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藻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号坚磨生，乾隆六年(1741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为首辅鄂尔泰门生。鄂尔泰与大学士张廷玉有隙，各立朋党，互相倾轧，为乾隆帝所恶。乾隆帝又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谓其悖逆诋讪怨望之处甚多。次月结案，把胡中藻处斩；胡中藻已死，其牌位也被撤出贤良祠。
胡中藻之文字狱（一）
本文摘自：邹范平《君臣道》
http://www.keda100.com/readbook/bookhtml/book-1839-91625.shtml[更新日期：2008-6-28 12:02:35] [阅读数：2] [参与本书评论]
胡中藻之文字狱
康熙年间的文字狱，康熙帝蓄意制造者很少，雍正年间文网深密，文字狱大
有“莫须有”之势，至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则非“莫须有”不成文字狱。请看
乾隆帝制造的胡中藻一案。胡中藻是乾隆元年进士，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
藻自号“坚磨生”，是鄂尔泰一党，与张廷玉为敌。他与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私交
甚好。乾隆帝为了打击鄂尔泰一党，拿胡中藻开刀，硬是从他的诗集《坚磨生诗
钞》中找出许多罪证。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派人连夜赶往江西新建将胡中藻逮
捕，又由军机处发出密谕，命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以及与人唱和的
三十六首诗密封专差驰送进京。同时，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寓所，查封他与胡中
藻往来的书信、应酬诗文等，迅速解京。乾隆帝说：“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
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乾隆帝的上谕所举罪款，都是无中生有，如：
“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天匪开清
泰”；“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
。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虽然北
风好，难用可如何”；“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兢”；“老佛
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人间岂是无中气”；“白雪高难和，单辞赞
莫加”；“三才生后生”；“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
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亦天子亦莱衣”；“不为游观纵盗骊”；“一川水已
快南巡”；“周王濞彼因时迈”；“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那
伙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并花已觉单无蒂”；“其夫我父属，妻皆
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得免我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
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为”；“钱官我曾惭
”；“天方省事应闲我”；“直道恐难行”；“世事于今怕捉风”；“琐沙偷射
蜮，饶舌狠张箕”；“下眼训平夷”……
在乾隆帝看来，这些诗句“无非怨恨之语”，或“巧用双关耳”。哪些字眼
是“巧用双关”？大约就是“清”、“北”、“夷”、“蛮”等是影射满洲。而
“明”、“南”则象征明朝。对于一些意义不明、难于索解的诗句，乾隆帝心里
特别不舒服。乾隆帝自己的诗都是索然无味，像白开水一样，胡中藻“文辞险怪
”他就不能容忍。其实，胡中藻诗中并不乏颂圣之作，乾隆帝都视而不见。胡中
藻的诗，是不是“反诗”，有客观标准吗？没有。
中国古人之所以把修身视为学问的基本内容，就是因为这是认识论的根本问
题，是认识的前提。人不修身，所认识的世界就是扭曲的，没有客观性可言。这
其实是人类的永恒困难。至今哲学界也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往往以为存在着不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客观事实与你有什么
关系？一旦与你有关系了，就要问你的心是否光明。像明镜一样，自己是光明的
，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如果自己漆黑一团，就不能认识客观事实。人心黑暗
，好制度也只能助纣为虐。中国古人所以强调修身养性，就是要使认识的主体光
明。乾隆帝满脑子都是法家里的阴暗思维，这决定了他一定要把臣民的自由思想
视为洪水猛兽。他又在胡中藻所出试题中挑毛病：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
，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
，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须
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
以上所数出的种种罪证，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并不足以服
人。乾隆帝自称：
“胡中藻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
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尚有
人心者乎？”
“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
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欲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
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
‘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
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
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 “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
“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 “暂歇南风兢”。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
反复，意何所指？
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
，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
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
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
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
》，于咏雪何涉？
《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
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
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
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
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
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濞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
事，谓朕不之觉耳。
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
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
，何乃谓如佛镫（燈）之难觏耶？
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
，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
何尝令有干与（预）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
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
，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
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
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
！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
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濯京堂，督
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
理乎？
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
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
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恨之语。
《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
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
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
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
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公爻皆取象于龙
，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
，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
杀（？）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
不可悉数。
以上这些罪证，根本就是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其实，胡中藻诗中不乏颂圣
之作，乾隆帝视而不见，乾隆帝自称：
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
不知检点者，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
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
，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
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
胡中藻之文字狱（二）
[更新日期：2008-6-28 12:02:36] [阅读数：3] [参与本书评论]
乾隆帝自知是在搞文字狱，却要瞒天过海，说是“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
。又命将为之作序并出赀刊刻的内廷侍从张泰开革职，拿交刑部。后又从宽处理
，免予治罪，仍在上书房行走。至于鄂昌，乾隆帝说： “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
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
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使天下后世，共知炯鉴。”鄂昌拿解进京、定
罪，赐自尽。对于鄂昌的诗文，乾隆帝说：
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悖谬之甚者，且至
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
，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
……
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宫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
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蚀兵丁钱粮
，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
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赞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
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
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
谕曰：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
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
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
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
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
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意在诞妄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
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
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
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
连“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诗，也成为胡中藻的罪状，乾隆帝说：“伊在鄂
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攀援门户，恬不知耻。”鄂尔泰虽然已死，仍降旨严斥鄂
尔泰“结党”之罪，云：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且与其侄鄂昌叙门宜，则鄂尔
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其诗中谗舌青蝇，供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即
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
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使鄂尔泰尚在，必将重治其罪
，为大臣植党者戒！著撤出贤良祠。”（《清史列传》卷一四，鄂尔泰）可见，
乾隆帝兴文字狱也兼有打压相权的意思。
乾隆帝本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但却很少儒家思想，而专以法家的高
压手段处理满汉矛盾、君臣矛盾和君民矛盾。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史汤先甲上疏，反对以“造作妖言，收藏野史
”定为“逆案”，而只“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乾隆帝
大为不满，严词批驳，将汤先甲奏折掷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南人刘
翱发议论说： “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没有？”“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巡抚议将其处斩立决。这些文字狱，也有乾隆
帝与鄂尔泰的矛盾在内，是新皇帝借此打击旧宰相的手段。
有无名氏批评乾隆帝的文字狱说：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
习》折云： “古代史官采集民歌，以观民风，借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
恶，即是《尚书》的《虞书》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到了周朝末年，
郑国子产执政，（为了听取国人的意见）犹不禁乡校之议。只有对惟是行僻而坚
，言伪而辩的少正卯，虽属闻人，孔圣人亦必诛之，是厌恶其妖言惑众也。过去
因造作语言，明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康熙）、世宗
（雍正）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是不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
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
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康熙帝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其做法可为万世法。连年
以来，小人不识康雍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
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究鞫问，致使波累师生，株连亲故，
破家亡命，甚可悯也。愚臣以为“井田封建”之论，不过迂儒之谈，不可认为非
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
亦或在野之人一时失检，并非就是心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假使以此类文字，
都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实在不是国家义以
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
圣明，廓然大度，再现古代采风之盛。臣窃谓朝廷之章奏，尚且捐弃忌讳，则在
野之笔札，焉用吹毛求疵。请赦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开
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报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
本人之罪，依照律法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差不多可以免除文字之累，告讦
之风可息矣”云云。
由此可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叠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
，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意翻开何人文集，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连坐是诛夷九
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之人，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
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怪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
。龚定庵（自珍）尝云： “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铲锄天下之廉耻，既殄灭
既狝杀既诛夷，不过借祖宗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晚乎？”呜呼！
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侵久矣。而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
且以其供词判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
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似这样的人大概很稀少罢。
曹一士上奏折请求放宽文网，是乾隆朝初期针对雍正朝的情况而言，然而到
了乾隆朝中期情况之恶劣却大大超过了雍正朝。文字狱之兴，无非莫须有之罪名
，乾隆帝显然是病态心理，而许多官员更以制造文字狱为能事。所以就出现了“
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的局面。无名氏的这句话意义非常
深远，所谓“最无用之学术”无疑是指乾嘉考据之学，“无用”是相对于中国传
统学术义理之学而言的。中国学人受乾嘉考据之学的毒甚深，于今尤烈，完全可
以媲美于受水和空气污染之毒。考据之学如今非常之现代化，工具理性至极。台
湾学者徐复观有一篇文章《两篇难懂的文章》批评两位学者视考据之学术为本、
义理之学为末的观点，很值得一读。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对中国社会的遗害实在是
太深太远了。
时人王撰有一首诗，控诉清廷文字狱。读来颇为沉痛：
闻雁有感
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
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