1838），又名朔生，字鲁岩。其子定煦（1820－1886），字宇和，孙位周（1870－1929）先后继业与守业。位周，字佐岐，是同治庚午科（1870）的拔贡，说来，与民国元老许世英还是"同年"，在清末出任过江苏镇洋的县令。辛亥革命后，他志在"终生不断发"，于是弃官在家守业自怡。可他万万没想到，朱老五的一把火不仅烧了他的家业，而且送了他的命以及多年苦心搜集的金石书画和寸缣、汉瓦等文物。与国、与家、与身，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胡位宜（1851－1924）则十三岁习贾于屯溪，深得胡定煦的器重。他以"守信"著称，被誉为"货殖能者"，经其拼搏，终于在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了"俊记"南货店，接着在1918年，又在绩溪城内办起了分号，分别由长子与五子承继店业。五子裕塘（1898－1967）经营有道，在绩城称誉一时。
位宜之弟位寅（1865－1930），则十二岁远涉浙江兰溪，习贾于老盛夏布行，经多年的渗淡经营，也于宣统初（1909）创设"聚和敬"号。他事必躬亲，克勤克俭，复又集资开设"恒源"、"泰来"、"聚亨"、"同大升"等店，名噪一时。
同治初，又有胡安定者在屯溪创办椿记药店。时值太平天国革命刚刚结束，安定为地方善后的重建曾历尽艰辛。他被推为商董，在设粥厂、招清道夫、购消防器材、倡修屯溪大桥（今老大桥）等善后赈灾、公益事业中，出力最多。安定（1826－1894），字允恭，初习钱业，后改习药业。
遵义胡姓在郎溪经商也较早。嘉道间，他们之中就有人身背雨伞、牵车服贾于郎溪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又有一批为衣食计而赴建平经营粮食的同宗。胡定祥（1837－1911）在同治8年（1869）出任广德"丈量局""书记"，不久便与同乡汪积功一起集股赴太平设行贩运粮食。继他之后经营粮食的同宗还有胡定录（1839－1913），定录的儿子位明（1883－？）还担任过郎溪商会的会长。胡定榕（1839－1902）则与族兄胡定祥合股创设"祥泰"杂货店。随着徽州商人的增多，胡定榕又与汪积功发起组织了郎溪新安同乡会（1895）；定榕之子位乾（1869－1896）也参与其事。定榕的季子位晟（1885－1933，字德生），继父业，又创纸坊、枣厂、碾米厂，复在多处增设分业；1930年，他还被选为郎溪盐业公会主席，一言九鼎，深孚重望。
胡姓的子孙也走向了江苏。胡位勤（1804－1888）先在江苏松江经商，咸丰8年（1858）又引荐其侄胡裕煜（1844－1922）学贾于松江东门外新桥镇，叔侄二人，通过自己的辛劳积累，终于先后各自在松江创设了"同盛号"、"同盛西号"，并迁居该县。胡裕煜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不忘故土，慷慨地将祖传屋基捐赠东山书院，支持故乡的教育。
胡嗣迪（1847－1932），字吉之，则在同治年间入上海汪裕泰茶号，遂毕生业茶。他手创茶号多处，渗淡经营，业务蒸蒸日上，为同业所钦仰，被选为上海茶叶商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他在堵绝"回魂茶"、提高茶业信誉上做出了贡献。
刊《绩溪文史资料》第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