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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忆老师
——我是老师们手中的接力棒
1951年，我才3岁8个月就被爸爸妈妈送到学校里去读小学一年级了。那时候的中国，可不是现在那样有那么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妈、鹰爸爸。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幼儿园教育也很不普及。或许我的父母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他们都要工作，觉得把孩子早早送入恰当的地方受点教育为上策。那时候，也没有听说保姆虐待小孩的事，爸爸妈妈就是担心我们会被保姆所宠坏了。
为此，妈妈在认为应该把哥哥送别入幼儿园的年纪时，检三挑四地为哥哥找的是一个基督教教会幼儿园——“培光幼稚园”。父母对那个幼稚园很满意的，就是离我家可能有一千米的距离，早晚都得由大人接送往返。第二年，哥哥升大班了，我比哥哥小一岁，我就被送到那里进了小班。又过了一年，哥哥从幼稚园毕业了，该去读小学了。从我们家的后弄堂出去，马路对面就是有名的澄衷学堂，从我家门到学校门就是两百米的距离，那是一个上海滩上的非常有名的学校。今年是115年的校庆，
哥哥要去澄衷学堂面试了。才三岁八个月的我，往返幼稚园还得有人接送的。妈妈犯难了，每天要分别接送两个小孩太麻烦了。只能把我也带着去面试了，我是不记得些事的，都是后来听父母讲的。
1951年时的上海，对于学生入学年龄是没有明确限制的。那时的学前幼儿教育也不普及，许多孩子没有进过幼儿园，甚至很怕与生人说话。我受过教会幼儿园的一年的良好教育，已经懂得了一些见到老师时的礼貌，也能很好的回答老师的提问等等。蛮自信地坐在那里看着老师面试排在前面的小朋友，当老师问一个“鼻涕虫”小男孩带没带手帕时，我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臭美”了：“老师！我带手帕了”。轮到老师问我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名字、年龄、住址、一加一等于几…我都能对答如流，一年的教会幼儿园可不是白读的呀。考官老师不仅对我十分满意，还说小班的妹妹可以通过，那么大班的哥哥就免考录取了。那时入小学时不规定年龄的，完全是择优录取的。我那个得意呀，我真有本事！我考上了，还替哥哥考上了。
以后上学的事，我倒真的记得不少。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在蒙学堂一楼的最西北角落的一个教室。门口上方有一块横挂着的白色木牌，上面写着黑色的“一（乙）班”三个字。胡老师，是比我妈妈的年纪大得多的女老师，一个总是带着笑脸的、很和气的老师。那时候，我们坐的也是与幼稚园里一样的绿色的小椅子上。老师上课也是坐在讲坛上的同样小椅子上的。我太小，很会哭的，下课玩耍时男孩子要揪我的小辫子，我就要哭。谁不小心游戏时把我推到了，我也要哭。上课时，我居然也会哭的。那时的冬天天气很冷，坐在教室里写字，手冻得痛了，我又哭了。老师过来问我为啥哭，我说手痛。胡老师用她的大手把我的小手捂暖和了，让我把手放在口袋里说，你就别写了吧。可是，一会儿，看着同学写字，我忘记了冷，又开始写字了。写着、写着，手又痛了，我又哭了，老师又过来给我暖手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说到老虎来了，我居然会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胡老师就让我过去坐在她的膝盖上，老师搂着我把那个故事讲完了。不过这以后，我知道了，老师是在讲故事，校门口是有两位老伯伯在看着大门，老虎进不来的……
就是这样，在老师的呵护下我一天又一天努力去做一个小学生。每天放学回家，爸爸妈妈还要给我和哥哥默生词、背课文、教我做算术题。我的一些语文课文， 94岁的爸爸今天还背出来的。按着我的学习情况，从一年级升两年级大概也是可以的。即使不升级，再读一个一年级也是无所谓了。本来嘛，就是为了大人们接送方便，才提前从幼儿园出来跟着哥哥来读小学的。妈妈也是有准备让我读两个一年级、两个两年级的。
一年后，我遇上大事情了。1952年，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了很大的改革，大学的院系调整等等。对我命运有着重要影响的就是，人民政府规定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一律为七周岁。当时，校长和老师对于我们这批小小学生进行评估，进行筛选。我是其中的最小的一个，又是最会哭的一个。我的班主任胡老师说：这个孩子是小了一点，不过孩子聪明，也很听话的。如果让她留级的话，按着政府的新规定，她要再读四年的一年级，才能够两年级生的八周岁。让这么一个孩子读五个一年级，恐怕会变傻的。胡老师还说，两年级班主任还是我，我辛苦一点，再带她一年吧。校长同意我不留级，和大家一起升级了。以后，我也不能留级的，留级的话，就得蹲四年的班，太吃亏了。又过了一年，胡老师把我交给了三年级的班主任柳美珍老师（等我长大以后才知道柳老师和胡老师是同胞姐妹，他们各自姓了父亲和母亲的姓）。又过了一年，我被交给了四年级班主任黄慧剑老师——那个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公公、澄衷的黄震老校长的女儿。那时的我一直认为，人的学问都是在白胡子里藏着的，白胡子老公公的女儿一定也是有学问、有本事的。
我还记得五、六年级和中学、高中的每一位班主任和绝大多数任课老师的名字和容貌，就是他们一个一个象接力赛一样，一年一年把我带上去的。
1963年，我以优秀的成绩高中毕业了，考入了我的第一志愿——华东化工学院。我永远感谢澄衷的老师们。一个懵懵懂懂、爱哭的三岁八个月的小姑娘走进了蒙学堂。十二年后，从澄衷校园走出来的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了。
后来，我又遇上大事情了。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大革文化命”，冲垮了中国的教育体制，一代青少年学生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时候，我父母就对我说，亏得是那些老师把你收下来，把你教出来。要不然，你和哥哥，一个六六届、一个六七届高中生都要去插队落户，可是如何才好？作为六八届大学毕业生，我们远离家乡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当工人、去种地。比同龄的知识青年的生活上优越多了，为父母减轻了负担，还可以给文革中遭受迫害只有微薄生活费的父母一点补贴。
过了十年，我摊上好事情了。改革开放了，我国第一次公开平等地招考研究生了。有了文革以前扎扎实实的三年的大学基础，我就成为第一批硕士生是我国著名化纤大师钱宝钧先生的直接指导的学生，以后又成为世界名牌大学的博士、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或许，这对于一个下乡插队的六七届的高中生来说，就要困难得多了。
国外的同行常常会为我三周岁八个月读一年级而奇怪。我的故事让他们知道，是一位善良的中国女教师，愿意自己辛苦一点，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胡淑珍老师交出了第一棒，无数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的持续十二年的接力赛，把一个爱哭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大学生的，大学老师让她成长为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女学者的。
今天是第31个教师节，回首往事，特别要感谢胡淑珍老师为首的澄衷学堂（现：唐山路第一小学和澄衷中学）的各位小学中学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持续十二年的接力赛，很可能我就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连大学的门都摸不着的，更别说能见到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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