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传世价值的文字学巨著
——胡吉宣先生的〈玉篇校释〉
李伟国
资料来源：《慈溪史志》2016年第三期
【编者按】《玉篇校释》的初稿在“文革”前曾经送到中华书局，由于材料的限制，作者又在上海，中华书局总局就此事向上海编辑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发函作了通报。不久以后，“文革”开始，中华书局为了保护作者的利益，将稿件还给了作者胡吉宣先生。“文革”中，此稿幸免于难。李伟国老师（原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曾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此篇文章记录了《玉篇校释》这部文字学巨著艰难的“诞生”过程。
胡吉宣像
1982 年，也就是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第二年，李俊民社长转来了胡吉宣先生希望出版其《玉篇校释》等著作的一封信件，经初步研究，社领导和三编室主任派我和吴旭民同志两人去胡家看稿并了解情况。
于是我们来到淡水路82弄4号一间极为普通的民居，胡先生时年88岁，面容清癯，见到我们两个年轻人，竟如老友重逢，捧出三十大册以蝇头小楷密密写成的巨著《玉篇校释》，侃侃而谈。
回社以后，我们向社室领导汇报了情况，认为胡先生的著作是值得出版的，总编辑戚铭渠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不久以后，我和吴旭民带着出版社的公函再次来到胡家，当我们告诉胡先生古籍出版社决定接受《玉篇校释》等著作的出版的时候，胡先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眼睛里发出了光彩，胡师母说：“终于天亮了！”
我们将稿件带回了社里，老编审陆枫先生得悉此事以后，认为此稿的出版应当慎重。原来《玉篇校释》的初稿在“文革”前曾经送到中华书局，有关专家认为此稿的宗旨之一为“恢复《玉篇》原貌”，而由于材料的限制，这一点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又校释内容较为繁琐，须作修订才能出版。因为此稿比较重要，作者又在上海，中华书局总局就此事向上海编辑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发函作了通报。不久以后，“文革”开始，中华书局为了保护作者的利益，将稿件还给了胡先生（不是退稿）。“文革”中，此稿幸免于难。
陆枫先生告诉我们，胡吉宣先生在“文革”以前曾为我社主校《经籍籑诂》（当时准备排印出版，已经试排若干页，因需大量造字而作罢），其水平明显高出同校各位一筹。我们告诉陆枫先生，“文革”后期，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胡先生已对全稿作了修订，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胡吉宣先生早年的同学、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看了书稿以后，写信称其为“国之瑰宝”。陆先生终于和我们达成了共识，并与我们一起去征求古文字专家戴家祥教授的意见，戴先生认为此书有传世价值，可以出版。至此，《玉篇校释》的出版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胡吉宣先生生于1895年4月，浙江慈溪人，1918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因病辍学），后定志专攻语言文字之学。1934—1935年曾任明诚国学夜校教师，1952—1961年在上海图书馆任职。1934年出版《字原》，后又出版《字监》，马衡、郭沫若、顾颉刚等曾为其书题签作序，继即专治《玉篇》，《玉篇校释》为其毕生精力的结晶。
南朝梁顾野王（519—581）《玉篇》，是我国古代继《说文解字》之后又一部重要字典，也是用楷书建字头以辨析音形义的最早一部字书。与《说文》相比较，《玉篇》收字多出6000 余个，主要是汉魏齐梁出现的流行俗字，反映了汉字发展的潮流。其音切、释文都极有价值，特别是在释文中旁征博引，不仅超迈前人，在它以后直至《康熙字典》之前，也很少有能与之相比拟的。《玉篇》引用的大量经史传注和小学书籍，均为萧梁时代的旧本，对于今日校辑古籍，也很有用。《玉篇》兼有字典、词典二者之长，已具备了近世字典的雏形。《玉篇》原书卷帙繁重，唐代孙强增字减注，宋代陈彭年、丘雍、吴锐等人又加重修，成为后世通行的《大广益会玉篇》，原本及孙强增字本遂渐亡佚。
《玉篇》是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字书，日本学人甚至把中日字书统称为“玉篇”，还曾编有《和玉篇》《小玉篇》等。日本早期的一些字书如《篆隶万象名义》等，内容大多承袭原本《玉篇》。本世纪初，杨守敬等人在日本寺院、学府，发现唐写本《玉篇》残卷，这应该是由留学唐朝的日本僧人带回去的。黎庶昌、杨守敬把发现的残卷刻入《古佚丛书》，罗振玉用珂罗版印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以卷子的形式连同背面后人写经等全部用珂罗版予以复制。
以《玉篇》原本残卷相较唐宋人修订的广益本，可以看到很大的不同。广益本删去了原本的全部异部重文，对原本次第也作了不小的变动，而原本的释文，竟大部分被删去，一条释文，就现存原卷看，多的达到四五百字，而广益本同条仅存10 字。
历代为《说文》作注的书已难以计数，而对于《玉篇》，学人虽然亦十分重视，在胡吉宣先生之前，却没有详备的校注本出版。胡吉宣先生写出这部400余万字的巨著，固已为顾氏功臣，更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玉篇校释》书影
《玉篇校释》正文第一页（作者手稿）
胡先生没有为《玉篇校释》撰写序例，我当年在为我们出版社起草的本书《出版说明》中大略概括了三点：
第一，《玉篇》原本文字的辑集。《玉篇》全书共30 卷，在日本发现的原本为7卷（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其中出现的字头约当全书的1/8。《校释》以广益本三十卷为基础，加入全部原本残卷内容，标以“原本”字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黎庶昌、杨守敬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印入《古佚丛书》的《玉篇》卷子，所据大多不是原件，而是日本各藏家辗转摹写的，不免出现诸多差讹，杨氏有鉴于此，遂对这些摹本作了不少填改，结果又破坏了原本面貌并增加了一些错误。所以《校释》所用的原本《玉篇》，是最能反映其原貌的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复制本。除了使用原本残卷以外，胡先生又从中土文献慧琳《一切经音义》等及日本古文献《篆隶万象名义》《倭名类聚钞》《新撰字镜》《香药钞》《香字钞》等书中爬梳抉剔，辑出这些书所引用的大量原本《玉篇》文字，将这些片断材料一一归入原字头下的《校释》中。
第二，字头顺序的排列。由于广益本更动了原本字头排列顺序，已同原本残卷字序不尽相合，《校释》以原本卷子为依据或线索，无原本可据的，依照顾氏原旨，大体按《说文》字序排列。凡从引有《玉篇》原本文字的文献中辑得或从今存《玉篇》前后文判断原本应有的，而唐写残卷和广益本均未见的字头或重文及其释文，列于各部之末为“补逸”，而凡校释者从各种材料中求得线索，认为原本《玉篇》或应有某字头或重文，而唐写残卷和广益本均无的，列于“补逸”之后曰“拟补”。
第三，校释。凡无原本释文，只剩下广益本寥寥数字的训义的，依据唐写卷子原本《玉篇》体例，对照广益本删节情形，补其所删剩训义之所出，所补材料多由慧琳《一切经音义》求得线索，盖慧琳自谓“训义皆本《玉篇》”也。凡有唐写本或他书所引原文的，必就原本、逸文、广益本及其中所涉文献之通行本等参互校勘，指出原本或广益本的错误，时亦指出《古佚丛书》本的错误。原书于异部重文及典籍通假之字，大抵为之分别说明，《校释》广其旨意，凡声音相近、古今异文、三家三传异同等，尽可能为之疏通证明。又凡各字命名意义、形声关联、创造原始及其流变，由隶楷小篆上推籀、古、金、甲、玺、匋，以订《说文》之误。间亦引用大量经史子集传注及小学书籍，为之考证。
由此而论，此书内容丰富，体例严密，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均很高。
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尽管对于书稿的学术价值已经没有异议，但由于全书篇幅巨大，专业性极强，投入很大而发行面较窄，社里是有过犹豫的。1985 年底，新任总编钱伯城先生和社长魏同贤先生重提此事，向有关方面申请专项无息贷款出版《玉篇校释》，未见批复。1987 年，经钱伯城、陈伯坚（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等先生多方联系，得到香港邵逸夫先生二十余万港元的资助，此书的印制方始落实。全书将原稿稍加缩小影印，16 开精装六大册，书末附上了由我和徐琴源女士共同编制的字头（包括重文）索引，以便检索。
遵照邵先生的嘱咐，在书中没有印上向邵先生感谢的话语。2014 年，邵先生在为祖国电影电视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并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捐资100亿港币以后，以107岁的高龄仙逝，在此致以深深的敬意。非常遗憾的是，在此书于1989年出版的时候，胡吉宣先生已在五年前仙逝，没有能够看到这部书。
原载2016年5月28日《古籍新书报》
