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广东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胡亦文
本文在第六届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中获得高中组二等奖，作者是广东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胡亦文。原题为《双城记》。
一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学者熊培云这样说。
几乎每个岁末，除夕的前几天，收拾好东莞的家，爸爸就把我们一家连同行李塞进车子。许多年前是一辆白色的小轿车，2007年我的双胞胎弟弟出生后，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五口，有时候还要捎上一起回家的亲戚，爸爸换了一辆牛高马大的越野车。“人口增长啦！轿车空间太小，以后要换中巴啦！”爸爸满面喜色地开玩笑，话语中似乎满是生命延续的喜悦，尽管他的年龄与“儿孙绕膝”之类的话还很不相称。
上高速，到惠州，过小金口之后，一路向北，全程1080公里，对这段路，我都蛮熟悉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江西婺源，爸爸的老家，17岁之前，他没有离开过家乡。而我，6岁之前，也在这里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每当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起熊培云的那句话，我想我应该是幸福的，我有故乡呀，我不用去寻找天堂。几乎每年一次，在两座城之间，从南到北，疾奔。
二
我曾经对“我从哪里来”这个命题充满好奇。
现在，我们一家是户籍意义上的东莞人。爸爸来自江西婺源，妈妈来自湖南江华，那里是一个瑶族的自治县。我的出生证上显示，我的出生地是婺源清华医院，就在爸爸的那个镇上，弟弟们则是在东莞的东华医院出生。而我和弟弟的民族都是瑶族，这是我经常容易忽视的标志，因为家中丝毫看不出和其他汉族家庭哪怕一丁点的不同。其实就算在湖南江华外婆家，我去过好多次，发现也没什么民族特征。爸爸说，其实现在好多少数民族都汉化了，压箱底的民族服饰只是节假日才穿出来作秀。
或许身份证号码能够透露一些生命的最初痕迹，爸爸的号码是“362334”开头的，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是“431129”开头的，在一个生命呱呱坠地之后，TA被取了一个名字符号，这个符号被上到某个行政区域的户口本上，于是TA又得到了一串数字符号，这串数字是唯一的不变的相伴终生的，如同TA的胎记，随TA走南闯北，或穷或通，直至归尘归土。
我从哪里来？生命有时候真是不可思议。三
头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是古徽州的一句民谚。婺源在1949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属于安徽徽州管辖，这里地少人多（所谓“头世不修，生在徽州”），自古以来年轻子弟便崇尚走出去闯世界（所谓“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纵横中国商场几百年的徽商便发源于此。
1975年，爸爸出生。他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大哥，作为家中的老幺，他自然能够得到更多的关爱。爷爷是个漆匠，在那个年代属于轻工业系统，吃的是“商品粮”；奶奶则是一个标本式的中国农民，在分田到户之前，每天忙着到生产队挣工分。就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爸爸居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农村少爷般的日子。
“主要是兄姐多，大家宠着我，不用我干活，五六十年代那种饥饿的经历我没有，吃饱穿暖肯定是没问题，并且比当时一些同龄人家还好些，不是我们家有钱，而是爷爷做手艺有些活钱，他舍得为家人花钱，没钱存的。但要说那个年代的物质和精神有多么丰富，在一个小镇上，普通人家，那是不可能的。就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其实都是匮乏的。”爸爸这样说。
爸爸是那种逆反心理很强的人，少年时代尤甚。他的语文很不错，但数学和其他理科一塌糊涂，他自知高考无望，后来干脆放弃了。少年却又有诸多幻想，且自视甚高，他想写小说，想一鸣惊人。他构思了一个很敏感的题材，用他的话说“写出来振聋发聩的那种，可媲美《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觉得自己还是灵感不够，于是盲修瞎练起气功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过一股气功热，似乎一夜之间神州大地上出现了许多特异功能的奇人。90年代初期，这股气功热还没完全消退，十六七岁的爸爸沉迷进去了。他和罗大佑《童年》里的歌词描述太像了，少年时代的他非常喜欢探究这些奇人异事，初中时他就看南怀瑾的书了，当然很多都看不懂，但他还是兴致勃勃。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当时练的功叫“形象益智明目功”，这个功法据说练成后可以治疗近视眼，并且理解力记忆力大增，可以做到一目十行。爸爸很早就近视了，他说当时觉得这个功法简直就是为他开发的，太好了，于是功课都懒得做了，一有空就练功，不怕，反正功练成后那点功课几下就搞定了。我听后差点没笑得岔过气，说老爸你当时怎么那么幼稚无知呀。爸爸说别说我，当时好多大科学家都相信呀，那种环境下，你真的会相信人体有无限开发的可能，你真的会相信奇迹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爸爸最终没练成特异功能，没找到他想要的灵感。他不甘心，高二时，他决心去九华山出家做和尚，寻找高人指点。大概是武侠中毒太深，他总觉得高人要么在庙里，要么在道观，俗世之中，只是肉体凡胎的芸芸众生。至于为什么要去九华山，因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离婺源最近的就是九华了。他偷了家中的一个定期存折作为抵押，从同学那里置换了一百来块现金（爸爸当时读的中学就在自己镇上，他是走读生，学校还有许多外乡的住校生，都会带些现金和各种干粮在身边），那位住校的外地同学还把一周的干粮送了给爸爸。他给家里写了一封诀别信，准备第二天凌晨逃跑。当时困扰他的是不知道如何去九华山，他最远的地方只去过30公里外的县城，身边的同学也都一样没出过远门，那时候小镇上还没网络呢，这种事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去问路线呀。深夜，爸爸躲在自己房间研究地图路线，突然爷爷破门而入，劈头盖脸朝他打去。爸爸说那是他被爷爷打得最重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毕竟，他也快成人了。原来爸爸的诀别信被我三姑（就是爸爸的三姐）看见了，她发现事情不妙，赶紧告诉了爷爷。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时代的少年都曾经有过一个离家出走的梦想，但实践过的人应该很少，爸爸实践过，只是在出走的前一个晚上，被截回了。他早已是一个问题少年，多一个问题，也没什么。
爸爸有次和我聊天：“亦文你能正常成长到现在我都很满足了，不像我少年时代那样叛逆多事，嗯，还是女孩子好养。其实我当时即使真去了九华山做和尚，也是短期和尚，什么特异功能，后来看几乎都是骗子。还是滚滚红尘好呀，做一个正常的人就好啦。”爸爸哈哈大笑。
1992年邓小平南巡，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许多人对经商致富产生了无比的热情。社会风潮也吹进了校园，那时爸爸读高中，他和一些同学经常讨论这些事情，加上一些辍学出去混得不错的同学不时来校园显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爸爸早就蠢蠢欲动了。出走梦碎后，他默默无言地混着日子，终于熬到高中毕业，迫不及待地直奔东莞而去。为什么选择东莞？爸爸说哪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因有同学和三姑可以投靠呗（三姑先一步来了东莞打工）。除了必要的行李，爸爸还还带了一本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四
那些年，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内地大量的青年男女一股脑地涌向珠三角。
当时婺源还没开通火车，爸爸坐长途班车到浙江衢州，然后从衢州挤上从南京西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这种火车我只在电视和网络上看过，爸爸说就一个字“挤”，似乎全中国的人都挤到火车上来了。等到颠簸二十多小时到广州站后，他发现最挤的不仅是火车，还有广州站，不仅挤，而且乱。他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一辆大巴，到了东莞总站，一下车就被一群摩托佬围住了：“冰斗？冰斗？灰冰斗？”（粤语“哪里？哪里？去哪里？”之意），爸爸出来之前还是学了几句常用语的，这几句他懂，便说去寮步（三姑那时在寮步一家手袋厂打工）。摩托佬开价了，有说25的，有说20的，爸爸还价说5块，因为他在来东莞的车上打听了一下，去寮步公交车3元，他想搭摩的5元应该够了吧。那群摩托佬发出一阵嘘声，“呼”的一声调转车头跑了。但有一个摩托佬没走，他愿意搭爸爸去。于是爸爸上了他的摩的。摩托佬将爸爸带到一个地方，说前面查车不能过去，要自己走过去，反正目的地也没多远了。爸爸付了车费，越走越觉得不对头，后来终于在路边的一个工棚里看到三个小伙子，一问才知道被骗了，这里根本就不是寮步，而是附城（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东城）的郊外，他完全迷路了，只好求小伙子帮忙带路。三个小伙很不错，帮爸爸拿行李，抄近路送爸爸到车站，一直送上去寮步的公交车才离开。爸爸只知道他们是湖南人，从此爸爸对湖南人一直心存好感，妈妈是湘妹子我想多半与此有关。
爸爸说，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比，看到今天的民工荒真的觉得恍若隔世。那个时候对于没文凭没技术的男青年而言，找份工作很不容易，能用女工的，绝对不用男工。他曾经步行20多公里去借钱，却被告知要找的人已经离开；他曾经因为没办暂住证被治安队抓去，铐在柱子上十多个小时；他曾经天桥底旧厂房栖身，早上醒来发现钱包被偷了；他曾经几个月身无余钱，每餐只能去云吞店赊一碗一块钱的云吞果腹……他说这辈子没吃过的苦，都在初到东莞的那几年吃透了，只是再艰苦，都没想过打退堂鼓。《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面有一句话始终激励着他——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夜晚，看着对面万家灯火，我坚信：终究会有属于自己的一窗亮光。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留学生文学，基本上是作者周励的自传，说的是作者从上海去美国纽约闯荡的传奇故事。爸爸现在一点都不喜欢看心灵鸡汤和成功学，但他一直认为阅读必须和当时的年龄、处境相匹配，年轻人还是应该打打鸡血的，尤其是在你身处逆境的时候。他好几次推荐我阅读这本书，我想当时他应该从这本书中汲取了不少力量。
爸爸其实很爱读书，也很上进，只是他的学生时代有点懵懵懂懂，也很异想天开，便与校园决绝地告别了。在工作比较稳定之后，他参加了自考，坚持了几年，最终拿到了中山大学的文凭。
爸爸曾经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业务，按说业务只需要联系客户拿到单就行，设计和文案公司都有专人负责，但爸爸每次都会自己拟一份文案，然后和专业文案的稿子一起交给客户做选择，客户居然大多数会中意爸爸的文案。这让爸爸很高兴，他知道了自己的实力。
后来他凭借自己的方案做成了当时公司最大的一单——一个10万元的平面广告。这个客户的钱是出了名的难收，但爸爸还是想办法让对方同意按期付款了。一天爸爸去送发票（这种数额的款项都是转账的，一般都是付款方见票之后再转，之所以亲自去送而不用快递，大抵也是借着送发票的机会去和客户套近乎吧），到了客户公司，没想到对方财务立马搬出一堆现金给爸爸。爸爸第一次见这么多钱，却一点也不慌乱，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于是他坐了下来，一叠一叠一张一张数了起来，对方财务见他不时用大拇指去沾口水，便端来一碗水放他旁边。大概用了半个钟，他终于点完了，说没错，都是真的。对方财务一直笑着看他数钱，她大概从没见过这么傻的人吧——这种钱都是银行直接取出来的，有谁会去真数呀，就算真有一两张假钞混在里面，人工岂能点得出来。爸爸后来告诉我，数完10万现金的感觉是：右手拇指肚麻了。
当爸爸提着10万现金到公司的时候，上下轰动了。老板大骂财务，说万一业务员起歹意把钱拐跑怎么办。因为上个月就有一个业务员拐走了几千块钱。爸爸笑笑说放心，这点钱入不了法眼。虽然那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但其自负与抱负已可见一斑。这笔业务爸爸的提成7000元，他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机，诺基亚5110。
那一年是1997，香港回归。三年后，我出生。五
爸爸后来遇到了妈妈，一所医院的护士。1999年9月9日，在那个很美好也被追捧得很俗气的日子，他们打了结婚证。当时双方家庭的条件都不算好，一切从简，连婚纱照都是后来补拍的。
那时他们租住在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妈妈已经怀了我。一个晚上，电闪雷鸣，妈妈躺在床上，忽然感觉有个异物掉在腿上，痒痒的，赶忙叫爸爸。爸爸跑过去一看，天呀，原来是一条大蜈蚣！从已经腐烂的天花上掉下来。爸爸拿来两根筷子夹住蜈蚣，用打火机去烧它，看着蜈蚣在火苗中痛苦地乱舞，直到发出一股股焦味。
爸爸说当时腾起一股无名之火，想把世界燃烧，人穷厄时，谁都来欺负你，连蜈蚣也来找你麻烦。那一夜，爸爸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在30岁之前，在这个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公司！
分娩前一周，爸爸带着妈妈回老家，依然是绿皮火车，只是这次他们买的是卧铺，不挤。在车厢上，一个小男孩指着妈妈的大肚子：是妹妹，是妹妹。妈妈说真准真准。车厢里一阵欢笑。
21世纪的第一年，在婺源，一个寒冷的冬夜，我来到了人世。爸爸当时陪着妈妈进产房，看着我离开母体，他后来和我说刚出生的时候真丑，像个老鼠，眼睛一只睁一只闭，吓了一跳，以为是个独眼龙呢！直到后来看着自己的女儿越来越漂亮，才知道女大十八变所言不虚。
过完年后，妈妈要回东莞上班，奶奶后来和我说，当时妈妈是一步三回头：“苗苗（我的小名），妈妈要去打工啦，不能给你吃奶啦，不能陪你啦……”爸爸在车站送走妈妈后，过几天他也要去温州了，那时他想去温州寻求发展。临出门前，他默默地注视着襁褓中的女儿，女儿还小，不足三个月，安静地睡在摇篮里。摇篮下面放了一个火盆，暖暖的；摇篮上面挑起一个撑棚，批了一张土彩红布，红色映照在女儿娇嫩的脸蛋上，煞是好看。他差一点流出泪来，忍住了。奶奶眼圈红红的，对他说：“放心，苗苗交给我们带，放心。”
爸爸去了温州。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晚上，他在温州东方学院对面的一家小店里，一个人喝闷酒。想起弱妻幼女，有情人无法团聚，一家三口竟然分隔三地，不禁悲从中来。那天他一个人喝了一斤52度泸州老窖，踉踉跄跄回到住处，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
他想，属于自己的那一窗亮光在哪里呢？六
没多久爸爸就回了东莞，好运开始眷顾他。之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派上了用场，他进了广州一家报社做记者，负责开拓东莞市场，很快就做出了优秀的业绩。
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报社，参与创办了一家区域性的行业报纸，出任执行主编，同时成立了自己的传媒公司。他的才华和干练充分发挥出来了，一手写新闻，一手搞经营，带着一帮人冲锋陷阵，一年多就做得风生水起。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30岁之前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公司。在这个城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窗亮光。
那个时候我3岁，在此之前我没记忆，3岁到6岁间的事情我大多记得，我依然和爷爷奶奶在婺源生活，但每个寒暑假我们都会来东莞和爸爸妈妈团聚。现在想来，爷爷奶奶那是在逐步做“移交工作”了。我在婺源读了一个学前班，然后来东莞正式读一年级，爷爷奶奶陪着过来，等到我和爸爸妈妈完全熟稔之后，他们顺利完成了“移交工作”，回老家养老去了。我至今能够说一口还算流利的婺源话，就是6岁之前在婺源打下的功底。七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我已经读初一。这些年我都会在爸爸的督促下，按时和爷爷奶奶通电话。每个春节，爷爷奶奶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过年。
这一年，爸爸频繁地往返于东莞和婺源之间——爷爷患了肺癌，且到了晚期——这种病，经常一发现就是晚期。爸爸是至孝至情之人，他尽了最大的力量照顾爷爷，爷爷最终还是去了。爸爸后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父亲的命单》，读来让人潸然泪下，其中几个段落，更是让我肝肠寸断：
10月17日，我独自一人驾车，驱驰两千余里，再度返乡，车尾箱是一台轮椅，父亲已经无法站立。
我在父亲房里安了一张简易小床，晚上守夜就在这里打盹，整夜无眠。每次扶他上完厕所，或是帮他按摩之后，他都会礼数周全地说声“难为你啦”。一霎时百感交集，我仿佛在一个浓缩的时空里感受生命的新陈代谢——6岁时我出麻疹，也是睡在这张有些年代的木架床上，父亲寸步不敢离身；祖母去世时也是在这张床上，那时我不在家，想必父亲也是如我这般送走了祖母。
这次我才深刻体会到，所谓孝，就是折磨，直折得身段柔软，磨得心境锃亮，一个孝子贤孙，才可初具轮廓。除了需要财力和时间，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体力活。但无论你如何无微不至，痛依然在那里，在他身上，你无能为力。
这是我们父子最后的相处，四十九天，刚好一个满七。
……
当天晚上，按习俗我和大哥要睡在父亲故去的那张床上，大概是不能冷落了逝者的意思。床褥当然早已换过，屋里依然弥漫着香火的余味，乡间的冬夜黑而冷寂，偶尔窗外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彷佛有人从床前走过，引来几声狗吠，划破漫漫长夜。
四十九天汤水侍奉，四十九个不眠之夜，在陪伴父亲的一个个夜晚，我曾经想能够睡个囫囵觉该多好。现在，我可以了，他再也不会叫我抓痒，再也不会叫我扶他上厕所了。然而一种巨大的空虚和悲伤却从胸中涌起，他再也不会叫我了！四十九天的种种细节一股脑地浮现出来，那天我可以为他抓痒抓得更好些，那天我的语气可以更好些，我细细地咀嚼回放，终于忍不住大放悲声，我用被子蒙住头，泪水奔泻。
我知道村坊邻居对我们兄弟的行为早已不吝溢美之词誉为孝子，我也知道按世俗标准我们确已做到了无可挑剔。但在这个冬夜，我躺在父亲的床上，似乎还能感受到他的余温，萦绕我心头的却是，对自己这四十九天里每一个细节甚至念头的锥心剖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做到极致的好？似乎只有通过这种近乎自虐的苛求才能平复一个事实：父子一场，今生缘尽，父亲，是真的走了。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奔丧的那个清晨，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从东莞赶到景德镇，我们冻得瑟瑟发抖。爸爸从婺源开车来接我们，雾气太大，高速都关闭了，他握着方向盘在大雾中小心翼翼地前行。到了家里，悲声一片，我们跪倒在爷爷的灵前。我想起我在老家做留守儿童的那几年，他是那么地宠爱着我，仿佛还在昨天。
爷爷是在2012年走的，冬天。八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仿佛一夜之间，报纸似乎已经成了落后的代名词，现在大家都看电子版了，还有谁看报呀。我从爸爸口中不时听到某报停刊的消息，虽然这些消息离我很远，但我知道离爸爸很近。
爸爸其实是很有危机感的人，他早就意识到趋势不可阻挡，只是转型并没那么容易，他尝试过几次，没成。
煎熬几年，他两鬓的白发似乎多了好多。只是他依然自负，也依然有抱负，他不甘。
有一次他和我说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那个大学生因为没有暂住证，在广州被治安队员抓去收容所，活活打死。事情经《南方都市报》报道后，轰动全国，这起事件直接促成了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爸爸初到东莞的那一年也被治安队抓过几次，原因是没来得及办暂住证，他还好几次去营救被治安队抓了的老乡。“给钱就放人，黑暗得不得了。”说起这些他至今难掩怒气，“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是孙志刚，只是命硬，熬了过来。想起以前的那些苦日子，现在有点困难，不算什么！”
爸爸是坚强的。他出身草莽，但有思想力，也有执行力，他总是相信明天会更好。九
又到年末，我已经读高一了。爸爸又要带着我们一家回婺源，过完年，大概初八初九，最多到元宵，我们返程东莞。好多年了，我们在两座城之间奔驰，中间那条粤赣高速，好似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故土，一头挑着未来；一头挑着“中国最美的乡村”，一头挑着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爸爸说，我们就像一颗颗普通的石子，虽然渺小，但够硬够强，我们冲州过府，奔袭千里万里，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