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澄衷蒙学堂 [复制链接]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

        人们最为熟知的胡适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从以下文章可知， 1905至1906年胡适在澄衷蒙学堂期间，做“物竞天演，适者生存，试申其意”的作文。不仅得到老师的“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的评语，二哥建议他以“适之”为字。后来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做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年）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以下资料来源：《胡适忆中的澄衷蒙学堂》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2-06/02/content_816333.htm
2012年6月2日 解放日报  作者：王坚忍

        1901年，唐山路457号澄衷蒙学堂落成开学。学堂以创建者上海工商巨擘叶澄衷的名字命名，是虹口最早的国人开办的新式学堂。叶澄衷晚年深感幼年失学之苦，1899年捐银10万两 （后其长子叶贻鉴又追加10万两），购地30亩，兴建校舍，蔡元培为第一任校长。1902年改设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后又设中学。胡适、竺可桢等为早期毕业生。

        1905年，15岁的胡适进入澄衷蒙学堂。这一年，距上海开埠已60余年，西风东渐，民智初开，校园里洋溢着一种科学民主、思想自由的清新空气。尽管胡适在这所学堂只呆了一年半，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20多年后，他在《四十抒怀》一书中，深情回忆了母校的学科设置，严格管理和教师的诲人不倦。

        学科：“澄衷的学科比较完全多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

        管理：“澄衷管理很严，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奖品。”

        教员：“我在这一年半中，最有进步的是英文、算学，教英文的谢昌熙先生、陈诗豪先生、张镜人先生，教算学的郁耀卿先生，都给了我很多的益处。”

        《四十抒怀》中，胡适还饶有兴致回忆了他改名的详细经过。澄衷的教员中，国文教员杨千里老师对胡适的影响最大。师生们都说他思想新。有一次，他叫胡适班级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学生读后，他出了“物竞天演，适者生存，试申其意”的作文题，当时胡适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胡适的作文，杨千里老师给予了“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的评语，并“赏制钱二百”，以奖励胡适领风气之先的才情，胡适为之欣欣然。“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适之，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两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做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年）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原来胡适的名字，也是拜澄衷蒙学堂所赐。改名一事，便是他早期民主思想形成的印记。胡适在澄衷就读时，有一本日记，共99则，现珍藏在北大图书馆，至今尚未出版。与公开出版的《四十抒怀》相比，胡适带有私密性质的日记，侧重记课外活动和朋友交往。读这些百余年前的日记，澄衷的课外生活百态宛在眼前：胡适喜欢到棋盘街（今河南中路）购书，回校后边阅读，边思考问题；喜欢参加社团活动和演讲，他是学校多个社团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他也喜欢和同学一起外出，到里白渡桥（今乍浦路桥）桥堍陈列所参观七省渔业展览会，坐2小时淞沪小火车至宝山参观春季游艺会。

        到底是新式学堂，胡适笔下澄衷学校生活的课内课外，都是精彩纷呈，一点也不比现在的中学生逊色。正是在澄衷蒙学堂开放的校风抚育下，少年胡适留下了一个文化人成长的足迹。

四

翻检胡适的日记，我还觉得，澄衷学堂当时灵活的学制和灵活的教学安排，也是学生得到很好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当然出于当时特殊的教育发展背景。

胡适在《四十述怀》中说：
“我初进澄衷时，因英文算学太低，被编在东三斋（第五班）。下半年便升入东二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1906）又升入西一斋（第二班）。澄衷管理很严，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奖品。我的考试成绩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
一年而可以升四班，这个学制已经灵活到极致，而在同一班级里又有灵活的分层教学：
本斋国文程度不齐，近由杨师分为三组：（甲组）读饮冰室文；（乙组）读粹化新编；（丙组）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计丙组八人，乙组十人，甲组则郭君、余君、朱君及余四人也。本校以西文定班次，故有国文程度不齐之病。去岁闻有中西分班之议，然能言而不能行也。（3月29日）

对一个班级的学生，又注意因材施教，引进适合的教材，胡适在《四十述怀》中说：
    有一次，他（指杨千里先生）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年）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我们借胡适的日记，粗浅地分析一百零六年前胡适在澄衷受教育的环境，无论就一所学校或一个学生而言，当然纯属“个案”。胡适有他天资聪慧的一面，但不能否认的是，澄衷学堂为他和他的同学提供的优质的师资、高度的自治、思想的自由以及灵活的教育教学的良好环境，不能不认为是促成一大批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今，请允我想得浅薄一点，倘若也让15岁的胡适们天天沉浸在题海，时时埋首在应试，其结果当如何，却也不难想象！请允我想得再浅薄一点，倘若以已经具备了这样的阅读和写作水平的15岁的胡适，给他配一位文理初通或粗通或不通的初三语文教师，其结果又当如何，似难以想象了！

感谢胡适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记录，它使我们看到了澄衷一段历史的诸多细节，看到了师生之间生动而丰富的有血有肉的活动；若没有这五个月的日记，则澄衷的这一段历史资料将苍白了许多。

又，我们注意到，这些日记仅不到半年，胡适先生在澄衷学习生活了一年半，按照他的习惯，1905年全年他在澄衷学习，当也有日记。多么期待能够发现之！
                                                     2012，5，18

三

细读日记，我们还可以看到，思想自由，是当时澄衷学堂另一个重要的软环境，这对胡适以及他的同学的思想健康发展无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文化环境。思想自由与高度自治又是相辅相成的两面，也就是说，没有思想自由就必没有高度自治，唯有高度自治才能促进思想自由。

对一次集益会的活动，胡适有这样一段详细的记录：
余君演说，提议会员不到会逾三次者即令出会之法。众皆赞成。继白雅余（注，当为“雨”，即白雅雨先生。）先生演“泰否二字之义”。继由汪立贤君演说南昌教案，言佛教入中国千年无教案，景教一入则教案纷起，病民祸国云云。继严君佐慎演说光学，李君世桂演说算术九试法。余闻诸君演说，辄生无数感情，乃登台演说，总论各人之演说，于余君则深明法律与道德之关系，并以治己治人及被治于人之义相勖。于汪君则就佛教景教上发一爱国之论，谓佛教无国力保护之故不敢生事，近世景教则一教士俨然一国也，故敢生事。于严君则辨其“隔墙不能见光为光线屈折之故”为反光线反射之故。于李君则加说“七试”法。皆深得会员欢迎云。（4月13日）
这次活动，有四人演说。白雅雨，前文已经说过，是随蔡元培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英勇牺牲的那位教师。余君，提出“不到会逾三次者即令出会”的立法性建议，对此，胡适从“法律与道德”和“治己治人及被治于人”的高度加以阐发。特别是对刚发生的“南昌教案”（1906年2月15日，南昌发生群众毁教堂、杀教士事件。2月22日，南昌知县江召棠拒绝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要求扩大传教特权而被杀。对此，晚清政府是对内镇压对外赔偿了结此事）学生汪立贤作了如此独到的分析，胡适则从爱国的角度加以提炼。这些，若没有自由思想之环境，是断不能出现的。

4月25日，江苏学政来澄衷视学。是日，胡适的日记是：
江苏学政唐春卿来此视学。方其将抵沪上也，江苏学会开会以欢迎之，未尝不郑重其事也。顾唐之视学，实徒事虚文，他校吾不知，彼之来本校，除吃午膳外，惟一至小学各斋一观（吾却未一睹其面），及略观诸生文课耳，而乃贸贸然评曰：“精神畅足，形式完美”。噫！吾不知其何所见而至然也。（闻之郭君，唐之至西成小学也，见其成绩，只有英文字课，则大抵曰翻译略有门径云云。噫！可笑可怜，乃至于此！）

一个15岁的学生（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初三学生吧）对当时教育官场上的事看得如此之透彻，没有平时自由之思想，何能为之？接下来的一件事，是胡适愤然离开澄衷的关键。事颇复杂，日记连续四天细细加以记录：
（1）今日天气极热，本校夏操服尚未办就，佥欲请罢操。余为言于林仲希先生（监起居），先生谓可着旧夏操衣。余往检之，则复少十件。遂不能操，及时遂相率入本斋温课。而林先生及白振民先生忽来诘责，予以“天热”复之。白先生怒甚。谓余聚众要挟。时东一斋亦不操，白乃曰：“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骍担其责”，遂去。意欲重罚为首之人。后以杨师之言乃止。复欲补操，时天小雨初晴，热少退，学生遂补操。寻白复出一牌曰：“胡洪骍、赵敬承（东一班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夫此事惟“先未告白振民先生”，是为余罪。至此外罪名均非所甘认。若不胜任班长，则每斋班长四人，余乃其副中之副也。惟余近亦不愿任事，荒工课，故亦不与辩。夜间闻余君言，总教谓君强辩，谓上午托言不能操而下午却能补操，且操后何以不病也。予时适作一书与白，陈述上午之情形及其原因，因即引余君之言略加辩白。惟书中之意，固不生重此数语也（5月16日）
（2）余昨夜寄白之书，白览毕竟以予所引余君言来诘，气焰甚盛。谓予曰“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难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予告以闻之余君。白曰：“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骍一个字，可澄也。”予询之余君，则谓“此乃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惟他说不曾对我说君一个字，此则大谬。彼实说君遁词也。”后二人对质时，白乃改口曰：“吾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予以为二人既指实则当无事矣。讵料竟有大不然者。（5月17日）
（3）下午五时半，得二兄复予一函（予昨亦函致二兄，略述此事）。盖白乃竟于昨日函致吾兄，痛诋吾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之语（以白尝与吾兄同学），故吾兄来书深戒予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末，使予至白处谢罪。予不欲拂吾兄之意，故第三书与白。书末，略陈悔意。谓此后当辞去各职以谢之也。今日白复悬一牌，使予指实其人，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可谓无理取闹，使予而欲播弄之诬蔑之也，则曷勿陈述于众之前，以与之为难，而乃喋喋以纸笔与之辩难耶。余就答复之。下午，白再悬一牌，犹为无理，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予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复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也”答复之。（5月18日）
（4）予既三复白书，白今日再悬一牌，曰“胡洪骍自陈改悔，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非全文）。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二兄复来一书，谆谆以轻妄相戒。余前固云“辞职”矣，今当践其言。遂作一意见书，报告本斋同学以辞职事。复以二兄戒予之书，遍示同学，顾同学卒不允予之请也。本斋自治会自有每人记玷之法以后，聚各人之记玷册而计之，则得一百二十一玷。噫！是真以玷为儿戏矣。资格不及，虽有良法，将何所用之也。（5月19日）
简单来说，这是一起“罢操风波”——天已热而学校夏季操衣未备，胡适领头罢操，白校长知而“怒甚”；后虽复操，但校方还是撤胡的班长之职。胡连夜给白写信而引起误解和新的冲突；白校长“气焰甚盛”地来诘问胡，并写信给胡适之兄告状，胡适之兄又来信责问胡并要胡向白校长“谢罪”。于是胡再给白写信“略陈悔意”。不意，白校长又公开布告，说胡“播弄是非、诬蔑师长”。胡再给白写信，白再公开布告称“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 胡再写信辩解，白再布告“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这句话激怒了胡，胡乃辞职，后因此离校。我们看到的虽只是胡的一面之辞，但也可以看出，白校长处理此事确有些不妥，其根源恐怕是胡伤了他的面子（其时，白也是一位很年轻的缺乏经验的校长）。
对此事，胡适在《四十述怀》中这样说：“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可见在公开的文字里，胡适还是给自己和白校长留了不少面子。
上面已经说过，胡适是时任教务长的白振民看中并介绍进澄衷读书的，白又是胡适二兄的同学，在胡适办“阅书社”时，时任校长的白振民也给予很大的支持，但最终却因与白的矛盾而离校。这真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自由思想了。

思想自由的人，一定是能够主动学习、不断反思自己的。胡适日记中有“记学”12则，多有深度，限于篇幅，仅引以下两则：
（1）噫！余过失丛杂，不易尽去。朱子“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药”一语，其予我自新之道矣。（4月21日）
（2）余平时行事偶拂意则怫然，怒不可遏，以意气陵人事，后思之辄愧怍无已。盖由于不能克己之故，即程子所谓“为气所胜，习所夺”也，后当深戒之。（5月2日）

二

从胡适日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让学生高度自治，是当时澄衷学堂重要的软环境，或者说是校园文化。胡适1906年上半年的日记中涉及“学生自治会”的有以下六则：
（1）今日为本斋自治会第一次开会之纪念日。（3月4日。本文引用胡适在澄衷的日记，均只标日期，因为现在看到的日记全是1906年所写，故不标年份）
（2）本斋自治会开第三次常会，余提议数事，皆得会员赞成。此外，数君提议。三时散会。（3月25日）
（3）自治会开第四次常会。予宣告会事已。复提议“每人各备一册，半以记己过，半以规人过”一事，蒙会众赞成，遂实行。是日全斋同学相继演说，极一时之盛云。（4月8日）
（4）自本斋自治会发起后，各斋相继代兴。东二则钱应璵君等，西二则孙颂臣君等，东三则欧阳荣耀君等接踵发起“东二自治”、“西二砺学”、“东三自治”各会。此外尚有“理化研究会”、“英语研究会”、“球会”、“运动会”等相继勃起。猗欤盛矣！（4月9日）
（5）下午二时本斋自治会开第五次会。盖本会成立二月于兹矣，予演说三事：“释治字之义”、“论同学宜于学问上、德性上着力竞争”、“论选举时被选者及选人者之权利义务”。演已，公举职员。予以18票被选为会长。此外，余君、朱君、陈君各得一票。由会众议决，会长由余一人独任，不复置副会长。书记则余君，干事则陈君也。是日会员毕至，以杨师昨有言“不到者将扣去品行分数”故也。余每于道德上设辞，谆谆告诫，令其每次到会，终无效。今乃惧法律上之处罚而不敢不来。是程度之浅资格之低欤？抑办理之道未尽善欤？为之三叹！（4月29日）
（6）自治会开会。予演说“慎独及交际”之要素二事。（6月10日）

细读这六则，似身在其中矣！年仅15岁的胡适在其中的活跃程度和兴奋情绪已跃然纸上。自治会完全民主，所有会员一再受到“公举”的熏陶，这是多么重要的民主意识的教育。胡适在自治会上“每人各备一册，半以记己过，半以规人过”的提议“蒙会众赞成，遂实行”，胡适是极高兴的。（这又是我们中学教育工作者多少年来想追求、甚至是梦寐以求的德育成效。）胡适的三个演说，即“释治字之义”、“论同学宜于学问上、德性上着力竞争”、“论选举时被选者及选人者之权利义务”，我们虽然不能看到全文，但就这些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到思想活跃的程度。胡适看到在本斋自治会的带动下，校内各斋自治性的学生组织“勃起”，他兴奋地高呼“猗欤盛矣”！如何解决会员到会不到会的问题，“余每于道德上设辞”，无效，而杨师（即杨千里先生）一句“不到者将扣去品行分数”，使“会员毕至”，引起了胡适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近几十年来我们整个社会在思考，在争辩，在论证的大问题吗？）一个15岁的少年就是在这样没有说教，没有死记硬背的学习环境下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

学生高度自治，还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当时澄衷学生社团活动上。先看由胡适发起的“阅书社”。在日记中涉及“阅书社”的也有六则：
（1）与余君及赵君敬承等议，拟发起一阅书社，赞成者颇多。（3月18日）
（2）拟阅书社简章程稿。（3月19日）
（3）阅书社章成立后，已蒙白振民先生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本社得此助力，大约不十日当可成立矣。（3月20日）
（4）阅书社发起以来，赞成者颇多，捐助书籍者亦踊跃。（3月24日）
（5）阅书社第一次借书，计借者二十二人。时本社藏书盖四百余部也。（4月1日）（6）抵奇芳，遇祥翰叔，坐移时，予先回校，以阅书社将开社也。（5月6日）
自己发起组织、自己起草章程，得到好友的赞成，校长（1906年白振民已任校长）以场地和图书给以具体的支持。又得会员支持，踊跃捐书。不到半月，一个阅书社就像摸像样地建立起来了。胡适是极其重视和认真的，在外喝茶（奇芳，学校附近的一个茶室）遇长辈交谈而断然中断，因为要“开社”了。有人也许会想，学校不是有图书馆吗？为什么还要让学生去另搞一个阅书社呢？其实不然，学生就是在自己举办的社团中得到了切实的实践和锻炼，这是学校图书馆所不能替代的。

比较大的社团还有“集益会”。集益会的名称大概是从成语“集思广益”中得到启发，从日记看，这个集益会似是跨年级的，胡适任书记。日记中涉及集益会的有八则：
（1）今日集益会开第五次常会，特请杨千里师、郁耀卿师演说。郁师演说“演说之道”，中有“不得肆口漫骂”一段，犹为切中当今新党少年之弊。杨师演说“一会之成立与否，在众会员程度之高下，不仅在一二职员”，以譬之一室之成于众，明晰之至。今日为本会成立一月之期，应重举职员。余复被选为书记，一身兼数职不暇兼顾，辞之。以期迫不及议结，乃定于星期日开特别会提议，遂散会。（3月23日）
（2）集益会开第一次特别大会。提议余及余君成仁、郭君传治等辞职事。余与之辩论数次，会员终不允，乃与之订约而罢。（3月25日）
（3）集益会已举余君成仁为代表人，因与之拟定章程十条，缮就，交西四斋发起人唐君世成。（3月30日）
（4）携集益会及自治会简章与二兄看，二兄谓自治会章太脱空（盖二兄未见尚有自治会规则十条也），集益会章宗旨一条不能□自治，皆当改正者也。（4月1日）
（5）集益会开第七次常会。（4月13日）
（6）集益会开第八次会，选举职员。余仍被选为书记。余本欲辞职，顾思选举之理，被选者无辞职之权利，乃止。（4月27日）
（7）集益会开第八次常会。各职员欲辞职者极多，辩论不休，似此情形恐不能持久也。（5月4日）
  （8）集益会开会。此次会事更不如前。噫！危矣！（5月11日）
从日记看，这个集益会由学生组织，教师参与。办得比较艰难。胡适多次流露想辞去书记职务而未果的情绪，但一句“选举之理，被选者无辞职之权利”使他坚持工作，可看出，15岁的胡适在社团活动中，很有法律意识。对这个社团难以为继的情况，胡适是十分担忧的。这对一个少年学生也是一种必须而有益的历练。

此外，还有关于“理化研究会”的二则：
（1）严君佐清等发起一理化研究会，欲余同为发起人。以筹款不易，仪器无从购办。不成，反贻人笑，辞之。（3月24日）
（2）本校理化研究会开理化比赛会，以与会外人比较一切。是日，堂董、校长俱诣会给奖鼓励，甚盛也。（6月10日）
还有关于“讲书社”的三则，“讲书社”大概是一群小学生办的。这些日记读来忍俊不禁，然又觉得这些小学生非常可爱，稚态可掬：
（1）西四学生前议发起一讲书社，幼稚学生具社会思想诚不易得。故杨师于集益会曾提议此事，请举一代表人为之厘定章程。继以时迫，不及选举。昨日，自治会开会，余君亦提议此事。继由全员公举余为代表人，余颇喜担任此责任。拟俟集益会代表人举定后，当与之商榷也。（3月26日）
（2）西四讲书会今日开最初会，招余及余君往观。先由发起人潘宗岳君宣告章程，次公举职员。其幼稚之状态颇有足观者。是日，余本略有所陈说，以时促不果。（3月31日）
（3）西四讲书会开第四次会。余与余君遇之，由会员邀入旁听。见会员各存意见，以小，故而喋喋争论不休，乃为之说“友爱之真义”、“讲书之实行”二事而退。（4月28日）

还有关于“算术研究会”的二则：
（1）前朱君成杰等拟发起一算术研究会，拟请张琴舟师代拟章程。此会办法，余闻之朱君曰：（一）由会长按会员之算学程度分别为班次；（二）每星期开一次会，由会长（或教习）出题，交会员携归演算，限期缴卷，由会长择其最佳之法式宣告大众；（三）每会期由会员演说心得或质疑问难。以上办法甚善，又诸发起人若朱君、若严君算术程度皆极高。此会指日当可成立也。（3月28日）
（2）算术研究会前以小故未及兴办，今承朱君（成杰）以定章程事相委，乃与之厘定简章八条。拟请各算术教员改正后始刊行发布也。（5月3日）

胡适日记毕竟不是校务记录，日记中所列“学生自治会、阅书社、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社、算术研究会”等六个社团性的活动多是胡适或发起或领导或参加或参与的，但肯定只是全校学生自治和社团活动的一小部分，而且，他的日记又局限在5个月之内，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澄衷校园里是怎样的一种生气勃发的景象。在这种景象下，培养出胡适、竺可桢等大家，培养出被黄炎培称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的俞颂华，以及其后执掌澄衷近20年的曹慕管、葛祖兰等一大批人才似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了。

《解读胡适在澄衷的日记给我们的启示》

张立茂

（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澄衷中学校友会会长）

上世纪末，区教育局老领导邢继祖先生请人传给我一张纸条，说他听说在北京大学藏有胡适在澄衷读书时的日记。因无从查找，近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但我心却时时牵念之。2009年，为筹备学校110周年校庆，在搜集校史资料时，终于得到了这些日记。日记手稿确实在北京大学，由于至今没有公开发表，显得弥足宝贵。得到日记后，我很是欣喜，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整理出来。但得到的日记是经过微缩的复印件，又因为胡适用毛笔书写，且在一百多年前人们的书写习惯是不加断句，文字当然也是繁体，并夹有英文，由于这诸多原因，有些字即使在放大镜下也难以辨认。经过一个多月艰难的文字整理，我终于把得到的100篇日记全部整理出来（个别实在辨认不出的字只能用“□”代替），并收集、刊发在《澄衷校史资料》里。
日记是记在当时市场上专供学生使用的日记本上，这种日记本名为“自治日记”。每页上端用花边加框，框内印有日期，如“二月大廿四日来复日”，意为“农历二月，月大，二十四日，星期日”，单页右侧、双页左侧也印有日期，如“二月廿四日（阳历三月十日）”。每页分为五栏。最上一栏约占整页五分之一，横框，框内左侧印有一朵小花，主体是一段语录。二月廿四日页上印有“心似菩提树意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胡适在每页的语录上往往加以圈点）。每页主体有两个竖框，右框上端印有“记学”两字，左框上端印有“记事”两字。记事框再向左，则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接人”框，下部为“通信”框；每框下再分两小框，分别为“往”、“来”。——我之所以描述这日记本的格式，是觉得保守如慈禧太后治下的晚清，已经有这样为学生发展细致考虑的日记本，很是有点意外，却也十分欣赏。
我们得到的日记始于1906年2月23日，止于1906年7月26日，时间跨度是五个多月。由于胡适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研究这五个月的日记可以有许多角度，如晚清的基础教育，如中国早期的学堂，如少年胡适的思想等等，诚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胡适全集》序言中所言：“在中国近百年的学术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甚至教育史上，胡适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一个物议沸沸扬扬的人物，一个很值得研究而又非研究不可的人物。”而作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并一生在澄衷工作的我，只希望从胡适的日记中，就当时的澄衷学堂为胡适等学生提供的教育教学环境作些探讨；这或许对当今的基础教育改革特别是突破应试教育有些许启发性的意义。

一

胡适先生出生于1891年，1905年进澄衷学堂，是一位14岁的少年，学名胡洪骍。胡适来澄衷就读时，澄衷已是一所名校。这里的领导和教员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这对在这里学习的学生不能不产生虽然是潜在的却一定是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资质好的学生。除胡适外，与他同时在澄衷就读的、后来成为浙江大学校长和著名科学家的竺可桢先生就是最好的明证。
1931年胡适在公开发表的《四十述怀》中，以数千字的篇幅深情回顾他在澄衷学堂的学习和生活。他说：
这学堂是宁波富商叶成衷（即叶澄衷）先生创办的，原来的目的是教育宁波的贫家子弟，后来规模稍大，渐渐成了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光绪乙巳年（1905），我就进了澄衷学堂。……这时候（澄衷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章一山先生，总教习（即教务长）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学，他看见了我在梅溪（指胡适来澄衷前就读的学堂）作的文字，劝我进澄衷学堂……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我在这一年半之中，最有进步的是英文算学。教英文的谢昌熙先生，陈诗豪先生，张镜人先生，教算学的郁耀卿先生，都给了我很多的益处……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我在东三斋时，他是西二斋的国文教员，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后来我在东二斋和西一斋，他都做过国文教员。
这段话，有胡适对澄衷中肯的评价，有对澄衷校长和教师的记载和感谢。一位离开母校25年的学子，特别是一为杰出的学者能够这样深情回忆，非常可贵。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到了当时澄衷学堂的章一山、白振民、谢昌熙、陈诗豪、张镜人、郁耀卿、杨千里七人，还提到了曹锡爵和葛祖兰二人。胡适的记忆一点也没有错。章一山即章梫，澄衷第三任校长，进士，1901年8月被澄衷聘为总教（即教务长），1903年聘为总理（即校长），1905年离任，去北京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任职，后又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校长。白振民即白作霖，1897年就读南洋公学师范院，毕业后于1901年8月起被澄衷聘为副总教、总教，1905年接任章梫任澄衷第四任校长至1907年。谢昌熙、陈诗豪、张镜人、郁耀卿四位教师均在学校保存至今的教员名册中。胡适重点提到的杨千里（字天骥），1905年到1906年在澄衷学堂任国文教员，离任后任龙门师范学堂、中国公学、复旦公学教员；后从政，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学、监察院秘书、无锡县（即今无锡市）县长、吴江县县长，解放后任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杨千里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亲舅舅。）曹锡爵（即曹慕管）、葛祖兰是澄衷第七、第八任校长，也是辛亥革命后澄衷（此时，学校已改名为“澄衷私立中小学”）第一、第二任校长，他俩都是澄衷学生，1905年被学校公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七年后回国、回校，即分别出任校长、教务长，（曹1912年至1927年任校长，葛1912年至1927年任教务长，后接任校长至1931年）。这两位校长对学校发展有历史性的贡献。
胡适就读澄衷时，澄衷教员虽不很多，除了他提到的七位外，还有白毓昆（字雅雨）（胡适1906年4月13日日记中提到），1902年至1907年任史地教员，在校期间就随蔡元培加入光复会、同盟会，离任后就任北洋政法学堂，是辛亥革命的烈士，被国民政府追认为上将。（白毓昆是李大钊的老师。）还有杨荫杭（字补塘），1905年任国文教员，在校期间就从事推翻清政府活动，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以“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严于执法”闻名于世。（杨荫杭是著名作家杨绛的父亲。）还有杨敏曾（字逊斋），1903年至1905年任教，后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杨敏曾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岳父。）
    

如上帖所述，2014年秋天回母校两次。母校校友会赠我《胡适澄衷日记》和内有胡适资料的《澄衷校史资料》（第一版）各一本。
那时，我与澄衷校友会会长张立茂先生交谈了许多，其中有一些是关于胡适在澄衷以及那本胡适日记的点校有关的，还与校史，学校的今后发展的其他话题。
当时，张立茂先生是《澄衷史料汇编  胡适澄衷日记》的点校者，对于版权问题回答让我放心了。说过是内部刊物，没有版权问题，同意我在博客和宗亲网引用。如有疑问，随时可以与他联系。还说，学校现在所能发现的关于胡适的资料就只有这些，校友会对于胡适的研究也暂告一个段落。因为澄衷学堂是一个一百多年的老学校，是有过许多名人在该校就读和执教。前五十年的许多著名人物已被人们熟知，还有一些是被遗忘了，校友会还在继续挖掘出新的史料。同时在收集整理后五十年的资料和人物，就是我的同时代的校友们。
张立茂先生看了我在胡氏宗亲网发表了一些关于胡适的资料，差一点以为天下胡姓是一家，要把木兰家从观海卫迁到安徽去了。我笑答，我只是有幸与胡适先生同姓、同一个母校而已，我们胡氏宗亲很尊敬和关心胡适先生的。与张先生相约，2015年10月17日我再回母校参加115年校庆。
校庆的头一天接到胡氏宗亲网重要人物的电话，约我们几位在上海的宗亲见面，好像都是顶级忙人，不能推迟日期的。我想，校友会，是大人物们热热闹闹登场的日子，小人物可以溜掉的。我已近古稀，教过我的老师大多已经去世，我的同学们也早已失散。再说，约见校友会会长先生对我而言并没有那么难。于是，每隔五年一次的校庆，我又没有去成，等下一个五年吧。
《澄衷史料汇编    胡适澄衷日记》最后部分《解读胡适在澄衷的日记给我们的启示》一文，我一直没有时间打字，被我搁置了一年了。前两天我才知道，校友会已经把此文发在校友会网页上了，可以让我转发到宗亲网上的。由于比较长，分成以下四段转载与各位宗亲分享。
并对各位宗亲说声对不起，木兰闲事太多，力不从心，耽误了一年。

        2014年9月、10月两次去了母校——澄衷学堂，这是1905年到1906年胡适先生在那里读书时候的校名（现在的名称为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胡适先生在那里写下的日记，十多年前才在北京被发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胡适日记。胡适先生在《四十自述》中，以近两千个文字留下了在澄衷的一年时间的记载。其中，胡适先生详细回忆了他改名的详细经过。为此有人写道，胡适是以嗣糜的大名，糜儿的乳名出生于上海大东门。“胡适”，闻名全球、伴随他大半辈子的这个名字的诞生地是澄衷蒙学堂。

        回到久违的母校，我先后见到了校友会的秘书长（常务理事）和会长（澄衷版《胡适澄衷日记》的点校者），受赠母校校友会的《胡适澄衷日记》和内有胡适资料的《澄衷校史资料》（第一版）各一本。
        这两本宝贵的资料之所以宝贵，不仅在于是内部发行的，印刷量不大，工本费就会高。众所周知，在于里面的宝贵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戴龙基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序言中特别指出：“ 虽然胡适在澄衷中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但这是他接受新式教育和现代思想的开始，严复、梁启超等人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他后来思想、志向的形成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其价值不可低估。”
        我去得太迟了，《胡适澄衷日记》可能是2014年初印刷的，《澄衷校史资料》（第一版）是2010年印刷的。当时校友报就刊登过信息，木兰只会一个时期盯住一件事去做，这些日子披挂战袍在观海卫三官殿街守家门，没有心思去母校领取。如今，校友会的资料柜里是所剩无几了，已经不对校友全面发放了。打开资料柜，我感动了，真的只有没几本了。我拿到这么珍贵的资料，觉得手里沉甸甸的。

        我是澄衷百年校史里最小的小校友，十二年的求学期间，有十一年是在蒙学堂的多个教室的寒窗下度过的。我现在都能回忆起我呆过的大部分教室的位置。校友会会长和秘书长都笑了，蒙学堂那个建筑早已拆了，胡适在他的回忆录里时写过那几个教室，只是无据可查是一楼还是二楼。在蒙学堂里读过十一年书的校友是不多了，从概率上讲，很可能真是先后同窗。会长语重心长对我说，先后同窗者会有不少，记得起来还对校史和胡适先生如此关心的老校友也不多了……

        我拿出打印的胡氏宗亲网这个专帖部分内容送给了校友会，秘书长随即点击桌子上的电脑饶有兴趣地看了宗亲网的页面。我对他们说，我会好好珍惜这些资料，努力“物尽其用”。即使我是世界名校的博士，在母校和老师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我不敢狂言“研究”校史和胡适先生，只是还想跟着老师学习的最小的小校友、有缘与胡适先生同姓，也曾为教师。想要从胡氏的日记和相关资料，了解一个伟人是如何从学生这条路走过来的。

        我与澄衷校友会会长、秘书长交谈了许多，其中有一些是关于胡适在澄衷以及那本胡适日记的点校有关的，还与校史，学校的今后发展的其他话题。
        所幸的是，澄衷校友会会长是《澄衷史料汇编  胡适澄衷日记》的点校者，对于版权问题回答让我放心了。说是内部刊物，没有版权问题，同意我在博客和宗亲网引用。如有疑问，随时可以与他联系。

        其实，第二次10月我回母校的日子，是秘书长刻意为我安排的。我年近古稀，教过我的老师该是更古更稀了。秘书长让我这个退休学生在退休教师返校参加敬老节的纪念活动的那一天返校，我见到初中的历史老师、高中外语老师，还有从无锡赶来的教过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我向老师述说，近年为家族史研究，才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习语文课和历史课，要想回来补课。老师说，老了，不会常来学校了。给了我电话和地址，要我常去老师家里看看他们。那么多年，老师还都是那么疼爱我，把我当成他们的孩子。想当年，我是把老师们当成自家的叔叔阿姨的。分手时，老师再三叮咛说，你要快一点来哦。

        跨出校门，耳边留下“快一点”的叮咛声..可是，几十天过去了，木兰像一个无头苍蝇东飞西舞，忙忙碌碌。挤时间看了那些宝贵的资料，还没时间把以上的谈话内容和学习笔记都变成文字。

        年末，匆匆写下这些。木兰给自己放假三周，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谢谢各位看我文字的有缘人，一月中旬再见。

        祝各位新年快乐！

澄衷学堂记事（3）

资料来源：《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李伶伶  王一心 著（第6—8页）

善待偷书同学

        胡适于1906年4月1日晚上在棋盘街买的一本迈尔所著《通史》，第二天就失踪了，同室的张美品同学的四册《新民丛报》和一本化学书也忽然不见了。当时学校里图书被窃的事屡有发生，胡适在日记里分析是学生所为，并写道：

        1906年4月2日
        以学生之资格而作此等下流之事，可哀可笑。

        胡氏的书是另一个班的同学偷的。那位同学那天曾请了病假睡在胡适他们宿舍内，因而引起舍监的怀疑，于是将他的钥匙骗来，背地打开他的行箧，胡适及张同学的书果然都在里面！而张同学盖在书上的图章竟然都被撕去了，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其用心亦良险矣。”可是胡适转而想到，偷书那位同学才只有11岁，“知识未定，似尚在可原之例。”可见胡适为人的宽厚。
        晚饭时胡氏与那位同学相遇，对方转身就走。胡适见他“面赧赧然”，认为是有羞耻心的表现，于是叫住他道：“你不愿见我，足见你的性灵没有完全泯灭，我很高兴。只是你前天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大错误。我失去的是一本书，而你失去的却是一身之名誉。书可以再买，名誉一坏再洗也洗不干净了，这是无形的损失。我失去的书只值两块钱，而你的举动若被发觉了，严重的要被开除出校，半年学费就损失了。害别人一分，而害自己十倍百倍，你难道乐于这样吗？”说得那位同学心若所动。
        由此看来，此时的胡适虽然年龄不大，处置这种异常事情已很妥当，也很会教育人了。并且他在日记里记述这件事时，还将那位同学的姓名隐去了。
        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写道：“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而从少年胡适开导小同学的那番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爱惜羽毛”的意识了。

澄衷学堂记事（2）

资料来源：《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李伶伶  王一心 著（第4—6页）


与总教的一次冲突

        胡适因白振民而人澄衷，却与白振民不合，甚至有过一场不愉快。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但也由此把自尊心调得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成大矛盾。事情是这样的：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十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同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骍，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骍担其责。”说完就走了。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却又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清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骍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骍一个字，可证也。”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骍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昨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秬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秬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了，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嗣秬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骍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至此也就更加轻视白振民。他在日记中写道：

        1906年5月19日
                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秬又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但经一事，长一智，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斥自己一生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胡适与白振民冲突这件事，给了胡适不少收益——虽然此事并不能完全改变他性格中的耿直成分。事过方两月，那位余成仁同学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1906年7月16日
                今日暑假谒圣后，学生皆出校矣，忽见一牌示谓“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
        来校” 云云。盖昨日事之结果也。成仁往询其“自命太高”之语何所见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则作为我
        恭维汝之语可也”云云。

        胡适日记对这件事语焉不详，十来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记”也结束了。25年后，胡适作自传《四十自述》，中间有段写道：“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位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是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那个被开除的同学，很可能就是余成仁，他是胡适当时“最相契”的六位同学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写到白振民，并无指责之言，倒不乏赞扬之语，比如他写道：“澄衷……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对于白振民记他大过，他也不说白公与不公，而这样写：“我……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只是“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胡适笔下这样宽容，固然可以理解为事过境迁、心平气和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胡适已很懂得论人要持平和客观，而欲做到这一点，先得要如二哥当年教导他的“以圣贤自期”。

澄衷学堂记事（1）

资料来源：《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李伶伶  王一心 著（第1—4页）

        1904年春天，14岁的胡适离开故乡，到上海去念书。他先进了父亲最佩服的朋友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次年又进了宁波富商叶成忠创办的澄衷学堂。胡适一生五十余年的日记生涯，就是从澄衷学堂开始的。

人生导师二哥嗣秬

        胡适共有三位哥哥，是同父异母生的，大哥嗣稼比他大22岁，比他母亲冯顺弟还大两岁，在母亲嫁给父亲铁花先生后三天，大哥就娶亲了。胡适的二哥嗣秬与三哥嗣秠是一对孪生子，比他母亲小4岁，比他大16岁。
        虽然父亲身后的家庭理应他母亲地位最尊，但实际上她在家里得处处看人眼色行事，时时忍气吞声。胡适小时候就常常早晨在床上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虽然随即总有人到房里来赔不是。
        年轻的寡妇因为生活的悲酸，于是深望儿子能读书成名，在那时叫“嗣穈”的胡适读了好几年家塾之后，她想他出门求学，有天趁着他二哥三哥都在家里，便向他们试探道：“穈今年11岁了，他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嗣秬一言不发，嗣秠冷笑道：“哼，念书！”母亲忍气坐了一会，才回到房内独自垂泪。
        由彼此的这种关系状态，以及胡适兄弟间年龄相差过大，加上父亲过世时，胡适才3岁零8个月，而这44个月里他也并未一直在父亲身边。所以在胡适少小的心目中，极可能父亲倒像是慈祥的爷爷，而他的哥哥们则是像威严的叔叔伯伯。
        胡适的父亲死后，家里只剩几千两存款，靠存在同乡店里生息过日子。后来店家倒账分摊，胡家分得一点小店业。
        胡适的大哥是不成器的败家子，三哥身体不好，所以店业生意全靠嗣秬打理，家里的财权也就掌握在嗣秬手里。母亲要送儿子出外读书，自然要靠他供给学费，所以求他。
        虽然嗣秬当时不曾答应母亲，毕竟也未明确不答应。何况父亲的遗嘱中有“穈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之语，故而两三年后，胡适的三哥因肺病严重，要到上海治疗，这回嗣秬同意让胡适同行。
        在胡适眼里，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生意渐好。先是在上海南市开了一个公义油栈，后来又吸引他的同学朋友把储蓄存在他的店里，合伙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他二哥与三哥都在梅溪学堂的前身梅溪书院读过书，胡适入梅溪学堂也与此有关。嗣秬不仅有才干，有文化，也有见识。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期间，常到二哥的店栈里去看他，将学堂里的事情讲给他听，听取他的意见。嗣秬对此也似颇有兴趣。

        1906年4月7日
                回栈省二兄。二兄为余言学生开会之不合理，反复辩论。惟谓学生者，惟自治会可开，然恃会而自治，
        其自治之精神亦微乎其微矣。

        1906年5月13日
                返栈，省二兄，二兄为予言办事之要素，及旁论今昔办事之难易，并纵论宋明儒之得失。

        又一天（1906年4月15日），胡适去见二哥，说他打算翻译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世界史纲》），嗣秬不以为然，说：“你不如把这时间用来散步和运动，聚集精神以备将来。否则照此付出的多，吸取的少，长此以往，脑力会萎缩的。而且你既然能译，说明你已经懂了这本书了，再翻译，还是这本书的内容，不如用这个时间去读其他新科学书来得收益大，何必虚耗宝贵的时光呢？”胡适听从了二哥的劝阻，虽然过后仍不免技痒，时有译书的念头冒出。

        1906年5月8日
                余等近日所读之《国民读本》所论法律之公例甚切，当译之。

        1906年7月25日
                程君士衔读之Carpenter’s Geographical Reader(卡彭特的《地理读本》)一书。乃卡氏周游世界时记行之书，
        甚详尽，且文理亦浅显，因拟与程君合译之。

        纵观胡适一生，译著不多，原因大概在此。
        嗣秬对胡适不仅在学业读书上有所教益，对于修身处事也时时予以指导，实际担起了父亲角色的责任。而少年的胡适正求知若渴，也正有强烈的自省自警自新意识和需求，二哥正好成为他旁人难以替代的人生导师，对胡适的一生都发生影响。

        1906年5月20日
                返栈，二兄为余言好名之病，复以朱子《近思录》授予，命予玩味之。谓当择其切于身心处读之……

        于是，他在其后的日记中便痛责自己的“好名”，说是他一生大病根之一而欲痛改。

        1906年5月28日
            是夜宿栈中，二兄语吾“《新民丛报》六号所载《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一篇，足为尔药石，盍取而研究之？”
        二兄复以《二程粹言》二册授予，令玩味之。

        1906年5月31日
                看《新民丛报》：《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已。

        胡适进澄衷学堂也与二哥有关。
        叶成忠办澄衷的目的本来是要使宁波籍的贫寒子弟受教育，后来学校规模增大，成为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就学的学生也就不限于宁波人了。澄衷的总教叫白振民，是二哥的同学，他看到了胡适在梅溪学堂的作文，就劝胡适进澄衷学堂。胡适当时正因偷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不愿被学校选送到上海道衙门去参加毕业考试，于是就离开梅溪而人澄衷了。而如果二哥的思想不新，不愿胡适为此丢弃即将到手的梅溪学堂的文凭，胡适是不会也不敢擅自行动的。
        澄衷学堂共有12个班级，前六班相当于中学，后六班相当于小学。班级称为“斋”，课堂分为东西两排，最高的一班在东边，即叫“东一斋”，第二班在西边，称“西二斋”，依次类推。胡适刚入校时被编在第五班（东三斋），下半年升人第三班（东二斋），次年上半年升人第二班（西一斋），并做了班长（每斋有四个班长，胡适相当于副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