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家人 [复制链接]

以下资料来源：360百科——胡传 http://baike.so.com/doc/6001224.html

著名现代学者胡适的父亲，清末台湾清官-胡传。

•    别名：字 铁花； 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
•    出生地： 安徽绩溪上庄
•    出生日期：1841年
•     逝世日期：1895年8月22日
•    主要成就：文官兼武职，整顿营务，巩固海防
•    代表作品：《台湾日记与禀启》

人物生平
　　1856年，16岁，随父运茶至上海。
　　1858年，通过上海县试；次年，通过松江府试。
　　1860年，20岁，返乡与元配冯氏结婚。未及半月，太平天国军队攻陷绩溪县城，数度占据其家园，一家人在刀兵、瘟疫、饥饿中度过五年。
　　1863年，元配冯氏遇难殉节。胡传除了带领家眷逃难，还协助督办团练、与太平军打游击。
　　1868年，28岁，通过上海龙门书院甄试，入院就读。
　　1867年至1879年7月，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
　　1881年10月，刚过完中秋节，即自京师出发，费时42天，抵达东北吉林的宁古塔（11月27日）。以其坚忍的毅力，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得到吴大澄的赏识。
　　1882年10月，吴大澄特别向朝廷保荐，获候补知县之任命。
　　1887年11月，前往海南岛调查黎族互斗案。
　　1888年9月，协助吴大澄治理黄河，绩效卓著。
　　1889年，获得「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的资格。
　　1890年，在江苏办理税务。
　　1891年，奉旨调往台湾，次年春（1892.3.22，光绪18年2月24日），抵达基隆时，胡传已52岁。
　　1895年8月22日，死于厦门，年55岁。

人物评价
　　胡传生前最后的官衔是「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领镇海后军各营屯」，赏加三品衔。胡传在台东州官期间，奖励农桑，教育原住民。以文官兼武职，整顿营务，巩固海防，心力大多投注在军事方面。
　　民国41年（即1952年）──胡传逝世后57年，胡适来到台东，当地父老「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胡统领；而非文官──胡知州」。台东父老为了纪念这位清代州官，特别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并将鲤鱼山忠烈祠旁日人遗留的「忠魂碑」改为“胡传的纪念碑”，碑文额篆曰：「清台东直隶州州官胡铁华先生纪念碑」，并有〈碑记〉载其事迹。

以下资料来源：360百科——胡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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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铁花——晚清台东直隶州知州

        胡铁花是晚清绩溪三奇士之一，近现代国内外知名学者胡适之父。

        文化大师胡适的父亲，大号胡铁花。中过秀才、当过知州。胡适的父亲本名胡传，铁花是他的字。他最后的官职是台东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在清朝的台湾，这个官职不算小，但他更闻名于世的是诗才。胡适曾谦逊自己不会写诗，《尝试集》那类白话诗也确不以文采见长。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我读过他的一些诗，奔驰、狂放而富有生气——“仰视飞云天外起，酒酣愁听大风歌”，在万马齐喑的晚清，应该是踔厉飞扬的。然而，在胡适绚烂的文学冠冕上，找不到他父亲的名字。胡传不甘心做个文人，他前往京师寻找报国机会，又怀揣一封介绍书，走了四十二天，到达冰天雪地的吉林，面见钦差大臣吴大徵，要求随大清使节去解决中俄边界纠纷。吴大徵好奇地接纳了这个少年。据说，吴大徵曾称赞胡传有治省之才，这也许是胡适的一家之言，但胡传却的确是个称职的地方官。当时台湾刚刚建省，在朝廷大臣心目中是个瘴疠蛮荒的苦地方。胡铁花却主动请缨，离开怀孕待产的妻子，来不及看一眼新生爱子，就踏上了茫茫海路。
　　胡传到达台湾的时候，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改革，已经人去政亡。东海危机乌云般翻卷在上空，到处是不安谧的波涛。胡传穷尽心血写下了第一部《全台兵备志》。他一定又像勘察中俄边境那样，走进了台湾岛的森林、山峡、海口，踏遍了郑成功时代的城垛和荷兰人留下的赤莰城。“华严世界，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然而在王朝末日，这只是一个文人的梦想。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打响，胡传征募兵勇、守卫台东，但他的剑还未出鞘，就被光绪皇帝割让台湾的诏书冻住了。皇帝下旨：所有在台官员一律内渡，将台湾交接日本。胡传拒绝奉旨，做了封建文人最大的反抗。他四处奔走，募兵保台，又徒步行走到台南，衣衫蓝缕，面见黑旗军老将刘永福，以书生之身要求参战。我想，胡适身上那打破千年文字八股的躁动血液，就流动在他父亲喷薄的脉管中。
　　胡传病倒了，被刘永福护送回到厦门，几天后死于时疫。那是日军攻占八卦山的第二天。作为《全台兵备志》的作者，他应该是最知道八卦山对台南战略意义的人。与其说他死于时疫，不如说他死于台湾陷落的可怕命运。据说，胡传的家乡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传奇，也许战死是胡传最美丽的神话。他壮硕的身躯，停歇在南国的红色土地上，仿佛关于历史和未来的无字之书。我注意到，胡适出生在1891年12月，他的父亲忧愤死于厦门时，应该只有三岁零几个月。而他的母亲，则是二十三岁的妙龄少妇。遥想娇妻幼子倚门而望，胡传眼中一定涌满坚硬如冰的泪水。那是失意诗人的泪水，是丧失国土的官员的泪水，更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泪水。
　　胡传内渡的船只，是台湾海峡封锁前的最后船队。海面上惊慌的海鸥，哀鸣的白鹭，还有哭泣流离的人群，曾带给诗人怎样的哀愁？暴风雨的四周是万籁俱静的深夜，黑黢黢的潮湿的夜空中，传来海浪亘古不屈的呼啸。然而，诗人胡传已经不能动笔了，黑暗的午夜里，他躺倒在厦门的风浪声中。
　　胡适动笔写下《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他的父亲。当书生报国成为南柯一梦，文学就不得不站起来，拯救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倔强的坚韧，坚韧中也有淡淡的悲哀。胡传去世六十多年，他的儿子胡适终于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父亲的精魂守护在这里，激动的胡适无法克制血脉贲张，几年后骤然辞世。
　　父子两人的生命，都在台湾画上了奇特的圆。这也许只是巧合。

2015年将温州图书馆所有胡适自己写的文章都看了个遍，也没看到他改穿长衫的原因，却已明了其中原委，但却不能说，因为我是凡人。
希望专家能指出来？
中国已开始自己明白中华文化的秘密了，古儒之光必将重放光芒！

来源：2013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
链接：http://reader.gmw.cn/2013-12/17/content_98380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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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四十自述》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自传之一，一直是后人了解胡适其人其事其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胡适幼年时期在家乡所接受的启蒙教育，还浸透着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点点滴滴。这里边不但有私塾印象、学堂感受，还有很多描写家庭教育的片断，慈母严父的种种教育细节等等。而所有这些时代记忆，对于时隔若干年之后的现代读者而言，不但具有新奇的历史现场感，更有着深远的现实启示意义。
　　胡适在《四十自述》第一章“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提到，他小时候在父亲的教育下，在进学堂之前就“已认得近一千字了”。这样良好的基础之下，胡适念的第一部书就不再是常规性质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蒙书”。为此，胡适深情地忆述道，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作《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
　　那么，这样一部胡适父亲亲自撰写、带有家训性质的教材《学为人诗》，全貌如何？对胡适后来的人生观影响如何？这都成为后世研究者绕不开的课题，也是普通读者倍感兴趣的话题。这部《学为人诗》，在胡适生前没有全文影印出版过，在其逝世之后即由其夫人江冬秀珍藏。1969年2月24日，江氏委托台湾胡适纪念馆影印此诗卷，用于馈赠亲友，才使我们得以一睹全貌。
　　这是一本十三面的折页册子，封面题笺者为胡适好友任鸿隽（1886年—1961年）。十三面手迹中，有十二面是胡适父亲胡铁花（1841年—1895年）的手迹，其中第一面为他自己的题笺《学为人诗》的白色笺条，与写示“胡嗣穈读”（胡适，原名嗣穈）的红色笺条，后十一面则为《学为人诗》的手书全文，并亲自用朱笔通篇点过句读。第十三面为胡适的跋文，称：
　　先父胡铁花公手写他自己做的学为人诗一卷，是我三岁时他教我读的。先母替我保藏了二十多年，先母死后，又已十三年了，裱装成册，含泪敬记。
　　胡适 民国二十年九月
　　看来，胡适将这部先父遗诗裱装成册的时间为1931年9月，此时正是其在上海撰写《四十自述》前两章的时间。在自传中有过三次征引的这部《学为人诗》，正出自这本裱册中的其父手书原文。现将原文全录如下，以了解胡适的家风家训，也是胡适早期思想来源的原始文献之一。

《学为人诗》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凡为人子，以孝为职。
善体亲心，能竭其力。
守身为大，辱亲是戚。
战战兢兢，渊冰日惕。
凡为人臣，夙夜靖共。
敬事后食，尽瘁鞠躬。
国怙宠利，而居成功。
小心翼翼，纯乎其忠。
曰兄曰弟，如手如足。
痛痒相关，亲爱宜笃。
有思则和，有让则睦。
宜各勉之，毋乖骨肉。
夫妇定位，室家之成。
诗嘉静好，易卜利贞。
闺门有礼，寡妻以刑。
是谓教化，自家而行。
朋友之交，惟道与义。
劝善规过，不相党比。
直谅多闻，藉资砥砺。
以辅吾仁，以益吾智。
凡此五者，人之伦常。
君以教民，谓之宪章。
父以教子，谓之义方。
宜共率由，罔或愆忘。
五常之中，不幸有变。
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
因亲及亲，九族克敦。
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这首《学为人诗》，文字并不浩繁，义理并不艰深，却可以说是为三岁的胡适开启了人伦道德之门。诗中所强调的“为人之道”，分别阐释的所谓人臣、人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道，都言简意赅，明白清楚。可见，如何看待与对待这“五伦”，从小树立正确的“为人之道”，是胡适家训的核心内容。
　　胡适三岁时，其父亲写就这本《学为人诗》，恰逢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其父艰难镇守台湾期间。1895年正月，胡适由四叔护送，离开台湾至上海，这一别也就此与父亲永诀。
　　按照《四十自述》中的记载，胡适与其父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只有近两年光景，但记忆却是深刻的，其父的言传身教让他铭刻于心。在其父死讯传至家中时，胡适以白描的手法，流露出无声的悲痛。他写道，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四五岁时的胡适，后来一直在诵读其父留下来的这首诗。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这些话都是我四五岁时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样讲解，我记不得了；我当时大概完全不懂得这些话的意义。”直到四十岁时，开始写《四十自述》之际，胡适才恍然大悟这首诗的真谛——这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更是“采纳了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胡适认为，其父“做的《学为人诗》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穷理的治学态度”。为此，他进一步总结说，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另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
　　无论如何，这本薄薄的《学为人诗》，自有其沉甸甸的分量与价值。这不但是胡适追怀父亲的珍贵纪念，更是中国近代童蒙教育的生动存照之一。

资料系统完整，读后对胡适及其家人有个基本了解。

胡思杜之死

资料来源：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1-05-11/1057286214.shtml

　文章摘自《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　胜利的牺牲品   第三节   胡思杜之死
　作者：岳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6月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纽约一个青年医生家中叙述身体状况的胡适，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后发现是突发胃溃疡出血，吃药后无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医生输血抢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险，医生决定施行手术，结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后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适突然收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来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战期间一度担任中央社战地记者的曹聚仁，于国民党退往台湾后的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岛日报》专栏“南来篇”上发表文章，放声高歌“我从光明中来”，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脱离《星岛日报》加入新加坡《南洋商报》，并以该报记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据传闻，后来曹氏又自香港潜往台湾，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接见，并借此做蒋氏父子的工作，说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氏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颐养之地等。再之后，曹氏行动更加神秘莫测，他的妻子、亲属皆不知其在国共两党之间来回摇晃，整天折腾了些什么。[18]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兮兮、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1957年中国大陆山雨欲来、引蛇出洞，“反右”天罗地网即将全面撒开的明媚春天里，突然有些神经质地致信胡适“劝降”。据胡适3月16日记载：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19]
　　躺在家中床上养病的胡适，自然知道这个“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对他统战的布袋戏。对此，胡心中生发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只苍蝇的感觉，但冷静一想也就释然了。凡苍蝇或其他诸如螳螂、蛤蟆之类的弱小的动物，为了生存，必然要呈张牙舞爪状，以壮声势，或嗡嗡叫着自我吹嘘叫嚷一番，拉个大旗，扯个满身布满疙瘩的假虎皮，甚或与树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鳄套套近乎，亦属天下政客，特别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于是，胡适在曹氏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字，继而派人将信转交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予以处置。
　　刚把曹氏的阴影在脑海中蒸发，3月24日，仍在床上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7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20]胡适乃一介儒生，但毕竟又在政治场面上混迹了多年，对中国人下愚上诈、不讲信用，以及政客们惯用的阴谋或阳谋等种种政治手腕还算有较深刻的了解。尽管一直没有发现可靠资料证明他此次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就那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当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给胡发信，或许正是这个计划改变之后的另一种行动。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的魏延，脑后长了反骨，坚决不按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的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胡思杜旧戏重演，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自作主张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时。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小三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辛辣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个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演变越发严峻与不堪忍受。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下。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适致他的学生苏雪林信中说：“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20]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8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胡小三思杜死亡的确切年头是1957年9月，但死于那一日和具体死亡细节一直未搞清弄明。据耿云志所撰《胡适年谱》，世人看到的是下列几句简单的记载：
　　九月廿一日，次子思杜因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而自杀(时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死前写有遗书给他的一位堂兄。这遗书只剩下残存的一角，那上面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还有把自己所存“五十一元也留给你们”的话。署的日期是九月廿一日。[21]
　　1950年9月，因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研室)出任历史教师。此时的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一不小心成了“狗”的父亲“赎罪”，同时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之全国上下正在批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到了1957年，全国兴起了“反右”运动，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 “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此前在政治上受胡适这个“人民的敌人”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找到女友，直到死仍是光棍一条，算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落了个《红楼梦》结局式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自杀前，胡思杜留了一封遗书在枕头底下，因大陆已无直系亲人，遗书指名写给当时在北京铁道部印刷厂一位叫胡思孟的远房堂兄。胡死后，单位人员发现遗书，便打电话把胡思孟叫到学院处理后事。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已死去好几天了。胡思杜遗书的内容大意是：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我一定不在了。你不要难过，我的一点钱和公债券留给你，供给你的孩子上学，一块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吧。[22]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拿了遗书上面说的钱物，另外还有一件旧皮袄、一件呢子衣服，外加一些书刊回到北京。“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抄家，胡思孟怕受胡氏父子的牵连，将胡思杜的书刊大部分烧掉，遗书也撕毁，只有一个边角压在箱底没撕掉。许多年后，胡思孟在清理箱子时发现了遗书边角，交给了胡适家乡安徽省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后来，正在编写《胡适年谱》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听说此事，找到颜振吾，把残片上的文字抄录下来，编入了《胡适年谱》。再后来，据耿云志和前往胡思孟家中访问的南京大学教授、胡适研究专家沈卫威共同估计，胡思杜自杀的具体时间，应是在9月21日写完遗书之后，但详细日期难以弄清，只能暂定遗书上这个日子作为胡思杜死亡之日。[23]
　　1942年1月6日，胡适因想念离开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胡思杜，特别在日记中写道：“年前小三走了，我颇想念他，用毛笔写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绥远大同时在火车上作的一首打油诗寄给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24]
　　想不到十五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作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据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回忆说：“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后期，大约是1974—1975年前后，从美国给我们写信，我们作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长时间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我们的近况，同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听到关于思杜自杀的消息了。因为胡适遗嘱上说到他们兄弟俩分财产的事，他想证实思杜是否还在人世。当时，我们全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没有回答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轻易写回复祖望的信。直到1976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我们才与祖望恢复了联系。”[25]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胡祖望才总算证实了弟弟已经去世的消息，此时距胡思杜自杀已19年矣。
　　江泽涵说的胡适遗嘱，是指1957年经历了半夜大吐血、胃溃疡切除手术、曹聚仁致信劝其“回北京、上海看看”，以及胡思杜来信等一连串恶性和奇里古怪的事件之后，胡适觉得自己身体极度虚弱，精神郁闷至极，可能将不久于人世，遂于6月4日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七区雷辛顿大道四二○号诺林杰、李格曼、班尼塔与查尼律师事务所，在律师和证人刘锴、游建文、Harold Riegelman等三位朋友共同在场证明并签字的情况下，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该遗嘱共分八条，其中：
　　第二条 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的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第三条 我把在纽约市我的住所的全部我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全部印本的书籍交付并遗赠给台湾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并请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与台湾大学的毛子水教授两人中的存在者依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与文件的保管、编辑与出版。
　　第四条 我把我的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无论存在于何处，所有其他部分，馀剩部分，遗留部分，交付并遗赠给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后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则给我的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两儿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额即归这子息；但如任何一儿先我而去世，而无子息，他的份额即归我的另一儿，而如他那时已去世，即归他的子息。[26]
　　胡适立毕这份遗嘱三个多月，胡思杜悬梁自尽，再也不需要他的遗产了。而他留在北平家中的藏书、手稿、文件等也早已五马分尸，四散零落，部分下落不明。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仓皇离开北平之前，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认为最重要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带在身边飞往南京，其他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几乎全部存于北平东厂胡同的寓所中。1950年，这批“货物”被弄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随着批胡运动展开，胡适留下的书信、日记等资料，正好成为批胡最直接、最有力的炮弹。到了1954年，这批珍藏作为胡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在中共高层指示下，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经历了一次神秘分割。1964年，再次遭到暗箱操作者神秘而残暴的割裂。除损毁散失遭窃外，胡适藏书、手稿、日记等珍藏从此“身首三处”，即北大图书馆存有部分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劫后余存的105种善本古籍由北京图书馆占有；其他15000余件胡适书信、手稿、文件等秘籍，则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抢先占据。正是由于胡适秘籍的流散，使许多与这批书信、文件有关联而留在大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受到牵连而为此倒了大霉。后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因早年与胡适的私人通信被发现，“文革”中这批书信成为掷向吴氏的投枪，直至令吴走上死亡的祭坛。在一连串的批吴斗争中，尽管“革命者”认为吴晗的信是“投靠胡适的铁证”，胡、吴二人是“反动的政治关系”，走的“是一条反 共反人民的道路”，吴是“美国奴才的奴才”等。[27]但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几个最为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一个至死没有佛头抹粪——写批胡文章的就是吴晗。这一点，是当年的胡适没有想到，也是许多人为之不解的。至于胡适的遗嘱，尽管后来传到大陆之后一度引起北京大学的注意和呼应，但其命运与路边飘零的一张包油条和煎饼果子的废纸没什么两样，谁还把一个死去的胡适和留下的一张上写“遗嘱”的废纸当回事呢？
　　与胡适遗嘱命运相似的是，1949年，江泽涵由瑞士苏黎世国立高工数学研究所归国，顺便取道台湾拜访了台大校长傅斯年，傅特地叮嘱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了。”据邓广铭回忆说：“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说这件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我，我说：‘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28]
　　傅斯年的藏书究竟如何处理，下落何处，似乎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唯能说得清楚的是胡适与傅斯年这两枚“过河卒子”，真可谓是一对可爱的书生，到了身不由己地飘零孤岛之时，还认为故国神州“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那一堆书信文件，仍属于私有财产，并受到国际公法和中国法律的保护，理应安然无羔地一直躺在北平的老屋里，书的主人虽流落天之崖、海之角，仍具有处理这批藏品的权利。岂不知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哪里还有私有财产与什么国际公法、人间道义的保护？真可谓书生意气，糊涂得可以了。胡、傅两位饱学之士可能至死都不会明白，他们那一堆书信、文件、书籍，在占领者一方看来理应成为任意处置的囊中之物，而这些个人私产除了为打击自己以及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的炮弹外，其他所谓权利与公法在新生的政权之下自是化为乌有，最多给后世史家平添一声叹息而已。这一现实正应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ar)所言：“我们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29]

学习了！

胡适的二哥

        胡适原名胡嗣穈，出自《诗经》“诞降嘉种，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他大哥名为胡嗣稼，二哥嗣秬，三哥嗣秠，所以他就叫嗣穈，如果他还有个老五的话应该就叫嗣芑。


胡适的名字是二哥嗣秬所起
        《四十抒怀》中，胡适饶有兴致回忆了他改名的详细经过。澄衷的教员中，国文教员杨千里老师对胡适的影响最大。师生们都说他思想新。有一次，他叫胡适班级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学生读后，他出了“物竞天演，适者生存，试申其意”的作文题，当时胡适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胡适的作文，杨千里老师给予了“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的评语，并“赏制钱二百”，以奖励胡适领风气之先的才情，胡适为之欣欣然。“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适之，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两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做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年）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原来胡适的名字，也是拜澄衷蒙学堂所赐。改名一事，便是他早期民主思想形成的印记。    

人生导师二哥嗣秬
        1904年春天，14岁的胡适离开故乡，到上海去念书。他先进了父亲最佩服的朋友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次年又进了宁波富商叶成忠创办的澄衷学堂。胡适一生五十余年的日记生涯，就是从澄衷学堂开始的。近年发现的胡氏澄衷日记里，有许多关于二哥嗣秬的记载。
以下文字出自：李伶伶著《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第1—4页）。

人生导师二哥嗣秬
        胡适共有三位哥哥，是同父异母生的，大哥嗣稼比他大22岁，比他母亲冯顺弟还大两岁，在母亲嫁给父亲铁花先生后三天，大哥就娶亲了。胡适的二哥嗣秬与三哥嗣秠是一对孪生子，比他母亲小4岁，比他大16岁。
        虽然父亲身后的家庭理应他母亲地位最尊，但实际上她在家里得处处看人眼色行事，时时忍气吞声。胡适小时候就常常早晨在床上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虽然随即总有人到房里来赔不是。
        年轻的寡妇因为生活的悲酸，于是深望儿子能读书成名，在那时叫“嗣穈”的胡适读了好几年家塾之后，她想他出门求学，有天趁着他二哥三哥都在家里，便向他们试探道：“穈今年11岁了，他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嗣秬一言不发，嗣秠冷笑道：“哼，念书！”母亲忍气坐了一会，才回到房内独自垂泪。
        由彼此的这种关系状态，以及胡适兄弟间年龄相差过大，加上父亲过世时，胡适才3岁零8个月，而这44个月里他也并未一直在父亲身边。所以在胡适少小的心目中，极可能父亲倒像是慈祥的爷爷，而他的哥哥们则是像威严的叔叔伯伯。
        胡适的父亲死后，家里只剩几千两存款，靠存在同乡店里生息过日子。后来店家倒账分摊，胡家分得一点小店业。
        胡适的大哥是不成器的败家子，三哥身体不好，所以店业生意全靠嗣秬打理，家里的财权也就掌握在嗣秬手里。母亲要送儿子出外读书，自然要靠他供给学费，所以求他。
        虽然嗣秬当时不曾答应母亲，毕竟也未明确不答应。何况父亲的遗嘱中有“穈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之语，故而两三年后，胡适的三哥因肺病严重，要到上海治疗，这回嗣秬同意让胡适同行。
        在胡适眼里，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生意渐好。先是在上海南市开了一个公义油栈，后来又吸引他的同学朋友把储蓄存在他的店里，合伙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他二哥与三哥都在梅溪学堂的前身梅溪书院读过书，胡适入梅溪学堂也与此有关。嗣秬不仅有才干，有文化，也有见识。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期间，常到二哥的店栈里去看他，将学堂里的事情讲给他听，听取他的意见。嗣秬对此也似颇有兴趣。

        1906年4月7日
                回栈省二兄。二兄为余言学生开会之不合理，反复辩论。惟谓学生者，惟自治会可开，然恃会而自治，
        其自治之精神亦微乎其微矣。

        1906年5月13日
                返栈，省二兄，二兄为予言办事之要素，及旁论今昔办事之难易，并纵论宋明儒之得失。

        又一天（1906年4月15日），胡适去见二哥，说他打算翻译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世界史纲》），嗣秬不以为然，说：“你不如把这时间用来散步和运动，聚集精神以备将来。否则照此付出的多，吸取的少，长此以往，脑力会萎缩的。而且你既然能译，说明你已经懂了这本书了，再翻译，还是这本书的内容，不如用这个时间去读其他新科学书来得收益大，何必虚耗宝贵的时光呢？”胡适听从了二哥的劝阻，虽然过后仍不免技痒，时有译书的念头冒出。

        1906年5月8日
                余等近日所读之《国民读本》所论法律之公例甚切，当译之。

        1906年7月25日
                程君士衔读之Carpenter’s Geographical Reader(卡彭特的《地理读本》)一书。乃卡氏周游世界时记行之书，
        甚详尽，且文理亦浅显，因拟与程君合译之。

        纵观胡适一生，译著不多，原因大概在此。
        嗣秬对胡适不仅在学业读书上有所教益，对于修身处事也时时予以指导，实际担起了父亲角色的责任。而少年的胡适正求知若渴，也正有强烈的自省自警自新意识和需求，二哥正好成为他旁人难以替代的人生导师，对胡适的一生都发生影响。

        1906年5月20日
                返栈，二兄为余言好名之病，复以朱子《近思录》授予，命予玩味之。谓当择其切于身心处读之……

        于是，他在其后的日记中便痛责自己的“好名”，说是他一生大病根之一而欲痛改。

        1906年5月28日
            是夜宿栈中，二兄语吾“《新民丛报》六号所载《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一篇，足为尔药石，盍取而研究之？”
        二兄复以《二程粹言》二册授予，令玩味之。

        1906年5月31日
                看《新民丛报》：《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已。

        胡适进澄衷学堂也与二哥有关。
        叶成忠办澄衷的目的本来是要使宁波籍的贫寒子弟受教育，后来学校规模增大，成为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就学的学生也就不限于宁波人了。澄衷的总教叫白振民，是二哥的同学，他看到了胡适在梅溪学堂的作文，就劝胡适进澄衷学堂。胡适当时正因偷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不愿被学校选送到上海道衙门去参加毕业考试，于是就离开梅溪而人澄衷了。而如果二哥的思想不新，不愿胡适为此丢弃即将到手的梅溪学堂的文凭，胡适是不会也不敢擅自行动的。

胡氏的孙子

        胡氏的长子胡祖望夫妇生有一个儿子，取叫胡复，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留下跛足后遗症。胡适很喜欢这个唯一的孙子，儿媳曾淑昭到台北南港看望他时，胡适发现小孙子只会讲母语的广州话，但不会讲国语（普通话），也不会讲家乡的徽州话，希望她给孩子能教会国语。
        
        胡适、胡祖望、胡复祖孙三代均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胡复现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一直过独身生活。

资料来源：http://agzy.youth.cn/qsnag/zxbd/xbt/201112/t20111222_1827248.htm

　　年届九旬、满头银发的曾淑昭女士，是胡适已故长子胡祖望的妻子。日前，她特地从美国飞到台湾来参加胡适12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原本大家都很担心她的身体能否经得起长途跋涉，可她说：我一定要来“看看”老先生。
　　12月17日——胡适诞辰纪念日当天清晨，曾女士和海峡两岸胡适研究的专家学者一起来到胡适墓园，举行了简单而肃穆的纪念仪式，她心情激动地同大家分享胡适先生温和的性情和助人的往事。
　　之后，她又前往胡适纪念馆，在珍贵文物和史料前久久驻足，“这是爷爷(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给少年时代的胡适自编的教材”、“这件饰物我是见过的”、“那些沙发还是原来会客室的样子”……她向周围人回忆起尘封在如烟历史中的往事细节，也对“胡适传记”的一部分实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接受专访时，曾淑昭不许记者客套地称呼她“夫人”、“女士”，而可以叫她“婆婆”，和她聊聊天。她说自己什么都不懂，只是家庭妇女，而陪同她身边的好朋友们，都称谦逊的她“真正的才华横溢”。他们说，胡适先生在世时特别欣赏和夸赞这个儿媳妇。
　　胡家的后人在大洋彼岸
　　胡适先生的桑榆晚年是在台北度过的，许多大陆的读者都很想了解胡家后人的现况。
　　曾淑昭介绍说，胡适先生有两个儿子——胡祖望和胡思杜、一个女儿胡素菲。可惜女儿在五六岁时被奶妈传染得了肺炎而早殇，“看她那五官，若长大了一定很漂亮”；次子胡思杜，是为了纪念胡适的恩师杜威而起的名字，不幸的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因故自尽身亡。
　　而1960年7月，作为长子的胡祖望被调往华盛顿工作，曾淑昭女士也只得随同前往，从此留在美国。“不想，这一留就是五十余年了。2005年3月，祖望也故去了。”她感叹着计算着逝去的岁月，头脑异常清敏，一点也不似耄耋之年的老人。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是在1975年辞世的，此前，胡祖望夫妻多次回台湾看望老人家。
　　而胡祖望、曾淑昭夫妻唯一的、小名“仔仔”的儿子胡复——那还是胡适亲自给他起的名字。现在美国工作的胡复至今单身，没有子嗣。
　　胡适在世时没有积蓄
　　曾淑昭指着胡适故居中简朴的沙发对记者说，那些还保持着胡适会客厅的原状。“胡适先生在世时就没有积蓄，极为爱书的他，遇到喜爱的书籍就收入囊中，还努力向别人推荐。当年，他曾留了108箱书在大陆，许多都是珍本，现在分别保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三处。” 曾淑昭曾经去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地下室参观这些珍本，“保存得非常好，翻阅时需要戴手套。”
　　除了爱书买书，胡适先生更多的收入是用来“接济文化界的同仁”。曾淑昭描述那时的胡先生是“极为热心，对同仁和后辈出钱出力、有求必应。”她举例说，当年的李敖还只是一个在台湾大学读书的青年学子，从没有见过胡适先生的面，但因为手头紧张便写信给胡先生请求接济。当时胡适二话没说就寄了一千元台币给他，而那时胡适的薪水是一个月两千元。另外有一个年轻人，胡适帮其四处申请救助不得，便对他说“有一位匿名的人答应帮助你了”——其实那全部是胡适自己出资……
　　而胡适去世后，胡家的亲人也把他留下的书籍、史料全部捐献出来，才有了今天的胡适纪念馆和胡适故居。
　　捐出胡适红颜知己的书信
　　在曾淑昭的眼中，胡适先生是一个温和的、没有架子的人。这个温和的人也有着温和而隽永的情感。
　　曾淑昭说，胡适当年曾有一个红颜知己韦莲司，那是一个“青春、开放、思想新潮的美国女性”。胡适和她进行柏拉图式的精神交往五十余年，云中寄锦、鸿雁频传。“胡适先生去世后，对方把这些书信全部寄给了我们老太太(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收藏，老太太又把它们送往胡适纪念馆保存。”
　　后来，长子胡祖望认为这些是家庭私信，就从馆中取回自己收藏着，而他去世前并没有对此做出交代。曾淑昭直到在半年前，才在收拾丈夫遗物时发现了这些书信，考虑到纪录胡适当年情感的书——《情深五十年》已经公开出版问世，当事人亦已作古，这些书信已成为珍贵的史料，“所以，这次我回美国后，准备把它们整理出来，送到胡适纪念馆来做文物保存”。
　　“我并非曾国藩的后人”
　　在采访中，曾淑昭向记者解释说，她并不是有些外界传言所说的“曾国藩的后人”，而是重庆人。这次来台湾给胡适先生扫墓上香之后，她会顺路去重庆看望自己的妹妹一家。
　　已经数次来往于海峡两岸的她，对大陆的情况也相当了解。她说：“大陆经济发展非常快，变化太大了。温饱问题解决了，精神文化也在跟上。”不过，她觉得大陆一些新富裕起来的人还是表现得比较浮躁，“喜欢炫富，喜欢高调奢华”。
　　曾淑昭还看到大陆一些独生子女被娇纵，她说，“父母加上两边祖父母辈六个人都只疼一个孩子，难免娇惯。这不是孩子的错，孩子都是好孩子，需要爸爸妈妈加强素质教育和引导……”（ 张雪松 文/图）

资料来源：http://baike.so.com/doc/5397797.html

        胡思杜，胡适的幼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1957年，他被错打成“右派”，他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1980年11月，胡思杜死后23年后，组织上重新审查，以错划为右派为他平反昭雪。一个时代的悲剧，应该结束了。



1 人物介绍

　　胡思杜（1921—1957），胡适的小儿子，取名为“思念杜威”之意，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有光宗耀祖的意思。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胡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胡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
　　1948年夏，胡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胡思杜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同年12月，中共军队包围了北平，蒋介石很快于14日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胡适却到处联系陈垣、陈寅恪等人，要带他们一起走，最终陈寅恪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而陈垣留在了北平，同时留下的还有胡思杜。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中共军队进入北平之后，胡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临走前，他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寄存到堂舅江泽涵那儿。与他一起被组织去“学习改造”的还有北平的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身在美国的胡适大受打击，亦大为尴尬。
　　随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此按后迁至四川，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马列部”当历史讲师。在那里，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1955 年秋 ，因工作需要，马列主义教研组资料室成立，胡思杜任主任。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 “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
　　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
　　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胡思杜死了，但中国大陆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而身居海外的胡适一家更是无从得知音讯。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年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仅一人留在，则留给该子。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在大陆已经“畏罪上吊自杀”了！人间悲剧啊。
　　假如胡思杜没有自杀，假如胡思杜能够幸存下来，假如胡思杜仍然在西南交通大学工作，该是怎样的历史巧遇。
　　记住思杜，记住那个苦难的岁月。记住胡适，记住中国历史的曲折与发展。

2 生平经历

2.1 早年经历
　　胡适1917年在安徽与江冬秀完婚，两年后长子出生，取名“祖望”（又名“思祖”）是为了纪念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又一年，女儿素斐出生（有说为纪念昔日恋人陈衡哲，陈昵称莎菲），翌年，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适为国家奔忙，长子思祖经常跟在身边，幼子思杜经常跟在江冬秀身边，但是一般父母都喜爱最小的孩子，胡适也一样。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胡适给胡思杜的信中就有许多父爱的语言，而且几乎每封信都有他催促儿子给自己写信的内容。
　　胡适“看见小三走路有点摇头摆耳的神气”，于是赶紧嘱咐妻子“叫他自己留心，不要养成这种不好看的样子”，又让她多给孩子钱，“买书的钱，是值得花的”。但他不是溺爱，他是为了儿子的全面发展：
　　不要单读旧书，英文要用功读；我盼望你好好的用功，也许我明年能接你出来上学。要用功学英文。要保重身体；你是有心学社会科学的，我看国外的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未必比清华、北大好。所以我劝你今年夏天早早去昆明，跟着舅舅（即数学家江泽涵）预备考清华、北大……

2.2 留学美国
　　但思杜并没有去西南联大，后来他也到美国读书了。思祖在美国读书，这时弟弟也想来，作为父亲的胡适当仁不让地为他们做牛马，“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么用金子的地方，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此外就是尽量减少开支，让思杜去了生活水平较低的美国中部。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
　　罗尔纲当过小学教师，对付小孩子有一手，把两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师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罗尔纲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在罗尔纲晚年著的《胡适琐记》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说他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等等，这是他在有意替胡思杜澄冤，有政治上的企图。当时的胡思杜只是小孩子，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想法，他的举动应该归因于他生性比较活泼。胡思杜的堂兄胡恒立回忆他少年时，说他脸圆圆的，异常的活泼搞怪，常常妙语如珠，是大家的开心果。
　　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朋友，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就读。胡思杜则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青年时在上海坠落过一段时期，他怕幼子蹈他复辙，于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距罗尔纲说是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被学校驱逐。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所以胡思杜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替他介绍工作，都被胡适以不可胜任为理由而拒绝。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胡适的家庭教育是相当开放的。“你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堂堂正正”除了人格独立，就是他从美国学来的个性主义，包括生活、思想、择业等等的完全自主。于是，择业，思祖学了航空机械，思杜学了社会科学，胡适都没有干预。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胡适的两个儿子从小懂得礼节，生活俭朴。罗尔纲先生曾是胡思杜的家教，在他眼里，思杜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少年：论举止行为，对老保姆杨妈、在他家做杂役的小二，亲如家人，一点也没有阔少的架子；论天资，两天能看完《水浒传》，又唱得一口郝寿臣的好戏；论思想觉悟，小小年纪就“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非分明”。
　　胡思杜于抗战胜利后返国，据说是被美国驱逐回来的。傅斯年后来读了胡思杜批判父亲的文章，气愤之余发表声明说他：“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的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且心理上亦不无影响。然其为人，据我所知，尚属天性醇厚。后来适之先生在美期间，彼曾赴美就学，连续两个大学，均未毕业，并于适之先生回国后染上吃喝之习惯，遂于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

2.3 留在大陆
　　且说回国后，胡思杜被父亲安排在北平图书馆工作，那是读书的地方，他果然埋头读书。又过了些年，北大校长胡适随国民党出逃，也是他走得太匆忙，把思杜留下了（一说思杜坚持不走，要留下来迎接解放）。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枪救运动”，用飞机空动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直至老死，没能再上幼子一面。

2.4 学习改造
　　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胡适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作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胡思杜的文章说：胡适“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从阶级分析上”看，胡适是 “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并开列了这位“战犯”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自然，胡适也不相信这是儿子的真心话，他只是平静地将剪报贴进日记中。胡适批注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其间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到11月份风潮又向胡适卷来，当进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秉承旨意，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志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胡适影响力，也低估了新政府的决心。他是有原罪的，这个罪至死方休。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的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志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一直是二等公民。

2.5 愤然自尽
　　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去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这一天夜晚，绝望中他上吊自杀了。
　　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他遗有一封遗书，是给堂兄的，上面写有“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等，看来是嘱咐其堂兄的。那年他不过36岁，而且还是单身。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他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5月，当胡适正在台湾作完关于五四的广播时，在5月4日这一天，也是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思杜“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
　　对此，胡适将信将疑；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遽死。
　　胡适、江冬秀至死也都不愿相信思杜已死，在胡适的葬礼上，江冬秀问思祖：“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思祖想了想，对母亲说：“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江冬秀大吃一惊，问思祖消息出处，思祖答是从美国听中国内地来人讲的，他怕父母伤心，一直也没有报告给他们。江冬秀听到噩耗，昏了过去。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后23年后，他被组织上重新审查，以错划为右派平反昭雪——一个时代的悲剧，应该结束了。

3 死亡揭秘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1920.8.16—1925.5）。
　　按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1]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上海成为“孤岛”后，思杜一度随母避居上海租界，进入附近学校读书。后来胡适把他委托给友人竹圭（应为三个“土”）生，但竹向胡适反映思杜“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上海青年的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就这样，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
　　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同年12月，中共军队包围了北平，蒋介石很快于14日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胡适却到处联系陈垣、陈寅恪等人，要带他们一起走，最终陈寅恪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而陈垣留在了北平，同时留下的还有思杜。
　　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
　　台湾学者认为这是胡适为了帮助他人而牺牲骨肉，对此，大陆学者有不同看法。比如邓广铭先生就如此回忆道：“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2]
　　中共军队进入北平之后，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临走前，他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寄存到堂舅江泽涵那儿。与他一起被组织去“学习改造”的还有北平的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
　　对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胡适日后的日志中看到些蛛丝马迹来：“林斐成先生（行规）的幼子继检（北大法律系二年生）来看我，他谈他去年四日起就告病假不去北大了，因为那时学生人人须‘坦白’，排日程轮流自己‘坦白’！”（胡适1950年1月7日日记）[3]
　　同时中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对胡适进行统战，希望胡适为新政权服务，但都被胡适所拒绝了，这也就是杨金荣先生所说的胡适“终究没有回应中共的诚意”[4]——此时，表示要作政府“诤臣”的胡适已经被国民政府以非正式的民间外交使者身份派往了美国，寻求援助。胡适刚到美国不久，中共的《人民日报》和香港共产党所控制的左派报纸很快先后登出了一封“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统战意向十分鲜明”。胡适经过分析，认定这是一封“伪书”，并于1950年1月9日写了《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后更名为《共产党*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逐条予以分析驳斥。有趣的是，从胡适的日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在两天（即1月7日）前，他刚刚收到徐大春寄来朱光潜在大陆的“自我检讨”。
　　争取胡适失败后，中共在大陆便开始酝酿一场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序幕最终决定由思杜来揭开。9月22日，思杜在左翼控制的《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身在美国的胡适大受打击，亦大为尴尬。
　　但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
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则于9月28日致函《中央日报》，就他所知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发表声明。《中央日报》于9月29日刊登了傅的来信。傅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5]胡适事后则进一步“醒悟”道：“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同上）
　　关于胡适为何“终究没有回应中共的诚意”，不同流派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我只能摘段唐德刚先生的回忆。或许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猜测到胡适的一些真实想法吧：“胡适之也是反马克思的。他反对马学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学派的专断。所以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时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6]
　　思杜因此次的“表现”受了中共的表扬，“学习改造”结束后，思杜还到堂舅家取走了那一皮箱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7]。
　　随后，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此按后迁至四川，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马列部”当历史讲师。在那里，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思杜此时“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胡适1950年10月7日日记）。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有对象他也许就不会死了。”[8]
　　接下来的几年，倒也似乎风平浪静，关于思杜的线索几乎“中断”了，直到1957年反右。在这期间，胡适除了收到过几封从大陆发来的信件，还被告知大陆发生了一宗“疑案”：“香港胡中正十一月五日来信说，我的侄儿思猷‘失踪’的事。他说，程刚从上海来信，说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思猷是二哥绍之的儿子，大夏大学毕业……”（胡适1950年11月11日日记）
　　只是胡适至死也没想到，类似的事情会在七年之后发生在他的小儿子身上！
　　据思杜的亲人胡恒立于1986年8月与沈卫威的谈话，我们可知：“反‘右’之前，共产党自上而下让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杜不知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预示，他因为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但马上学院领导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他精神上崩溃了，最后绝望而自杀。”[9]
　　思杜是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的，其所在单位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人胡思孟打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思杜同一个系的共产党员同事告诉胡思孟，思杜在事先把自杀的原因都告诉他了，他死前还给思孟留了个遗书，写好后压在了他的枕头下。组织上也告诉他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胡思孟表示要带走“遗书”，但“他的单位的人不肯，留下了，只给我抄了一份。”此时的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思杜的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指思孟）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被迫离开了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十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思杜死了，但中国大陆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而身居海外的胡适一家更是无从得知音讯。
　　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年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仅一人留在，则留给该子。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在大陆已经“畏罪上吊自杀”了！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胡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
　　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最后，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遗有妻子曾淑昭女士和独子胡复。
　　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