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播海内外的红顶巨贾——胡光墉传略（一） [复制链接]

            作者  翟屯建
    19世纪初，在徽州府绩溪县湖里村，有一位老实巴交的读书 人，姓胡．名鹿泉，字芝田。鹿泉先生虽粗通文墨，终未敢跨进 考场，只能粗茶淡饭，耕读传家，以一介布衣蛰居乡间。
    1823年(道光三年)，胡鹿泉喜得贵子。在当时“读书做官”的社会环境下．胡鹿泉把做官的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他给襁褓之中的儿子取了个极富寓意的乳名“顺官”，从“抓周”起就悉心把他往读书识字上引。鹿泉先生当然没有想到，在“徽商”的发样地徽州这块充满商品经济成份的土地上，做官并不是人们摆脱贫困的第一选择。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是经商。成年后“顺
官”没有顺官却顺了商——他从学徒始，渐渐发迹，同光年间成了富甲江南、声播海内外的红顶巨贾，时名胡光墉，字雪岩。
                      借款起家
    徽州人有句俗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商人还有一个雅号：“徽骆驼”。意思是徽州人早早地就 被抛到山外的社会当学徒做生意，他们犹如骆驼那样背负层层重 压，还须吃苦耐劳。胡光墉也未能脱离这条徽州商人的人生轨迹•
    胡光墉7岁那年，父亲去世。上有体弱多病的母亲，下有3个 “拧耳朵不晓得叫”的弟弟，老大胡光墉明白，家中已陷入绝境， 只有外出谋条生路了。稍长，经同乡介绍，他来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升为跑街。生意之余，靠自学识了一些字。
    胡光墉生性机敏，胆识过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军兴，战事 频繁。有一天，湘军一位营官来到钱庄，说是军饷接济不上。要求借2000两银子作军饷。当时店主和管事都不在．胡光墉便自作主张，答应借银，由于柜上缺少现银，约好第二天来取。店主回来听说以后，大为生气，责怪胡光墉擅作主张，便将他解雇了。由 于借银涉及军中大事，店主也不敢毁约，第二天如数付给营官。过
了不久，营官拿银来还，本息一分不少，并问起上次答应借银的 少年。店主谎称胡光墉病了。
    胡光墉失业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只能乞讨度日。一天，他 在西湖边上踽踽行走，恰好碰到借银的营官。营官见他如些憔悴，问起缘由，胡光墉具实说了经过。营官见他为己受过，大受感动，将他带回军营中，一番招待后又拿出自己缴获太平军及搜刮来的 一笔巨资，交给胡光墉，叫他以此为基金开一个钱庄，一来自己 的钱可以生息，二来也为胡光墉谋一条生路。
    有了营官的本钱，胡光墉便在杭州联桥开了一家阜康钱庄。湘军在杭官兵的钱财也大都存入阜康．阜康的资本愈来愈雄厚。
    胡光墉经商很有远见，不图近利。有一位姓敖的四川人，在 萧山县署任幕宾，一次拿了一锭500两的银子到杭州城里的钱庄 中兑换碎银。所有钱庄都说这锭银子质量低劣，不肯兑换。来到阜康，胡光墉接过银两，问明情况，笑着说：“这是上等宝纹，他 们怎么怀疑是劣银呢?真不识货。”于是如数兑给敖某。敖某回到 县署，逢人便讲阜康如何如何识货，赞不绝口。一时间，达官贵人都将银子存入阜康，阜康也更加兴旺发达起来。
                              结交左宗棠
    当时的中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胡光墉深知在这样一个社会 里图发财，必须结交于官场。就在阜康钱庄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拉上了关系，捐了一个江西补用道员的空衔，并当上了王有龄的粮台官。凡是浙江的粮草军火，都由胡光墉经办，而官军的饷银公款也一律通过阜康钱庄汇兑，胡光墉因此成为官 商。他利用官方的号召力，凭藉公款经营，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
    1861年冬，太平军层层包围了杭州，城内清朝官员和守军成 为瓮中之鳖，王有龄见大势已去，自缢身死。清廷派左宗棠接替 浙江巡抚。
    杭城被围之前，胡光墉已前往上海采办粮米军火。当他满载 着500石大米和军火，由海上进入钱塘江以后，被太平军重围所 阻，不能进城。听说王有龄自缢身亡，正在为自己失去这样一位靠山而心事重重。突然家人来报，太平军撤围，左宗棠继任浙江 巡抚，已入杭城。胡光墉顿时灵机一动，慨然日：“今若此，不如乘机奉公吧！”决定献上500石大米。这一来，既博得个报国有功
之名．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靠山。
    是夜，胡光墉骑上红鬃马，直奔左宗棠大营。左宗棠正为粮 食的事大伤脑筋，见胡光墉来献粮，眼睛都亮了，对胡光墉大加 赞赏。因献粮有功，胡光墉得到左宗棠的信任，令其主持杭城解 围后的善后事宜。胡光墉一边办难民局，设粥厂，建“义烈”遗 阡，修复名胜寺院，以及养生送死、赈灾恤穷等“善举”；一边借 战事初息，百业凋敝之际，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左宗棠的一切
军需，均由胡光墉经办。   
                                借洋债 办洋务
    1863年5月，左宗棠擢为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于是将胡光墉由江西补用道员奏改为福建补用道员。三年后，左宗棠调 任陕甘总督，奉命西征，镇压陕西、甘肃回民起义，随后又督办新疆军务，平定阿古柏叛乱，收复伊犁，阻止俄国蚕食新疆。胡光墉为左宗棠经营东南补给线，任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负责为 左军提供军需。
    陕西、新疆、甘肃都是贫瘠之地，大军远征，全靠东南各省 和海关协助粮饷。而各省的协款．总是延宕拖欠，或为惯例。催 领、转运，全赖胡光墉一手经理。遇到缓不济急的时候．胡光墉先是用阜康的钱或向国内商人借款垫付，后经左宗棠奏明朝廷，又 向洋行借款。按照当时洋行的普通贷款，利率一般在4厘左右。然 而由于军需很急，洋行故意勒索．提高利率。左宗棠以军事为急务，不以利重为嫌，授意胡光墉借。经胡光墉之手向洋行借款共 达5次，合计为1470万两，月息最高为1分3厘．最低为8厘。
    胡光墉所办军火中，左宗棠对洋枪后膛七响枪和洋炮普洛斯 后膛螺丝开花大炮尤为满意。他在1878年春的《胡光墉请予恩施 片》奏折中提到，由于七响枪和开花大炮的威力，才使“关陇、新 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不可没”。
    胡光墉除了为左宗棠担任筹饷和购买军火两大重任外，还帮 助左宗棠办洋务。左任闽浙总督时，胡光墉向左宗棠提了一个建 议，他认为福建、浙江濒临大海，军队屯驻闽、浙，步不了要用船，建议左宗棠办个船厂。左采纳了胡的建议，创办了福建船政 局。其建厂择地、谈判签约、购买法国轮机、雇用法国技师等，举凡船政局初期的事务都由胡光墉经手办理。在左宗棠西征的几年
里，船政局的一些事务由胡光墉兼管。左宗棠还曾在甘肃办了织 呢总局，购买德国机器、雇用德国技师，也都是由胡光墉在上海一手经办的。另外左宗棠在平凉开泾河，在肃州文殊山采金矿，购
买机器。雇用技师等，均由胡光墉一手代办。

                                活财神
  凭藉左宗棠的支持和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的身份，胡光墉频 繁活动于军事、政治、外交、商业、金融各界，不断扩大自己的 经济势力。他以杭州为起点。以上海为中心，财路日渐扩大，并在苏州、镇江、宁波、福州、汉口、北京、天津等地遍设阜康分 号，用钱庄来吸引官僚赃款。京内外富翁也都以阜康为外库，寄存资金。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一人，就在北京阜康分号存有
36万两银子的私财。江南各大中城市更是遍布胡光墉的店铺，光 典当铺就有29处。
    胡光墉通过经办左宗棠西征军需和借贷洋债的过程，获取了 巨额利润。据曾纪泽《出使日记》记载，经胡光墉手借汇丰银行 的贷款，银行实得利率8厘，而胡光墉向政府报的利率，最高的 竟达1分3厘，剩下的5厘，便被他私下侵吞了。
    到1872年，胡光墉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二三千万两，田地万亩，并在上海、杭州各建有大住宅，成为称雄一时的金融巨子， 富名震于中外．人称活财神。
    致富以后，为了不让人忌恨。胡光墉拿出一部分钱捐输朝廷。 直隶水灾，胡光墉先后捐制棉衣15000件，并捐牛具、种籽银1万 两。又因天津积水不退，续捐足制钱1万串。1872年，左宗棠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以后，百姓困苦不堪，无衣无食者很多。胡光墉捐制加厚加长棉衣28000件。1877年陕西大旱，胡光墉又捐银5 万两赈济，其他如江苏、山东、山西等地遇水旱灾害，胡光墉都慷慨解囊。胡光墉助左宗棠西征，所捐钱、物折银达20多万两。 至于每年无偿赠送左军应验膏丸散等药品达lO年之久，还不包括 在内，总计亦成巨款。
    另外，胡光墉还经常捐银输款办“善事”，仅兴办钱塘江义渡 一项，即耗银lO万两。他曹两次东渡日本，每见我国流传在外的文物，即出重价收购，运回国内。其中一次就购回古铜钟7口，现有l口仍存放西湖岳庙，1口存放湖州铁佛寺．钟上刻有。胡光墉
自日本购归”宇样。
                            红顶子加黄马褂
胡光墉助左宗棠西征有功，左宗堂对胡光墉赞不绝口，称他 “急公慕义，勤干有为”，“商贾中奇男子”，“有豪侠之概”等，多 次加以保举，胡光墉也被先后赏加盐运使、按察使衔。
    1878年5月14日，左宗棠再次会同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上 奏。请求“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举他的功劳，共计9款之多。 前5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胡光墉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胡 老太太也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使胡光墉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后4款是一、历年西征将士日常所需的“诸葛行军散”、“胡氏辟瘟丹”、“飞龙夺命丸”之类的成药，治跌打损伤的膏药、金创药，以及军中所用药材，都由胡光墉捐解；二、 中转运输毫无延误；三、经手赔买外洋火器，物美价廉，对阵前 交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一项最重要，就是为左宗棠筹饷，湘
军、淮军曾多次出现过困缺饷导致的索饷哗变事件，只有西征将 士从不闹饷。这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左宗棠认为“实与前敌 将领无殊”。
    左亲棠上奏之前，曾事先问过胡光墉，打算得个怎样的奖赏? 回答是“想弄件黄马褂穿”。不要说胡光墉只是一个商人，就是御 前大臣，如果没有军功，黄马褂也轻易穿不得。何况黄马褂向来 是皇帝自动赏赐，不能由臣下指名请求。这次左宗棠为了胡光墉 的缘故，准备碰碰钉子，向朝廷试探一下。他在奏折中提出，对 胡光墉请予“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果然，皇上破格允准，对 胡光墉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乾 隆年间的徽州盐商有戴红顶的；戴红顶子而又穿黄马褂，只有 胡光墉一人。
                            创办胡庆余堂
    胡光墉全盛时期，在杭州创办了一爿鼎鼎大名的“胡庆余堂国药号”。胡光墉创办胡庆余堂，并非一时兴趣，而是基于当时的 现实。从咸丰到光绪初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战火四起。兵燹之后，积尸如山，加上南北旱涝频仍．疫疠盛行，西北军营频频来函要药。胡光墉因此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飞龙夺命丹”等药丸，捐赠西北军队，极受将士们的欢迎。每到春夏之季，瘟疫流行．胡光墉也准备了大量的辟 瘟丹和痧药施送各省。在此基础上，胡光墉决定自己开办一爿药 号，自制丸散膏丹，以应病家需求。
    胡庆余堂的筹建工作，开始于1874年，店址选在杭州大井巷， 1878年春落成营业胡光墉选址大井巷．颇有一番深意。大井巷 是农村香客上吴山进香的必经之路，每逢大批香客到来，便是胡 庆余堂的营业旺季。
    胡庆余堂的外形结构，宛如一只仙鹤栖息在吴山脚下。四周 的青砖封火墙高达12米，靠清河一面墙上写有七个20平方米的 特大汉字“胡庆余堂国药号”，十分引人注目。店铺分为两进，建筑吸取江南住宅园林之长．选材精良，雕梁画栋．厅堂宽敞。正门青砖门楼上镶嵌着金光闪闪的“庆余堂”三个大字。长廊上挂 着38块丸药牌•其中34块为著名传统中成药，如六神丸、辟瘟 丹、安宫牛黄丸等，牌上标明各药主治功能，使顾客一进门就知 道各式药材和成药的用途。富丽堂皇的营业大厅，上端高挂“药局”横匾，厅内宫灯映照着雕栏画栋，金碧辉煌。两旁清一色金 漆木制柜台，左侧为配方、参茸柜，右侧为成药柜。里壁为“百 眼橱”，格斗内存满各种药材饮片，橱上陈列着色泽殊异的瓷瓶和 铮铮发亮的锡罐。营业大厅两侧有两副对联：“庆云在霄甘露被野，余粮访禹本草师农”；“益寿延年长生集庆，兼收并蓄待用有余”。 对联不仅字体刚雄遒劲，而且将“庆余”二字嵌用在各联首尾。店堂正中，垂挂着一块令人炫目的金字招牌，上书“真不二价”四
个大字。旁有“戒欺”一额上写：“凡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 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 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 体现胡光墉的经营思想。
    胡光墉精心设计的这座建筑瑰宝，历经150余年，至今保存 完整，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8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辟为中药博物馆。（转下）

                                饮和食德
    胡庆余堂营业太厅曾挂有一块青龙牌，上书“饮和食德”。从 字眼上解释是，饮食适度能使人健康长寿，并含有普济苍生做善事的意思。但后来有人指出，这块青龙牌还有更深的含义，“和”是指“许广和”，“德”是指“叶种德”，这两家都是当时杭州最老最大的药店。胡光墉创办胡庆余堂，就是要压倒和吃掉这两家药店。
    为了压倒和吃掉许广和、叶种德，胡光墉在经营胡庆余堂时 煞费苦心，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法。
    胡光墉在选聘经理时，一开始物色了两位，都不很满意。于 是找到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余修初提出，办店首先要创牌子，要使胡庆余堂真正成为名震天下的大药店，就要敢于抛血本。不妨先亏本它三年．待创下名牌后再大干。胡光墉非常赞 赏余的魄力，同意他的观点，聘用他为经理。
    对有一技之长的药工，胡光墉也注意网罗，鼓励他们发挥专长．待遇从优。叶种德堂有一位切药工，号称“石板刨”，切药技 术相当过硬。胡光墉花高价将“石板刨”请来，并提拔他当大料房头儿。“石板刨”非常感激胡光墉对他的信任，在胡庆余堂任劳任怨地工作了50多年，为开拓胡庆余堂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胡光墉设置了阳俸和阴俸。阳俸是给那些对胡庆余堂有过贡献，因年老生病无法工作的职工，照发原薪，直至死亡。阴俸是给已经死亡了的职工家属，按照已亡职 工工龄长短发给，如有十年工龄的职工死后，可发阴俸五年，每年按原薪的50％发给．工龄愈长，阴俸愈多。此外，每年正月初三，胡光墉还举行聚餐，根据一年来职工的贡献大小，分发“花 红”(红利)，以资鼓励。由于施行阳俸、阴俸和“花红”制，胡庆余堂的职工安心卖力，促进了胡庆余堂经济效益的提高。
    胡庆余堂设有饮片、参燕、切药、丸散、采选、炮制、细货、储胶、配制、细料、邮寄等11个部门，从事经营。在研制中成药 方面，胡光墉肯下本钱，高薪聘请著名中医，收集、研究、整理中药方，精制成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全鹿丸、辟瘟丹、飞 龙夺命丹等具有高疗效的中成药。为保证药材质量，派人深入产地直接采购优质药材。如采购驴皮，必须是河南新集、山东濮县
所产；山药、生地、牛膝、金银花，必须是淮河流域所产；当归、党参、黄苠．必须是陕西、甘肃所产；瓣香、贝母、川莲，必须是云南、贵州、四川所产；人参、虎骨，必须东北产，做到货真价实。胡庆余堂还制订了“戒斋淋浴”制药卫生制度，如制“辟瘟丹”，职工必须住在工场内，不得回家过夫妻生活，不得吃荤菜，防止筮生肠炎之类瘴病而污染药物。“沐浴”则指凡参加制药的工
人．必须每天洗澡，保持身体洁净。
    为了扩大胡庆余堂的影响，胡光墉非常重视广告宣传。制全鹿丸宰杀梅花鹿以前，总要组织大队人马，抬着鹿，披红戴绿。敲 锣打鼓，游街示众，然后当众宰杀制药，扩大全鹿丸的声誉。又 组织号衣队，队员个个身着马甲，上书胡庆余堂或名药介绍，站 在杭州的各个水陆码头上，敲锣打鼓，呼喊介绍，使来杭州的外地客人，一上岸或一下车，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店。另外
如送痧药，赠药茶，施丸丹等，不收分文，也促使了受惠者为胡庆余堂作义务宣传。
    清同治、光绪时期，杭州钱塘江大桥还没有建造，对江的苏、松、常等地的客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渡船，到望江门上岸。所以当时望江门直街热闹非凡，而叶种德药店就设在这条街上，生意颇盛。胡庆余堂则是开在河坊街鼓楼附近，不易拉到苏、松、常等地的顾客。胡光墉为了彻底压倒叶种德堂，在三郎庙钱塘江对岸设了几条渡船，免费送渡自苏、松、常一带来杭的客人，称之
“义渡”。由三廊庙上岸，这些客人进杭城，就必须经过鼓楼，一些人便成了胡庆余堂的顾客。结果不出数年，原来热闹的望江门直街冷落了，叶种德堂的生意大减。
    通过胡光墉的苦心经营，胡庆余堂不仅压倒了杭州的许广和、叶种德两家著名的药店，而且成为与北京同仁堂齐名，饮誉海内外的中药中心。
                          豪奢淫逸 挥霍无度
    胡光墉致富以后，生活侈靡之至，挥霍无度。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在杭州元宝街建造了一座精美绝伦的“芝园”。开始，就着手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购运大批名贵木材，又从太湖选运具有“皱、瘦、透、丑”特点的假山石，还从山东菏泽移栽“魏紫”、“姚黄”名种牡丹，并通过恭亲王奕?，弄到了同治皇帝欲重建圆明园而用的楠木和铁糙，把园宅造得富丽堂皇。五开间
正厅五处，另有楠术厅，窗外可见“四百”(百竿竹、百章梅、百株桃、百本桂)等景。园中有曲廊、小桥、荷花池、牡丹，此外又建有十二楼阁。屋檐落水管全用赤铜制成，荷花池底则以锡浇铸，
筒瓦绘有八仙彩釉，精美无比。
    芝园内有地窖，美其名曰“仙人洞”。窖内陈设几榻之类均为红木制品。盛夏，胡光墉身穿厚衣，睡在窖中，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炎热的滋昧。
    胡光墉极好美色，妻妾36人。他还喜好古董，古董贩子的手中，真伪杂陈，胡光墉也不加鉴别，只要开价昂贵，就以为是真品，一概留下。一次，有一个贩子拿来一件铜鼎，索银八两。并说；“这是实价，并不赚钱。”胡光墉听后，很不高兴，说：“你在我这里不赚钱，还要到什么地方去赚钱呢?”他如数付给现银，留下铜鼎，并告诉这个古董贩子，以后不必再来。他所居厅室四壁，摆满了秦汉时期的古玩，每件都值千金以上。
  每天早上，胡光墉起床以后，都要取青、黄、赤、白、黑等各色宝石若干枚，装在一个翡翠盘中，凝神注视一小时．方才澈洗，谓之养目。
  胡光墉的豪奢淫逸，挥霍无度，为他的破亡埋下丁祸根。

                                囤丝破产
    胡光墉除了经营钱庄、药号外，还以雄厚的资金为优势，活 跃于对外贸易市场。当时正值上海口岸刚刚兴起，他看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多是入超，只有丝茶两项大宗出口，认为有利可图，于是便大规模地经营丝茶。浙江本来就是著名的生丝产地生丝出 口一直被外商把持。胡光墉凭藉着天时地利，财丰货足，很快就操纵了浙江的丝茶市场，并在上海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缫丝厂。
    为了同外商竞争．胡光墉用高出外商一倍的价格大量收购生 丝。1882年，他以本银2000万两，把当时市场上的生丝无一遗漏地全部收囤起来。其时外商一点生丝都没有收到，无可奈何，愿加利1000万两向胡光墉购丝。胡光墉扬言菲1200万两不售。相持数月，外商叉托人申说，胡仍不肯。外商谓：“此次倘为胡所挟 持，则一人操中外利柄，将来交易难其所命，从何获利?”于是共
议，是年不从中国贩运生丝出口。
    次年，新丝出，胡光墉又想邀人集资再收生丝，但商界巨贾已没有一人愿与胡光墉合作。于是新丝尽为外商所买。此时，胡光墉没有办法，反托人向外商商谈，存丝愿以初价出售，外商不允。又让步，仅求本银，外商要挟削价800万两，才肯收购，胡光墉考虑到俗语有“陈丝烂草”之说．恐生丝搁置过久会变质，不得已将存丝售出。至此，胡光墉由当初索价居奇．不但得不到1 000
万两利润，反而折损本银800万两，同时还赔去了一年利息。
    在这次生丝出口与外商的激烈斗争中．胡光墉因囤丝亏本而败北，具有偶然性，但在19世纪后期，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享受了一系列特权，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清政府又十分腐败无能，因此胡光墉的失败又是必然的。这不仅是胡光墉个人的悲剧，而且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商人的历史命运。
    胡光墉囤丝亏本，影响到他所开的钱庄。1883年l1月5日，杭州的钱庄先行倒闭，幸亏浙江布政使协助料理，弥缝无事。但风声四播，上海阜康钱庄的存户，争着提款，一时无法应付，于
12月1日倒闭。接着各地的阜康分号也纷纷倒闭，胡光墉一生苦心经营的事业开始总崩溃。全国的金融业也因此遭到冲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有记载说，由于阜康危机，北京内城四大恒钱铺也都遭到挤兑的厄运。北京如此，上海和其他城市就更可想而知了。
&bsp;  可是当时清政府既没有对胡光墉加以扶助，也不敢对洋人稍加抑制。相反，官吏们却趁火打劫。当时上海关有一笔由胡光墉 担保借外商的款子已到期，听说胡经营失利，经济困难．上海关 竟拒不付给本息，致使外商向胡索债。由于阜康各号全部倒闭，朝廷官吏的巨额存款，胡一时无法还清。于是清廷下了一道将胡光墉革职查抄的上谕。    一
    当时阜康钱庄的倒闭，只是一对资金周转不灵，胡光墉事业很大，根基坚固，对于人欠欠人，基本可以相抵。如果政府稍加维持，完全能够渡过难关。把他革职查抄，无疑雪上加霜。
    胡光墉得到革职查抄的消息以后，立即把群妾叫到外堂聚集- 每人给银五百两遣散，各人只准携带随身衣物，不准回房取物．于是群妾一哄而散。接着将产业簿全部交出，听凭巡抚处理。
    清廷大吏对于胡光塘的豪奢生活及其炙手可热的气势，一直 抱有嫉妒和觊觎两种心理，现在趁他失败的时候．正好发作一下，户部要求向他追算10年前“侵取西征借款行用补水等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两”的旧帐。所谓“行用补水”指的是借洋债时所花的交际应酬费和运输保险等费用。这项开支早已经左宗棠核准，列入西征费用的正项报销掉了。如今西征战事早已结束，又值胡光墉
事业失败之后，重提旧事，追其遗缴，不但对胡光墉是无理欺压，也使左宗棠感到难堪。于是左宗棠便起而为胡光墉解释，请求朝 廷免其迫缴。私下左宗棠更是为胡光墉愤愤不平，他在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说：“就筹饷而言，弟不能得之于各省方面者，仅得之于雪岩。平心而沦，设无此君，前敌诸公将何所措乎?”两江总督曾国荃也有《咨户部文》，详细叙述了当年借洋债的历史背
景，指出当时刚刚收复伊犁，俄国又陈兵边境，和战未定，需用军饷数额巨大。恰好光绪三四年间，陕西、山东各省同时旱灾，协饷难以为继。左宗棠怕军士因饷哗变，一面慰谕各军，一面贷银接济。然而贷银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商人同官府打交道常有顾虑．怕有变故，因此需要中间人去打通关节．自然步不了应酬费。至于运输保险。更是轮船的规章。
    这件事虽经各位大员极力解释，依然无效，1 06780两的旧帐仍以胡光墉的产业变卖作价充公了。其余各官员的存款，大都如数取偿。刑部尚书文煜的36万两存银，疏请捐出10万充公，其
余26万换得了胡庆余堂一半的股东。
    1885年8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光墉更失去了靠山。12月17日，户部尚书阎敬铭又奏请；“一面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拿交刑部定拟治罪，一面将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然
而此旨未到，胡光墉已满含一腔愤懑，于同月6日郁郁而终了。等杭州知府督同仁和、钱塘两位知县前去查看时，只见桐棺七尺停放在堂，灵帏垂地，烛光如豆。经逐一查点，只有桌椅板凳等粗家俱，别无细软贵重之物。因而上奏：“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今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一代巨贾，就这样结束了一生。（本文作者：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简 评 胡 光 墉
        我在此之前，对胡光墉（字雪岩）知之甚少，只知其是清时徽尚巨富，未发迹前，家里较贫穷，连入家谱的钱都拿不出。录入完《声播海内外的红顶巨贾——胡光墉传略》，心里愤懑难消，总感到有话要说，因此而有此文。
       首先，胡光墉因一偶然的做作，奠定了他成为后来红顶巨贾的基础。胡光墉生性机敏，胆识过人。在钱庄学徒期间，便敢自作主张将2000两银子借给湘军接济军饷，结果被店主炒了鱿鱼，致使生活无着乞讨度日。也正是他失业的不幸而获得湘军巨资支助，从而开办起钱庄，为他日后地发展铺垫了发达之路。
      其次，胡光墉善于结交权贵，官商结合，为他成为红顶巨贾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胡光墉深知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里要发财，必须结交于官场。就在阜康钱庄蒸蒸日上之时，他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拉上了关系，并捐了一个补用道员的空衔，当上梁台官，成为官商，凭藉公款经营。此后，他又用献500石米，与继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拉上关系。从此采取借洋债办洋务的办法，从中巨额获利，成为富甲江南的财神。在左宗棠保举下，被皇上“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胡光墉于全盛时期，在杭城又创办胡庆余堂，在向社会施善的同时，财源滚滚而来，饮誉海内外。
      第三，胡光墉的“义渡”、淫逸和挥霍，为他后来败家埋下祸根。胡光墉在经营胡庆余堂期间，采取施舍、义渡等手段，压倒并挤垮当时杭州的许广和、叶种德两家著名的药店。这从经营之道来看，胡光墉精明过人，但如果用社会道德来衡量，他不仁不义，背靠大树，十分歹毒，难以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可。尤其是他在致富之后，生活侈靡之至，挥霍无度，更令人惊叹。如他建芝园、好美色、睡仙洞、购古董等豪奢淫逸的生活，无不为他的败亡埋下祸根。
      第四，胡光墉的无度贪婪，为他敲响了丧钟，使他成为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胡光墉凭藉着天时地利，财丰货足，操纵了浙江的丝茶市场，并在上海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缫丝厂。为了同外商竞争．胡光墉用高出外商一倍的价格，以本银2000万两，把当时市场上的生丝无一遗漏地全部收囤起来。其时外商一点生丝都没有收到，无可奈何，愿加利1000万两向胡光墉购丝。胡光墉扬言非1200万两不售。相持数月，外商叉托人申说，胡仍不肯。外商谓：“此次倘为胡所挟持，则一人操中外利柄，将来交易难其所命，从何获利?”于是共议，是年不从中国贩运生丝出口。 次年，新丝出，胡光墉又想邀人集资再收生丝，但商界巨贾已没有一人愿与胡光墉合作。于是新丝尽为外商所买。此时，胡光墉没有办法，反托人向外商商谈，存丝愿以初价出售，外商不允。又让步，仅求本银，外商要挟削价800万两，才肯收购。陈丝如烂草，胡光墉由当初索价居奇．不但得不到1 000万两利润，反而折损本银800万两，同时还赔上了一年利息。损失惨重。这无疑是胡光墉因贪而败北。胡光墉囤丝亏本，又影响到他所开的钱庄，“争着提款”，加上清廷对其革职查办、追算旧帐，形成众人推墙倒之势。至此，红极一时、富甲一方的胡光墉忧郁而死，最后落了个妻妾星散、家败人亡的悲剧结局。
      胡光墉作为商界红顶巨贾而落如此下场，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留给人们的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痛心、是憎恶。他的人生轨迹，在他之前不乏先例，而在他之后，亦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